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 | 在曆史軌道上的改革開放

既然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具有係統意義，它的意識形態內涵往往也就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來作為政治鼓動力量，極具魅惑作用。而落實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卻往往與價值本身相去甚遠，所謂“普世價值政治”，實際上卻是社會發展失落和人道災難的代名詞。正是這種缺陷使得政治鼓動者有機可乘，奪權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後麵對經濟發展失落和災難就推卸責任，說這是現實的錯，不是意識形態的錯。

在12月30日於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18”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盧荻教授發表了題為《在曆史軌道上的改革開放》的演講，以下為速記稿整理的演講內容。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40年，對這個曆程的分析、評價各式各樣，大都蘊含著對未來走向的判斷或要求。因此，這其中就不乏各種純是執著於立場信仰的評論，在學術上則表現為純是以理論建構的理想化模式來對照、評價現實，這種做法在知識上和實踐上都很有導向偏頗的風險。本文試圖另辟蹊徑，透過曆史視角考察改革開放，以其實際曆程中的“典型化事實”為基礎，建構與之相一致的解說。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置於國際比較視野，以凸顯中國表現的特殊性；進而再將這些特殊性聯係到在此期間世界範圍的製度變革及其發展後果，即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由此對中國改革開放作出一些雖是初步但有現實基礎的判斷、評價。

一、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的國際比較

任何對改革開放曆程的評價，都必須以它實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為基礎，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就經濟增長表現看，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最全麵的量度指標，中國在1978-2017年期間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9.51%，相對於1952-1978年期間的6.15%明顯增長加速（盡管這其中有相當程度的不可比性）。以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計，在這兩段期間分別錄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後者的兩倍有多。

誠然，GDP增長隻是反映了經濟總量的擴張，至多是社會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的提升，而非社會發展本身。改革開放的批評或質疑者一般指出，在此期間其實存在著多種背離社會發展的情況，諸如收入分化、環境破壞、勞動條件惡化，以至政治和社會壓力持續等等。姑勿論這些情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屬實，其影響始終會被整體性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進去。

種種社會發展指標中最具整體性的應該是人均預期壽命，從1978年的65.86歲提高至2016年的76.25歲，近四十年間提高了10歲，相比於1966-1978年間的提高14歲好像不怎麽突出。不過，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有其規律，在既有醫療技術的限製下，當超過了特定的年齡段就會出現提高速度放緩的現象。一個較為合理的量度方法是將中國的表現放在世界範圍作比較，在196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比全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低1歲，至1978年已經比後者高6歲，至2016年則比後者高5歲，雖則中國直至世紀之交才從低收入經濟體邁進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

總括而言，改革開放年代的社會發展表現，就縱向曆史比較是值得表揚的，就橫向世界範圍比較也相當出色。中國在1966-1978年期間的發展表現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會體製（尤其是人民公社體製提供的普及化農村醫療係統），在改革開放年代的表現則應該是有賴於物質條件的提升：在1978-2017年期間，全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70%（加上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則是2.57%），而中國的增長率是它的三倍有多。

二、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中國特例

一旦承認改革開放年代的經濟增長表現優異，是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那麽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個表現的成因或動力是什麽？“改革開放就是答案”——這是最常見的說法。這個說法有多種闡釋，其中最常見和最有影響的是從“華盛頓共識”引申出來的，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簡明直截地說成是來自經濟市場化、融入世界市場，以及私有部門的擴展等等，總之是訴諸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策信條。

然而這種解釋很有將市場“物化”，也即神學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曆史的理論模式來觀照、要求曆史，麵對現實時總是左支右絀。首先就顯得放之四海而皆不準。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卻並沒有得到所承諾的發展業績；正如上述，在1978-2017年期間，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57%，如果從中撇除人口占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國，餘下的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國本身，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公有製（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部門占絕對主導，之後公有製部門確實大為萎縮，但至今仍是控製著戰略性產業，而整體經濟的發展道路是以快速資本深化而非勞動密集為主導，都是根本偏離了市場原則。

因此，必須有遠比華盛頓共識全麵和細致的認識框架，方能解釋中國的經濟表現，從而恰當評價改革開放的建樹和不足。而無論是哪個框架，首先必須有一個認識：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始終是資本積累，經濟體製的作用在於有效地動員社會資源並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上。在1980-2016年期間，中國經濟的投資率（即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平均達到40%的水平，比之前十年提高了6個百分點；而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則從之前十年的平均27%下降至1980-2016年的24%，同期發達國家則從27%下降至23%。顯然，正是投資率的差異，促成了中國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加速，以及遠超世界範圍後進發展的表現。

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都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持續至今。新自由主義的特性是經濟金融化，也即金融投機活動愈趨占據主導，排擠生產性投資，導致了世界範圍的投資率在全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的局麵。其後果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呈現為去工業化趨勢，隻是前者作為金融化的發源地和集中地，去工業化趨勢遠為迅猛，包括大量製造業的快速向外轉移。

在此期間，中國幾乎是全球唯一的快速推進工業化的經濟體。至2016年，中國穩據全球第一工業國的位置，工業增加值、製造業增加值分別佔全球的22%和26%，其中製造業增加值超過了美國、日本兩國的總和。而製造業的特征，一方麵是本身具有規模和範圍效益的潛質，另一方麵是能夠推動整體經濟的技術進步。由此，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包括大量非生產性活動的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卻在改革開放年代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性經濟體，而同期的快速經濟增長正是與此相聯係。

全球範圍的產業布局調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應該是機遇相同，但為什麽隻有中國得以如此快速推進工業化？顯然，在全球化之外，還有中國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強調的高投資率是其一，改革開放之前年代已建立起來的工業基礎是其二，中國經濟本身的需求規模的擴張是其三，這三者都有賴於內部的製度和結構條件的支撐。解析並闡明這些支撐條件的形成和運作，也就成為評價改革開放的關鍵。

三、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信條與係統邏輯

“新自由主義”一詞，作為對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性質的概括，發端於拉丁美洲；在英語世界大約是自新世紀以來開始流行，至2007-2008年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爆發並演化成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這個詞匯就成了公共空間的慣常用語。

在學術文獻以至公共輿論中，新自由主義一詞可以從四個層麵上理解：一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以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二是經濟政策，構成了聲名顯赫的華盛頓共識；三是壟斷資本的階級鬥爭戰略，代表者是美國裏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等右翼建製的作為；四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係統運作邏輯，表現為普遍的資本投機化和勞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經濟政策。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華盛頓建製”及其遍布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條：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市場和外貿自由化、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推行的公共資產資源的私有化，以及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對外金融）的自由化。

這些信條的核心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其經濟學基礎如是，就連IMF的官方文件也是以此自居和自豪，將這個立場表述得最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的IMF刊物《世界經濟展望》。華盛頓建製以市場原教旨主義自詡，這並非純是認識或信仰使然，更根本之處在於現實利益的勾連。事實上，大約是自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開始，有一個說法就深受建製批評者認同，即所謂“華爾街-美國財政部-IMF”這個綜合體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這個說法意味著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存在著深層的邏輯一致性。“華盛頓共識”的三代政策信條，歸根究底，是要使得所有的資產資源都變成可作金融交易，以便利資本流動追求最高水平的利潤回報，這就是要係統推動經濟金融化。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係統性運作邏輯，而金融霸權則佔據了當代資本主義體係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資本日益轉向投機活動，勢必擠壓生產性的長期投資。這種擠壓效應同時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壓抑消費增長。結果就是，當代資本主義具有走向係統性需求不足的內在傾向，從而引發經濟危機。與此同時，投機活動聚焦於分配利潤，而不是創造利潤，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是首先在金融領域以金融不穩定、甚至金融崩潰的方式爆發。簡而言之，金融化的邏輯導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續。然而詭異的是，在現實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金融化確實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解釋這一悖論的是“掠奪性積累”，也即通過覆蓋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來壓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抵消生產性投資不足對資本積累的負麵作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積累的主要基礎，是將原來不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生產性資源納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奪，以及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吸納進來。後一種積累途徑，表現為世界市場上勞動力供給的擴張速度快於勞動力需求的擴張速度，構成了所謂“逐底競爭”（即發展中國家競相削減勞動者權益以維持產業競爭力）的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個別發展中經濟體或許能從這種勞動力吸納過程中獲益，前提是它們必須能夠留存部分（哪怕是比例遠低於被發達國家抽走的）經濟剩餘，並且能夠有效地將這些剩餘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上，使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以至於抵消經濟剩餘外流的損失。然而，在生產性投資擠壓效應盛行和“逐底競爭”的背景下，這種獲益的經濟體隻能是特例，不可能是常態——而中國恰恰就是一個特例。

四、結論和展望

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係統性運作邏輯，或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具有這種性質，對於理解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變革的演化很有必要。這其中有三點尤其值得深究：

第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承認全球化前二十年世界發展失落，尤其是蘇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蕭條”遠離政策設定的承諾。這種承認過失的態度在隨後因應實際經濟情況的起伏而時有浮現，至2016年旗艦刊物《金融與發展》中的〈新自由主義是否推銷過度了？〉這篇總結性文章可說是達到高峰。然而，這種承認不僅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為了掩護更根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新信條。在新世紀至今，與華盛頓建製相關聯的政策和經濟研究主題，諸如金融發展的法律製度基礎、市場與憲政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殖民地製度遺產的正麵意義等等，重申原有的承諾和對尋求市場原教旨主義替代模式的否定，終究也是為了服務上述資本積累的係統性運作邏輯。

第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旦（放棄革命而）決定改革開放對接以至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就無法不麵對資本主義係統性運作邏輯的新自由主義的強製性，這就不是簡單的政策信條能否、是否選擇的問題。因此，縱使是獨立自主的中國，在直至今日的整個改革開放進程，其政治經濟變革路徑始終為世界範圍的強製性與尋求自主發展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競爭所主導。僅就經濟層麵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導的是富士康模式（勞動密集和低工資模式）與黃金年代模式（資本深化和高工資模式）的競爭，在2008年之後主導的是“金融投機化”與“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競爭。

第三，上文對新自由主義的闡釋，僅是聚焦於它的現實向度，即政策信條及其推行，並沒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識形態向度。既然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具有係統意義，它的意識形態內涵往往也就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來作為政治鼓動力量，極具魅惑作用。而落實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卻往往與價值本身相去甚遠，所謂“普世價值政治”，實際上卻是社會發展失落和人道災難的代名詞。正是這種缺陷使得政治鼓動者有機可乘，奪權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後麵對經濟發展失落和災難就推卸責任，說這是現實的錯，不是意識形態的錯。

上文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概括，核心論題是認為中國經濟迄今始終是以生產性活動為主流導向，集中表現在生產性投資的持續快速增長上，而這種增長又是以特定的經濟製度和結構條件為基礎。與此相對，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征是個人化理性選擇，要使得所有的資源和資產都變成可作金融交易，其邏輯後果是經濟金融化，其經濟製度和結構基礎是生產性投資萎縮和收入分化。顯然，兩相比較，中國經濟變革的演化路徑遠比新自由主義更能切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附注：

[1]本文統計數據來源，除特地注明外，中國本身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期，國際比較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2018年10月28日登錄獲取）。

[2]本文主要由以下兩篇已經公開發表的短文組成：《改革開放在曆史的軌道上》（本文已在公眾號“保馬”推送，原文鏈接：【改革開放四十年】盧荻|曆史軌道上的“改革開放”）和《我們生活在新自由主義年代》（本文的修訂增補版已在公眾號“保馬”推送，原文鏈接：盧荻|我們生活在新自由主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