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英語是世界上應用最廣泛的語言。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有著數以億計的英語學習人口。一個典型的西方語言何以在中國落地生根，難道僅僅是因為19世紀英國發動殖民戰爭的結果嗎？答案是否定的。
談到中國人說英語的曆史，首先要知道英國人最早何時來過中國。工業革命後，英國成為了一個“不安分”的國家，擴張的需求越發強烈。明朝末年，英國人就曾派船隊到澳門，要求與中國通商。那時，中英兩國人員的語言交流依靠的是葡萄牙人做翻譯，畢竟葡萄牙比英國更早來到中國。英國人懂兩句蹩腳的葡萄牙文，葡萄牙人也會說兩句並不太流利的英文。此時，中文與英文的對話，還需要“第三者”。
1792年9月，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以乾隆八十大壽為名出使中國。這是英國人第一次以官方代表團的身份來到中國。此時，中英之間的交流仍然需要“第三者”——拉丁文。向乾隆呈上的國書最早是英文版本，然後先要翻譯成拉丁文，然後再由使團翻譯由拉丁文轉換為中文。中英之間的第一次官方交往，拉丁文又充當了“小三”的角色。
那時的中英官方交往少而又少，但民間交往已經十分活躍。所謂民間交往就是國際貿易。此時位於廣州的十三行則是一片繁榮的景象。創立於康熙年間的廣州十三行，是當時唯一的對外開放口岸。由於長期與英國打交道的原因，在十三行工作的中國人率先學會了英語，這種英語就是“廣東英語”。
據《廣州番鬼錄》 記載，當時的“廣東英語”是混雜了葡萄牙語與印度語，甚至馬來語的一種新式綜合性語言。可以想象，這種英語與標準的英語有很大距離，隻限於商貿往來的一些基本交流。比如詢問貨物多重，價格多少，如何存放等問題。
商業貿易交往成為英語進入中國重要的一條途徑，但卻不是唯一的途徑。還有一條路徑是其他人很少注意到的，那就是傳教。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也不是清朝獨有，明朝就已經開始，但那時唯獨沒有英國傳教士。明末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不是英國人，而是意大利人。
英國傳教士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是1807年。25歲的未婚小夥、基督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隻身來到中國傳教。此時，清政府嚴禁民間與外族人士私自接觸。馬禮遜初到中國時，隻居住在澳門，因為隻有那裏的環境相對比較寬鬆。馬禮遜的中文老師就是他的中國仆人。仆人隨身攜帶著毒藥，以便在官府在逮捕他時，隨時準備自盡。馬禮遜學習中文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卿美兄曾專門寫有文章《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是如何學習中文的》，在此不再贅述。
馬禮遜學習中文神速，僅僅三年時間，他就編輯出版了中英曆史上第一部英漢字典——《華英字典》。該字典的問世堪稱劃時代的裏程碑事件，為英語在中國的落地生根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馬禮遜畢竟是傳教士，他還是第一個將《聖經》翻譯成中文的人。但真正開始推動大範圍英語教育則是他開辦的“英華書院”。
1818年，馬禮遜在澳門的“英華書院”正式成立，學生以中國的青少年為主。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所國際學校，其中最大的亮點便是中英文雙語教學。課程不僅有英文，還有數學、語文、曆史、地理，當然還有神學。馬禮遜創辦學校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教授中國人學習英語來信仰基督教。當時外國傳教士因為語言溝通障礙很難開展傳教工作，中國人也非常抵觸。由此，開辦英文學校，先讓中國人學習知識，學習英文，便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對於這類學校，富裕家庭是不屑的。為了招生，學校隻好以包食宿、包學費來吸引貧民子女。寒門子弟成了第一批大規模學習英文的中國人。很難想象，近代中國的國際化教育是從他們身上開始的。這種狀況與二百年後的今天恰恰相反。
後來，這類傳教士開辦的學校越來越多，但主要集中在澳門地區。1825年，英華書院擴招，開始招收女生。1830年，倫敦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的古特拉富夫人專門開辦了針對女性的私塾，同樣是中英文雙語教學。1839年，英國人溫施娣和美國傳教士布朗秉承馬禮遜的遺誌，創辦了馬禮遜學堂。課程全部為西學課程，采用全英語教學。低年級主要以認字識字、 文法練習、 英漢互譯等課程為主，高年級則以文章翻譯、 “書信翻譯、 聽力練習等課程為主。近代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就曾在此學校就讀。容閎後來也成為中國留學事業的最重要推動者。
由此可以看出，鴉片戰爭前，英語向中國“殖民”主要是兩條途徑，一條是貿易線，主要區域就是澳門、廣州十三行。一條線則是傳教線，也以澳門學校為主。貿易人員與貧民子女成為最早學習英語的群體。
1840年，在隆隆炮聲中，英國人給中國人送來了《南京條約》。割讓香港、開放上海等多處口岸。1843年，上海開埠。大批廣東商人北上，赴上海尋找機會。“廣東英語”也被帶到了上海，逐漸又繁衍成了“洋涇浜英語”。上海租界內的小商販掌握的都是這種英語，雖然有時候外國人聽起來也是一頭霧水。詳細參見卿美兄寫的另一篇文章《晚清的中式英語如何讓老外抓狂》。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開埠。英語開始向中國北方民間“殖民”。兩次鴉片戰爭，中英之間的交流因為翻譯問題鬧了很多誤會，尤其是二鴉，被一個間諜害慘了（參見卿美兄的文章《鴉片戰爭期間, 中國翻譯的水平有多差?》。美國傳教士衛三畏認為，“造成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相互憎惡和摩擦的原因是他們無法理解對方的語言和願望。”為此，清政府痛定思痛，於1861年1月批準成立京師同文館。這是中國第一所官辦英文學校，也是清政府正式認可英文的開始。隨後，上海、廣州等地也陸續成立了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校長，開始以培養翻譯、洋務人才為主，最初課程隻有英文。各地的同文館幾乎就相當於英文的“黃埔軍校”，從這裏走出了大批懂英文的中國人。1898年，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時，所聘請的12位英文老師大都畢業於此。後來在上海創辦英華書院的美國傳教士傅蘭雅就曾在京師同文館擔任英文老師。
同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進入“喜提”教會大學的狀態，英語開始進入普及階段。1864年，由英國、美國、加拿大多個基督教會聯合創立的齊魯大學，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所大學。1879年，上海聖約翰書院成立。1881年，上海聖約翰書院采用全英語教學，成為中國第一個全英語教學的大學。後來的諸如燕京大學、東吳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震旦大學都屬於此類。
教會大學招生對英文水平有一定要求，比如入學資格，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要對英文的聽力、閱讀、寫作、語法、詞匯量進行測試。上海聖約翰大學的要求則是，“英文文法，投考者須熟悉各詞類之關係及用法之規則、分析辭句之法、連字之大略規則……”據統計，至1877 年止，英國、美國等基督新教教會在中國開辦的教會學校達 347 所，就讀學生總計 5917 人。至19世紀末，全國各地的教會學校達到了2000餘所，學生共有4萬餘人。
為了方便中國人學習英文，1862年，畢業於馬禮遜學堂的英國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編寫了一部《英語集全》。此書後來成為英文學習的暢銷書，唐廷樞也因此成為第一個編寫英文教材的中國人。
1872年，在第一個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容閎的推動下，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派出留學生出國讀書，這一批30名學生就是留美幼童，平均年齡隻有12歲。1875年，福州船政學堂派出第一批學員赴歐洲學習。留美幼童與留歐學生又對後來中國人學習英文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也就是大約在這個時期，即60-70年代左右，中國人慢慢開始以會英文為自豪。很簡單，洋務運動時期，掌握了英語，容易找到高薪工作。如京師同文館的學生畢業後就很搶手。商行、海關、鐵路、電報局等都大量需要懂英文的人才。
以英文為榮，就產生了重視英文，輕視中文的後果，在一些大學甚至成為了不良風氣。一位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在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聖約翰學生最耀眼的標誌就是有一口地道的英語，很多學生以此為榮，飛揚跋扈……在談話過程中，絕大多數人都喜歡用英語交流，用中文反而不習慣。”
第二次鴉片戰爭過後，一位叫周中信的傳教士在給朋友的信中曾說： “近十年來，英語已經成為中國學生最向往的學習課程……”
一些富家子弟也開始主動學習英語，如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他們都是聘請了專門的英文老師。上層社會開始逐漸對英文發生興趣。最後連末代皇帝也不示弱，溥儀聘請了英國人莊士敦進紫禁城專門教授自己英文。
雖然英語經曆了大範圍的推廣，但與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相比，熟悉英語的人仍然不是很普遍，這種狀態直至清朝滅亡也沒有改變。
1912 年，英國大作家狄更斯訪問中國，他發現，能說一口流利英文的，基本都是上流社會的人，懂英文的普通百姓差不多就是“洋涇浜英語”的水平。其實，這種狀況再正常不過，因為隻有上層社會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最好的英文教育。卿美兄的文章《晚清的中國人如何學英語? 》也談到過此問題。
掐指算來，英文已經“殖民”中國二百餘年。這二百多年，也是中國人的英文折磨史。從貿易人員到寒門子弟，從澳門到上海，從教會學校到同文館，傳教士傳播福音再到中國人主動學習。可以看出，英文在中國的推廣，遵循的是由南方到北方，由底層到上層、由民間到官方的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