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衛立煌親身經曆了“西安事變”，其中的過程，他曾經跟我詳細講過。跟隨他去西安的警衛、副官、參謀，這些人也跟我談起過。關於“西安事變”，有很多曆史著作和當事人的回憶，我補充些書上沒有的東西。
一
1936 年12 月，我父親正在徐州擔任衛戍司令。[1]一天，蔣介石給他發電報，叫他帶上參謀班子到西安開會。他是坐火車去的。到了西安，時間還早，鐵路局長盛情挽留他在車站吃飯，我父親就答應了。當時鐵路是跟英國商人合資經營，餐車上準備的是西餐，很講究。這個時候郭寄嶠帶著參謀和警衛在鐵道邊上準備吃飯，他們看到我父親坐的火車在換車頭，結果後麵這個車頭一落下來，車廂往前一衝，餐車上為我父親準備的一桌飯統統倒到地下去了。後來郭寄嶠[2]他們都說這已經暗示著不吉利到了頂點，就應該提高警惕。可當時大家一點警惕都沒有。
在西安，我父親住在西京招待所。抗戰期間我經過那個地方，看過他住的房間，玻璃上麵有兩個槍眼，那裏的服務員就講，你老子原來就住在這個地方。
12 月11 日晚上張學良請客，到西安開會的人都來了。張學良一進門就說：“群英會，群英會。”我父親跟張學良以前就認識，張學良過來，他們兩個坐著說說笑笑，講東講西。兩個人年齡比較近，說話很投機。
散會以後，張學良又派了車，跟我父親說：“來來來，我跟你一起。”我父親自己不會開車，但他跟張學良一樣是汽車迷。張學良親自開車，我父親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某某某（父親告訴過我，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在“西安事變”中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也坐在車上。張學良喝了很多酒，某某某很不高興，覺得本來有司機開，你少帥喝了很多酒，卻在這兒弄，但想下也下不來。我老爸不怕，但是他會提醒張學良，轉彎要注意慢點什麽的。走到一半，坐在後麵的那位實在受不了，就騙張學良說自己到了，一定要下去，因為少帥喝了老些酒，酒後駕駛實在太麻煩了。就這樣，張學良一直把我父親送到了西京招待所。
父親睡到快天亮時，槍響起來了，因為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所以他最初以為是修水管的聲音，還奇怪怎麽這麽早就有人修水管。
於是他起床，穿著一身“衛生衣”（秋衣，當時叫“衛生衣”），準備到外邊看看怎麽回事。門一開，楊虎城部隊的兩個士兵站在門口，拿著名單，對他說“我正找你呢，你甭回去了，穿上衣服吧，到大廳集合”。
後來知道，邵元衝[3]翻牆逃跑的時候被開槍打死了。
二
一到大廳，隨蔣介石來西安的軍政大員全在，誰也講不清楚怎麽回事。好了，別講了，都坐著吧。楊虎城部隊的人開始點名，點了一圈，就缺陳誠。一搜查他躲在地下室的垃圾桶裏麵，滿身滿臉沾了好些垃圾，很多灰。就把他弄出來，他很不高興的樣子，大家也不吭氣了。本來士兵想把每個人都綁起來，陳誠等人說“你不能綁我們，你是國軍，我們也是國軍，你有什麽資格綁我們，叫你的長官來”。正在吵鬧的時候，張學良來了。
張學良一進來就先敬禮，對大家說“對不起，有誤會”。接著，張學良就講“我來兵諫，我要請委員長抗日，要發表一個聲明，請你們大家簽個字，就好解決”。這樣，大夥就說他這個事情做得不對，
“你也是軍人，你是副委員長，你有話說也不能綁我們”一類的話，說了半天也沒結果，都是人家的人，大夥已經失去自由了嘛。講半天，張學良就讓大家在聲明上簽名。第一個就叫陳誠簽名，陳誠是蔣介石的鐵杆（支持者），也是非常驕傲的一個人，但沒辦法，人家拿著槍在一邊，據說聲明中有幾句很難聽的話，被他劃掉了。大家最後都簽了名。事變平息後，蔣介石說這種情況，槍口下簽名的不算，
連陳誠都簽了，不算。[4]
然後大家就被圈在大廳，不能動了。有人要回房間換衣服，不行。此時所有人房間裏的衣服等，不分你的我的，都被弄到一起，不好分了。張學良就命令給每個人送件長袍。
其中還有一個事，是萬耀煌在成都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時跟我父親講的，當時我也在，聽到了。“西安事變”時萬耀煌是個軍長，他有一個軍在武功，武功離西安很近，他當時也在西安開會。萬耀煌被抓的時候，他的夫人躲在櫃子裏麵，楊虎城部隊的一個營長，打開櫃子把她抓到了。她是湖北人，話多得要命，吵嚷著要回家。我父親他們就勸她，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講話。張學良來了以後，說她是太太，這事與她無關，就把她放了。走以前，萬耀煌就跟他夫人講：“回去以後，你就告訴我的部隊，盡量往西安靠，你不要管我的死活了。”然後就問他夫人記住沒有，她說記住了。他夫人被放以後，騎車回到萬的部隊，回去就不得了了，她就告訴部隊，軍長說話了，盡量往裏靠。[5]當時西安裏麵也確實沒有多少部隊，實際就是個警衛團，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在外麵。
這件事是萬耀煌親口講給我父親，我親耳聽見的。
和萬夫人一起被放的，還有國民黨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叫蔣百裏。早年蔣百裏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大學本來就不好進，你還弄個第一名，這很困難，所以他很出名。他娶個夫人是日本人，回國以後，就在北洋政府做事，很年輕就做保定軍校的校長，後來成了蔣介石的高參。“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派他到德國去做調查，回國後到西安來匯報，張、楊抓人的名單上沒有他，結果把他也抓起來了。他跟張、楊講“你的名單上沒有我，把我捆在這兒什麽意思”，後來，張、楊跟他道歉，也把他放了。
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後從關外退回來的雖然有七個軍，還有幾個騎兵旅，但都駐紮在京漢線、隴海線沿線，他在西安號稱有一個師，實際上就是一個警衛團。楊虎城實際也隻有一個軍，[6]軍長馮欽哉，後來在第一戰區任副司令長官，常在我父親邊上講話，我也認識他。在洛陽，我們常一起吃飯，在飯桌上，他曾聊起過“西安事變”的事。“西安事變”他事先不知道，後來楊虎城打電話告訴他，讓他進駐潼關，阻擋洛陽方麵的中央軍，馮欽哉說他在電話中跟楊虎城講，你做出這麽大的事情沒有事先跟我商量，你現在叫我執行命令，我不能執行。楊虎城回答，我是軍人，你也是軍人，軍人就應該執行命令。馮欽哉就說，你正確的命令我執行，你不正確的命令我就不執行。“西安事變”發生三天，馮欽哉就倒戈擁蔣了。
三
我再講點旁人不知道的細節。
這些軍政大員帶去的警衛，不住在西京招待所，另外住在一個大院子裏，是張、楊方麵事先安排好的，也有人專門招待。晚上要喝點，弄些酒，弄一些煙，每人發點零用錢，習慣都是這麽樣，晚上這些人聽到槍聲，也不知怎麽回事。第二天早上就不許出門了，隻能站在門口，外邊都是楊虎城的部隊，在西安，楊虎城的力量最大，他的部隊負責執勤。
每一個大員帶去的衛隊都有十幾二十人，由一個主任副官專門負責，這些人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麽，大夥正七嘴八舌議論時，楊虎城的部隊進來了，要這些警衛繳械。這些警衛便問，大夥都是警衛，你什麽理由繳我械？對這些警衛來說武器就是生命。有些人就嚷嚷：“你掛著槍，你也是國軍，你講出理由來。沒有理由，我們槍上要講話了。”當時警衛也有一百多人，兩邊吵起來，都罵對方是共產黨，越吵越厲害，形勢很緊張。後來楊虎城部隊的頭兒一搖電話，張學良部隊來了。張學良部隊的一個軍官說：“自己不能打自己，絕不能開槍，所有人，現在我站在此地，你們要開槍先打我，我們都是抗日部隊，我們要求抗日，自己人絕不能開槍。”他說了這番話，兩邊的情緒才緩和下來。接著，他又講上級命令不能繳槍，但要把槍封存起來，我得執行命令。後來他們抬來一個大木箱，這些警衛的槍支彈藥都擱在木箱裏，封條打起來。然後，他又跟負責的主任副官講，這些警衛不能出門，在裏麵的安全他負責，但出門就開槍。他拜托主任副官控製下麵的兄弟。這些警衛就算想反抗，也沒辦法，人家的機槍架在那裏。就這樣，這些人也在那個大院子裏關了很多天，每天好吃好喝，直到事變和平解決。
這些我都是聽當年跟我父親去西安的警衛親口說的，頭些年來看我時都快九十歲了，他當時就在現場，講得特別生動。
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蔣介石從西安飛南京，到洛陽停下來，他就跟同機的張學良講了這樣的話，大意是“你把我的人統統關起來，人家現在是什麽心情，現在又是聖誕節，部隊的長官都不在，怎麽辦？”張學良就跟蔣介石商量，征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決定先放四個人[7]，這四個人都是跟張學良沒什麽衝突的，其中一個就是我父親。
“西安事變”以後，我父親回到南京，我有印象。那次他在家裏沒住兩天，蔣介石的電話就追過來，讓他馬上到商丘，河南邊上，組織成立一個新的集團軍。當時蔣介石一共組織了五個集團軍，對付西安方麵。最後對東北軍繳械、改組，如果有什麽反抗，堅決鎮壓。
後來我父親這些老人之間談，覺得張學良去送蔣介石，是他的聰明，他要不去送蔣介石，不被關起來，他在抗戰時期估計也活不了了，因為他是少帥，真正叫他去打仗，他沒有那個能力，仗打不好給他加個罪名就非常容易了。
抗戰期間我父親跟萬耀煌、陳繼承等人在成都聚會，他們“西安事變”時都在嘛。大家在飯桌上聊天，我在一邊。我問：“張學良敢不敢殺蔣介石？”大家都說：”“敢不敢殺你們？”
“不敢。我又問：他們回答：“沒有必要，我們跟他關係都不錯，他殺我們幹什麽？”我當時年紀小，問過也就算了。
後來我到香港跟我父親談起“西安事變”，我說：“張學良要真把你們都殺了，或者把蔣介石殺了，這個事不是也就能解決了？”他說：“你們小孩不知道，邊上都是國民黨部隊，這怎麽行呢？”然後他又說：“中國曆史上有的，誰都知道，領袖被劫持，如果政府軟弱，那領袖一定被害；政府強硬，領袖就有活的希望，誰都懂這個道理。你怎麽能這麽想？”“香港‘左派’報紙很多，都這麽講。”我回答。“報紙是報紙，他要怎麽說那是他的事情，我跟你講的是曆史常識。”我父親對我說。
關於“西安事變”，我從我父親那兒了解的情況就是這樣。
校注手記
發生於1936 年12 月12 日的“西安事變”，是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其在20 世紀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這一點已為史家所公認。
衛立煌
固然，關於“西安事變”的曆史著作很多，上到張學良、宋美齡，下至孫銘九等人，許多當事人都或早或晚，或詳盡或簡略地留下了自己對這一事件的回憶。作為“西安事變”的親曆者衛立煌，他在這一事件中的事跡，在方知今所著的《愛國將領衛立煌》等書籍中也有所記載。但是，衛道然先生口述的內容，仍有其獨特的曆史價值。
衛道然的口述為這一事件提供了諸多生動細節，對於後人更加立體地了解“西安事變”的全貌，體會在大漩渦中的曆史人物如張學良、陳誠、萬耀煌、馮欽哉諸君，當大事臨頭之際的抉擇，並探究這背後的動機成因，頗有參考價值。同時，這份材料也提供了衛立煌等被裹挾的國軍高級將領對這一事件的態度和評價，他們與蔣與張在事變前後都有接觸，更有十幾天失去自由的切膚之痛，說出的話自然直來直去，擲地有聲，於無意間為後人審視張、楊“兵諫”這一驚天動地之舉，提供了另一種視角。
衛道然出生於1931 年，“西安事變”發生時年僅五歲，他的講述，在口述曆史中屬“親聞”一類。難能可貴的是，衛道然的講述遵循了“親聞”類口述的基本原則，每條曆史信息都講明了出處，這出處包括衛立煌、萬耀煌、郭寄嶠、衛立煌的警衛等人，有些還列出了比較具體的時間和場合，這無疑會增加其口述的可信度和曆史價值。
從口述曆史采集的角度看，《父親口中的“西安事變”》也存在缺憾，最主要的是對一些細節缺乏即時的核對與考證。如與張學良、衛立煌一起乘車的人的名字，如提供文武大員的警衛被繳械情況的衛立煌的警衛的名字，這些名字如在當時能加以核對和考證，會為後人省去一些不應有的困惑；再如在訪談中如能及時指出衛先生講述中的個別錯誤，並得到衛先生的認可或辨析，這份材料的價值也會提升幾分。造成缺憾是因為我當時經驗與學識的不足，衛道然先生是我加入崔永元口述曆史團隊後采訪的第四個人，也是我按照口述曆史個人傳記式采集方法采訪的第一個人。
衛道然是衛立煌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在衛立煌將軍人生的若幹關鍵節點上，衛道然先生都恰在其身邊；1949 年以後，從衛立煌寓居香港到回歸內地這幾年，衛道然一邊在香港完成學業，一邊侍候在父母身側。聽賦閑的父親談自己跌宕起伏的戎馬生涯，點評曾經的長官同僚下級，這是他當年生活的一部分。因而衛道然先生在我們關於衛立煌將軍一生的口述曆史采集中，既是親見者、親聞者，也是親曆者。
2008 年4 月，衛道然先生接受我的采訪時77 歲，思維清楚、表達尚好，身體看上去也不錯。每天衛先生從東棉花胡同的住所開著自己的別克兩廂車來到我們的辦公室。他20 世紀50 年代在香港拿到了飛行員的執照，被航空公司錄取；卻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於1960 年父親去世那年回到北京，進入北京汽車公司做了一名汽車維修工程師。他曾說，開不成飛機，他便從汽車中尋找當年的駕駛樂趣。
接受我的采訪後一個多月，衛先生因為突發心髒病住院，做了心髒搭橋手術。手術前，我曾給他打去電話。那天他挺高興，沒想到我會把電話打到病房，說等他出院以後再聯係。
2010 年9 月，《我的抗戰》製作完成。我再次給他打電話，想去看他。他拒絕了，說身體不好，不想見人。衛道然去世後，他的夫人周儀方女士跟我解釋說，後來衛先生的抑鬱症發作，他謝絕一切訪客，甚至連從港台地區來，要求見他的老朋友都拒絕了。
在衛先生最後的日子裏，已經沒人能走進他的內心世界。
[1]此處衛道然先生的回憶不準確，1936 年6 月，衛擔任的職務是徐海綏靖分區司令官。他是從蚌埠出發坐火車到西安的，而不是徐州。
[2]郭寄嶠（1899—1998），安徽合肥人，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在台灣曾任“國防部長”。“西安事變”時為衛立煌的參謀長。
[3]邵元衝（1890—1936），浙江紹興人，“西安事變”時為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事變發生當晚，他從西京招待所跳窗逃跑，被張、楊士兵開槍擊中，兩天後在醫院去世。
[4]當時陳誠等人簽名的是1936 年12 月12 日上午發表的《對時局宣言》，史稱“張楊通電”。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
[5]衛道然先生此段回憶與萬耀煌本人回憶和通行說法在細節上有諸多不同，種種不同可參見《萬耀煌邂逅“西安事變”》（《湖北文史資料》2002 年第2 期。
[6]楊虎城的西北軍（十七路軍）當時實際有兩支軍：孫蔚如任軍長的第三十八軍和馮欽哉任軍長的第七軍（1937 年初改編為第二十七路軍）。衛道然先生此處的講述不夠準確。
[7]張學良最先釋放的四人為陳誠、蔣鼎文、陳調元和衛立煌，除衛以外，其他三人均為蔣介石的嫡係或心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