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史鐵生|七年祭
曾為雜誌編輯的趙澤華和史鐵生有多次來往，在史鐵生七年祭日到來時，她給真實故事計劃寫下了這篇回憶舊友的文章。
NO.
270
一
說起和鐵生的認識與交往，可能還要從我說起——
如果他是健康的或者我是健康的，我們的天地勢必寬闊很多，不會在一條狹窄的路上輕易相逢。即使相逢，也隻會莞爾一笑，側身讓過，從此兩兩相忘於江湖。因此，認識鐵生，我更願意視此為命運的一份好意。
19歲那年冬天的一個深夜，我從插隊的內蒙趕回北京，探望即將做結腸癌手術的母親，中途被火車軋傷。由於頭部也受到重創，我昏迷了七天七夜。死神到底還是放過了我，而代價是我頎長的左腿，我身體最美麗的一部分，被黑暗無情吞沒。
1998年底，我經由人推薦，到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主辦的《三月風》雜誌做了一名文學編輯。
一天，部主任對我說，社裏正在籌備首屆文學獎評獎活動，讓我把雜誌這兩年發表的作品通讀一遍，提出獲獎名單和初步評選意見。在這個基礎上，社裏再邀請一些著名作家成立評選委員會，最終評選出獲獎作品和作者。說完，他把兩大本墨綠色硬皮封麵的《三月風》合訂本交到我的手裏，沉甸甸的。
那是我第一次讀到鐵生的小說《來到人間》，第一次知道史鐵生這個名字。《來到人間》寫的是一對年輕夫妻和自己患“侏儒症”女兒的故事——那對夫妻麵對困境的選擇，那個小姑娘注定要承受殘酷命運的無助和她的聰明倔強都令人噓唏不已。最終，這篇小說以全票獲得《三月風》“首屆文學獎”中的小說一等獎。
那之後不久，雜誌決定為殘疾作者專門開設一個文學欄目“維納斯星座”。編輯部裏的其他編輯都是健康人，所以部主任認為我是這個欄目主持的最合適人選。當時國內並無此類性質的欄目，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它的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問部主任：“我怎麽找到那些殘疾作者呢？”部主任指著書櫃裏積壓的一捆捆稿件對我說：“你必須如大海撈針一樣地找到他們。”
打開櫃門，在那些用白色或彩色塑料繩捆紮在一起的舊紙堆裏，我驚訝地發現，那些稿件很少有寫在正規稿紙上的，有的來稿甚至寫在用橡皮擦去鉛筆字的小學生作業紙上。他們活得太艱難了，在那些用盡氣力、稚拙或潦草的字跡裏，我漸漸看清他們如群雕一樣奮力掙紮的書寫姿勢以及他們滿含期盼的目光。我默默整理著那些稿件，一篇一篇認真登記他們的姓名、地址、文稿的名稱和體裁。
部主任提示我說：“你可以去看看史鐵生，請他寫一篇點評。”我便拿起手裏的稿件，按地址找到了雍和宮大街26號。那是一座臨街的院子，院門狹窄而簡陋。一排平房的另一側，都被各家住戶用磚頭砌起了低矮的廚房，過道因此變得很窄，曲折蜿蜒地通向院子的深處。
正巧，有個人推著輛自行車走出來，小心躲避著過道地上的板凳、水盆、還有從低矮廚房頂上伸過來的樹杈。見我正注視他，他多少有點兒尷尬，回頭看那狹窄而雜亂的過道，無奈地搖搖頭。我連忙向他打聽鐵生。“寫小說的？沒聽說過。什麽？坐輪椅？嘿，那你還真問著了，這門裏就有一個，歲數和你差不多。對，男的，是男的。”然後，又熱心地補充了這麽一句：“要不，你敲門問問？”他向院門口左側一個緊閉的門揚揚下巴，擺擺手就推著自行車出了院門。
我定了定神，輕輕在門上敲了幾下，沒動靜。我又用力敲了敲，門裏傳出一個人的咳嗽聲和腳步聲。不大一會兒工夫，出來一位略微有些背馱、頭頂著斑斑白發的老者，後來我知道這就是鐵生的父親。在說明來意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他扭過頭去，向正對著大門的窗戶裏看了看。我也順著他的目光往那裏看，卻什麽都看不見，玻璃上好像掛著一塊藍底白花的蠟染布窗簾。
進了大門，空地並不寬敞，牆角處放著一個自製的輪椅，上麵蒙著塑料布或者雨衣。我跨進屋門，見房子共有兩間，外間有幾件陳舊的家具，靠裏還支著一個木板床。很多年過去了，我已經記不清楚房間的格局和具體陳設，隻記得光線很暗，這是給我最深的印象，一直揮之不去。
二
他父親沉默地點點頭，做了一個手勢，示意我可以到裏間去。緊靠著玻璃窗有一張床，鐵生就躺在那裏，被子下麵露出一個由導尿管連接著的吊瓶。他看上去很憔悴，滿臉倦容，但目光溫暖安詳。我拘謹地問候他，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然後從書包裏掏出作者的稿件遞到鐵生的手裏。
他看稿子的時候，我有些緊張地坐在他床邊的椅子上。路上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不願意寫，我就說……想了好幾種自認為可以說服他的理由。他專注地看完稿件，又細心地折疊好，把稿件放回到原來的信封裏，然後點點頭，和氣地說：“行，你給個期限吧，大約需要什麽時候交稿？”
這麽順利？真沒想到。他連一點兒假裝的矜持都沒有，更沒有以正在生病為借口婉拒，盡管那對於他來說是一個最可信手拈來的理由。我鬆了一口氣，掩飾不住內心的驚喜，連聲說：“謝謝你啊，我還以為……還以為……真是太謝謝你了。”他笑了，說：“別，幹嘛那麽客氣呀？”他的語氣就像對一個認識多年的朋友，十分親切。
這時，他的父親走進來把一杯熱茶放到我麵前，又默默地退了出去。我拿起茶杯問鐵生喝不喝。他搖搖頭說：“我不渴，你喝吧，這茶不錯。”我明明看見他的嘴唇幹燥得都爆皮了，還說不渴？我很有些不解。慢慢才知道，為了減輕腎髒的負擔，他常需要忍受著幹渴的折磨，在夏天尤其痛苦。我還悄悄地問過鐵生：“你幹嘛也不跟你爸說說話啊？”他笑笑，用手捋著頭發，有點兒難為情地說：“嘿嘿……也不知道該說什麽？我們倆都不是愛說話的人。”
臨走前，我問起鐵生的病，可能不該問，可似乎也不該不問。
說起那些往事的時候，鐵生的手裏拿著一支煙卷，我趕緊找到打火機遞過去。鐵生搖搖頭，不點著火，也並不吸，說：“戒煙了，醫生特意囑咐的。”他不時將煙卷放到鼻子下麵，聞聞那煙草的香味兒，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沉默了一會兒，我冒出一句很不得體的話：“我能看看嗎？我看看……行嗎？”說完我就後悔了，沒有一個人願意把自己的傷口裸露給別人看，尤其是一個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異性。我十分窘迫，怕他誤會我是出於什麽好奇心。
鐵生默默地揭開被子的一角，露出了他萎縮的雙腿。如果可以站起來，他的個子一定很高，怎麽也得有1米8左右。我心裏難過得要命，淚水在眼眶裏旋轉著，旋轉著……我低下頭，為他蓋上被子，又細心地掖好被角，淚水終於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被子上。“別哭啊。這其實，嗨，也沒什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還遞過來一張擦眼淚的紙巾。鐵生說：“哎，別光說我了，說說你自己吧。”我便對鐵生說到自己19歲受傷的經過。
他說自己剛得病的時候，也就是19、20歲，又說起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也是19歲那一年得了看不好的病。我們感慨了一番，都覺得19歲可能是一個神秘的“坎兒”。
我說自己曾經試圖自殺過。那個深夜，我獨自把所有的信件和日記都燒了，一個很大的洋皮鐵桶裏堆滿了灰燼，零星飄落在身邊的灰黑紙屑，就如同一群來自冥界的蝴蝶……鐵生靜靜地聽著，並以寬厚慈憫的目光注視我，溫和地說：“殘疾者，尤其像咱們這樣本來健康的人，絕大多數都有過自殺的念頭。其實這也沒什麽，死亡遲早都會來，這是一件不必太著急的事，真的。”
他似乎輕而易舉，輕描淡寫地就把一個絕望變成了希望。在任何年代，大眾都需要一些代表純淨精神信念和理想的人物。我想，如果這樣的人物由一個富有、健康、完美的人擔當，還有什麽意義呢？他必須由鐵生這樣與絕境為友的受難者擔當，才顯示出震撼人的力量。
網絡圖片|史鐵生坐在輪椅上與朋友聊天
三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患小兒麻痹症的青年寫給我的信，有七八頁之長。他說自己在貧窮和歧視中長大的，誰都不喜歡他，隻有母親是唯一愛他的人，可母親也去世了。他喜歡文學，很想從事文學創作，但寄出的稿件都如同石沉大海。
他隨信附了文章，希望能夠發表，並希望我給他回信，哪怕幾個字也行。我覺得他的要求一點兒也不過分，何況給作者回信也是編輯的職責範圍。在信裏我安慰了他，對於那篇文章，我也給了基本的肯定和修改方向。
還提醒他：“生存是第一位的，最好先學會一樣生活技能，而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發表作品上。當然，如果對於文學非常熱愛，把文學創作當作一生的追求也未嚐不可，但必須有承受失敗的勇氣和充足的思想準備。因為文學就像一條十分擁擠的小路，淘汰率是很高的。”
一天，我終於收到他的回信，展開信紙，那些撲麵而來的責難和怨恨讓我頗感意外。他甚至還說：“我知道你過得很好，還得到過很多榮譽。但是你不要忘記了，如果沒有我和我們這些殘疾人，就不會有你的今天！”這多少有些不可理喻。
我想把這件事情告訴鐵生，剛說了兩句，他就笑了：“這事我多少知道點兒……”我困惑地看著他，因為我沒有對別人說過。原來是那個作者給鐵生寫信告了我一狀，怪我回信隻回了他兩頁。
“這個作者的信件和稿件語句不通，錯字連篇，但對文學卻有飛蛾撲火一樣的熱情，我難道應該鼓勵他盲目努力嗎？”我不知道是哪裏出了問題。
鐵生向上托了托黑框的寬邊眼鏡，說：“對於任何人來說，生存都應該是第一位的，尤其是殘疾人至少需要有一項謀生的手段。從事文學，首先你得活著，活著就得吃飯，這是一個最實際的問題。其次，走這條路，沒有人保證一定能成功。”然後，說到那個給我寫信的青年。“我也接觸過一些這樣的人，不光是殘疾人，健康人也有。在他們看來，似乎別人就應該對他的某些不幸負責。更有甚者，似乎覺得他人或者社會都虧欠了他。這是一種心理的自卑和不平衡，感覺命運對自己不公平。按說這也在情理之中……”
“等等，讓我想想這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了？”鐵生用手指輕輕敲擊著輪椅的扶手：“對了，這裏有個心態問題，就是麵對事物或者命運的心理反應。如果一個人懷著消極的心態去麵對生活、麵對個人的不幸，那他隻會更加的不幸，或者說，隻會加重他的不幸。”
鐵生的話啟發我想到了很多，回去後我給那位殘疾作者回了信，一一解釋了他的疑惑。信發出後，我十分不安，不知道那封信對於特別敏感脆弱的他，是不是太殘酷了？但是如果我遷就他的想法，對他實際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縱容。他的將來不可能在一種完全自閉的狀態下生存，他還是要融入社會和他人的生活，否則，將處處碰壁。
我把這些也告訴了鐵生，他沉思著說：“一個再一條道走到黑的人，當他遇到‘此路不通’時，也會想想是不是該轉個方向了，他不能真拿腦袋去撞牆吧。選擇不合適，還要敢於及時回頭，千萬別把事業當成一項賭注，尤其是殘疾人。”這些話都是充滿智慧和理性的，是來自於對於病痛苦難和生命的切身體驗。
四
曾經在一次命名為“我的夢想”全國性征文大賽中，我和鐵生並列獲得一等獎。即便是僥幸吧，它也是我內心引以為驕傲的事。
當時，新任的一個主編找到我，讓我陪他一起去看鐵生，順帶把獲獎證書給他。在鐵生的家裏，主編對鐵生說了我和他並列獲得一等獎的消息。我紅著臉由衷地說：“鐵生，我獲獎吧是偶然，你那篇獲得一等獎才是必然呢。”“別這麽說，你別這麽說。”他顯得特別高興，“這事吧，我覺著咱們怎麽著也得慶祝慶祝啊。”他仰起臉來笑著說要和我們一起吃頓飯。
我和主編都竭力推辭。明擺著的，如果到外麵飯館吃飯，鐵生不方便。我如果自薦出去買，想來鐵生也不會同意。讓我們新來的主編去，顯然就更不合適了。這時，鐵生的父親走過來說：“別走了，都留下吧，我到街上飯館點幾個菜回來不就得了。”我們雖然很是不忍心，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看得出鐵生是誠心誠意地想留我們吃飯。
那是我第一次和鐵生一起吃飯。
飯菜上桌後，鐵生把輪椅搖過來，我們圍坐在圓桌旁，賓主盡歡。記得席間，談起在家裏做飯的事情，我說：“我常常覺得做飯是一件特別麻煩的事，要買要做要收拾，要是天天像這樣吃現成飯多好啊。”
鐵生聽了我的話，開心得直笑。笑過之後，他一本正經地說：“在吃飯和做飯的問題上，人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喜歡吃又喜歡做的；第二類是喜歡吃但不喜歡做的；第三類是既不喜歡吃又不喜歡做的。”我們都表示讚成。鐵生問我：“那你屬於哪一類啊？”我說：“我屬於最後一類啊，就那不喜歡吃也不喜歡做的。”他慢條斯理地說：“嗯，這大概是最不可救藥的一類。”我們都一起笑了起來。
鐵生那天談話的興趣很濃，我們新來的主編年輕有為，很有才華，他們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但為了他身體的緣故，我們隻好提出了告辭。他一再挽留，但我了解他，盡管體力不支，也不會掃了朋友的興。
有一次，雜誌社搞一個活動，需要鐵生的照片。一個男編輯被派去到鐵生家索要，結果空手而歸。原來的主編看我和鐵生比較熟，就讓我一定要完成任務。
鐵生看到我們又為這件事而來，十分過意不去，趕緊把相冊和一些零散的照片都翻出來，授權給我隨意挑。其中，還有他小時侯的照片，穿著開襠褲，虎頭虎腦的，非常可愛。那雙黑亮的眼珠專注地看著對麵的牆，仿佛那裏有一個命運用密碼寫成的謎底，他在費勁地猜測。
網絡圖片|史鐵生小時候照片
曾經，在鐵生的家裏，我遇見過一個身體健康的女孩子。她有一雙大眼睛和長長的發辮，但是眼睛裏流露出來的失落和憂傷，讓我看出了她的情感秘密。我單獨問過鐵生：“你幹嗎不同意呢？”他坦率地說：“我讓她以後別來看我了……她說她都同意了，我幹嗎還不同意？什麽叫她都同意了？”我一下就明白了，鐵生是對的。因為無論人與人之間身體是否不便，我們靈魂的分量是一樣的，而愛情是心靈的深度訴求和靈魂的生死相依。
後來鐵生找到了心儀的對象，還搬離了雍和宮大街。
有天他打電話叫我過去一趟，我和雜誌的副主編一起前往。那是我第一次去他的新家，陽光明亮地灑滿在每個角落。當時他的家裏，還有一位客人是金發碧眼的外國女子，叫柯麗絲，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學也研究鐵生作品的澳大利亞學者。柯麗絲前不久在北京圖書館看到《三月風》雜誌上一些殘疾作者的小說，很想找這些作品的責任編輯聊一聊，但她不知道怎麽找到我，所以就先找到了鐵生。
那一天，究竟在鐵生家吃沒吃飯，我竟然記不起來了。隻記得後來在靠窗和柯麗絲說話的時候，耳邊飄過來一些聲音，是鐵生和愛人張羅著大家吃飯的事。
那次，我沒有見到鐵生的父親。那個我見過很多次卻沒說過幾句話的老人，他一直堅持到把兒子交給一個讓他放心的女子之後才離去。
他是一個被揀選出來背負自己和兒子沉重命運的男人，從來都默默站在兒子的身後，是兒子最可靠的靠山。他從來不對任何人炫耀或者訴苦，毫無怨言地扛著命運的十字架，步履蹣跚然而卻無比堅定。
可能，隻有在深夜，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他才會悄悄歎息或者在夢裏對去世的妻子訴說衷腸，等到天明，他又開始勞作，過著每天幾乎一模一樣的日子。別人的目光都在他的兒子身上，他的目光也一直都在兒子身上。
溫馨明亮，還有了一位女主人，鐵生的新家和我最初去他家的情景完全不同了。接下來，最寶貴的就是時間，他需要更多安靜寫作和思考的時間，過多的打擾對他是一種負擔。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去鐵生的家，而且凡是有從外地來的作者或者朋友想去拜訪他，我都對鐵生的住址守口如瓶。
五
那之後，我在人民大會堂又見過鐵生一次。
我們是在台階下偶然碰到的。鐵生看見我和編輯部的其他同事，就搖著輪椅過來，臉上掛著我所熟悉的溫暖真誠的笑容。但是，我們幾乎同時注意到他的臉，黯黑、憔悴、皮膚沒有一點兒光澤。
鐵生說：“一直做透析，每天整整一上午都要耗在醫院。不僅費時間，費用還特別貴，所以很多患尿毒症的患者都自動放棄了。透析的時候，哪天哪個人沒再來，是常有的事。”他抬頭看看頭頂的藍天，眼睛裏掠過一種悲天憫人的憂愁。他憂心的絕不僅僅是自己（北京作協每年特別為鐵生撥出專款用做他透析的費用），還有那些沒有條件做透析的普通患者。一個人，對於自己憂心的事無奈，那也是一種折磨。
他沒怎麽說自己，隻是說精神不行了，寫得很少。告別時，大家都對他說保重，再見！然後，我們就目送他坐在輪椅上的背影，緩緩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他因為疾病和輪椅顯得那麽與眾不同，又那麽普通。
一位懂中醫的朋友說，在五髒中腎屬水，對應的五色是黑色，你們看鐵生的臉色，他病得不輕了。我們的心都被她說得沉甸甸的。
自從在人民大會堂見到鐵生之後，雖然和朋友們幾次相約去看看鐵生，但終於沒有去成。誰也沒想到，那次會麵，竟是最後一麵了。現在想來很是遺憾，但是我並不後悔。給鐵生省下了一些寫作的時間，我以此寬慰自己。有的人，也許天天見麵，轉身就可能不再記起。而有的人，即使不再見麵，也永遠都不會忘記。
網絡圖|生活中的樣子
2010年最後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樣，上網瀏覽各網站的新聞。
一條關於鐵生逝世的消息，如烏雲一樣飄過來。我驚呆了，懷疑自己看錯了。前不久，還傳出他因肺部感染住院又出院的消息，聽說朋友們還策劃給他過生日呢。我揉揉眼睛，貼近了計算機頻幕：“2010年12月31日淩晨3點46分，著名作家史鐵生因突發腦溢血逝世。”
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失聲地哭了。再過幾個小時，新一年的太陽就要升起來了，可是，鐵生他沒有等到。再過四天，就是鐵生的生日了，他也沒有等到。
其實，多少年來，鐵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陰影裏。
好多年前，他還住在雍和宮大街26號的時候，我去看鐵生，他正病著，嘴唇幹裂，形容枯槁，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地對我說：“高燒好幾天不退了，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我知道，對於一個腎功能幾近衰竭的病人來說，這種來勢凶猛的高燒是最致命的。
我故作鎮定地安慰他：“別瞎說鐵生，你不會的，救護車一會兒就到了，我們送你去醫院，醫生肯定是有辦法的。”救護車呼嘯而來，停在院子外的路邊。其他幾位朋友（我記不清是他父親打電話叫來的，還是那幾個朋友當時都在場）用擔架把鐵生抬上去，我跟在擔架旁邊，把鐵生護送到醫院。
在醫院，醫生安排了一係列搶救措施，當別的朋友去辦理各種繳費手續的時候，我在擔架旁邊守著他。鐵生睜開眼睛，疲憊地笑了笑，說：“多虧大夥，差點兒就交代了。”還對我說：“你回去吧，這兒有這麽多人。你們主編也知道了，他派的人也正往這兒趕呢。嗨，驚動了那麽多人。”他滿臉的歉意和不安。
鐵生的病情平穩下來後離開醫院，到家後才知道，那天愛人沒有帶家裏的鑰匙，他和女兒聯係不上我，就一直站在樓門口等著，是樓上一位好心的鄰居把他們讓到家裏去吃飯了。
那以後，其實我心裏總隱隱地擔心這一天的到來。但它還是來了，而且來得過早，過於倉促，讓鐵生的親人、朋友、他的讀者們都感到猝不及防！
六
鐵生時時刻刻都感受到了死亡威脅，所以，他從來不回避生死的問題，他隻是不知道那一刻什麽時候到來。
在一篇散文中，鐵生寫道：“現在我常有這樣的感覺。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裏，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見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麽時候，它就會站起來，對我說，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說。但不管是什麽時候，我想我大概仍會覺得有些倉促，但不會猶豫，不會拖延。”
想想鐵生這一生，真如他自己所說：生病就是他的職業。
1972年，他雙腿癱瘓，從此，就坐在輪椅上，再也沒能站起來；
1980年，他突發性腎衰竭，其實也與他的癱瘓有關。醫生為他做了膀胱造瘺手術。那時，醫生就說，你難免有一天要做透析；
1998年，鐵生開始做透析，用這種辦法維持日漸衰弱的生命。
我在1999年摔傷，右臂骨折，曾經有長達半年的時間治療。有好幾個月，天天都要跑積水潭醫院做蠟療和康複功能的訓練，每天都有多半天的時間耗在醫院裏，耗在因疼痛而緊鎖眉頭和痛苦呻吟的人群裏。我深深知道，那是怎樣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鐵生度過了十多年。
很多人讚美鐵生堅強。但是我以自己切身的經曆感受到，其實沒有人對於殘酷命運有天生的抗擊打能力。看拳擊賽場上，那些傷痕累累，傲然挺立到最後而沒有被對手擊倒的人。人們看到的是他們在聚光燈下的光榮和勝利，其實在這之前，他們是在成千上萬次的摔倒和爬起中學會了堅持、站立和絕地反擊。堅強，是他們在強大專橫的命運麵前保持人的尊嚴的一種方式。
人的最後一個令人恐懼的敵人就是死神。而鐵生早已和那個坐在門外過道裏，一夜一夜耐心和等待他的死神對視了多年。沒有人能夠戰勝死神，但是，對於那些微笑麵對死神的人，死神不過是一個引渡者和黑衣使者。它帶走的僅僅是鐵生千瘡百孔的身體，而帶不走鐵生的精神和他在親人、朋友心中的懷念與記憶。
在寫這篇稿件的時候，我曾經夢見過鐵生一次。我夢見到他的家裏去約稿，鐵生的家裏依然賓朋滿座，他就坐在朋友們的中間，笑容生動溫暖，一如生前。醒來之後我想起，有一次聊天的時候，鐵生很高興地對我說：“別的比賽我不敢吹牛，如果比賽交朋友，我肯定得第一。”他笑得就像他十歲作文得第一的那次一樣。凡是接觸過鐵生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然後是朋友帶來朋友的朋友，鐵生的朋友們就如滾雪球般擴大，他有理由得意。
鐵生寫過一篇小說叫《命若琴弦》。1997年由著名作曲家翟小鬆根據他的小說《命若琴弦》改編的同名歌劇在歐洲演出並獲得了巨大成功，2011年底在北京首都劇場首演。翟小鬆親任指揮，旅美著名男低音龔冬健擔任主唱。
所以，鐵生去世的那個晚上，被朋友們沉痛地命名為“弦斷之夜”。
鐵生在《說死說活》一文中如此寫道：“‘我’離開史鐵生以後史鐵生就成了一具屍體，但不管怎麽說，白白燒掉未免可惜，浪費總歸不好。我的意思是：先可將其腰椎切開，到底看看那裏麵出過什麽事——在我與之相處的幾十年裏，有跡象表明那兒發生了一點兒故障，有人猜是硬化了，有人猜是長了什麽壞東西，具體怎麽一回事不甚明了。我答應過醫生，一旦史鐵生撒手人寰，就可以將其剖開看個痛快。那故障以往沒少給我搗亂，但願今後別再給‘我’添麻煩。然後再將其角膜取下，誰用得著就給誰用去，那兩張膜還是拿得出手的。其它好像就沒什麽了。剩下的器官早都讓我用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送給誰——腎早已殘敗不堪，血管裏又淤積了不少廢物，因為吸煙，肺料必是髒透了。大腦麽，肯定也不是一顆聰明的大腦，不值得誰再用，況且這些東西要是還能用，史鐵生到底是死沒死呢。”
鐵生去世的那天，代表天津紅十字會接受鐵生捐贈器官的醫生星夜兼程，從130多公裏之外趕往北京。而鐵生自己，也為了這個心願在努力堅持著。因為人一旦停止呼吸15分鍾，他的任何器官都沒有捐贈的意義了。鐵生深度昏迷，他一直堅持了9個多小時，直到紅十字會的醫生趕到。在停止呼吸後，鐵生分別捐贈了大腦、脊髓和肝髒。在場的醫生護士，這些看慣生與死的人，站在鐵生的遺體旁，細致完整地為他縫合好，為他蓋上家裏溫暖的被子，然後向他深深地三鞠躬……
2010年，整個華北地區一共有5個人捐贈了人體器官，鐵生是第五個。9個小時後，鐵生的肝髒在另一個人的身體裏蘇醒。對於這個人，新生，是一份最珍貴的新年禮物！
鐵生，你沒有過完2010年的最後一天，但如果真有天堂，我堅信你早已抵達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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