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製定了較為粗糙、嚴厲的政策,特別提出對土匪首領要“完全殲除”,而紅軍在實踐中則表現出更為真誠、耐心的態度。
六大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六大決議實際上主要反映了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的想法。
首先,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從以往歐洲革命的經驗出發,從宏觀上並不認為農村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中心,而且對來自農村的很多革命成分有一種整體上的懷疑。
這在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表現得很清楚:“農民遊擊戰爭並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農民遊擊戰爭是農民革命行動的宣傳。過去有的,將來也是有的。是不是它們可以取得一省政權?不可能的。不過隻是革命準備時期。如一壺水在未開前,亦有波動,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①
很顯然,斯大林此時認為中國革命的前途也應是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暴動,農村武裝鬥爭隻起次要的作用。
他的這一看法到1930年以後才發生較大轉變。
雖然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注意到中國作為落後農業國的特點,強調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但是比較擔心農村和農民的落後性可能給革命帶來的危害。
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要求注意土匪領袖的危害:“強盜隊伍(土匪、紅胡子)有時有成千累萬的武裝,有時能夠打敗正式軍隊,所以在農民中的工作人應對他們加以注意。強盜是社會經濟恐慌的產物,其中大部分有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隊伍第一就須改組,改組時首要的必須注意軍官成份的選擇,因為大半的土匪領袖是真正的強盜,他們隻是妨礙革命的事業。”②
共產國際和蘇聯駐華人員對農村武裝也表示懷疑,他們的報告勢必影響到共產國際的政策製定。
蘇聯軍事顧問葉夫列莫夫甚至對著名革命將領賀龍都深表懷疑,他說:“賀龍當了20年的土匪,而你現在想把他變成共產黨人,變成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我們的遊擊隊員。這是極大的錯誤。”③
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爾布列赫特一度認為毛澤東的紅軍是半土匪出身,將會瓦解:“建立紅軍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由於中國現實生活的特點,軍隊有過分擴大的傾向。
而由於這些軍隊沒有根據地和供應來源,所以它就成了農民的很大負擔。更有甚者,一部分軍隊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澤東的隊伍,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瓦解並遭到農民的反對。”④
共產國際執委會指導員斯卡洛夫甚至明確提出紅軍中發生盜匪活動的危險:“在許多部隊中,特別是在不大的部隊中,職業土匪占很大比例,他們一起加入軍隊並在自己的頭目領導之下”,“在紅軍的一些部隊,有時是主力部隊的社會成分如此紛雜的基礎上,紅軍隊伍中發生盜匪活動的危險性在增強”。⑤
正是由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農村武裝鬥爭落後性的懷疑,1928年共產國際主導的中共六大提出了對土匪問題的相對嚴厲的政策。
《農民運動決議案》第十項“對民團土匪的策略”認為,土匪的社會成分與貧苦農民有聯係,是“因無法為生而去當土匪”,“所以黨應當加緊在裏麵的工作,宣傳土地綱領,成立秘密的組織與黨的支部,來吸引這些武裝群眾”。①
而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項“對土匪的關係”中則提出,僅在暴動前才可以與土匪聯盟,“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並認為“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複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份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隻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而在第十一項“對迷信與半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之關係”中提出的政策是,“奪取其群眾,孤立其首領,並乘機改編之”。②
可以看出,當時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提出對土匪武裝的嚴厲政策在原則上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太過粗糙,明顯具有脫離實際的傾向。
首先,兩個決議本身就有矛盾,前者似乎把脫離生產的土匪和一般農民自衛武裝混在一起,籠統提出“吸引這些武裝群眾”;而後者把職業土匪和紅槍會等農民自衛武裝明確區分,提出不同的政策,對土匪是嚴厲鎮壓,對紅槍會等是乘機改編。其次,對土匪武裝暴動前利用、暴動後鎮壓,對土匪首領“完全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