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冒名保存傅雷骨灰的那個女孩，其實早有話說
在紀念傅雷先生去世50周年的日子裏（9月3日），大家談到了一個人，當年冒“幹女兒”的身份將傅雷夫婦骨灰從萬國殯儀館領回的奇女子江小燕，但多語焉不詳，說她曾拒絕了葉永烈等人的采訪、傅聰傅敏見麵的請求等，願過平靜的日子。其實，在1998年第5期《書屋》雜誌，就發表了江小燕的一封長信，詳細講述了當年的經過。信中，我們見到了一個高潔的靈魂。
下麵為原文，及發表時收信人餘開偉先生的按語。
餘開偉按語：
江南奇女今猶在
金梅先生所著《傅雷傳》及拙文《傅雷傳編輯劄記》均談到當冒著極大風險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時挺身而出上書為其鳴冤乃至招來大禍的一位年輕奇女的義舉，對其表示了由衷欽敬。但這位奇女幾十年來卻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長期隱姓埋名，其義舉詳情鮮為人知，其真名實姓亦不曾向社會披露，這實為一件憾事。一九九七年底，傅雷先生的二公子傅敏先生來信告訴我，他與胞兄傅聰先生相聚回國後，赴上海尋訪這位恩人，弄清楚這位江南奇女就是供職於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的江小燕女士，信中談到了他與江小燕會見的情況，囑我與她聯係。
一個人內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換不到的
餘開偉先生：
您好！謝謝您寄給我《傅雷傳》，遲複為歉！
我已退休，除偶爾去上一些課外，一般不到學校。前些時候那些學生已回國，近期無課。這些天來，因患病去校醫室，才從門衛處得知有郵件。
您在文章中對我可是過譽了，不敢當。當初有這舉動時，沒料到曆史會發展到今天的光景，更不敢設想，我的所為能被人們嘉許。
因為這件事已被多次報道，故在某些方麵有些出入。願以其實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並冀再版勘正。
第一， 我當時雖已二十九歲，但並非“青年女士”，僅是一名高中畢業後的無業青年，身份依然為學生，這一點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於後，至於十九歲高中畢業——二十九歲這期間為何不能升大學，又不能工作，看最後補述。
當時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點後（對我的“審訊”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個主要人先給我定了一個基調：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歲，於是說：“你已經走上社會，可以對你一切行為負責了。”但那人沒料到我會如此回答：“我還沒有走上社會，還沒有工作，高中畢業後一直在家……所以我還是個學生。”他沒有立即回話，但我卻從這一問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會”是一個對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腦子裏極力為自己定下一個基調：我是一個頭腦簡單、心地單純善良、不懂政治、熱愛藝術（我出生於一個不知名的畫家家庭，自小從父習書畫，學過一些鋼琴……），近於書呆子那樣的女學生，女青年。並不是說，我在演戲，裝樣，絕非！當時的我，確也是這種情況。當然，我並未向他們透露，十九歲那年，我已在“右派”問題上，有過一番動作了，這樣，對我極不利，他們將視我為……
在這裏，不妨舉一個“審訊”中的小例，說明我是如何使他們相信一個二十九歲的我的單純。他們問我，“傅雷是現行反革命，你知道嗎？”我說：”我看好像不太像，雖然我從沒見過傅雷。不過我小時候一直看《新少年報》，其他書什麽的，書上說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陽鏡，鴨舌帽，在井水裏下毒，往大機器裏放炸藥，搞破壞，那，傅雷做過這種事嗎？”他們居然一時語塞，回答不出什麽。
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我深感自己還是幸運的，因為遇上了工廠裏工人師傅。我看出，“審訊”我的人中，很難找出一個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連初中都沒念過，這是我的直覺。因此，許多問題往往是他們一問，我一答，但他們又無法現找出更深一層的東西來反駁我。
我也曾反問他們：“替人家收骨灰，落葬，這總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兩字，正因我深知中國的工人曆來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從這方麵來打動他們的心，盡量離“政治”遠一點。我還舉出自己的父親曾在鄰居中，為五個募捐買棺，成殮，為無能力的鄰居一手包辦全部喪事（通過教會幫助，我父是個基督徒）。我向他們舉出這些我親眼所見的事實，無非說明一點：“我出生這樣一個家庭裏，受到家庭的影響。故為別人收取骨灰，這種舉動是不足為怪的，談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這番話，在這些工人的心裏引起了某種反響。這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眼中的神態上感覺到。
由於我一係列的答詞以及我還沒有工作，未走上社會這原因，使他們在給我“定性質”這一關鍵問題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並未“入獄”。
後來，得知，雖由工人、民兵等先“審訊”我，但後麵是警備司令部。據說這件事當初是被當作大案來抓的。故，第一關的“審訊”至關重要，我是否“入獄”，完全看第一關“審訊”後，對我的結論。由上所述，他們對我的印象，決定了我不至於被押到更“高級”的地方去。
當時關我的地點是正泰橡膠廠民兵營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隻一小間空著，專門關那些被抓的要辦的人物如走資派、四類分子等等，我就在這小間裏。在當時曆史實況下，大一些的單位，都設有這種“民辦的監獄”，故從某個角度而言，我也總算“入了一次獄”。再者，從事情的實質而言，確可認為被關押，被“審訊”過。之所以我提出這第二點，是要區別於現在意義上的監獄。
如果當時來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樂院的師生，把我關在音樂院某一間房內“審訊”；或者由其他文化單位來抓我，那末，餘先生，極可能這個人今天也許已不存在了。因為這種單位的人會從思想竭意識上一層層剝我的根。無論我怎麽表現自己的單純，是一個年輕的書呆子等等，都無法逃過他們尖銳的政治上的攻擊。我一張口，萬萬敵不過一群有文化、不頭腦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親身經曆說一句話：工人階級的的確確是純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這件事上，日後受到的是一種心理上精神上的壓辦，而非具體環境上遭遇上的壓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歲那件事帶來的（看後述）。
可不要認為，始終是那樣和風細雨的，不！真正的“審訊”場麵，那種令我感到屈辱的場麵不是沒有，怎麽說我當時的身份是個“犯人”啊！且是一個要案的“犯人”！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一問一答的進行，聲調才漸趨於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當然無此必要再述當時審訊的全過程。總之，由於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態度、溫和的細語（這原是我的本相，麵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審訊將近尾聲之時，終於逐漸看到了他們較為緩和的臉色以及平和的語調。但就在我認為緩和時，那個主要的人的臉色刹那間變得極其凶狠，雙眼露出一種極冷峻、極銳利的表情，一動不動直視著我，一句話也沒有！我被這突然的惡變怔住了，心中擔心情況也許不可能緩解。腦子當然不停地思索，為什麽？突然我想起了，蘇聯的肅反主任捷爾任斯基，他在審訊犯人時，往往會對犯人說：“看著我！看著我的眼睛！”如果真做過對不住國家，對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經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當時的工人階級，掌握一切，也常常審訊各種人：走資派……因此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捷爾任斯基那種心理上的威鎮法。一聯想到這點，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沒有錯，那麽，他們這是最後一道對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須這樣做：以我的雙目直視他的雙目，而且必須在我的心中不這樣的自白：“你看我像個犯罪的人嗎？”就這樣四目相對。當時我真覺得時間給凍住了，不走了，怎麽這麽漫長啊！
餘先生，我的分析一點都不錯，他們用的的確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惡煞的臉一樣，又忽然收起了這種凶狠的目光，還原到他原來工人的並不凶狠的眼神上。並且，我居然還從那主要審訊者後來的眼光裏，看出了一句話：“這個年輕姑娘人真是老實，心地真好，就是腦子簡單了點，還會鑽牛角尖……沒有什麽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幹什麽事……”那主要的人後來竟向我這麽說：“你這個人啊！真是又簡單又複雜，你很義氣……比我們講禮貌。”至此，我知道，審訊將結束，我有可能回家了。雖然曾向他們要求過，不要把這件事告訴我所在裏弄和派出所（這樣，我也完了）；但回家後，以後隻要一聽到汽車喇叭聲（我家樓窗下，是條大弄堂，可容各種汽車經過），我的心便狂跳，因為抓我時，就是坐著汽車離家的。或者，戶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會整夜睡不著，擔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幾年過去後，心理上的壓力實在太大，時不時不跳突然加快。最後，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廠去，找當時主要審訊我的人，告訴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終日，這樣下去，我怕自己精神會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後怕勁，便說：”我答應過你，不向你裏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顯出了工人階級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複有捷爾任斯基的那種目光……但隨著當時曆史的變遷，工宣隊又掌權，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運動內容不同，我又擔心，管我這件事的人會不會下台，那家廠會不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間接影響到我以後的命運……總之，從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報上為傅雷平反，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度過的。要說傅雷事件對我的影響，就是這個吧。
有一點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當時的舉動中屬第二位。我最初的動機就是要寫封信給國務院周恩來，反映下邊老百姓的遭遇，因當時有幾個我有往來的人都走上這自裁的絕路，傅雷是不認識的，是其中之一。為了寫這封信，勢必要了解情況的過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無人領取的事，遂動了一個念頭：無人領，我冒名冒身份替他們親戚去領下來，然後交由他們親戚保管。故處理此事後，立即寫了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麵（我很幼稚，很單純，是吧！），誰知，正是這封求告信，才引來了這麽個追查大案。不然，僅僅暗地裏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會有人知道。但現在人們傳說的不是我為他人申訴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來，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在此我應當向您提及一點：雖然我當時盡了一切努力為自己開脫以免受到更大的傷害，但真正能幫助、救我脫離這災難的，是我從小就信靠的神——耶穌基督。被抓的當夜，我當然意識到這是我生死大關，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製明日對我的審訊，使之遠離政治目的，隻傾向於我是個年輕的書呆子，藝術愛好者，頭腦簡單……求神給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證明我這個人。甚至在禱告中，腦海裏出現一個又一個場麵，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就像是按著劇本在逐步的排練著明日的審訊，當然，都是按著我私下的設計，我個的意願。感謝神，到了明日，審訊的主要方麵竟然的的確確就如我晚間設想的一樣！！！而我內心的平安鎮靜，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賜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對我的關押，最好不超過一整天（24小時），因為時間長了，將引起鄰居的懷疑，事情一旦落到裏弄幹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時左右，我由他們再“護送”回家，並答應不向我所在裏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懇求神都垂聽了。隻有神洞察一個人的內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壞事。我們的《聖經》上有一句話：“……神宣召我們，本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這麽一次機會同您在文字上往來，我願真誠地希望您也信靠這一位又真又活、獨一無二、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不妨細細查考《聖經》，現在有許多事實，許多報道都證明《聖經》所記載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尋求這位神，真心不易地認定，他是您個人靈魂的救主，必定會被您尋到，因為《聖經》上有言“……凡尋找的就被他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幾年前，葉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頭上同他談起過骨灰之事的過程，但遠遠不如此信上的詳細，我也沒有在文字上同人談此事。向一位從未見過麵的朋友，說得這麽多，委實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點，對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責任不在您，因為有些內容畢竟不是從我這裏得到的。我隻有一個想法：使一切保持原來的真正情況。所以，寫了這麽多。
我記得，也未曾對傅家的人寫過什麽，這根本沒必要。我既然能在他們惡運覆頂之際為之申訴，當然也能對他們今天的家聲日隆視若無睹，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
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麽，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好了，現在補述我十九歲那年的事，因為這同前述第三點有關。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歲，將於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畢業。但在五月份發生了一件影響我終身（生）的大事。彼時正值反右後期，學校為了定俄語女教師柴慧敏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書麵文字材料“幫助她，拯救她”，因為我學習成績好，那女教師比較喜歡我，常同我談心，學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學生的檢舉來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畢竟已十九歲，當然明白被劃成右派分子決不是好事。於是一心一意想“救”這教師。故而，非但沒有交上學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為柴慧敏說話，為她辯護。於是，惡運立即臨到我頭上。我被罰站在同學麵前，由同學一個一個地來批判我。這麽一個批判會開過後，馬上上綱上線，我被定為這樣一個人：因為尚未中學畢業，故隻算未走上社會，還是學生，特別寬大，算我為右傾分子。在我高中畢業的畢業鑒定會上有如下判定：“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還加上一個政治品德“差”等。餘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單位肯收我這麽一個在政治運動中表現為“差”等的學生？所以，我無法參加工作。又有哪個大學肯錄取我為學生？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學裏，我準是右派無疑，因為大學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會”了。
也就是說，我離開七月份高中畢業還有兩個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斷了，沒有一個地方的門為我開著！如此，我隻能在家，窘迫困頓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親去世，家中無人工作，生活無著，裏弄才安排我到生產組，當時社會的底層，那年我已三十四歲！就是說，我三十四歲，才真正走上社會，有了工作（離二十九歲那件事，整五個年頭）。十九歲——三十四歲，沒有前途沒有工作，不能升學，無所事事（在家跟父親練習書畫），就是二十九歲那年管了一次閑事，一個自己吃飯問題都無法解決的一介草民，卻想為他人的冤屈一振細臂而呐喊！
我當然不會後悔為女教師辯護，因為我自小便是個小基督徒，《聖經》上告訴：“不可作假見證。”我怎麽能在文字上誣告她！這是犯罪！然而並不因為我的辯護，學校就放過她了。她依然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樓自盡！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並未參與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說，為了她，受累受影響直到今天！我雖未被他們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實際遭遇上的影響。
多少年來，我的努力，我的掙紮，真是一言難盡。這以後，我拿到過中文專業的大專文憑，後又專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應拿到的本科文憑（中文係屬上海教育學院係統的）。又直接從小集體所有製的生產組跨入全民製的學府——上海電視大學總部編輯室，任報紙副刊編輯。後又調入現在的單位：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級職稱。
為何說，十九歲那件事影響到今天？因為三十四歲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環環相因，什麽都比人家晚，工齡比人家少，影響退休工資。就以職稱而言，這次我已作了多種準備向副高職稱衝刺！我們美術學院申報高級職稱的慣序是，外語考試合格後，拿出自己成績在本院展覽廳開“申職展覽會”。
外語合格了，展覽會開過了，美院中評委全體通過了，但後來文件精神規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報高級職稱！我於一九九四年申報，也將於一九九四年退休！為何不早報？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剛評上中級職稱，按規定五年後才能報高職，故隻能一九九四年提出。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評上中職？——如此一環一環推上去，還不是十九歲那件事？
雖然寫了這些經過，我仍然說，並未後悔，因為一個人內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換不到的。再者，如果沒有十九歲那年為右派老師辯護，二十九歲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沒有膽量了吧！十九歲之事，似乎是先鍛煉了一下。故，一個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複雜的決非簡單的。
在寫這回信時，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延了幾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這信，抱歉！
如此的長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煩惱，占用了您不少時間，實在過意不去！
謝謝您寄給我名片，可我從未印過名片，抱歉了！
新春在即，在此向您賀個早年並祝
文祺
江小燕
1998年1月23日晚11點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