1977年9月27日《北京日報》報道：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自殺！
劉傳新受張春橋等人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發電廠的青年工人，想從他身上整葉劍英的黑材料。這名“青年工人”就是沈誌華，他的母親與葉劍英的秘書關係密切。
學界有些學者，你是可以給他打上標簽的，譬如高華，因一本書成名，可以說是“一本書的高華”，而如果要給沈誌華下個準確的定義，這個，有點難。
難在何處？難在此人太過複雜。從經曆來說，蹲過兩次牢，後當商人，沒有學曆卻成為現今著名學人——“唧唧複唧唧”得都有些過了；本來，從1993年他正式做學問開始，一直遊離於體製之外，到2005年卻突然宣布進入體製之內——“老大嫁作商人婦”。我知道用“琵琶女”來類比這個七尺須眉不合適，但我還真找不到什麽更合適的說法來表達。
從學術研究領域來說，沈誌華的麵拉得很廣，從蘇聯現當代的曆史，到中國現當代的曆史，大都很通；現在又熱衷於搞邊疆地理曆史。他出版的書也是多種多樣，你也不好用他的研究領域給他下個適合的定義。
可是，再難，也要給他貼上一個標簽，哪怕生猛一點呢！於是，思維“生猛”之時，陡然想到了一個詞：“遊擊隊員”。豁然開朗。
“遊擊隊員”一詞，是別的朋友加在我身上的。前不久我應邀到一所著名高校作學術講座，在該校工作的一位朋友宴請我。酒酣耳熱之際，朋友告誡說：“你好好做你的編輯多好，幹嗎非要往學術堆裏混。再混，你也是遊擊隊員，我們才是正規軍。”我恍然大悟：原來學界還有這樣的劃分。
到2005年進入所謂的“正規軍”體製之前，誌華做了13年學問，一直是三無——“無學曆、無職稱、無工作單位”，相對於“正規軍”的學界來說，用“遊擊隊員”來稱呼他比我更具有典型性。以誌華的研究領域尤其是中蘇關係史看，他這個“遊擊隊員”的學術成果，不但使“正規軍”不太好意思繼續雲山霧罩下去，而且大量被他“收編”與他一道進行研究。
這與曆史上“正規軍”與“遊擊隊”較量的結果相吻合——1949年中共立國，恰恰是“遊擊隊”打敗“正規軍”的結果。由此說來，給沈誌華貼上“遊擊隊員”這個標簽，豈止不生猛，簡直十分貼切。
“革命家史”
1993年5月，我與誌華初次相識，在當時和現在的絕大多數北京人都隻能望而卻步的“大三元酒家”。那時，我還在一所高校不潛心地研究著吐魯番出土文書，也算是在“正規軍”的古史圈內混日子。而誌華呢，已經不再倒騰黃金，開始在出版業倒騰。
那一年3月，誌華主持的“華夏文化研究所”組織學者推出了20卷本的《白話資治通鑒》，這大概是將古代名著予以普及的開始。盡管以當時的生活水平看，這套書價格不菲，但銷路很好，頗有洛陽紙貴的勢頭。受誌華啟發，或者說像現在出版界的跟風，我和社科院曆史所的朋友想把《通鑒紀事本末》照此辦理，繼續“白話”下去。因此，得以到“大三元酒家”“共商國是”——蹭誌華的飯拜他這個“碼頭”。
誌華身材魁梧，豪氣幹雲，酒風尤其浩蕩。這副“大佬”的派頭，若再黑一點，倒像“這廝”李逵。不過，當他高談闊論時，浩蕩之風退隱，倒透著儒雅，那種讀書人的儒雅。他說，他無意再接著“白話”下去，而是想做學問了，要做中蘇關係史的研究。
他說，1991年蘇聯解體，我們便以蘇聯為鏡子，開始了“反和平演變”。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反和平演變”鼓噪減弱，檢討蘇聯不再有那麽多的禁忌了。其實，中國的曆史大致是蘇聯曆史的影子；而目前，蘇聯檔案開始解禁了，若能利用這些檔案來研究中蘇關係，這肯定是未來史學研究的一個增長點。
我對中蘇關係史不懂，但對誌華的氣魄倒至今留有印象：說到豪情處，他大有李逵“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氣概。後來才知道，那時他已經冒出到蘇聯去搜集檔案的念頭了。
那次聚會後，我和誌華一直保持著聯係。也就是那一年，他開始籌建“東方曆史研究中心”這個學術機構，將自己經商和“白話”得來的錢用於學術研究。
按照規定，任何民間機構都必須有上級主管單位。沈誌華的研究所先是掛靠在文化部下屬單位下麵，後來掛靠在中國史學會下麵。“掛靠”意味著要給“掛靠”單位交納管理費，每年幾萬或者十幾萬，這對掛靠單位來說，是一筆不菲的收入。正因為如此，當他要改換門庭時，可能是原掛靠單位不願意放手，也可能是原來的合作者不屑於他的價值取向，還引起了一場關於“國有資產”是否流失的一場爭論。
我拿著報道這場爭論的《北京青年報》給誌華，他倒不在意：我的這個機構已經成立，我還設立了“東方曆史研究出版基金”，專門用來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組織學術專題研究以及召開學術會議。他躊躇滿誌地說，老院長胡繩還專門給我題了字，從此可以在學術界大顯身手了。
我不明白他為什麽這樣看重這個機構：你回到體製內不一樣可以做你的學術研究嗎？不一樣可以去俄羅斯查閱檔案嗎？誌華這才說：我大致回不去體製內了。他斟著小酒，酌著詞匯，向我痛說了一回“革命家史”。
關於這段“革命家史”，在後來對誌華的報道中，不免有些演義。我看寫得最貼切的是李大同兄，我就直接引用一下：
作為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員，他甚至沒有受過多少正統的高等教育。至今，他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他就讀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生時的一次學術會議，宣讀過論文後，與會的著名學者陳翰笙說：我打賭你沒上過大學。沈誌華不好意思地承認了。陳先生頗為讚賞地說：好，你就照這條路子走，將來肯定有出息。
他並非沒有努力過。但曆史的車輪總是陰差陽錯。1966年，他是北京市四中惟一一名體檢合格的空軍學員，結果因為文革爆發，他沒有當成飛行員。1968年他應征入伍，成為一名海軍航空兵地勤機械員。在眾多的農村兵當中，這個來自北京名校的士兵很快便出類拔箤，19歲成為代理機械師。
坐在北京大興李家場村的住處裏，沈誌華的目光穿過北京盛暑迷霧般的陽光，“我還記得，師長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沈啊，就這樣好好幹下去，你們是中國航空兵的未來啊！”他回憶說。然而，1971年，由於被人誣告他當紅衛兵時打死過人，雖然始終查無實據，軍隊依然讓他複原了。
“航空兵的未來”成為了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名鍋爐工，沈誌華一直處於苦悶之中。他後來回憶說，是父親的一番話救了他。“他說，孩子，現在這個社會不正常。你還是要讀書，人生最大的遺憾不是懷才不遇，而是當社會給你提供了條件和機會的時候，你卻沒有本事來為國家服務。”沈誌華一向對數理化情有獨鍾，於是開始自已複習初中課程，堅持每天學習四個小時，甚至自學了高中數學課程。終於，他等到了機會。
1973年全國招考工農兵大學生，他報考清華大學熱力學係：“航空兵的未來”作不成，還可以成為“中國熱力學的未來”。在華北電力網的所有考生中，沈誌華四科成績均是第一。但曆史就是如此吊詭，“白卷先生”張鐵生恰在那次考試中出了名，並導致錄取規則大變，成績優異的沈誌華沒能上大學，取代他的是廠裏一名四科一共隻考15分的起重工。一氣之下沈誌華燒掉了所有數理化教科書，他開始思考社會問題了。
閱讀已成為他的習慣。他開始研讀政治經濟學、哲學、曆史、地理等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在大量閱讀西方的史學著作和著名領導人的傳記後，沈誌華產生了疑問：“怎麽和我原來知道的不一樣呢？”他奇怪，“原來都說是他們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可我看他們也是人家的愛國英雄啊！”
這種反差和隨之而來的探索使沈誌華開始對曆史產生了興趣。1979年，沈誌華考入了中國社科院，攻讀世界現代史碩士研究生。在導師的建議下，他將精力集中於蘇聯史，並由此決定了自己後來的學術方向。
他卻沒能夠如願畢業。就是畢業論文答辯前十幾天，因為又一起政治冤案，他被投入監獄。出獄後，他下海經商，在北京街頭賣過水果，在天津大邱莊辦過農場，去深圳搞進出口貿易，又在廣州幫人開過工廠，還在海南做過黃金生意。十年之後，“小沈”成了“老沈”時，他終於下定決心：賺錢永遠沒有盡頭，該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了。於是，中國少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商人，多了一個頗為另類的史學家。
大同沒有寫到是，誌華還有一次入獄。那是在1976年。
對於走過“文革”的人來說，記憶中都有這樣深深的烙印：毛澤東逝世前後是“謠言四起”的年份。大的是偽造“毛主席指示”還是“中央文件”、“中央首長講話”，小的是傳播有關政局的“小道消息”，尤其在周總理去世後更加滿天飛。
當時社會上紛紛傳言，說張春橋爭著要當總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後決定不讓張當總理。關注時局的誌華也興致勃勃地議論，並加以點評，傳播消息。這年3月初，在廣州出差的他就被召回北京，以“傳播分裂黨中央的重大政治謠言”為由，收進監獄。
不過，讓他想不通的是，這個傳言很多人說過，為什麽單單抓他呢？而且還被關了小號，說明案情重大。謎底直到1977年9月27日才由《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揭開。報道說：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自殺！劉傳新秉承張春橋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發電廠的青年工人，想從他身上整葉帥的黑材料。
誌華就是這名“青年工人”。後來，在劉傳新的私人檔案櫃裏發現了“沈誌華卷宗”，是張春橋親自批的，“逮捕沈誌華”。而且還被內定為當時全國16個重點案件之一。張春橋他們當時的推測是這樣：因為沈誌華的母親跟葉劍英的秘書很熟，所以他們想順著這條線整葉帥，就拿沈誌華當突破口。1977年底，誌華獲得了平反，但卻錯過了這一年的高考。
這一次入獄，是誌華的政治資本；而1982年那次入獄，則成為他無法進入體製的“政治汙點”。“最痛苦的就是剛從監獄裏出來的時候。你找工作沒人要你，樓道裏的人見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為什麽很多人一旦進了監獄，這一輩子就淪落了。因為你出來以後，完全是一個社會最下層的人。沒人關注你，沒人信任你，也不給你工作。”回憶這段曆史，誌華痛苦地說。
而那時，正是我們的社會高喊“挽救失足青年”的時候，但對於誌華這樣的根本不屬於失足的人都依然拒之門外。他自成機構，透著一份無奈，當然也是一份執著。
誌華是說幹就幹。從1994年起，他以這個機構的名義，組織了《東方曆史學術文庫》，在社會上公開征集高水平的史學專著，每年進行一次評選活動，並聘請周一良、戴逸、齊世榮、金衝及等學術前輩及專家進行無記名投票評審，入選者由“基金”給以資助，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後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1995年沈誌華（中）與齊世榮（左）、王忍之（右）在蒙特利爾國際史學大會。
1995年，第一批“文庫”8本麵世，誌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禮堂舉行了規模很大的首發儀式。記得有好幾位學界和政界的領導都參加了。會後，他招待我們吃飯，說出了他宏大的設想：自出資金，到俄羅斯複製前蘇聯檔案！
我為誌華所感動，就想想寫寫他，在我工作的《炎黃春秋》雜誌發表。為此，我還專門正兒八經地采訪過他一次。但後來因種種原因，采訪的錄音帶一直放在箱子裏。這次寫他，也算是還多年前的債了。
檔案要查，更要用
1995年“文庫”首發式後，誌華就把去俄羅斯複製檔案就提上議事日程。可對於一個“遊擊隊員”來說，別說去俄羅斯，就是在國內乘坐飛機還要單位開介紹信；更何況到俄羅斯去那些繁瑣的手續。
誌華沒有主意，但他有號召力。他邀請了幾個中蘇關係史方麵的專家，就去俄羅斯收集檔案的事項進行論證。專家一致讚成他的主張，但對於諸如他目前“三無”的現狀也難以改變。因此，大家認為，以他個人之力去做這樣一件大事，困難實在難以估量。
誌華首先解決的是一個“單位身份”。他去找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王忍之。王很支持他。兩人商定，以社科院出名義，由誌華出錢，成立俄國檔案收集整理課題組。誌華所有的對外活動，就有了“單位身份”。
1996年5月，沈誌華率課題組一行4人來到了莫斯科。
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後，他們發現，盡管蘇聯變成了俄羅斯，但既往的官僚行政體製並沒有多大改變，他們遭遇了如同國內一樣的低下工作效率。誌華後來回憶說：“檔案館的人員一天也就是兩三個小時上班，9點上班，11點才開門。1時就要午休；下午2時才上班，4時就要關門。按照這樣的速度，要完成查檔的使命，半年、一年的時間都不夠。”時間成了問題，而時間的問題最後還會再變成金錢的問題。
而且，俄羅斯好像要靠這些東西賺錢，檔案複印費價格高得出奇。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一頁一個美金；而在蘇共中央檔案館，一頁則需2.8美金。而同樣的複印，俄羅斯學者則便宜許多。
如何解決時間和節省金錢。“我靈機一動想個招，咱們雇俄國學者幹。他們國內學者收費便宜。我們買了幾本檔案指南，複印了大量的目錄，挑出我們需要的。然後走訪各研究所，找人，找願意幹的。那時候帶了好多二鍋頭和茅台。酒過三巡，俄國人興奮起來，喝完酒，非常活躍，大家談得非常誠心。每人我先發300美金，大家很高興。”
付出了複印費和每人數百美元的勞務費，但卻省去了許多時間和意想不到的麻煩。每每談起自己“抖機靈”的功效，誌華都眉飛色舞。
這次莫斯科查檔，收獲巨大，但也留下了不少遺憾。俄羅斯檔案的全麵開放始於蘇聯解體前後，由於檔案開放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糾紛，誌華查檔的時候，俄羅斯的檔案開放政策已經開始收縮，他希望搞到的一些檔案沒有搞到。
對於這些遺憾，誌華沒有灰心。聽說美國的不少檔案館和學術機構，在俄羅斯檔案全麵開放的時候已經搶了先機，複製了不少檔案。1997、1998年，誌華又和社科院學者兩次赴美，收集美國早期獲得的蘇聯檔案，兩次下來，一共帶回十幾箱。幾年下來，1.5萬餘件俄國檔案的收集、整理和翻譯，耗資140餘萬元人民幣，全是誌華一人負擔。誌華和夫人李丹慧還曾自費沿中蘇、中蒙邊界各省區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級檔案館和重要市縣檔案館，搜集研究所需的資料。
從俄羅斯回來後，誌華在大興自己家中組織一個翻譯班子，進行翻譯。偶爾同他見麵的時候，這些檔案就成為他津津樂道的話題，還邀請我到他家裏看一些翻譯出來的檔案；甚至有一次還提出，希望我能夠幫他做做檔案翻譯的管理工作。我因那時《百年潮》初創伊始，抽不出時間給他幫忙。
不過，當時任《百年潮》副主編的楊奎鬆兄，則利用一些翻譯出來的檔案，寫出《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和《張學良的“不歸路”》等係列文章，在《百年潮》連載，反響極大，甚至驚動了上層，使初創的雜誌很快影響極大。可以說，有誌華的大功勞。
當時，我對誌華特別讚賞。在曆史圈裏混的人都知道，掌握新材料，就意味著掌握了發言權，也意味著你有了一個研究的地盤。一般說來，很少有人將自己的材料提供他人進行研究。而誌華竟然這樣地無私。他說：“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檔案就是要讓人利用，這樣學術研究才能更好的發展。”
為此，翻譯出來的檔案材料，誌華分門別類地匯成專題，自費印刷成大16開本，每本編號，送給進行這方麵的學者進行研究。我不做這方麵的研究，隻是喜歡而已，他每次都送我一本。
《蘇聯曆史檔案選編》
經過數年的奮鬥，由誌華總主編的《蘇聯曆史檔案選編》（34卷）麵世。盡管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購買這套書有所限製，但還是不脛而走——不僅是學者需要，那些經曆過中蘇關係的老幹部也同樣想看。誌華豪爽，有求必應。為了滿足一些朋友的需要，他無法送紙版本，就送電子本。這有點“監守自盜”。不過，對誌華來說，還是那個觀念：檔案材料是學術共器。隻要有人研究，就應當讓他們看到。“如果所有人都在一個起跑線上，而你做的研究又高於別人，那才叫真本事。”他說，“也隻有這樣，中國的學術才能發展。”
2009年，誌華在北京“三味書屋”做學術講座。我去見他。他又興趣盎然地談起東歐的檔案：“你知道嗎？現在俄羅斯檔案館關了，但是東歐檔案又開放了，匈牙利和波蘭的檔案還大量譯成英文，讓外國學者利用呢！我現在的心願就是培養我的學生，去東歐搜集檔案。”
看著他那一頭華發，不禁又想起27年前見他時的情形，心裏暗歎道：“那廝”還是“這廝”。
承續“二重證據法”
2010年12月16日，我應邀參加華東師大“1950——1960年代中國當代社會史史料研討會”，這是誌華和楊奎鬆兄操辦的。會議結束後，誌華作為東道主，和一幹學者及我把酒推盞，借著酒興我說：“我是看著誌華兄一步步在學界茁壯成長的。”
誌華歲數比我大得多，我敢這樣調侃，一，他本身就是個幽默之人，不以為杵；二，也是事實——前邊說過，當他開始做學問的1993年，我就認識他了。
1995年，《世界曆史》第3期發表了誌華的《美國是怎樣卷入朝鮮戰爭的？》。那時，即使像我這樣曆史專業出身的人，一提起朝鮮戰爭，腦子裏仍然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概念。可是，誌華這篇文章所論述的美國卷入朝鮮戰爭的種種則將這種概念打破了。我讀了非常震撼！征得他同意，我將文章略作改動，換了一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的背後》這樣一個非學術性的標題，在《炎黃春秋》發表了。
此後，我一直關注誌華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領域內，我至今也是十足的外行。不過，十幾年來我有一個感覺，就是他的名字在學術期刊出現的概率越來越高，他專著也越來越多；而讓我這樣的外行也越來越眼花繚亂。
既然是外行，我也就無法評論誌華的著作，更無法把他的研究成果放在專業領域來看。但是，關於他的研究方法，則不揣冒昧，略說幾句。
在誌華的著述中，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承續的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演講時說：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唯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簡單地說，“二重證據法”是指“紙上之材料”（古代文獻）與“地下之材料”（考古發現）互相印證，以還原曆史真相。
對於誌華而言，“二重證據法”則指中文文獻材料和蘇聯檔案材料（除此之外，他偶或還加上口述材料）。在他的研究成果中，“二重證據法”痕跡非常明顯。
1996年，誌華在《國外中共黨史研究》發表了題為《毛澤東派兵入朝作戰的決心——關於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的爭論》的論文，後來又以英文發表於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學術雜誌《冷戰國際關係史項目公報》。這篇論文對毛澤東有關出兵朝鮮的電報進行了考證，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是“二重證據法”最為典型的運用。
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就中國向朝鮮派出誌願軍的問題給斯大林發了電報。這個電報被收錄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在這個電報裏，毛澤東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議，同意立即派出中國誌願軍援助朝鮮。俄羅斯檔案開放後，1995年12月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登了一篇報道說，中國公布的這個電報是假的，中國根本就不準備出兵朝鮮。證據是俄羅斯公布的檔案中有一份毛澤東在10月2日發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中說，中國暫時不準備出兵朝鮮，毛澤東還為此提出了眾多理由。
同樣的事情，中蘇兩種文獻材料記載不同。在國際史學界引起爭論不可避免。誌華運用“二重證據法”認真的調查和分析後指出：這兩封電報都是真實的，隻是中國檔案館中保存的是毛澤東本人起草但一直未發出的電報，而俄國保存的則是蘇聯大使羅申與毛澤東會談後向莫斯科發回的轉述毛澤東談話內容的電報。經過這種對比和鑒別，才反映出中國出兵朝鮮這一重大事件曲折複雜的曆史過程，以及當時中蘇兩國之間的微妙關係。
此論一出，國際學術界的爭論頓時平息。
在誌華所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你看到的是中俄兩國最新公布的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是翔實、客觀的史實陳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論——這場戰爭的爆發，是由於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阻隔了大國之間的對話和溝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點，在處理國際事務和相互關係時根據直觀的錯誤判斷采取了錯誤的決策和行動。
在論及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時，誌華通過對中蘇兩國文獻的相互比證指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入朝不到3個月、取得第三次戰役勝利後，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提案開始停戰談判，那麽“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但是，因為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錯過了這個機會，而導致中國從人員傷亡到政治、外交、經濟等各方麵，都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多餘代價。
“二重證據法”在誌華的學術論著中，常常成為顛覆既往說法的有利工具。
比如，人們通常認為，中蘇關係破裂始於蘇共二十大，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並以“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為導火索等等。但誌華通過比照中蘇兩國的檔案，發現其實蘇共二十大後中蘇關係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相反，毛澤東此後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許多觀點與蘇共二十大報告幾乎一致，而“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也並不存在侵害中國主權的問題，因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主張是蘇聯鑒於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標是針對中蘇的共同敵人美國的，其根據恰恰是中蘇軍事同盟的存在。
從現象上看，雙方的分歧主要在於對軍事同盟運作方式的理解：赫魯曉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動，而毛澤東此時需要的隻是單向援助。無論如何，會談的結果是妥協而不是分裂——蘇聯做出讓步，基本上按照中國的條件達成了協議。而中蘇關係破裂的原因極其複雜，從中蘇兩國的內政外交政策的分歧、到領導人的性格、及至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中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弊病等，都注定了中蘇關係破裂、甚至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結局。
誌華對“二重證據法”的廣泛運用，開拓了中蘇關係史研究的新局麵；反過來，隨著他研究的深入，也會促使人們進一步思考“二重證據法”重要價值和運用方法。
需要說到的是，促使誌華把“二重證據法”發揮到極致，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那就是他“遊擊隊員”的身份。
作為“遊擊隊員”，誌華遊離於體製之外，因而也少了許多體製上的束縛。現時的“正規軍”學術體製的弊病，想必在這個圈內外的人都有感受，不消多說。誌華作為“三無人員”所做的研究，不需要上級主管部門層層審批，不必遵守每年發幾篇論文的考核標準，這倒使他少了諸多的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的束縛。
誌華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書生”。西方有個名詞——獨立學者（independent scholar），說的大概就是這種人。做一個書生，就是憑學術規範做事，憑學術良心說話。因此，他眼裏隻有“二重證據法”所比照出來的曆史事實。
2005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沈誌華以“三無人員”受聘擔當主任之職，並成為該校終身教授。“遊擊隊員”被“正規軍”“招安”，一時成為學術圈內的一條新聞。
“其實，哪裏是被正規軍招安？要說招安，這麽多年來，你招安了多少體製內的學者？”與誌華談起這個問題，我說。誌華解釋接受這個職務的初衷：“體製外的學術研究固然自由，依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能力，我也還可以寫出不少東西來，但我總覺得這還不夠。我已經60多歲了，還能幹幾年？為私，我希望能培養出自己的學生；為公，我積累了這麽多年的資料，希望能為更多的人所使用，這都要依賴體製內的教育來完成。”他又開玩笑說，“當然，我賺的錢也快花完了。”
說白了，他還是想占領“正規軍”的地盤，並且希望能在這塊地盤上有更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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