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為轉發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鎮反工作經驗報告所寫的批語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鎮壓反革命無論在城市在鄉村均須大張旗鼓，廣泛宣傳，使人民家喻戶曉。北京的辦法，請各地一致仿效。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製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等項範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製在地委一級手裏。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現在可以說已經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各級黨委的注意力，主要應放在精細審查名單和廣泛進行宣傳這兩點上，抓住了這兩點，就不會犯錯誤。北京市委因為抓住了這兩點，所以獲得了很大的成績。
二，毛澤東為轉發中共中央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的指示所寫批語的主要部分。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
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其原則是凡有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殺不能平民憤者，應堅決殺掉，以平民憤而利生產。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應組織他們勞動，不能吃閑飯。)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裏，爾後要怎樣辦都可以。
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政策的決定。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中央已決定，在共產黨內，在人民解放軍內，在人民政府係統內，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內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製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隻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估計在上述黨、政、軍、教、經、團各界清出來的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債或有其他引起群眾憤恨的罪行或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人隻占極少數，大約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他們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的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 誤。因此，中央決定對於這樣的一些人，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如果這些人中有若幹人不能改造，繼續為惡，將來仍可以殺，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各地黨、政、軍、教、經、團中清出來的反革命分子，請各地均照上述原則處理。其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大約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為慎重起見，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此外，對於農村中的反革命亦隻殺那些非殺不能平民憤者，凡人民不要殺的人一律不要殺。其中有些人亦應采取判死緩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殺的人則必須殺掉，以平民憤而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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