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
——關於《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作者：逄先知 呂澄 棟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幾位同戚本禹共過事的老同誌，對這本書進行了座談。他們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調入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在中南海，後改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其他幾位同誌以及調入的時間，分別是：
呂澄，1949年8月9日，當時在香山。
沈棟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綽，1949年5月，當時在香山，是第一個幫助田家英處理群眾來信的。因年老體弱行動不便，此次座談時，他通過電話表達意見。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八司馬”的成員。
以下是這次座談的紀要。
座談中，大家對下麵幾個問題形成一致意見。
第一，戚本禹是什麽人？
我們同戚本禹都相處十多年，對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愛鑽研問題，有能力，能說會道。但毛病實在不少：極端個人主義，不擇手段地盡力向上爬，總想出人頭地，嫉妒心十分強，整起人來下手很狠，還愛拉幫結夥。他的這些毛病，在“文革”中惡性膨脹，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北京市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上的“戚大帥”，幹了許多天怒人怨的壞事。毛主席說：“王、關、戚要打倒總理、老帥”，“不是好人”。周總理說：“戚本禹是到處伸手的野心家”。陳毅說：“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實，人所共知，件件落實。以其自以為是的膨脹個性和根深蒂固的頑固立場，他對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對給他帶來“人生輝煌”的“文化大革命”無限留戀，也是不難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為什麽要寫這樣一本《回憶錄》？
大家一致認為，《回憶錄》謊話太多。他在去世前拋出此書，給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後留下所謂“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曆史的讀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實用心，卻不這麽簡單，必須揭破。
一是他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極力美化江青，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謂“回憶”中，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無論他是否接觸過，在他筆下都不是好人，讓人覺得“文革”前的領導幹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個龐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老一輩革命家應該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寫的“文革”前的內容，就一個主題：自己如何能幹，同事們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視和江青的信任。寫的“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也是一個主題：處處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惡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壞事都是別人幹的，相反自己做了許多“好事”。
第三，《回憶錄》敘述的事情有怎樣的迷惑性？
確實要承認，戚本禹很會寫“回憶”。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沒有用在正道，在《回憶錄》裏也是把假的說成真的，把道聽途說的事情編得很圓，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經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許多事，人們會認為他的回憶揭了許多“秘密”，“有價值”。二是，他很善於編造一些“故事”情節，添枝加葉，用一些生動的語言，細致的描寫，吸引讀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筆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聯係起來加以發揮，把“故事”講圓，使之看起來很有邏輯。
戚本禹在《回憶錄.後記》中，信誓旦旦地說：“我更看重我在《回憶錄》中描述的曆史事實的真實性。史料的真偽應是研究曆史的人最為看重的。我對《回憶錄》中我描述的曆史事實的真實性負責。”但是，在當事人、知情人看來，特別是同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相對照，情況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敘述破綻，很多都是謊言。
我們幾個都是與戚本禹共過事的人。以下大體按照《回憶錄》的順序,按照他所講到的一些事情，我們根據同他接觸中所了解的情況，並運用一些檔案材料，來揭穿戚本禹的謊言，還原事實的真相，以正視聽。至於他在“文革”中的種種更惡劣的表現，因為我們幾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還被長期關在秦城監獄，就隻能期待熟悉那段實際情況的人來澄清了。
一、為毛主席讀報、摘報的來龍去脈
1950年5月間，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工作分為兩個組。一個是信訪組，任務是處理群眾給毛主席的信件；另一個是讀報組，為毛主席讀報，搞摘報，這是毛主席交給的任務。為此，每省的報紙都訂了一份，按地區分到每個人。讀報組組長是呂澄，組員有韓瑞定、戚本禹、張冠儔、馬芷蓀、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學生。室領導彭達彰分管讀報組，辦了一個內部資料《讀報摘要》。每一個人分看一個地區或兩三個地區的報紙。各人把當天閱讀過的報紙中認為重要的內容摘出來，交彭達彰選擇、匯總、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關於讀報摘報的情況，《回憶錄》專門列了一章，寫了一段很長而又很詳細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騙。
《回憶錄》說：
當時，我主要負責閱讀、摘錄華北地區的報紙，如《石家莊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等。當我看到《山西日報》上一篇關於山西省農民合作化的報道後，就把它送給主席了。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這份報紙應該不會銷毀的，主席雖然沒批話，但滿篇有劃道，有劃圈，要能找出來，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貴的曆史文件。李順達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後聞名全國的。還有山西申紀蘭搞合作化的事跡，也是我報告上去之後，引起主席重視的。其他地區的報章，由秘書室其他人負責，但我有時也瀏覽，凡看到農村出現新富農、出現新的兩極分化的情況，我立即把有關報道報告上去了，這類報告主席都會劃圈。
又說：
我這個中學生搞的報告，主席劃圈最多，有的還批示轉發下去，而名牌大學的高才生搞出的東西主席看也不看。這個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達彰的注意。田家英開始重視我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我搞的東西，主席退回來都經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劃圈，而且還條條道道的。一次他對我說：你送的東西主席都看過，都劃過。而且，更讓他們奇怪的是，不光是這類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劃圈，而且別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軼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聞、軼事，主席卻又喜歡看。田家英也奇怪，說我運氣怎麽這麽好啊。他真沒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幹脆我送的東西都不壓，立即送主席。
呂澄、逄先知都是讀報組的。王象乾當時管打字和收發工作，一切上報的和毛主席批下來的東西，都要過他的手。當時，隻報送《讀報摘要》，不送報紙。戚本禹卻說，他看到《山西日報》上有一篇山西省農民合作化的報道後，將報紙送給了毛主席，“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大家讀到戚所說的這些，覺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著臉皮說謊話，編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別人貶得一錢不值。
參加座談的同誌回憶，報送毛主席的《讀報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見過毛主席有什麽批示，辦了幾個月就停了。為什麽停呢？毛主席不滿意。他還是得自己親自看報紙，《讀報摘要》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大家記得很清楚，宣布撤銷讀報組那天，秘書室主任師哲向讀報組全體人員講話。他很生氣，說：“我本來以為你們是鋼筋水泥，實際是火柴杆，撐不起來！”這個“你們”當然包括戚本禹在內。彭達彰當即作了自我批評。
關於《讀報摘要》停辦，戚本禹是怎樣說的呢？他說：
新華社知道了主席經常要看報摘，就說他們掌握的情況更多、更全麵，應該由他們來為主席搞報摘。彭達彰一聽就說，那好啊，你們能弄那最好了。我們人手不夠，你們弄了，我們給你們送主席。這之後就誕生了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秘書室讀報的工作就停下來了。
《讀報摘要》報送範圍很小，隻送毛、周、劉、朱等，任何一位領導都未作過批示，新華社怎麽會知道？關於《讀報摘要》停辦的原因，戚本禹諱莫如深，不願意說實話。如果實話實說，他吹的那些牛皮就會炸開了。事實很清楚，新華社辦《內部參考》同《讀報摘要》停辦是毫無關聯的。戚本禹卻憑空把這兩件不相關的事扯在一起，企圖掩蓋毛主席對戚參與的《讀報摘要》不滿意這一真實情況。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災，有災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誰的報告而落淚的？
《回憶錄》說：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發生水災，災情百年不見，淮河也潰堤了，淮北地區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兩省有上千萬人遭災。當時，我特別關注有關報道和群眾來信來電，就把讀到的各種相關情況做了摘要交給領導，由他們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災區的人民為避洪水爬到樹上去、結果被毒蛇咬死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並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災民避水爬到樹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淚，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時任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聖等人8月1日的來電，而不是別的什麽報告。這有檔案為證。毛主席在曾希聖等人來電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個字下麵劃了一條橫線。戚本禹竟然謊稱毛主席落淚，推出治淮決策，是由於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難過得流下了眼淚”而作的批示，說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實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華東防汛總指揮部7月18日的報告後作出的。這個報告裏，並沒有災民在樹上被毒蛇咬死的記載。戚本禹為了表功，就是這樣不顧曆史的真實，張冠李戴地胡亂編造。戚本禹分工閱讀的是華北地區的報紙，安徽屬華東地區，淮河流域大水災的消息如果有報道，也應登在《安徽日報》和河南省的報紙上，這不屬於戚分工閱讀的範圍。戚本禹不在信訪組，怎麽又會看到群眾來信來電呢。可見，所謂他搞的關於安徽水災“摘要”是沒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還說：
如果那時候每個同誌……不能把全國各地群眾生活的真實狀況和群眾中出現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變革思想，及時報告給主席，那當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會有了，合作化在全國的推廣也不會發生了。
戚本禹的這句話可不要小視，這是他編造謊言之後再加深問題，是點睛之筆。他的寫法用的是假設句式，乍看起來好像並不顯山顯水，沒有說到他自己怎麽樣。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將這些情況及時報告給毛主席，才有了當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農業合作化的推廣。戚本禹貪天之功據為己有，真是太厚顏無恥了。
三、戚本禹是怎樣管理毛主席圖書的
《回憶錄》把管書和編《毛澤東選集》作為先後接續的兩件事來寫。實際上不論是戚本禹還是逄先知，作為田家英的助手（當時還不叫秘書），這兩件工作都是同時做的。
關於管理圖書，《回憶錄》用了不小的篇幅進行了細致描述。他不去講毛主席喜歡讀什麽書，要過什麽書，卻借管書這事自我吹噓了一番。其中有幾點肯定說得不對。
比如，戚本禹說：“毛主席還喜歡買書，他要買的書，有的是江青的警衛買的，有的是書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買的。”逄先知說：“根據我管毛主席的圖書那16年的親曆親見，毛主席隻是說要看什麽書，從來沒有說要買什麽書，更沒有江青的警衛去買書的事。毛主席的書主要是田家英帶著我到舊書店去買，北京的琉璃廠、西單商場、東安市場、隆福寺、前門打磨廠等賣舊書的地方都買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書店為毛主席買書。有一次在上海，柯慶施來看望田家英，見到桌子上擺著很多舊書，柯批評說：‘田家英，你淨搞這些封資修的東西。’其實，田家英買的書都是毛主席喜歡看的。毛主席手不釋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過鄧潔弄來的。戚說：‘現在有人說，是田家英創建了毛主席的藏書室。不能這麽說，因為那不是田家英有計劃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歡讀書的這麽個推動力之下的一個自然積累的過程，是大家努力的結果。’這些話顯然是針對我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中說的一段話：‘這裏要特別提到，為建設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田家英所做的貢獻是不應當忘記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沒有他的具體幫助，建成這樣的圖書室是困難的。’戚本禹的說法，隻靠‘毛主席喜歡讀書這麽個推動力’而沒有人具體去做，圖書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嗎？他說‘是大家努力的結果’，這個大家是誰？應該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沒有管好書，還把書給弄壞了。”
又比如，戚本禹說：“主席曾說過：‘我的書，警衛戰士們都可以看的。’所以警衛戰士來借書，我也都給辦理，登記個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記》看的人本來就多，警衛戰士和他們的家屬也看。”逄先知說：“我為毛主席管書，從來沒聽毛主席說過他的書可以隨便往外借，連警衛戰士的家屬都可以看。到我那裏借過書的隻有李訥、毛遠新、孔令華。毛主席非常愛惜他的書。在延安的時候，給他管書的一位同誌把他的書弄丟了，主席很生氣，批評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後他還提起這個事。有一次他發現《四部備要》中的一本書被老鼠咬了，問田家英是怎麽搞的。從此田家英就養了一隻貓。”
戚本禹還說：“逄先知的曆史知識有限，為了彌補他的這個不足，田家英就幹脆把軍委辦公廳的老秘書、書法家陳秉忱聘請過來，幫助他補習曆史知識和關於古典書籍的知識。”戚本禹又瞎說了。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隨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任命張經武（原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為主任，田家英為副主任。陳秉忱從軍委辦公廳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與逄為毛主席管書的事沒有一點關係。從《回憶錄》裏看，戚是看不起管書這個工作的，但在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說：“我雖丟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樣一個光榮的工作”如何如何，並在字裏行間，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王象乾說：“戚本禹沒有給毛主席買過書。他說毛主席的書通過他的手借給警衛戰士看，也是沒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編造了一個毛主席與江青共同批注《資本論》的故事。他說：“毛主席讀過的《資本論》第1卷，從第1章開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語。有的是《資本論》的重點，複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對商品該怎麽認識；有的是他做評論。不僅主席看了《資本論》而且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麵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點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語已經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個書都批滿了，空白都沒有了。這也可以見證主席跟江青的關係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較少。”
逄先知說：“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毛主席在扉頁寫了兩個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後中國才出版’。在《資本論》第1卷第2頁上寫著：‘1867年距今[]87年’。書內有毛主席用紅藍鉛筆劃的線，沒有批語。這本書現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以上情況說明毛主席讀過《資本論》，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會這樣地胡編亂造。如果是為了駁斥有人說毛主席沒有讀過《資本論》，那也不能靠造謠的辦法，而應當實事求是地說明毛主席讀《資本論》的情況。當然，沒有留下批語，不等於沒有認真讀過。戚本禹居然說‘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麵也有批字’，顯然是捏造。戚本禹什麽時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關於編《毛澤東選集》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說：
我離開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個工作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具體任務是做校對和收發。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就和斯大林商量過出版自己選集的事，回國後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後，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毛澤東選集》編輯進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啟動項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發行了；1952年4月第2卷也上了書店的書架；1953年4月第3卷也與讀書見麵了。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三卷的編輯校對工作。
逄先知說：“1950年8月，中央決定讓田家英參加《毛選》編輯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調去協助工作，同時做兩件事，一是為毛主席管書，一是參加《毛選》校對等技術性工作。戚說，毛主席從蘇聯回國後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編《毛選》。根本沒有這回事，秘書室是專門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的，沒有能力承擔編《毛選》的工作。戚還說，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選》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後，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這又說錯了。劉少奇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麽扯到1951年這裏來了？《毛澤東選集》1—4卷出版時，編輯單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這隻是出書時使用的名稱，並沒有實際的機構。”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調到田家英那裏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裏工作，為毛主席管書，校對《毛選》，前前後後一共隻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戚本禹卻說：
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個三卷的編輯校對工作。當時完成的《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的標點符號，最後都是由我校對的。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校對完後，我原來不會寫的字會了，不會的文法也會了。自那以後我寫起文章來，就輕鬆多了。後來我能寫出一些有點氣勢的文章，可以說就是得益於這個時期校對《毛澤東選集》。校對完《毛澤東選集》1至3卷，我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悟有飛躍性的提高，寫起文章來就會自覺地、自然地去融會進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帶著一點毛主席的風格。我那時的報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歡，喜歡就批注，恐怕就有這樣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過校對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對時必須聚精會神，像對待“敵人”那樣一個字一個字地對校，不能有稍許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學習、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對完了甚至連文章講的什麽意思都沒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說的那樣，他通過校對《毛選》就“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悟有飛躍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個不稱職的校對者。這也許就是田家英不讓他繼續參加《毛選》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對。
總之，戚本禹用了那麽多篇幅講他參加《毛選》校對工作，目的是為了說他參加了《毛選》1—3卷全部校對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選》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隻做過三個月的工作，怎麽談得上參加了1—3卷的全部校對工作？戚說：“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那時他早已離開田家英那裏，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參加《毛選》第1卷的校對、抄寫等工作。
關於《矛盾論》的修改，戚本禹又編造了一篇假話。《回憶錄》中說：
《矛盾論》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動也最多，它原來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的提綱，後來是把這個講課記錄稿印出來給全黨學習。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課提綱的時候，經常和艾思奇一起討論。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主席先是對照原來的講課記錄稿口述修改和補充，當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都在場。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過，他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
這段話首先就鬧了一個笑話。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經寫成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矛盾論》是這個講授提綱的第3章第1節“矛盾統一法則”。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授提綱的時候，怎麽可能在延安同遠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艾思奇經常一起討論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論》的情況，戚並不知情，居然也信口開河，瞎說一氣，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內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論》這樣的理論文章，從來都是自己親自動手，怎麽會口授修改意見讓別人記錄呢？看看毛主席從石家莊寫給陳伯達和田家英的兩封信吧。一封信中說：“伯達、家英同誌：《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看。論形式邏輯[]的後麵幾段，詞義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說：“家英同誌：《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這兩封信說明，毛主席不但親自修改，還親自校對清樣，哪來什麽口述修改之事。這兩封信的時間分別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這時戚本禹早已經調去處理群眾來信了，再也沒有接觸過編《毛選》的任何工作，他卻偏要裝得好像他在場並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這裏乘機把田家英貶了一通，說田對毛主席的話“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馬列學院學過哲學，當毛主席秘書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貶損、挖苦的那樣嗎？
講到《論持久戰》，戚本禹說得更離奇了：
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誰去調都調不出來，連總理都調不出來，我們要校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須親自跑去檔案館。手稿是主席用毛筆寫的，有的地方則是江青用鋼筆謄寫完了，主席再在上麵改一改。這是怎麽一回事？我後來去問過江青，江青跟我說，那是因為當年主席原來寫的地方比較亂了，她就在邊上重新謄寫一遍，主席再在她謄寫的地方用毛筆做修改。
讀到這裏，感到戚本禹簡直是在編造“天方夜譚”式的“神話”。《論持久戰》手稿根本就沒有保存下來。中央檔案館長期負責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齊德平說，從未見過《論持久戰》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卻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他還特別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謄清的筆跡，這真是癡人說夢。事實上，《論持久戰》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親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單行本。《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論持久戰》第一、第二部分清樣，告知出版科《論持久戰》擬出單行本。當時單行本大量印行，後來出版的晉察冀版、晉冀魯豫版和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都編入了這篇著作。新中國成立後編《毛選》，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對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為了“證實”自己的話，在《回憶錄》裏寫了一大段文字，據說是江青向戚本禹說的她如何精心護理毛主席寫《論持久戰》，說得繪聲繪色，這就是戚本禹所說的《論持久戰》手稿背後的“感人故事”。戚本禹無中生有地造出了一個《論持久戰》的手稿問題，一是為了吹噓自己，二是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憶錄》中謊言太多，更使讀者看破了那本《回憶錄》究竟有幾分真實性。
五、關於群眾來信來訪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毛澤東選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時候，田家英找我談話，說群眾來信已經成堆，來信組人手不夠，調你去當組長，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給逄先知，送審、校對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間回到秘書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時，田家英參加《毛選》編輯工作才三個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說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選》編輯工作才正式啟動，怎麽能說已經搞得差不多了？
關於戚本禹是否調去當信訪組組長問題，沈棟年、王象乾說：“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訪組。信訪組並沒有組長，由彭達彰直接領導，下麵由各人按來信內容分工處理。1952年開始，按來信地區分三個組，才設立組長、副組長職務。”
戚本禹做群眾來信來訪工作還是努力的，稱職的，但他在《回憶錄》裏處處標榜自己，把別人的貢獻攬到自己身上，又壓低別人，甚至貶損周總理、劉少奇等同誌和朱老總。
在講到反映失業問題的來信越來越多時，戚本禹說：
我琢磨，這樣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決也不行，應該給主席一個報告，講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我就把失業工人的信拿來、把農民的信拿來、把其他什麽人的信都拿來，綜合在一起，把主要問題擺出，把統計數字搞準，寫了一個關於市民和工人失業的專題報告。田家英看了說，寫得不錯，我們送上去，這一封信頂幾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幾百封信了。田家英沒改幾個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的名目。用這個名目給主席寫報告，一般是年終報告，不是專題報告。我起草的這份關於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恐怕是建國以來中辦開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後說：
其實，總理當時掌握的情況比誰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他一直沒給主席匯報。主席批了以後，總理馬上就通知全國，起草文件，找人調查，全國開會。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視了，都實話實說反映情況了。由於給主席的報告是我起草的，總理要我去參加會議，到各個小組去旁聽。通過這件事，我親身體會到了什麽叫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吹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擺在那裏，那麽多中央委員，包括總理、劉少奇、朱總司令，都同情工人，怎麽沒有一個人主動去想法解決？最後還是我們這些小秘書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這裏來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視起來，才去想法子解決。
參加座談的同誌，都知道戚本禹說的不是事實。王象乾說：“關於秘書室向毛主席寫報告分為總結性的即年終報告和專題報告，這樣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來的。田家英說，信訪工作不僅處理具體問題，更要綜合反映問題。要給中央起耳目作用，特別是把剛剛露出地平線苗頭的問題，及時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說他寫的關於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是建國以後中辦開先河的一次，太自我標榜了。”
最早調去幫助田家英處理事務的大學生李公綽說：“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起草過給毛主席的報告，這類報告都是彭達彰寫的。”
戚本禹說報告是他起草的，總理要他去參加會議。大家說，以秘書室名義給毛主席的報告，從不署個人名字，周總理怎麽知道是戚本禹寫的，叫他去參加會議？在戚本禹筆下，在解決群眾失業問題上所起的作用，連周總理等老一代革命家，還有那麽多中央委員，都不如戚本禹這個“小秘書”，太狂妄了吧！
我們參加座談的同誌都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為他老人家服務十幾年，對毛主席有著深厚的感情，深切體會到毛主席十分關心人民群眾疾苦。同樣，周總理、少奇同誌、朱老總都十分關心群眾疾苦。戚本禹在這裏有意貶損周總理，突出他這個“小秘書”，實在太不像話了。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田家英就因為處理群眾來信不及時，受到主席一次嚴厲的批評。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個書記，反映工人工資比較低，工資沒調整，物價又上漲，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難。那信開始是我接手處理的，我整理後給了田家英，但不知什麽原因，他沒交到主席那裏，可能是因為當時這樣的信太多，他見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視。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實際困難，就聽工人們說他們給毛主席寫過信反映情況。林老回來後就到主席那裏說起這信的事來，主席聽說工人有信給他就查問，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趕緊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來卻不給他就很生氣，批評田家英說，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農民的情況，這麽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難的信，你壓了那麽久不送給我看，這是個對工人的感情問題，是立場的問題。工人的疾苦，就是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黨是幹什麽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問題的，怎麽能掉以輕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幹了，不想幹了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主席的這個批評應該說是很嚴厲的，田家英當時就吃不消了。我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跟我們全講，我聽他跟別人講了幾句，知道主席批評得很厲害。彭達彰安慰他說，信是我管，我沒盡到責任。
關於秘書室壓信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這件事，逄先知是親曆者，他那時正在田家英那裏工作。逄先知說：“信不是田家英壓的，辦信的人壓了幾天，未將這兩封信（指石景山發電廠黨總支書記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給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鋼鐵廠黨委1951年8月31日給毛主席的信）及時反映上去，這兩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難、工資存在不合理現象的問題。毛主席知道後，發了大脾氣，說：‘共產黨員不為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麽共產黨員！’毛主席於9月12日分別給他們寫了回信，說已令有關機關迅速和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壓信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過，承擔了責任，進行了檢討。我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的文章裏，寫過這件事。我寫的是‘辦信的同誌壓了幾天’，沒有點名。戚本禹是負責北京地區的群眾來信的，他自己也說信開始是他處理的。當時田家英專心編《毛選》，處理群眾來信這一攤事兒由彭達彰負責，當時彭達彰就說他自己有責任。田家英確實是代人受過，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悶酒，喝得大醉。當年的情景，還曆曆在目。可是戚本禹卻把責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說，他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有給他全講，隻聽田家英跟別人講了幾句，那他怎麽會知道毛主席是怎樣批評田家英的？戚本禹隻好編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話，說什麽毛主席說‘你是不是不想幹了，不想幹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為壓了這兩封信，毛主席會對自己十分信任的秘書田家英這樣說嗎？”
《回憶錄》中還說：
1950、1951、1953這幾年秘書室的年度報告都是我寫的。這是因為田家英看到我處理群眾來信的具體成績比較優秀，寫起來言之有物、下筆有情，而且我那時也還協助他搞《毛澤東選集》編輯，他對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還因為經常給中央反映重大情況當選過中直機關勞動模範[]）。但到了1954年，情況變了。有一次，楊尚昆的秘書孟凡述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秘書室的報告應該是寫給辦公廳，由辦公廳再轉給主席。我把這話向田家英做了匯報，田家英說，這個就困難了，主席說這個報告是要直接給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楊尚昆，就跟我說，那以後就不寫書麵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噓一番，說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報告都是他寫的，而且還在協助田家英搞《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前麵說過了，戚本禹並沒有給毛主席寫過報告，報告都是彭達彰等室領導寫的。為了進一步印證這件事，逄先知是這樣用電話詢問李公綽的：這三年的年度報告是不是戚本禹寫的？李非常明確地說：“絕對不是，也絕對不可能是。這幾年的年終總結報告，怎麽會是戚本禹寫的，都是彭達彰他們室領導寫的。戚本禹這樣吹牛，真可怕！”呂澄更肯定地說：“這幾年的年終總結報告絕不是戚本禹寫的。”王象乾說：“1964年前後，田家英有一次對秘書室的室務委員，帶有批評的口氣說：‘戚本禹剛來的時候，連普通信都寫不好，改來改去才能用，他現在寫的文章，你們誰能寫得出來。’”
戚本禹總愛拿參加《毛選》的編輯工作說事。其實，他隻搞了三個月，田家英就把他調開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認為他的工作那麽優秀，為什麽要調開呢？當時搞信訪工作的同誌，水平比較高、辦信經驗比較多的，並不少，並不是非他莫屬。戚說，田家英怕得罪楊尚昆，就跟他說，“那以後就不寫書麵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毛主席吧”。大家讀到這些話，非常驚訝。李公綽說：“這些話簡直是天書，完全莫名其妙，壓根兒不可能，毛主席是習慣看書麵報告的。”呂澄說：“戚本禹不太像話，胡編亂造。給毛主席的工作報告，一直是用書麵的形式，從來沒有做過口頭報告。”王象乾說：“沒有戚本禹說的不給毛主席送書麵報告的事，秘書室一直給主席送書麵報告。”
戚本禹一有機會就貶周總理，他不斷抓住信訪工作做文章，好像中辦秘書室比政務院的作用還大。《回憶錄》中說：
我的總的體會是，毛澤東對各界來信都很看重，又特別重視工人、農民反映情況和要求解決困難的來信。我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關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周總理也關心，但我感到他總不如毛主席那樣關心。當年的政務院比我們秘書室知道的東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並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先由秘書室把群眾反映的問題匯報上去才發生的。又說：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麽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張膽地批周總理，而用旁敲側擊的辦法貶低周總理，這裏麵包藏著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間，黨內發生了高饒事件。戚不是這一事件的親曆者，卻在其個人回憶錄中大寫特寫，或者抄襲一些不實的材料，或者胡編亂造，妄加論述，歪曲曆史。他居然說：“我親眼見到劉少奇和高崗相互鬥罵，王光美哭起來了。”
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寫這個問題。但是他對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根本沒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實情況，就信口開河，冒充聆聽者，編造了許多假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內簡稱《正處》），戚本禹說：
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為了提供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現場聆聽過全部講話並做過記錄的，知道原始講話和發表出來的文章之間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裏。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原始講話文件。不過，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黨時自創的“戚氏速記法”較為完整記錄下了這個講話。後來，我看到過毛主席親筆擬寫的講話提綱的手跡，就抄錄了一份。以下有一個附文，它就是我根據我自己抄錄的毛主席的講話提綱手跡和我的現場速記記錄整理出來的部分內容，可以用來與實際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進行對比。對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東西，哪些是他們後來加進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黨內其他高層領導的意見。
主席當時提的是應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麽反右派，沒有什麽六條，沒有什麽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後來根據整風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發表出來的文章把帶棱角的話都去掉了，這不是主席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全黨的意見。主席講話後，社會上出來那麽多言論，其中有很多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也許主席就覺得自己講話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種上報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動，但改了的東西不如原先的好。胡喬木改的較多，以至於後來胡績偉就揭發說，胡喬木亂改主席講話。但據我所知，胡喬木改稿是根據主席綜合了黨內其他同誌的意見後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的，不是他自己亂改的。
戚本禹說他是“現場聆聽過全部講話”的。這不是事實。他沒有資格出席最高國務會議（擴大）。當時中直機關的幹部（大概是十七級以上的）是在中直機關禮堂聽的講話錄音，秘書室的幹部呂澄、李公綽、逄先知、沈棟年、王象乾都去聽了。戚也是那次去聽的。戚說：“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來原始講話文件。”戚本禹又瞎說了。毛主席當時隻起草了一個講話提綱，供自己講話用的，根本就沒有印發什麽“講話文件”。
《正處》問題，戚本禹把文章主要做在原講話記錄同後來正式發表的定稿有一些不同上麵。他認為，原講話記錄是毛主席的真實思想，正式發表的定稿是主席受到上下左右人的影響，為了平衡各種力量和意見，違心地放棄了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六條標準”，是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而不是毛主席的意見。
戚本禹還說：毛主席的《正處》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鬆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麽事情都是先黨內後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後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後才在黨內宣傳工作會議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著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麽人都出來提意見……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戚本禹含糊其詞地說是在辦公室聽說的，又不說出是聽誰說的，這樣就可以給自己造謠留下很大的空間。
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淵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黨內多次地講。遠的不說，就從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說起。這篇文章在寫作過程中，曾經召開有中央領導人參加的九次會議進行討論，參加的人有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張聞天、陸定一等。在12月2日討論初稿的會議上，毛主席就提出了這篇文章的五個要點，第四點即為：“要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怎麽能說《正處》的思想沒有在黨內醞釀呢？毛主席當時確實是主張放的，想營造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負責人開會，批評了教條主義。王蒙當時因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說受到批評，毛主席為他解圍；毛主席還說批判胡適時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殺了，以後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指出隻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等等。周恩來、鄧小平、胡喬木、胡耀邦、周揚出席了會議。這一連串會議的召開，不是先黨內後黨外嗎？哪裏存在什麽“違反程序”的問題。說什麽劉、鄧、彭“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這是造謠惑眾。當時，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及處理的方針、方法，黨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人持反對態度。
戚本禹還說，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正處》，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還說什麽“胡喬木改的較多”。戚本禹看過《正處》講話修改的過程稿嗎？怎麽能這樣毫無根據地瞎說呢？根據檔案，《正處》講話是毛主席親自修改了十幾次、親自定稿的。怎麽能把發表的《正處》說成是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修改的稿子呢？在檔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沒有改過一個字，胡喬木隻有一處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沒有采納，哪有什麽“胡喬木改的較多”。陳伯達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謄寫在稿子上），這些修改是根據毛主席征求來的意見，供毛主席參考的，取舍由毛主席決定。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還假借江青之口，說他想要說的話。《回憶錄》中寫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島召開會議，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後來江青對我說過：“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麽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後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麽心情不好。一方麵，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把它消滅，還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於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製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複雜局麵。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的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已經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點將到北京後不到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於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的貢獻是很大的，自那以來黨內地位也很高。還有大批同誌跟在他們後麵，也一樣對毛主席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
1957年7月，黨中央在青島召開的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整風、反右、知識分子、農業發展綱要等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會議的還有政治局委員、一些省市委書記。毛主席主持會議。當時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麵征求意見，一麵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後批示鄧小平：“此是最後定稿，請你提交政治局批準。如有修改，請告知，如無修改，即可發出。”青島會議期間，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麵要主持會議，找有關的人談話，同時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這就是當時的主要情況。怎麽能說毛主席“悶悶不樂”呢？怎麽又扯上《正處》講話了呢？
人們會問，戚本禹為什麽編出這樣一篇謊言，而且特別把謠言造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頭上，老是把他們三人同毛主席對立起來？想想“文革”時期戚本禹得勢那當兒的情況，就不難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鬥最厲害的，就是這三位領導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繼續傷害他們，造他們的謠言想以此證明，他當年的大批判、亂批鬥是對的，為他自己翻案。
從上述戚本禹的一係列“回憶”中，人們會感到很奇怪。一個掌握“文革小組”實際大權的江青，一個搞極“左”大批判的急先鋒戚本禹，怎麽忽然都“開明”起來了，說什麽毛主席《正處》的原來講話，造成一種寬鬆的氣候，出現了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這是好事；什麽毛主席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什麽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製下去，等等。說得多麽好聽啊！請問戚本禹，這些話，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怎麽在“文革”中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呢？那時，全國被你們這些人搞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哪裏有什麽“雙百”方針，哪裏有什麽寬鬆的政治氣候。
戚本禹對《正處》前後兩稿作對比，說到底就是為了“揭示”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同誌與毛主席的對立。講話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進了劉少奇等同誌及黨內一些人的東西。這是戚本禹製造這些謊言的用意所在。
《正處》從講話到正式發表，時隔近四個月。自始至終是毛主席在親自動手修改，並廣泛征求黨內意見，曆時55天，共改13稿。這中間中國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極少數右派分子以為時機已到，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進攻。毛主席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對《正處》的修改上麵。修改稿中加進了強調階級鬥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關於評判政治思想戰線上什麽是香花什麽是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就是毛主席修改《正處》講話過程中，於5月25日親筆加上去的，這是在他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表之後第十天，並不是別人強加於他的。當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請田於今午打清樣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說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條政治標準”。至於修改過程中廣泛征求意見，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強調的。征求意見的範圍也是他親自定的，包括：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當時在京參加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30餘人），外加田家英、胡繩、鄧力群。
應當說，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很精彩的。經他親自修改的正式發表稿，保持了原講話的主題、原講話稿的基本內容和基本框架，理論形態更加完備，思想內容更為豐富，邏輯結構和文學表述更加嚴謹，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正處》吸收了集體智慧，但它完全是屬於毛澤東的，所謂“毛主席違心地放棄了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雲雲，都是別有用心的胡說。
七、所謂“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
《戚本禹回憶錄》對所謂“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這個問題專門寫了一章，可見把它看得很重。其實這是一個假命題，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戚本禹把謠言造到了毛主席頭上。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毛主席不相信畝產萬斤糧，但下麵報上來的數字卻一個比一個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在他的報告中就說，四川省糧食產量最高的是畝產上萬斤，平均是畝產四千多斤。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糧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帶著秘書室的工作人員親自到農村種試驗田去。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你們下去以後，要找一塊最好的地，最好麵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要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糧食。打下的糧食，你們也要自己去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準多一斤，也不準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1959年，剛過完春節，田家英、逄先知、李學謙、駱文惠和我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田家英當組長，我當時擔任臨時支部的支部書記[]。”“我們下去以後，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隊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隊，但因為他經常去省裏和其他地方開會，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沒有多少時間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書，跟他一起，天天東跑西跑的。駱文惠去了另一個中隊，她幹農活比我行，但她畢竟是個女同誌，一個人搞試驗田有困難。李學謙又在一個中隊，他倒是也搞了塊試驗田，但規模沒有到一畝。”“我說要一塊最好的田來種水稻，他們就給了我一塊最好的田。……另外，我還劃了一塊麥田，也差不多是一畝。我交待說，這都是我的田，別人誰也不能碰的。”
當年參加田家英調查組的，目前健在的隻有逄先知和李學謙。他們是親曆者，第一見證人。
逄先知說：“戚本禹這段‘回憶’純屬編造，還繪聲繪色地編造毛主席說的一些話，用戚的話來說那真是‘離事實十萬八千裏’。當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帶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調查，了解農村情況，整頓人民公社，貫徹剛剛閉幕的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壓根兒就沒提過什麽種試驗田的問題。”
“田家英帶了四個人，有戚本禹、李學謙、駱文惠和我。駱是女同誌，便於向婦女了解情況。我們四個人是先動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過春節，四川省委辦公廳賈主任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田家英過來以後，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義大隊（新繁縣原來是一縣一社，公社體製下放後崇義大隊改為崇義公社，田家英給改名大豐公社）。田家英住在公社，我們四個人各駐一個中隊[]。我在一中隊，離公社最近，便於同田家英聯係。”
“我住在一中隊的隊部，同中隊長杜雲湘住在一個林盤裏（就是一個居民點），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裏跟幾個幹部開會，安排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幾次去大豐，都要去看看我當年住過的房子。2011年去還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經是破舊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寫道：
“關於這個密植問題，我還按照農民跟我講的意見，把各種情況作了匯總，給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接下來，農民又告訴我，要想增產，就得到城裏去拉人糞……於是，我就找了幾個年輕人跟我一起拉著板車到成都市裏去拉糞。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個月。”
逄先知說：“戚本禹是調查組成員，田家英是領導，他能不經過田家英就直接給中央寫報告嗎？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動不動就說他給中央寫報告，都是在自我吹噓。說到去成都市拉糞，戚又把這個‘發明權’攬到自己身上。事情是這樣的，大豐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時候了，可是嚴重缺肥，田家英十分發愁。他突然想出一個辦法，商得公社領導同意，號召全公社社員到成都市內拉糞，拉一車獎勵多少錢，挑一擔獎勵多少錢。這一下子就把社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長龍般的挑糞隊伍川流不息，浩浩蕩蕩。田家英親自帶頭拉糞車，更激發了社員們的勁頭。不幾天的工夫，肥料備足了，中稻插秧任務及時完成。說實在的，當時我對田家英這樣大張旗鼓地用物質獎勵的辦法激發社員積極性去拉糞，心裏多少有點打鼓，我是不敢這樣做的，我的思想遠遠不如田家英那麽解放。到成都拉糞是全公社統一行動，戚本禹那個中隊當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隻是他和農民想出的辦法。他說‘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個月’。如果真拉了一個月，插秧的季節早就過了。戚還說，他還劃了一塊麥田，也差不多是一畝，別人誰也不能碰。戚本禹從未種過田，有什麽本事同時耕作兩畝田，這個誰會相信？”
戚本禹種試驗田的故事，《回憶錄》裏還有更“精彩”而細致的描寫。他說：
“我那時種的早稻。過了幾個月，到了收割的時候，我就讓隊裏安排了民兵，叫他們扛著槍日夜在我的試驗田四周把守著，不許有一粒糧食帶進去。收割起來的稻子，一個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撿起來。等過秤的時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點、低一點都不行，必須是平的。最後得到的產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個時候我的腦子裏想的就是，這是要報給毛主席的數字，必須核實，虛一點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騙毛主席了。”
戚本禹說的完全是假話。當時新繁縣包括大豐公社種的都是中稻，根本不種早稻。隊裏是統一育秧的，誰會單獨為戚本禹的一畝田育早稻秧？如果早稻畝產真的達到500多斤，那可是高產了。早稻畝產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過千斤了，那樣，大豐公社就不是浮誇虛報，而是瞞產了。早稻與中稻在產量上是沒有可比性的，當時講四川水稻的畝產量，都是講的中稻。中稻的畝產量要高於早稻。戚本禹強調他種的是早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和我是8月上旬離開四川的，那時中稻還在生長期，如果說種的是中稻，那就無法編出水稻的收割、過秤那些“故事”，戚本禹以為，說自己種的早稻就能自圓其說，其實顧了這一頭卻顧不了那一頭，終於露出了馬腳。
逄先知說：“說到揭開四川1958年虛報產量問題，首先是田家英起的作用。是他從大豐公社的調查中取得突破，到廬山向毛主席報告。當年田家英為查實大豐公社1958年實際產量，同公社會計談到深夜，終於使會計說出了實話。原來公社有兩本賬，一本賬是真實產量，一本賬是上報產量，上報畝產800多斤，實際畝產580斤。田家英還親自查過生產隊的糧倉，發現糧倉也弄虛作假。虛報產量，當時是一個普遍現象，不隻大豐一個公社如此。戚本禹等三人寫的《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由田家英報送給毛主席。戚本禹說什麽毛主席看了好幾遍，批示將它作為廬山會議的會議文件印發下去，還認真看了戚種試驗田的報告，這些完全是不實之詞。‘真相的報告’是一個公社書記羅世發談1958年糧食產量浮誇的問題，內容比較單純。這樣的報告，毛主席用不著看好幾遍，而且根本沒有印發會議。說毛主席認真看了戚本禹種試驗田的報告，更是無稽之談。他沒有種試驗田，哪來的種試驗田的報告？戚本禹批評人家搞浮誇，他比浮誇還糟糕，是無中生有。戚本禹還說什麽毛主席對李井泉說：‘你看了他們寫的報告，他們這都是自己下去親自種的，親自打的，而且還自己親自去一斤一斤地稱出來的。你下去種過沒有？打過沒有？稱過沒有？李井泉說沒有。主席就說，沒有，那你怎麽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對話，完全是戚本禹編造的。”
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關於四川去年糧食產量有無浮誇的問題，李井泉同田家英在毛主席那裏確實是有過爭吵。在戚本禹的《回憶錄》裏，說在七千人大會期間，李井泉曾向他道歉。李井泉為什麽要向他道歉？這不合邏輯，也不合情理。連對田家英，李井泉都沒有道歉，遑論你戚本禹了。總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像寫小說一般虛構種種情節，無非是為了自我吹噓，想讓讀者相信，好像揭露和糾正浮誇風，他戚本禹起了重要作用，以此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這本《回憶錄》中隨意編造事實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為了進一步揭破戚本禹製造的所謂“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的謊言，下麵提供兩個材料，一個是李學謙寫的一份材料，一個是逄先知四川調查的日記（部分）。
戚本禹說李學謙種了一塊試驗田，李學謙在2016年7月22日寫來一個材料，否定了戚本禹的說法。材料說：“（一）去大豐是調查農村情況，還是去搞試驗田？我的記憶，是去調查農村情況。我們在田家英同誌領導下去四川大豐公社蹲點調查，是毛主席派去的。目的在於摸清農村實際情況，遏製‘共產風’、‘浮誇風’為特征的‘左’傾錯誤，貫徹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整頓人民公社。在大豐蹲點駐隊，我在八中隊，未種試驗田。駱文惠在四中隊，也沒聽說過種試驗田的事。去公社向田家英匯報工作，也未談過種試驗田的事。（二）向田家英匯報工作自然地形成十天半月一次，特殊情況可以隨時匯報。集中匯報多是浮誇風、社員生產生活問題、社會風氣不正（如偷雞摸狗、隊幹部不良作風等問題）。沒有談過種試驗田的問題。田家英聽了匯報之後，指示我們如何進一步了解情況，鼓勵我們努力工作。我單獨匯報過三次。第一次是八中隊虛報產量問題，我查清後立即向田家英匯報。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曉得了。第二次，匯報我是怎樣弄清虛報產量問題的。第三次匯報是反映社員吃不飽。”
逄先知保存著四川調查的一本日記，隻有1959年5月12日以後的，以前的那一本在“文革”中丟失了。所記的內容大體可以反映出四川調查組蹲點的情況。
5月12日 上午，開駐社幹部[]會。田（指田家英，下同）主持。田：糧食問題，做兩件事。（一）摸底，了解一下小社[]的糧食賬，附帶去年的糧食產量，不要怕，要敢於說話。算賬要收尾，不要使群眾冷下去。算賬15日結束，開一個較大的會，總結。（二）同群眾、幹部商量一下，麥子下來，怎麽吃法，可否讓群眾調換大米。中午，參加一中隊黨支部擴大會。算賬中發現，去年本中隊有比較嚴重的虛報現象，各小隊的產量公布不出來，說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實產公布，還是按上邊叫報的數字公布。據一中隊三個小隊的統計，實際產量是500多斤，上邊布置的數字是800多斤。晚上，參加一排[]排會。
5月13日 崇義鄉去年上報的水稻畝產量很有問題。一社會計劉澤雲說，去年小社畝產量是510斤，後經縣上開會，定為上報827斤。
5月14日 早，鄉上開會，討論貪汙、算賬問題。田講話。
5月15日 繼續調查一個幹部的材料，先後跑了兩個工廠。
5月16日 成都工學院支援崇義大隊夏收夏種的一千多人，今天到達。今晚決定，從明天起，大戰三天，收麥，打菜籽，19日完成。24日以前（22日小滿）完成全部中稻的栽插。
5月17日 上午，跟工學院同學一起在一排割麥子。下午，天氣變壞，下雨，天時很不利。今天的夜戰沒有幹成。調查了一下這裏去年的糧食產量，去年水稻畝產隻有530斤，而上報的數字是800多斤。
5月18日 繼續小雨，對農作物很不利。麥子割不下，菜籽打不得，秧田空不出，必影響季節。下午，在四排跟幹部、社員談改變供給製和下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除個別人，大部分人同意實行曆來設想的對家庭困難的、失去勞動力的人進行補助的辦法。
5月19日 上午，駐社幹部會。田主持。田講話：總結小麥生產技術經驗。勞動組織問題。生活問題。丟東西問題，小偷問題要抓緊解決。下階段整社的準備工作。準備兩個代表大會。中心工作：（一）算賬問題的思想工作。（二）包產落實。（三）分權，製度問題。開會步驟問題。下午，到一排打菜籽，一直打到晚八時。社員、同學幹勁都很大。一個下午整整打了14多畝。其中一塊九分四厘的地，收324斤。
5月20日 白天調查一中隊去年水稻產量。晚，參加田召集的會議，討論黨員大會和社代會的準備工作。後天（22日）就是小滿，小滿過了栽秧，就發生白黍，對產量影響很大。但天時不利，小雨連綿，非影響農田季節不行。
5月21日 繼續討論大會問題，準備文件。加強到成都運糞。現錢交易。一車（200斤），白天6或8個工分，另補貼3角，晚上沒有工分，補貼4角或5角（根據遠近）。一挑（100斤）白天3或4個工分，補貼同上。晚上不評工分，隻補貼3角或4角。解放前，糞販子賣成都糞水100斤2.7元；解放後1955年還有糞販子，100斤1元。
5月22日 駐社幹部會，討論供給製問題。
5月23日 今天同田到成都運糞兩趟，共走100多裏路。早8點半出發，晚10點多鍾回來。運肥已成運動，沿路都是崇義鄉的社員，有推夾板車的，有推雞公車的，也有挑擔的。昨天一晝夜就是七八萬斤。
5月24日 白天，整理財務製度。晚上，開駐社幹部會。生產問題，要求28日以前秧子栽完。見縫插針，種瓜種豆。
5月25日 晚，同田一起到成都運肥，因遇雨，留在成都，住永興招待所。明天返回。
5月26日 上午，到梁家巷糞塘，糞桶不在了，下午返回。
5月28日 上午，田給工學院同學做關於公社問題的報告。今天各中隊的食堂都打“牙祭”，一是慶祝夏收夏種基本結束，一是為了歡送工學院同學。這次才真正看到農民食堂打“牙祭”是個什麽樣子。說起來也是相當驚人的，20個菜，每人半斤肉，放開肚皮吃，也隻能吃到一半多，大量剩菜。今天是小滿後的第6天了，因為工學院的同學支援，提前7天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夏收夏種的任務。短短20天，整整換了一個季節，一望無際的田野，全部換上黃綠色的稻秧，好看極了！
5月29日 上午，同戚（本禹）、小周[]一起到郫縣安慶鄉了解情況。這裏的情況不比我們那裏更好一些。感到有這樣幾個問題：（一）密植問題。（二）幹部說假話。（三）群眾積極性不高。（四）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幹部不說老實話，真是個危險。什麽時候幹部說真話就好了。可以斷定，這裏還沒有很好地貫徹主席的通信[]。
5月30日 上午，討論公社代表大會的幾個文件。田主持。討論組織機構問題，財務製度，竹子管理問題，供給製問題。
6月1日 擬食堂調查提綱、糧食供給製問題調查提綱。晚上，田決定向全體社員傳達毛主席的信，通過廣播的形式。讀完信以後，田講話。最後大家討論。
6月2日 調查一中隊三排的情況。願意回家煮飯的人多，現在控製得這麽緊，還爭著要稱米回家自己做飯。如果說可以自己做飯，肯定大多數都要回家煮。糧食供給製，還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有人隻吃白米，不吃菜。下午，同鄉上的幾個書記開會討論召開黨員大會問題，田主持。
6月3日 全鄉黨員大會上午八時開幕。羅遠述[]做公社問題的報告。今天，我整天把周明久[]的大會報告趕寫出來，搞到深夜兩點多鍾。
6月4日 上午，繼續開大會，周明久做關於黨的工作的報告。下午，各中隊匯報討論情況。
6月5日 上午，修改周明久的報告。這個報告縣委要打印。下午，黨員大會最後一次會議。羅報告後，田講了話，主題是：“加強領導，黨員帶頭，鼓起幹勁，克服困難。”
6月6日 公社決定降低糧食標準，節約糧食。這一決定在群眾中反映很大。
6月7日 把公社管理體製（草稿）趕寫出來。
6月8日 據各中隊反映，最近群眾生產情緒低落，出工很晚，幹勁不大。走到哪裏，社員都談糧食問題，這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6月9日 上午，討論社員代表大會準備工作。
6月10日 今日端陽節，放假一天。
6月11日 上午，同社員擺談，收集一些意見和情況。下午，大豐公社社員代表大會開幕。說是2時開會，代表4點半才到齊。晚上，按中隊分組討論組織機構問題。
6月12日 上午，開駐社幹部會，田主持。談兩個問題：代表大會小組開會問題，生產問題。
6月13日 上午，在三排薅秧子。跟社員擺談了一些情況。普遍的感覺是沒有活路。婦女對辦食堂和出來做活拿工資最滿意了，她們說，誰再也不敢說她們是“供豬”（指婦女依賴男人生活）了。
6月14日 駐社幹部會，匯報討論情況。下午，回到一中隊，到五排跟一些社員擺談，從目前的吃糧問題直到產量、耕作製度和農業技術問題，無所不談。對糧食問題，反映最強烈的是富裕農民。談到產量，他們說，去年水稻產量五百三四十斤，這兩年的產量越來越少。他們普遍對密植[]很有意見，把減產幾乎都推到密植上。他們都說活路趕不起走。我問為什麽？他們說：一是做活路不如意，二是吃得不行。聽說小麥征購每畝從300斤減到250斤，我心裏稍微輕鬆一些。晚上，社員代表小組會，討論財務製度和分配方案。
6月15日 各排把有勞動力不參加勞動的排排隊，準備各排開會辯論。上午，到一排，想算一下麥子的產量。一邊稱麥子，一邊跟他們擺談。他們都對密植有意見。談到食堂，他們都主張回家做飯。這兩天跟老農談談，很有好處，盡管他們的話不都是對的，但有一些還是要好好研究，對我很有啟發。
6月18日 田應邀參加省委擴大會，討論食堂等問題。
6月19日 今天準備到五排，幫他們把小麥拌完，好完成統購任務。天時不利，時有小雨，隻好改變計劃，栽紅苕。一個上午，我們十多個人栽了三畝多紅苕，這是極少有的。原因是我和鄉長，還有另外一個同誌跟他們一起幹，鼓起了他們的幹勁，中間沒有歇氣。要在平時，這樣多的人，半天隻能栽一畝多。可見生產積極性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6月20日 上午，開駐社幹部會，匯報最後兩次小組會的情況。田主持。討論竹木管理辦法，財權下放問題，民辦小學問題。田提出要考慮4個問題：（一）生產小組固定不固定；（二）權力下放何時開始；（三）生產隊多餘的糧食、生豬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賣、自行儲備；（四）注意群眾對幹部的報複。
6月22日 下午，請周明久、劉生榮（公社會計）來算勞動賬，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紅苕應當全部栽完，但還有大半沒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車去重慶，出席省五級幹部會。下午和晚上，繼續算勞動賬。
6月24日 上午，布置了一下調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學謙）、駱（文惠）分頭下去調查勞動生產率、社員收入情況。戚的調查材料，證明公社化比高級社時生產效率有降低趨勢。李調查了一個排的27個勞力，單5、6兩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結論，生產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這個結論。今年工分多是社員全部的工作量，過去除了幹社裏的活，還從事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的勞動。從駱、戚兩個人的調查看，這兩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級社時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辦公廳副主任黃流來電話，說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慶，把材料帶上，並要駱文惠回家看看（駱是四川雲陽人）。
6月25日 繼續整理材料。上午請供銷社、銀行、糖果店、市場管理委員會和糧站各方麵的負責人，談了一下幾年來鎮上經濟發展情況，並請他們整理出一些材料。這次座談會提出許多新鮮問題，很啟發思想。
晚上，乘10時快車去重慶。
6月26日 材料交給夫子（當時中辦秘書室的人稱田家英為“夫子”），作了一些說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談了一下，田決定我們再在四川留一個月，調查半個月，到新繁一個先進鄉住半個月了解情況。這個決定，我很高興，趁此機會對農村進一步做比較係統深刻的了解，有極大的好處。
田要我轉告羅遠述：（一）大豐公社的製度、體製，不要動，至少搞一年看，試就試到底。（二）9—13歲的學生，根據情況規定勞動任務。（三）發動群眾討論、總結小麥生產經驗，開幾種人的座談會。（四）紅苕、洋芋按戶發下去，便於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隻煮米。（五）田頭積肥經常化。（六）開會的同誌都讚成成立機建組，培養機工學徒。
6月27日 經過一天緊張的工作，現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點多。用工量的材料，原來的調查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沒寫上密植和施肥的情況，不能說明問題。田說得對：任何一個材料要有鮮明性，反對什麽，讚成什麽。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機飛武漢，準備去廬山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我一個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橋公社走了走，了解一點情況，許多問題同崇義一樣。
6月29日 早6點40分乘火車到達成都。下午回崇義鄉。
以上逄先知的日記中所記的調查活動、勞動情況、開會向田家英匯報的問題和田家英講話的內容，都壓根兒沒有提到“試驗田”這三個字。
李學謙寫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記，白紙黑字，是駁斥戚本禹謊言的重要佐證。此外，當年任大豐公社黨委書記的羅遠述寫給李學謙的信，劉冠群寫的回憶田家英在大豐公社搞農村調查的文章，也都沒有提到過種試驗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調查組的一個成員，在田家英統一領導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種試驗田。
八、天津調查的真實情況
關於天津調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麽寫的。他說：
“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農村六十條》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由於糾正了‘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經濟核算製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農村的形勢逐步好起來了。這時，毛主席要著手解決工業的問題了。為了製定《工業七十條》他叫陳伯達、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天津做工業調查。”
“調查組由陳伯達擔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下麵設三個小組，一個小組去鋼鐵廠，一個小組去機械廠，還有一個小組去工交單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馬仲揚[]分別擔任了兩個小組的小組長。另一個小組由我擔任小組長，柴沫和馬仲揚都是抗戰時就入黨的幹部，都是正局級，跟田家英是一個級別的。而我當時還是個科級，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帶的小組是去了天津機床廠搞調查。”
“我把我所調查到的情況，匯報給了陳伯達。陳伯達聽了我們調查出了真實的情況，就表揚了我們。他問我是怎麽調查出來的，我把前後過程都講了。陳伯達認為我這個從銀行找突破的辦法很好，之後他自己去調查工廠也都要找銀行。”
“天津調查前後曆時幾個月，到1961年底，我們結束調查，回到中南海。陳伯達叫我起草了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我就把調查到的各種問題都寫了進去。這個報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後來製定的《工業七十條》，也參考了我們的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
天津調查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辦公廳兩個單位的同誌組成的，政研室秘書長柴沫帶隊，共16人。陳伯達為組長，田家英為副組長。開始下麵分三個組，戚本禹是一個組的組長。很快調整為兩個組，一個組調查天津第一鋼廠，馬仲揚為組長；另一個組調查天津機床廠，政研室的高禹為組長。這兩個工廠都是天津的重點工廠。戚本禹和逄先知參加機床廠的調查。當年參加調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張作耀還健在。他提供了一個生前不準備發表的回憶材料，對那次調查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題為《天津工業調查》。現將這個材料的主要內容記錄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要用《農村六十條》教育幹部時講到：‘城市也要搞幾十條。’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見，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組織了東北工業調查。與此同時，6月下旬，陳伯達、田家英也組織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員參加的調查組，做天津工業調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調查。因為我覺得我們這次調查始終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領導下的調查工作’。”
“調查組6月26日晚離京，27日淩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際處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書逄先知先於我們到達，住另處。當日，天津的同誌分別介紹了天津第一鋼廠、天津工程機械廠和城市人民公社情況。田家英與會聽取情況介紹。”
“調查組分成兩組。28日，一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馬仲揚為組長，到第一鋼廠調查；另一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為組長，中央辦公廳的人在戚本禹的帶領下參加本組，本擬到工程機械廠，臨時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機床廠。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長柴沫帶一兩個人做些麵上的了解（不長住天津），並管兩組的事，有時負責上傳下達或同市裏聯係和溝通。”
“參加天津機床廠調查的人員，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辦公廳的同誌，有戚本禹、王剛、楊旭章等。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參加這個組的調查，直接向田負責。”
“七月下旬，調查組開始撰寫調查報告。7月29日調查組向田家英匯報情況，直到晚上。晚12時，田聽完匯報後對大家談話，並就撰寫調查報告的問題談了意見。”
“調查組按照專題分工，按八個問題起草報告，另加一個前言，共9個材料。我負責起草了《天津機床廠基本情況》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題目和起草人，已經記不清了。但有一個，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廠管理製度問題的材料。他為這個材料題名《竭澤而漁》，文中語言特別尖銳。根據當時的指示，所寫上報材料或報告，都要和工廠領導‘見麵’，要得到他們的認可。顯然，這個材料很難被工廠領導和管理幹部通過。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緩和點，最後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題目（已記不清改了個什麽題目）。”
“我負責調查組的事務工作，代表調查組請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當時，田家英催得很緊，8月22日，由中辦一位同誌直送中央辦公廳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們寫的9個材料，在中共中央廬山工作會議上全部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近來看到鄧力群的回憶，他說參與搞《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時曾經參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調查材料（大意）。”
“在我們送出調查材料的同時，中辦的同誌帶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初稿）》，讓我們立即組織工人和幹部討論。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調查組分別召開機床廠老工人代表、廠級領導幹部和技術幹部座談會。大家很興奮，積極發言……座談會後，高禹命我做了文字匯總，並讓中辦同誌送中辦即轉田家英。”
“8月25日開始，調查組根據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幾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調查……9月7日，調查結束。當晚8時回到北京。前後曆時70餘天。29日，參加天津工業調查的兩個組的全體人員，在京開了一次總結性的座談會，調查組宣布解散。”
張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山東大學曆史係畢業。為人忠厚，作風樸實。他提供的材料，具體而真實，與逄先知的記憶完全一致。憑這個材料，就可以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調查問題上所說的種種謊言。
張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機床廠作調查。組長是高禹，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行政12級，有相當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卻謊稱他是天津機床廠調查組的組長，“被破格重用”。更讓人驚奇的是，《回憶錄》裏寫的關於他向陳伯達匯報調查情況，又受到陳伯達表揚的那段描述。陳伯達從來沒有到過天津機床廠。逄先知等人與戚在一起調查，朝夕相處，從未聽說過戚向陳作匯報。
關於天津調查材料上報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況，張作耀的材料已經簡明地提到。為了徹底揭穿戚本禹的謊言，這次我們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天津調查材料的檔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寫在田家英8月24日為上報天津工業調查材料所寫的報告上。當時中央正在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8月23日開始的，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製定“工業七十條（草案）”。在會議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時地將天津工業調查材料上報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調查材料作為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之十二，印發與會同誌。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發各同誌研究。毛澤東1961年8月27日”。用鉛筆寫的，字很大。調查材料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天津第一鋼廠調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調查組1961年8月10日）》，一個是《天津機床廠調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調查組1961年8月16日）》。機床廠調查附有8個材料，是各人分頭寫的，最後由組長高禹定稿。逄先知寫的是《供銷關係和協作關係的幾個問題》。
戚本禹說，1961年底，調查結束，陳伯達叫他起草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他把調查到的各種問題都寫進去，這個報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後來製定《工業七十條》也參考了他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
客觀事實總是同戚本禹作對。中央檔案館對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沒有所謂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寫的天津工業調查報告。不知戚本禹有什麽本事能寫出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他隻參加了機床廠調查，怎麽能知道天津第一鋼廠的調查情況？天津調查是1961年9月上旬結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業調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由毛主席批示印發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並為製定“工業七十條（草案）”提供了參考。1961年底還寫什麽天津工業調查報告，豈不是放馬後炮？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通觀《回憶錄》，戚本禹動不動就說，他寫報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這樣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隨便地說，如此吹牛，實為罕見。
戚本禹還說：
“這一時期我和陳伯達的直接接觸多起來了，因為他是三個小組的總負責，經常要我去向他匯報工作。但我在無意中卻發現，隻要我去向陳伯達匯報工作，田家英就不高興。那時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很大了。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為難，不好處理。田家英以前對我一直都很好，可在這次調查中卻老挑我毛病，隻要是被陳伯達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說我辦得不好。”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陳伯達隻同調查組全體成員見過一次麵，講過一次話，去過一次天津第一鋼廠。除此之外，與調查組再未照過麵，撒手不管了，怎麽可能同戚本禹接觸多起來了，還經常要戚向他匯報工作？在天津機床廠的調查組，組長是高禹，陳伯達即便要聽匯報，也應是高禹去匯報，上麵還有一個柴沫秘書長，輪不到戚本禹。不僅如此，戚本禹竟說在與陳伯達經常接觸中，發現陳伯達和田家英的矛盾已經很大了。在1961年那個時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陳、田之間的關係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從哪裏聽到一點風聲，就做起“文章”來了。戚本禹說什麽他被夾在陳、田中間左右為難，隻要是陳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說他辦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這純粹是捏造，一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為了捧陳貶田。
九、關於辦《群眾反映》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說：
“在1961年底，我參加天津調查結束以後，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書室。在討論我的工作安排時，田家英說，戚本禹農村也去過了，工廠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說他是個好同誌，那就應該讓他做些重一點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時的秘書室還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後寫成報告呈給主席。以往我在秘書室的時候，匯總的工作通常是由我來做了。可那時候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主席在看了我們送上去的反映群眾意見的報告後，經常會直接在上麵作出批示。我們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這樣一來，不僅劉少奇、楊尚昆他們有意見，連周總理有時也會有意見。因為許多事情他們都還不知道，主席已經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這就讓他們感到很被動。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線之後，這個矛盾就更明顯了。”
“這個時候，田家英他們就商量了，幹脆我們秘書室就搞個刊物，把群眾來信來訪所提出的意見都集中在這個刊物上，把它們綜合地反映出來，然後把刊物分送給主要的中央領導。”
這就是辦《群眾反映》的由來。辦這個內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為辦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績。但他自我吹噓太過分，說什麽田家英要他做秘書室全局性的工作。當時秘書室的領導有田家英、陳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麽也輪不到他。
戚說，秘書室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後寫成報告呈主席，而匯總工作通常是他來做。
當年負責處理群眾來信的李公綽、沈棟年、負責處理群眾來訪的呂澄，領導打字室工作的王象乾，異口同聲地說：“根本沒有這個事，絕對沒有，絕對不可能，這純粹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為了誇耀自己的工作成績，寫了這樣一段話：
“頭幾期出來之後，我就找了林克，讓他去跟主席說，現在群眾來信不送了，改成送《群眾反映》了。沒想到，在開頭的幾期《群眾反映》上麵，主席就一連作了三次批示。這一下子就把這個刊物搞得影響很大了。後來，我問林克，主席是不是經常看《群眾反映》？林克說，你不用問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來催問的。在‘文革’的時候，葉群也跟我說過，林彪對《群眾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看到，他就要問，《群眾反映》呢？”
戚本禹還用壓低別人的辦法抬高自己，他說：
“前麵說了，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後樓研究室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的《群眾反映》的報告送交上去後，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眾反映》出來後，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份小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參加座談的當事人，都覺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無對證，戚就可以愛怎樣說就怎樣說。林克這個人溫文爾雅，說話很平和，更沒有誇張的口吻。戚編造林說過的話，一點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氣和語言。
李公綽說：“《群眾反映》沒有那麽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用軍用飛機運雞那期引起一些轟動，引起譚震林不滿。”
王象乾說：“戚說《群眾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幾天沒有看到，他就要問。我曾打電話問過林彪的秘書，問林彪對《群眾反映》有什麽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書說，沒有批示過，不是每期都看，有時我們挑一點送給他看。”
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頭幾期，真的一連作了三次批示嗎？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況簡報》還要多嗎？戚本禹離開秘書室，由別人接辦的《群眾反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沒有做什麽批示嗎？拿事實來說話吧！查了一下《毛澤東年譜（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況簡報》共21期，批示《群眾反映》隻有5期，而這5期都是在戚本禹離開秘書室之後，由別人接手編輯的。[]
戚本禹為了吹噓自己，壓低別人，竟任意地胡編亂造。
更不應該的是，戚本禹借《群眾反映》問題，有意地貶損田家英，他說：
“至於刊登什麽內容，田家英也讓我來決定。他和我有個默契，他說，重要的事情你得給我打個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簽發好了。……其實，我心裏明白，他之所以讓我來簽發，是萬一出了什麽問題，他還可以有回旋的餘地。果然，後來楊尚昆為了《群眾反映》的事批評了田家英好幾次（在楊尚昆的日記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頭上推。”
《群眾反映》，田家英讓戚本禹簽發，這本來是對他的信任，戚本禹卻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壞處去想，反誣田家英推卸責任，沒有擔當。戚本禹在《回憶錄》中不是說過：“田家英有個大優點，即使在工作上出了問題，他從來不像陳伯達那樣把責任往別人頭上推，從來不諉過於同級或下屬”嗎？田家英為人是否有擔當，自有公論。（待續）
十、戚本禹從秘書室調到“後樓”的真相
所謂“後樓”，指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因其最初的辦公地點位於中南海居仁堂的後樓而得名。關於戚本禹調“後樓”的原因，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
“楊尚昆對我主編的《群眾反映》一直都是意見很大的。盡管他有時也經常會找（我）刊登一些批評他所不喜歡的人的東西，但他總是擔心我會給他捅出婁子來。特別是因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譚震林的關係很緊張。後來在關於‘包產到戶’的群眾意見專輯問題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譚震林的攻擊。所以他就與田家英商量，調離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辦公廳‘後樓’的《情況反映》，那麽多人都沒有搞出多少東西來，倒是《群眾反映》這麽個小刊物，給中央反映了不少情況，所以現在決定把你調到後樓研究室去加強《情況反映》的編輯工作。就這樣，我離開了《群眾反映》。調去‘後樓’的時候，龔子榮給我登記表上寫的是研究員。”
關於戚本禹調“後樓”的事，看看《閻明複回憶錄》是怎樣說的。閻明複寫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後樓’二樓翻譯組的辦公室來看我。他對我說：‘我聽說上上下下你都處得很好，大家都說你人緣好，而我則很苦惱，上上下下都不喜歡我。所以想向你討教，該怎樣辦。’我當然還有點自知之明，不會給戚本禹提什麽忠告。我問道，老戚你究竟有什麽想法？他說他在秘書室實在待不下去了，想換換環境，能不能到‘後樓’工作。我答應試試看。我把老戚的情況向‘後樓’綜合組組長何均反映了。何均愛才，認為戚本禹有才，答應同田家英商量。後來，老戚就調到‘後樓’來了。他專門來看我，表示感謝。”
閻明複同戚本禹關係比較好。他為人正直，實話實說。我們相信他的回憶錄裏寫的這件事是真實的，寫出了戚本禹的真實情況。
事情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963年五六月間，在中央開展的“五反”運動中，田家英連續幾天主持召開中辦秘書室室務會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著重解決領導班子的團結問題。接著又開全室大會給領導提意見。秘書室的室務會議由各科的科長、副科長組成。那次會議逄先知也參加了。
沈棟年（兼秘書室黨總支副書記和人事工作）說：“田家英和我說過，戚本禹和幾個科長都搞不好關係，我很發愁。”
在室務會議上，每個人先作自我檢查，然後由大家提意見。當時，大家對戚本禹的意見較多，也比較尖銳。沈棟年的發言，大體上反映了會上對戚的意見。他說：“（一）戚本禹好名，對同誌關係缺乏誠意。戚總想他說了算，飛揚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問題。（二）驕傲自滿，盛氣淩人，惟我獨尊。記仇。你對××同誌突然襲擊，拋出一批材料，揭發是攻擊性質的。嫉妒報複，拉拉扯扯，拉攏打擊。”李公綽說：“我記得你（指戚）說過，如果××不服，就再拋一批，堅決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賴，我再揭發。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會上發言，對戚本禹提出了批評意見，著重批評戚的極端個人主義。在逄的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戚本禹一心想出人頭地，總要站在別人之上。誰超過了他，他就打擊誰。在室務會議上，也是飛揚跋扈，盛氣淩人。戚有合縱連橫的本事。”（上述各人發言，均根據當時的記錄）
戚本禹看到大家對他的意見較多，想擺脫被動局麵，轉移視線，就把一位科長同他一起出差時對田家英的議論，當著田的麵和盤托出。不久，又撇開室務會議，在辦公室走廊裏貼了一張大字報，對那位科長無限上綱，抓住一些生活小事，聯係家庭出身，用“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作為標題，進行攻擊。這在全室引起轟動和不滿。
後來，在全室大會上群眾對室領導（包括各科科長）提意見，也有人對戚本禹提了意見。如有人說：“戚本禹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在運動中有些個人情緒，像貼大字報，分析得那麽高，那麽‘左’。這些年個人主義發展。”有人說：“戚本禹工作閑，常不在，不知到哪裏去了。編《群眾反映》質量不高，有些文字不通，錯別字很多。”（以上均根據當時的記錄）
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所以戚本禹對閻明複說，他“很苦惱，上上下下都不喜歡我”，“在秘書室實在待不下去了，想換換環境”。而在他的《回憶錄》裏說的卻完全變了樣，說調他到“後樓”，是楊尚昆、田家英定的，是龔子榮看中了他，讓他去“後樓”加強《情況簡報》的工作。照戚的說法，楊尚昆既然把他看作是“刺兒頭”，擔心他“捅婁子”。那麽，把他調到“後樓”這個更重要的部門，辦《情況簡報》，楊尚昆就不怕他捅更大的婁子嗎？《回憶錄》在他調工作這件事上說謊話，吹自己，壓別人，他卻沒有想到《閻明複回憶錄》早已問世，白紙黑字地呈現在世人麵前了。
沈棟年說：“當年，戚本禹調‘後樓’，我就覺得很奇怪。戚本禹思想品質不好，怎麽能調去‘後樓’。在‘後樓’這樣重要單位工作的，應該是政治水平高、思想修養好的同誌，怎麽能調他去？”
十一、戚本禹為什麽寫《評李秀成自述》？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說：
“1962年底，在我擔任《群眾反映》主編的時候，我從主席的閱讀書目裏，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國方麵的書，於是我也把它找來讀了。其中有呂集義編寫的《李秀成自述》這本書。”“以羅爾綱寫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影響最大。羅爾綱的書毛主席也看了，但他並沒有在上麵寫下什麽批示。”
戚本禹又在說謊。毛主席從來就沒有什麽“閱讀書目”，1962年底他也沒有看過太平天國方麵的書。逄先知保存著一本詳細記載毛主席要書的筆記本，時間為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毛主席要太平天國方麵的書，隻有兩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19日，要的是《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羅爾綱箋證）。第二次是在1964年7月31日（在北戴河），要的是關於李秀成的資料。送給他的資料有：影印的《李秀成自述》、中宣部編印的有關李秀成的資料、7月27日《人民日報》、7月25日《光明日報》、範文瀾《中國近代史》。這兩次都是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發表之後。
當年，田家英對《評李秀成自述》的看法和他對處理這篇文章的態度，逄先知比較了解。逄說：“田家英是不大讚成戚本禹文章觀點的。他比較讚成周揚他們的觀點。戚的《回憶錄》裏說，田對他的文章開始說‘寫得挺好’，後來又不讓發表，表裏不一。這不是事實。事情的經過是：《曆史研究》編輯部負責處理戚本禹這篇文章的編輯丁守和，曾打電話給田家英征詢對戚文的意見。田家英明確回答‘不要發表’，並且說‘這個人不好’。丁守和將田家英的意見，報告了劉大年。劉大年反複考慮，認為《曆史研究》當時如不發表戚本禹這篇文章，將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他的意見是《曆史研究》發表戚文，同時發表羅爾綱的一篇表態的文章，作些說明，爭取主動。《曆史研究》的另一位負責人黎澍是主張發表戚文的。黎澍對戚本禹的文章，密密麻麻地作了大量的修改，並將修改稿送田閱。我當時在場，看過這個修改稿，放在田的辦公桌上。黎澍是用紅筆改的。田家英說：‘如果我的稿子，被人改成這樣，我就不發表了。’戚當然不會在意這些，隻要能發表就行。果然，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反響，一鳴驚人。”
這裏還要澄清一個事實。《回憶錄》中說：“田家英對周揚他們在批判我之前，沒有給他打個招呼也不滿意，他氣憤地說，他（周揚）太霸道了。”
根本沒有這回事。在李秀成評價問題上，田與周的觀點基本一致。況且田又不管中央宣傳部的事，周揚不需要給他打招呼，對這種工作關係，田家英還能不清楚嗎？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過：“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這句話透露了他的心機。1961年5月，田家英曾將戚本禹送給他的一份材料《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報送毛主席。主席作了批示，印發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戚本禹一下子在黨內出了名，嚐到了甜頭，很是滿足了他出人頭地的意願。這次關於李秀成的文章，他知道田家英是不會替他轉送毛主席了。此路不通，就另找出路。戚本禹說：江青“從《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
江青是怎樣看到《曆史研究》刊登的戚本禹文章的呢？呂澄說：“我聽朱固[]說，戚本禹是通過江青把文章送給了毛主席。關於李秀成的文章，本來是戚本禹與朱固合寫的，朱固還到北京圖書館借過有關李秀成的書。文章發表了，隻署戚本禹一個人的名字，朱固很有意見。”
前麵我們說過，戚本禹說1962年底知道毛主席正在看太平天國方麵的書，他也找來讀了。這雖是謊話，卻泄露了戚本禹內心深處的方向標：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這上麵作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連篇累牘地發表言詞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躍升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高位。但是，在他的筆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包括老一代革命家和一些著名的學者。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曾說過：“我們一些‘左’派，就是踏著別人的肩膀向上爬。”話中所指，就有戚本禹。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找他們幹什麽，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曆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戚本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造出這樣不知羞恥的謠言，來抬高自己。誰也不會相信，就憑他發表了這麽一篇文章，被譽為“黨內第一支筆”的胡喬木和被戚稱為“恩師”的田家英，會找他戚本禹合寫文章！“田家英”三個字之後，還有一個“等”字，不知還有什麽名人找他合寫文章？
戚本禹一有機會，就吹捧江青，打壓胡喬木、田家英。這正說明他是江青死心塌地的同夥。曆史是公正的，被戚本禹顛倒的曆史，早已顛倒過來了。
十二、從1962年的“包產到戶”問題說開去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1962年刮‘單幹風’的時候，當年6月，田家英從湖南調查回來，他先到劉少奇那裏作了支持‘包產到戶’的報告。劉少奇鼓勵和支持他的意見，並要他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接受了劉少奇的指示以後，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裏，他按劉少奇的意見向毛主席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建議，受到了主席的批評。後來主席問他，這‘包產到戶’是你自己來說的，還是誰叫你來說的……田家英卻堅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不是別人叫他來的。主席從此就不再信任他了，也很少找他。”
戚本禹還說：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是主席叫他到湖南農村做調查的。回來後，理應首先去向毛主席匯報的。怎麽能先去劉少奇那裏作匯報，並接受劉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麽建議呢？而且明明是劉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議，當主席問他的時候，他卻還在主席的麵前不說真話呢？”
這些話，一看就是戚本禹道聽途說，或者看了什麽有關文章後加工改造寫出來的。老實說，在這件事情上，戚本禹根本就沒有發言權。
1962年，派田家英到湖南調查，包括調查的具體地點，都是毛主席在杭州當麵向田家英說定的。主席提出調查4個地點：韶山大隊（主席家鄉）、大坪大隊（即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寧鄉炭子衝大隊（劉少奇家鄉）、天華大隊（後來沒有去。劉少奇曾在這個大隊作過調查）。毛主席還特別囑咐田家英，問問少奇同誌那裏派什麽人去參加調查，他對調查有什麽意見。所以調查組凡是關於炭子衝大隊的調查報告都送劉少奇。
戚本禹不是說，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理應先去向毛主席匯報，怎麽能先去劉少奇那裏匯報呢？戚本禹有所不知，田家英是6月下旬回到北京的，當時毛主席正在外地，一時半會兒還回不來，所以他先向劉少奇匯報了，這有什麽大驚小怪的？匯報的情況是這樣的：田匯報剛開個頭，就被性急的劉少奇打斷了。劉少奇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明了了，隨即提出他的分田主張。劉要田對他的主張在秀才中醞釀一下，不要說是他的意見。劉少奇並沒有要田家英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隻是當田家英問可不可以向主席說時，劉少奇說可以。
此時，田家英正急著要向毛主席匯報，就打電話給汪東興，問主席什麽時候回來。回複的電話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當時主席正在邯鄲。
7月6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當天就在中南海遊泳池聽取田家英匯報。田家英主要是陳述他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大意是：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單幹的可能達到40%，另外60%是集體的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一種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複了，再重新把他們引導到集體經濟。田把他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四六開”。毛主席問田：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其他人的意見？田說是他個人的意見。毛主席對田家英的意見沒有表態，隻問了一句：你的意見是以集體為主還是以個體為主？田家英一下子被問住了，沒有答上來。
過了兩天，7月8日，毛主席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田家英等人開會。會上，毛主席批評了田家英，說他不去修改“六十條”，卻去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受到毛主席的批評，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那天晚上田家英心裏非常煩燥。從那以後，田家英就逐漸失去毛主席對他的信任。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別有用心地從包產到戶扯到田家英與劉少奇的關係。他說：“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後，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這些人都是很聰明的人，或許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許認為毛主席畢竟老了，而劉少奇對他很器重。這跟後來汪東興投靠林彪是一個道理。”
戚本禹口口聲聲說：“田家英是我的老師，有恩於我，有情於我，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卻在轉眼之間，就這樣誣陷田家英。
網上還傳出戚本禹對人說過這樣的話：“主席為什麽不信任田家英了呢？這主要是他和劉少奇的關係。毛主席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當主席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他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他給劉少奇打電話，問他應該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麽做就怎麽做。在以後的日子裏，他經常到劉少奇那裏去。他每次什麽時間去，什麽時間出來，都被劉宅的警衛戰士記錄下來了——這當然是他們的工作職責。有時去的時間很長。汪東興把這種記錄報告或交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興，他會覺得自己的秘書跑到別人那裏去了……江青說，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這件事情。當我後來接替田家英秘書室主任的工作時，江青告訴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戚本禹說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並將田家英歸在這些人中，這是他以自己陰暗的內心世界去猜度田家英的想法。田家英絕不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是有操守的，他懂得黨的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
劉少奇任國家主席後，田家英曾當麵請示劉少奇關於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任職問題。劉少奇是說過，繼續留任，張經武仍任主任。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這個機構，沒有什麽實際的工作。戚本禹卻在這上麵做文章，說什麽在以後的日子裏，田經常到劉少奇那裏去，他每次什麽時間去，什麽時間出來，都被劉宅的警衛戰士記錄下來，等等。
我們問過曾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的秘書和警衛人員。機要秘書李靜（現年84歲）說：“田家英到劉少奇那裏很少、很少，沒有印象了。我們那裏沒有衛士記錄。誰來，報告一下就行了，很隨便。”秘書姚力文（現年92歲）說：“田家英和劉少奇來往不多。”衛士史國瑞（現年92歲）說：“沒有見過田家英到劉少奇家裏，一次沒有。”衛士馬傳忠（現年84歲）說：“劉少奇與田家英往來不多。”上述這些人都是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他們最有發言權。
關於田家英與劉少奇的關係，逄先知比較了解。他說：“田家英同劉少奇接觸很少。他們的接觸主要是兩次。一次是1962年田向劉匯報湖南調查。另一次是修改《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因為‘後十條’，田家英是在譚震林主持下的主要起草人。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田家英比較傾向於劉少奇的思想；而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方麵，田認為劉少奇‘左’，特別是表現在修改‘後十條’上。劉少奇說‘後十條’違反了‘前十條’精神，要根據‘桃園經驗’進行修改。並要田家英隨他南下，一起修改。當時田家英感到十分為難，但又不能拒絕。田家英帶著我一起去的。離京的前一天，田家英請示毛主席，對修改‘後十條’有什麽指示。毛主席主要講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都集中在一個點上。毛主席這兩點意見，田家英在飛往南方的專機上，向劉少奇作了傳達。劉少奇沒有說什麽。這次修改‘後十條’，劉少奇要田家英按照‘桃園經驗’的精神進行修改，這確實難為田家英了，因為要按照自己沒有想通的意思去改‘後十條’，所以改得十分吃力，難以落筆。文件改完後，田家英立即從廣州回到北京，不願意再跟著劉少奇到廣西等地去考察了。從那以後，劉少奇隻找過田家英一次，讓他開一個讀馬列著作的書目。從此他們之間再沒有來往了。江青、戚本禹誣陷田家英是‘一仆二主’，能成立嗎？”
這裏順帶澄清一下《回憶錄》中對劉少奇生活方麵的攻擊。戚說：劉少奇一家單獨住了一個院子，屋裏擺設豪華，吃螃蟹隻吃蟹黃，等等。
其實，劉少奇的生活是很簡樸的，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有一次，他的兒子進了他的辦公室，受到劉少奇的訓斥。劉少奇說：這是我的辦公室，有機密文件，今後不準進來！關於劉少奇搬家的事，據劉身邊的人說，劉少奇原來住在樓房裏，爬樓困難，就搬到懷仁堂北邊的一個院子裏。這裏原是林伯渠住的地方，林老去世後，家屬搬出中南海，院子空出來了。劉少奇的衛士馬傳忠說：“屋內擺設比較簡樸，沒有什麽豪華的東西。”李靜也說：“屋內擺設，太簡單了。”
戚本禹根據一些不實的材料演義出一個毛、劉關於“四清”問題的對話。《回憶錄》中說：“主席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劉少奇當場就提出來，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說出來聽聽。毛主席當場就點了兩個人的名，說煤炭部的張霖之和地質部的何長工就是。”請問，劉少奇能這樣對毛主席發問嗎？毛主席真的點名張霖之與何長工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沒有的事。戚本禹演義出這個對話，說穿了，就是為他自己的罪行開脫，他對張霖之被迫害致死負有直接的重大責任。你看，照他那樣說，“文化大革命”前那個時候毛主席就已經定了張是走資派，再加上戚在《回憶錄》裏羅列張在任煤炭工業部長期間的一些礦難情況以及生活腐化等等，這樣的走資派還不該批鬥嗎？戚本禹常常編造或者根據不實材料演義出一些“故事”，達到他個人的目的。
關於毛、劉對“四清”問題的爭論，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會議規模不大，有31人參加。會議記錄根本就沒有《回憶錄》中所說的毛、劉那些對話，也根本沒有提到張霖之與何長工。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根據會議記錄這個權威檔案，都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據當年參加批鬥劉少奇的人後來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內批鬥劉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揮者。他對參加批鬥的人交代：要搞得熱烈，要殺氣騰騰，不要文縐縐的，要鬥出水平來，還要拍電影。可以摁頭，可以讓王光美低頭。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東湖賓館召集周恩來、謝富治、楊成武等開會時，批評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的做法，說不要麵對麵搞，還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為了攻擊別人，在一些大事情上胡編亂造一些“故事”，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同樣胡編亂造。例如，《回憶錄》中《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這一部分，一開頭就編造一個關於掛蚊帳的“故事”。當時，逄先知、戚本禹剛剛調到秘書室，彼此還不熟悉。戚說，隻有逄先知有蚊帳，別人沒有，他和幾個人一起給逄先知提意見，逄就給田家英打小報告。“故事”寫得很生動，活龍活現，不知情的人很容易信以為真。其實，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當時大家都有蚊帳，戚本禹本人就有蚊帳。說逄給田家英打小報告，更是無稽之談。這裏請讀者注意一下，在《戚本禹回憶錄》的另一個電子版上是這樣說的：“逄經常主動給田家英打小報告，把我們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報告給田，後來當了田家英的秘書。”戚本禹心虛，覺得這樣說太離譜，在正式出版的《回憶錄》中就改了個寫法。從這件小事情上也能看出戚本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再舉幾個例子。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田家英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楊尚昆、鄧小平提拔他擔任的，他因此對楊尚昆、鄧小平一直懷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說，還是楊公、鄧公想到我呀。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經常向楊尚昆去匯報工作了。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鄧小平去東北視察工作的時候，是帶著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興安嶺被一種毒蟲咬傷，整個手臂都腫了起來。鄧小平下令要省裏的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給他治好。他對這件事情也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這都是編造的。那次東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楊尚昆等。田家英是帶著逄先知一起去的。逄是親曆者，他說：“首先，戚說的時間就不對。鄧小平那次視察東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鄧視察的地方是小興安嶺，也不是大興安嶺。說田被毒蟲咬了，鄧下令要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給他治好’，這更是瞎說。田沒有被毒蟲咬，什麽病都沒有。”戚本禹真是一個謠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謊話都能編造出來。為了說田家英對鄧小平感恩並投靠鄧，而得到鄧的提拔，他居然離奇地造出一個毒蟲咬了田家英的故事。
田家英從1948年起，給毛主席當秘書十二三年，由於做出的工作成績，特別是在1961年領導浙江農村調查和擔任“農業六十條”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貢獻，才升任中辦副主任。
戚本禹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幹的壞事，避而不談，或者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同時，又隱瞞對他不利的事實真相。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處，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決定：停職檢查，工作由戚本禹接管。特別指出田家英犯了兩個錯誤：（一）一貫右傾；（二）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而《回憶錄》卻輕描淡寫地說：安子文“很平和地說，家英啊，你犯錯誤了，中央現在決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查”。“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他隻談田家英有錯誤，並未談到具體是什麽錯誤，更沒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戚本禹故意回避問題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兩個錯誤。在當時來說，這兩個錯誤對田家英的壓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經從別人那裏知道，中央已經將彭、羅、陸、楊定為反黨集團。他很緊張。
《回憶錄》裏說：“1966年田家英出事後，我們‘八司馬’因為與田家英關係較好，有人就借機整肅我們，說我們是田家英的餘黨，但沒有成功。”
那時的戚本禹已是紅極一時的人物，又接替了田家英的工作，誰還敢整肅他，誰還會把他打成田家英的餘黨？這種騙人的話，誰會相信？
戚本禹還說：“文革初，批鬥田家英，我不積極，我心裏同情他，結果被指責犯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錯誤。”其實，戚本禹是十分積極地要大家揭發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上午，戚本禹就到秘書室召集全體科長開會，也叫逄先知參加，要大家揭發田家英，特別要逄先知揭發。王象乾說：“1966年5月23日，戚本禹召集秘書室室務會議，一個人頭一個人頭點名，要大家揭發田家英。”不久，戚又把秘書室的科長們凡與田家英關係較多或較好的，都劃為“黑幫”。戚本禹不僅要秘書室的人揭發田家英，還要馬列主義研究院的繆楚黃等三人“大力揭發”（戚本禹原話）田家英。他們三人，一直在田家英領導下，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對《毛選》前三卷的注釋進行校訂工作。戚本禹這樣煽動、威逼上述這些人揭發田家英，能說他對田有溫情主義嗎？能說戚是“心裏同情他”嗎？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一天晚上他（指逄先知）在家裏燒文件，燒得滿屋子都是煙。然後他把燒過的東西，放到抽水馬桶裏衝掉。因為燒的東西太多，有些紙沒有燒盡，結果就把下水道給堵了。”
逄先知說：“我在田家英出事後，是銷毀過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燒的。這件事，我當時就交代清楚了，後來組織上也已查清。幾十年後，戚本禹別有用心地舊事重提，我在這裏必須加以澄清。我銷毀的材料，是參加《毛澤東選集》第5卷工作時，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當時是在一種緊張的情況下幹出來的一件蠢事。是銷毀什麽東西把抽水馬桶堵了呢？是一個筆記本，裏麵記有我在1963年秘書室室務會議上批評戚本禹的發言稿，害怕戚本禹報複，才下決心銷毀。這個筆記本很厚，是道林紙的，有一個厚紙殼子，這一下就惹出了大禍！”
逄先知說：“戚本禹采取他在《回憶錄》中一貫使用的造謠誣蔑、誇大其詞的手法。說什麽我寫了一百多張紙的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這完全是誇張。戚本禹甚至說我揭發田家英說過：‘主席死後，也會擺在水晶棺裏，最後，也會像斯大林那樣，被後人焚屍揚灰的。’這是十分惡毒的造謠誣蔑，既是對田家英的誣陷，又是對我的誣陷。”
參加座談的同誌都說，1962年以後，田家英雖然對毛主席有些不滿，但絕不會有這樣的仇恨。田家英總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後，每當主席讓他辦一件事的時候，他總是很高興。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協助編輯《毛主席詩詞》，他盡心盡力地完成任務，主席很滿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帶領一個班子，經過調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共和國貧農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決定，他才感到完全絕望了。逄先知說：“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編造的這種話。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議實行火葬》的倡議書上第一個簽名的。在倡議書上簽名的黨內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議書上簽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誰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後會長眠在水晶棺裏，那時想的都是遺體應火化。用水晶棺長期保存毛主席遺體，是在毛主席逝世後，才由黨中央決定的。據負責保存毛主席遺體的專家說，他們當時毫無準備。這時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謠的時候，根本不顧這些重要事實，反正想怎麽誣陷你就怎麽誣陷你。”
關於田家英的自殺，和對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麽態度？長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謝靜宜曾問過他。1972年原中辦副主任王良恩自殺後，謝靜宜問毛主席，中辦兩個副主任都自殺，問題有那麽嚴重嗎？毛主席嚴肅地對她說：“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麽了不得的事。若幹年後也許能搞清楚，也許還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書，他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愛學習，是個有才幹的人。”（見謝靜宜《毛主席身邊工作瑣憶》一書）
逄先知說：“1976年，我在江西進賢縣中辦‘五七學校’勞動，在一個連隊的後勤班編竹筐。有一天，一個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他們是到幹校來短期勞動鍛煉的），專門到我編筐的屋子，坐在門檻上，對我說：‘主席說，田家英要是不自殺，也沒有什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為田家英平反的決定。1980年3月28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在北京舉行田家英追悼會，由鄧力群主持並致悼詞。
十三、從政治巔峰到階下囚——戚本禹的政治生涯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別是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之後，達到了他的政治巔峰，成為一個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後來戚本禹被關起來，有人揭發戚本禹想當總理。戚對他們說，“那個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來”。他所說的“最大的保皇派”指的就是周總理。
其實，從戚本禹的《回憶錄》裏，也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戚本禹說：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很多。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給我送條子過來……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我向江青匯報此事，江青說，總理是太累了，鄧大姐說得對，你們要盡量照顧總理，開會太晚不好，應該叫總理早退。我說，中央召開的會，讓總理早退，我們來主持，這好嗎？江青說，不是主持繼續開會，而是做好會議收尾工作，這是可以的。”
戚本禹把自己抬得這麽高，似乎除總理和江青之外就數他了。你看，鄧穎超寫條子都是給他，而且很多。“我說，中央召開的會，讓總理早退，我們來主持，這好嗎？”好大的口氣！他既不說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也不說由江青主持。這個我們，自然就包括戚本禹了。
大家知道，從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取代原來由周總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後，周總理的處境愈加困難了。而周總理最困難的時候，也正是戚本禹最得勢的日子。關於這段曆史情況，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其中寫道：
“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對他們最大的障礙正是來自周恩來。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現了直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提出：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還提出‘炮打’周恩來的理由：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他們的錯誤不會和總理沒有關係；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周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又針對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第二天，周恩來將毛澤東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傳閱’……這場鬧劇終於被迫悄悄收場。”[]
關於王、關、戚的問題，《周恩來傳》寫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淩晨一時，剛開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係列事件的看法。周恩來特別提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這個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談完後，周恩來把一份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毛澤東看。”
“當天上午，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直飛上海，向毛澤東轉達周恩來的意見。經過一天考慮，毛澤東下了決心。他對楊成武講：‘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
“二十六日中午，楊成武趕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晚上，周恩來在釣魚台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來宣布：‘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隨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第二年一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戚本禹也作了同樣處理。”[]
毛主席對王、關、戚的處置，英明而果斷，對極左勢力有所遏製。否則，我們的黨、軍隊和國家還會遭到更大的破壞。
陳毅當時就說：“隻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可見，在陳毅這些老一代革命家眼裏，戚本禹的問題比王力、關鋒更嚴重。
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當葉劍英進來的時候，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老是表白自己沒有反對總理。毛主席在這次談話中明確指出，王、關、戚要打倒總理和老帥。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上述這段講話“是葉劍英傳達的。他的傳達是否準確，尚待核對”。毛主席這次談話，毋庸置疑，是有記錄的，形成一份鉛印的正式文件，題目為《毛主席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同誌時的指示》，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前麵說到的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元帥對戚本禹定性的話，就是黨對戚本禹所下的政治定論。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戚本禹成為階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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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座談紀要說了那麽多，目的就是用我們的親身經曆和觀察，並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說明戚本禹是怎樣一個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術不正，為了抬高自己，以至實現他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擇手段地什麽都幹得出來，可以完全不顧事實，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而且說得活龍活現。一般善良的人也許很難想到他竟會到這種程度。隻有了解了一個人的人品心術，才能準確地判斷他所說的話有多少可信度。希望這些我們親曆、親見、親聞的事實和引用的檔案材料，能對讀者避免上當受騙，多少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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