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紅學夢魘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憶說：“形式上，是我對胡適思想開了第一槍。實際上我隻是奉命，當時是政治的需要，總要有人來做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報這個崗位上，就輪到我頭上了。”原來，是鄧拓找到負責理論的王若水，要他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報紙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鄧拓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俞乎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於是，王若水查找資料，連夜突擊，這篇文章便很快見報了。
風向又變了。批判胡適與胡風之風驟起，意味著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轉向尾聲了。
有史料記載，俞平伯所在的文學研究所從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開了6次批判會。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從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開8次批判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協也召開聯席會議，並組織了專題批判小組。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裏，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俞老先生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就是“趕會”——哪裏有批判會就被“邀請”到哪裏。
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付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