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看電視劇，描寫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城市生活，為此又翻出了這篇舊文，回味那段難以忘懷的經曆）
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人一定記得“筒子樓”這個名稱，那是被許多電視，電影，小說等文學作品描繪為灰暗，擁擠，雜亂不堪，充滿了矛盾與衝突的一類城市建築物，它不僅是那個時代許多市民遮風擋雨的棲身之地，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尷尬與無奈。
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一家大型國營工廠工作。與眾多國營企業一樣，這家工廠除了要完成國家每年下達的生產計劃以外，還負擔著本廠三千多名在職職工，兩千多名退休職工及他們子女的生活，住宿，幼兒園，醫療保健等一切事物，儼然象一座小城市。
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百廢待興，企業職工宿舍嚴重不足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廠裏的老職工家庭基本上都是三代同堂了，依然擠住在六七十年代建的狹小住房裏。青年職工多達上千，正步入談婚論嫁的年齡。就在人人談“房”色變時候，我來到了這家工廠，而且，也麵臨著結婚。房子呢？不用說，半間也沒有。
總不能在大街結婚吧？當時爸爸媽媽有兩室一廳住房，爸媽一間，我跟兩位弟弟住另一間。為了先讓我結婚，隻好委屈兩位弟弟。大弟住外廳，小弟住在樓下雜屋間，騰出一間13平米的房子成了螞蟻和蟻太的洞房。
（右數第二間曾是螞蟻當年的洞房，如今早已換了主人）
婚結了，卻拖累了全家。兩個弟弟都已長大，也正在談對象。可對他倆來說，連領女朋友來家坐坐的條件都沒有了。房子，房子，那時候好象全家人整天談論的都是這個話題。
轉眼我進工廠兩年了，漸漸成為廠裏的一名技術骨幹，還擔負起廠裏技術改造的規劃工作。也許是我的勤奮，我的住房問題納入了廠領導的視線。終於有一天，廠裏分給我一間剛剛騰出來的單身宿舍。
單身宿舍樓就在工廠斜對麵，是一座六十年代建的三層磚結構樓房，樓上樓下共有七十幾個房間。說是單身宿舍樓，其實早就是已婚職工樓了，每間房子都是一個小家庭。我分得了這樣一間房子，還讓廠裏許多人羨慕不已！
（80年代的筒子樓基本都是這樣的外觀）
房子位於二樓走廊南側，窗戶朝陽，正對著工廠，上班和送孩子上幼兒園都很方便。房間大約17平米，除了安一張雙人床外，還可以放一個床頭櫃，一張書桌，一個碗櫃和一個爐子。小飯桌隻能吃飯時擺開，飯後必須收起來，否則就擋住了門口。當時孩子剛剛一歲，跟我們睡一張床。室內家當雖少，基本生活也夠了。
樓房的走廊寬不到兩米，兩側擺滿了各家各戶的煤和木柴等雜物，中間隻剩一條窄窄的走道。走廊裏燈光昏暗，走路時都必須小心翼翼，否則會被兩側的雜物絆倒。全樓取水隻能到一樓走廊西端，那裏有一個共用水龍頭，那個角落沒有光亮，汙水橫流，每次去取水都要穿上靴子。全家用水就一隻水桶，取來放在房間裏，一天差不多要用兩桶。洗衣服很麻煩，因為取來多少水就要倒出去多少水，還要及時擦地板，否則濺出來的水會漏到樓下去，樓下就要享受“天女散花”了。涼衣服呢？我也學著其他住戶的樣子，在窗外專門安裝了一個架子。從外麵看這座樓，各家的窗外都掛滿了花花綠綠的衣物，很有生活氣息。
（還記得這樣的公用洗刷間嗎？我住過的筒子樓連這樣的條件也沒有）
樓房的樓梯是公用的，廁所和垃圾箱就在樓梯邊上。可悲的是廁所經常堵塞，溢出的汙水就順著樓梯往下淌。我的房間斜對著廁所，那味道是任何語言都不能形容的。我女兒從小嗅覺靈敏，每次接送她去幼兒園，經過廁所門口時她都要用兩個小手指頭使勁地堵著自己的鼻子。
冬天好過一些；房間向陽，點上爐子房間裏很暖和。關上房門，走廊上的味道也進不來。夏天就受罪了；太陽一曬，房間裏烤箱似的。因為不能開門通風。不僅是味道問題，一開門房間裏一攬無餘，即使開窗也要等到太陽落下之後。為了解暑，我貪便宜買了一個吊扇，自己安裝到天花板上。由於缺乏經驗，安裝的不太牢固，那天正旋轉著的風扇突然掉了下來。可巧女兒離的遠，沒有砸著。但是風扇的葉片卻將蟻太的後背碰了一個口子，衣服也劃破了。事後大家都說萬幸，批評我的粗心大意。
（其樂融融，鄰裏整天上演鍋碗瓢盆交響樂）
筒子樓裏居住條件盡管艱苦，住戶之間相處的卻很融洽。尤其是那些小孩子們，經常串東家走西家，誰家有好吃的好玩的就去誰家，叫都叫不回。如果一家有了困難，大家也都來幫忙。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蟻太半夜裏突然生病，多虧了鄰居幫著照看孩子，並連夜用自行車將她送到醫院診治。筒子樓裏同甘共苦的人們，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工廠也在想盡一切方法解決職工的住房問題，相繼建成了幾座宿舍樓。為了公平地分配住房，廠裏還專門成立了“分房委員會”，由工會，勞資，後勤等部門的參加。 根據職工的工齡，廠齡，職務，學曆，工作表現等條件，對住房申請者進行評分，並將結果張榜公布，以求其透明性。我當時盡管年青，卻已是廠裏的技術骨幹和中層幹部。為了體現和落實國家的知識分子政策，我也榜上有名。居住了一年之後我終於告別了“筒子樓”，搬進了 “工程師樓”，居住條件從此得到了極大改善。
正當我準備搬家時，卻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事；
廠裏的一位已婚職工因為媳婦是農村戶口，不夠廠裏分房條件，臨時借住在工廠的倉庫裏。可媳婦已經十月懷胎，總不能讓孩子生在倉庫裏吧。得知我要搬新房的消息後悄悄找我商量。想趁我搬家的時候，搶占我住過的那間房子。“搶房子” 這種事在廠裏發生過幾回，我很同情那些因為棲身之地而不惜犯錯受罰的職工，但此事發生到自己身上，還是有點緊張。
搬家那天，我放棄原則協助那位職工上演了一幕“暗渡陳倉”，搬完東西後門上就掛上了他的鎖，然後，到廠長那裏“深刻地”檢討。廠領導其實很清楚這裏麵的貓膩，也理解那位職工的無奈，沒有更多地批評我，也沒有難為那位職工，他就成了那間房子的合法主人。
我的新房位於“工程師”樓的三樓，兩室一廳，前後晾台，總麵積70多平米。關於樓層，當時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一樓暗，二樓吵，五樓，六樓累斷腳，不三不四層最好。” 我年紀輕輕卻分得了三樓，足見當時工廠對技術人員的器重。房子寬敞明亮朝陽，廚廁俱全，實在讓廠裏的老職工羨慕！後來我又將前後晾台密封加裝了玻璃窗戶， 室內安裝了暖氣，使用麵積進一步擴大，居住條件更加改善。我還用幾年的積蓄添置了彩電，冰箱和新家具等，其後幾年的生活，隻能用“舒適”二字來形容。
八十年代初社會上還沒有“商品房”這個概念，也沒有房地產開發這檔子事。城市居民住房，除了少數私人房屋外，多數都是市政管理的公管房，政府機關及企事業單位職工等住房。相對而言，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住房明顯優於企業職工的住房，這與國家政策和曆史原因有關，也是許多人拚命設法鑽入機關和事業單位的根源之 一。
八十年代末，在全國興辦公司和經商熱潮中，我也不甘寂寞應聘調入了本地的一家經貿技術合作公司，任部門經理。當時國家的住房政策是各單位自掃門前雪，各自解決本 單位職工的住房問題。人屬哪單位住哪單位房子，人調離就要交回房子。可是我調入的這家公司剛建立，還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即使現蓋房子也來不及呀！幸虧我太太也是原單位職工，原單位才沒有把我們家“掃地出門”掀到大街上去，我們又在原住房“賴”了幾年。
“職工調離房子必須退回”這項政策說起來合理，實際上十分荒謬。那些年我們國家實行“低工資，高福利”政策，職工的工資僅僅能夠維持其最低的生活水平，住房是其工作單位提供的一項福利。說的好聽一點，也就是所謂的“共產主義因素”吧。但從根本上來講，住房並不是對職工的恩賜，而是國家和企業對職工曆年來所做貢獻 的一種認可或兌現。工齡廠齡越長，貢獻越大，分房也越好。否則，分房評分中怎麽會有工齡，廠齡的考量呢？
由此可見，當一位職工因為種種原因離開了原單位，原單位索回職工住房的做法，實際上是徹底剝奪了這位職工前些年對國家和該企業所做的貢獻。許多企業甚至實行隻給男性職工 或女性職工分配住房的政策，更是粗暴地剝奪了相當一部分職工的住房權利。在這一方麵，西方國家企業實行高工資政策，企業員工自行解決住房問題，在辭退員工時還要承擔額外的經濟補償，顯然要比社會主義國家所做的更合理與文明一些。
此話扯遠了。我在新單位工作了三年並從國外進修歸來之後，終於迎來了一次分房機會。這次分得的房子更好，更寬敞，麵積達120多平方米。住房第一次通了管道煤氣和暖氣，免除了燒飯和冬季取暖煙熏火燎的難題。臥室，客廳等都是獨立的，已上小學的女兒也第一次享有了自己的房間。跟著社會上的裝修熱，我不僅重新裝飾了房間，更換了所有家具，還添置了大彩電，組合音響，鋼琴等現代家庭用品。浴室裏還加裝了進口全自動熱水淋浴器，洗澡也不用出門了。在兄弟姐妹之中，我率先邁入了“小康之家”行列。
（三樓曾是螞蟻當年引以為豪的住處，如今早已破舊不堪，即將列入拆遷之列）
可惜的是，我在新房子裏僅僅住了一年就再次出國了。經過了多年的顛沛流離之苦來到了加拿大之後才擁有了自己的住房。回頭看看國內，近些年來城市住房的情況變化極大。親友們經常來信講述他們搬遷換房的事，有的都搬了幾次，擁有幾套住房了。前幾年回國探親，看到整個家鄉馬路寬闊，高樓林立，到處煥然一新。找到出國前居住過的地 方，也幾乎辨不出當年的痕跡。城市居民的住房，更加寬敞明亮豪華舒適，許多還有專用停車位置，處處表現出一個社會的巨大進步與繁榮，正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句話。
（如今家鄉變了，天更藍，水更清，住房更寬暢了）
最後以兩句詩，紀念那個遠去的“筒子樓”時代：“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家鄉的榮耀：山東濰坊國際風箏節放飛場入口處牌樓）
原載於 11/28/2008 <星星生活周報> 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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