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斯諾
一 童年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我為我的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幾乎就像一個日本移民官員應該——然而卻沒有——為他的無禮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樣。對於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組問題，毛澤東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開始以為，要想他給我談談這方麵的詳細情況是不可能的了：他顯然認為個人是不關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隻談委員會啦、組織啦、軍隊啦、決議案啦、戰役啦、戰術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曆。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談他們同誌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於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考慮到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與其說是出於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那些個人瑣事了。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山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麽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隻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他們進進出出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無數地方的情況；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隻有集體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在那裏創造了曆史，是因為紅軍曾經到過那裏，而在紅軍後麵的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卻造成了報道的困難。
一天晚上，當我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複以後，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我列為“個人曆史’的問題表。他看到“你結過幾次婚”這個問題的時候微笑起來。後來傳出謠言說我問毛澤東有幾個老婆，但是他畢竟是主張實行一夫一妻製的。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但我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我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我提請他注意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認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有一條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他好象稍為感到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他同意應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他再一次審閱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麽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叫道。
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象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裏，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浯，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ch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我記下的筆記又重譯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並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下麵就是這樣做的結果：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娘家的名寧叫文其美。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穀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穀。當我十歲家中隻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隻是從貧苦農民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裏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穀裏。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裏的人找到了。我這才知道我隻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麽久，離家才八裏路。可是，我回到家裏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帳。他要我學珠算。既然我父親堅持，我就在晚上記起帳來。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讚成施舍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同我父親辯論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典地來駁他。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我就引用經書上長者必須仁慈的話來回敬。他指摘我懶惰，我就反駁說，年紀大的應該比年紀小的多幹活，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所以應該多幹活。我還宣稱：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會比他勤快得多。
老頭兒繼續‘聚財’，這筆財產在那個小村子裏已被認為是筆大財了。他不再買進土地，但他典進了許多別人的地。他的資本增加到了兩三千元。我的不滿增加了。在我們家裏，辯證的鬥爭在不斷地發展著②。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我們兩人在他們麵前爭論了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回想起來，我認為我父親的嚴厲態度到頭來是自招失敗。我學會了恨他，我們對他建立了真正的統一戰線。同時，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帳，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宇，足夠記帳之用。我母親完全不識字。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我是家裏的‘讀書人’。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盡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這位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我常常在學堂裏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複討論了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裏的老人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裏讀的。
我十三歲時，終於離開了小學堂，開始整天在地裏幫長工幹活，白天做—個全勞力的活，晚上替父親記帳。盡管這樣，我還是繼續讀書，如饑如渴地閱讀凡是我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經書除外。這教我父親很生氣，他希望我熟讀經書，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由於對造在法庭上很恰當地引經據典，使他敗訴之後，更是這樣了。我常常在深夜裏把我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我父親認為讀這些書是浪費時間。他要我讀一些象經書那樣實用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
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裏麵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製，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
我父親毛順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親信佛卻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他隻是罵我們，在他進攻之下，我們隻好退讓，另想辦法。但他總是不願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越來越懷疑了。我母親開始為我擔憂，責備我不熱心拜佛，可是我父親卻不置可否。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帳，路上遇到一隻老虎。老虎猝然遇見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親卻感到更加吃驚，對於他這次脫險的奇跡，他後來想得很多。他開始覺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從此，他開始比較敬佛，有時也燒些香。然而，對於我越來越不信佛，老頭兒卻不加幹涉。他隻有處境不順當的時候，才求神拜佛。”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複學業的厚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生了爭吵，最後我從家裏跑了。我到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裏讀了更多的經書，也讀了許多時論和一些新書。
這時，湖南發生了一件事情，影響了我的一生。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堂外邊，我們學生看到許多豆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為什麽都離開長沙。他們告訴我們城裏鬧了大亂子。
那年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長沙有成千上萬的人餓飯。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台衙門請求救擠。但撫台傲慢地回答他們說：‘為什麽你們沒有飯吃？城裏有的是。我就總是吃得飽飽的。’撫台的答複一傳到人們的耳朵裏，大家都非常憤怒，他們舉行了群眾大會，並且組織了一次遊行示威。他們攻打清朝衙門，砍斷了作為官府標誌的旗杆，趕走了撫台。這以後，一個姓莊的布政使騎馬出來，曉諭百姓，說官府要采取措施幫助他們。這個姓莊的說話顯然是有誠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歡他，責他同‘暴民’勾結。結果他被革職，接著來了一個新撫台，馬上下令逮捕鬧事的領袖，其中許多人被斬首示眾，他們的頭掛在旗杆上，作為對今後的‘叛逆’的警告。
這件事在我們學堂裏討論了許多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們僅僅是從旁觀者的立場出發。他們並不懂得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麽關係。他們單純地把它看作一件聳聽的事而感興趣。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裏人那樣的老百姓，對於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後，在韶山，秘密會社哥老會③裏的人同本地一個地主發生了衝突。這個地主到衙門裏去控告他們。因為他有錢有勢，所以很容易勝訴。哥老會裏的人敗訴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屈服，他們起來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裏，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散布謠言說，哥老會舉起義旗的時候，曾經殺死一個小孩祭旗。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做彭鐵匠的人。最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彭鐵匠被逼逃走，後來終於被捕斬首。但是在學生眼裏，他是一個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起義。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裏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戶接濟，他們開始了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盡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裏去。其中有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也不對。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有影響，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激進派’教師。說他是‘激進派’，是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勸人把廟宇改成學堂。大家對他議論紛紛。我欽佩他，讚成他的主張。
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識的年輕心靈上，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占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逾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父親決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來往的米店去當學徒。起初我並不反對，覺得這也許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說有一個非常新式的學堂，於是決心不顧父親反對，要到那裏去就學。學堂設在我母親娘家住的湘鄉縣。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裏上學，他向我談了這個新學堂的情況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裏不那麽注重經書，西方‘新學’教得比較多。教學方法也是很‘激進’的。
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我說我是湘鄉人，以為這所學堂隻收湘鄉人。後來我發現這所學堂招收各地學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貫了。我繳納一千四百個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我父親最後也同意我進這所學堂了，因為朋友們對他說，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五十裏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十六歲。
在這所新學堂裏，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新學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員中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辮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沒有見過這麽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很少農民供得起於弟上這樣的學堂。我的穿著比別人都寒酸。我隻有一套象樣的短衫褲。學生是不穿大褂的，隻有教員才穿，而洋服隻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們當中我也有朋友，特別有兩個是我的好同誌。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
人家不喜歡我也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堂，是不是湘鄉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還要看是湘鄉哪一鄉來的。湘鄉有上、中、下三裏，而上下兩裏，純粹出於地域觀念而毆鬥不休，彼此勢不兩立。我在這場鬥爭中采取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結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
我在這個學堂裏有了不少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員，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無心讀古文。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講的是康有為的變法運動。一本是《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④。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了反革命，變成了一個豪紳，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派。
許多學生因為假辮子而不喜歡那個‘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談日本的事情。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黃海之戰》的日本歌，我還記得裏麵的一些動人的歌詞：
麻雀歌唱，
夜鶯跳舞，
春天裏綠色的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
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圖畫。
這首歌是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我當時從這首歌裏了解到 並且感覺到日本的美，也感覺到一些日本的驕傲和強大⑤。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從假洋鬼子那裏學到的就是這些。
我還記得我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聽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都已死去的——雖然新皇帝宣統[溥儀]已經在朝兩年了。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製派；說實在的，我認為皇帝象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不過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變法罷了。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事跡使我向往，我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同時我也學了一些外國曆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裏麵有這樣一句：‘華盛頓經八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國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侖、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盂德斯鳩和林肯”。
①一擔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②毛澤東在追憶這些事情的時候，幽默地笑著應用這些政治名詞來說明。
③就是賀龍曾經加入過的秘密團體。
④梁啟超是清朝末年一個有才華的政論家，維新運動的領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為和他兩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語堂稱梁啟超是“中國新聞史上最偉大的人物”。
⑤這首歌唱的顯然是在日俄戰爭終了、締結樸次茅斯條約之後日本歡慶春節的情況。
二 在長沙的日子
毛澤東接著說：
“我開始向往到長沙去。長沙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一百二十裏。聽說這個城市很大，有許許多多的人，不少的學堂，撫台衙門也在那裏。總之，那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我非常想到那裏去，進一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我的一位高小教員介紹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長沙去，極其興奮，一麵又擔心不讓我入學，我幾乎不敢希望真能進這所有名的學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但是政局迅速發生變化，我後來在那裏隻呆了半年。
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力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我深受這篇報道的感動，發現《民力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份報紙是於右任主編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這個時候，我也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當時全國處於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之下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所以我在文章裏提出，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
由於修築川漢鐵路而興起了反對外國投資的運動。立憲成為廣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複隻是下旨設立一個資政院。在我的學堂裏，同學們越來越激動。為了發泄排滿情緒，他們反對留辮子。我的一個朋友和我剪去了我們的辮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約剪辮子的人，後來卻不守信用。於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就這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主張全部取消辮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樣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觀點嗬！
在剪辮子事件上，我和一個在法政學堂的朋友發生了爭論，雙方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相反的理論。這位法政學生引經據典來論證自己的看法，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是，我自己和反對蓄辮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場上，提出了一種相反的理論，駁得他啞口無言。
黎元洪領導的武漢起義發生以後，湖南宣布了戒嚴令。政局迅速改觀。有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校長的許可，到中學來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當場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支持他的主張，強烈抨擊清廷，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會上人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那個革命的演說家是黎元洪屬下的一個官員，他向興奮的學生演說的時候，會場裏麵鴉雀無聲。
聽了這次演講以後四五天，我決心參加黎元洪的革命軍。我決定同其他幾位朋友到漢口去，我們從同學那裏籌到了一些錢。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必需穿雨鞋，於是我到一個駐紮在城外的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鞋。我被防守的衛兵攔住了。那個地方顯得非常緊張。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他們正誦到街上去。
起義軍當時正沿著粵漢路逼近長沙，戰鬥已經打響。在長沙城外已經打了一個大仗。同時，城裏麵也發生起義，各個城門都被中國工人攻占了。我穿過一個城門，回到城裏。進城後我就站在一個高地上觀戰，最後終於看到衙門上升起了‘漢旗’。那是一麵白色的旗子，上麵寫著一個‘漢’字①。我回到學校，發現它已經由軍隊守衛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會的兩名首領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推舉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設在省谘議局的舊址，議長譚延闓被免職了。省谘議局本身也被撤銷。革命黨人所發現的清廷文件中，有幾扮請求召開國會的請願書。原稿是由現在的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用血書寫的。當時他切斷指尖，表示誠意和決心。他的請願書是這樣開頭的：‘為籲請召開國會，予[為本省赴京代表]斷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職不久。他們不是壞人，而幾有些革命要求。但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對他們不滿。過了沒有幾天，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看見他們已經陳屍街頭了。原來代表湖南地主和軍閥的譚延闓組織了一次叛亂推翻了他們。
這時，有許多學生投軍。一支學生軍已經組織起來，在這些學生裏麵有唐生智③。我不喜歡這支學生軍，我認為它的基礎太複雜了。我決定參加正規軍，為完成革命盡力。那時清帝還沒有退位，還要經過一個時期的鬥爭。
我的軍餉是每月七元——不過，這比我現在在紅軍所得的要多了。在這七元之中，我每月夥食用去兩元。我還得花錢買水。士兵用水必須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個學生，不屑挑水，隻好向挑夫買水。剩下的餉銀，我都用在訂報紙上，貪讀不厭。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裏麵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那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那隻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可是隻有一位同學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個班裏，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非常喜歡他們。其餘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輩，有一個還是流氓，我另外又勸說兩個學生投了軍，我同排長和大多數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為我能寫字，有些書本知識，他們敬佩我的‘大學問’。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或諸如此類的事情。
革命這時還沒有定局。清朝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而國民黨內部卻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湖南有人說戰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幾支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清朝，反對袁世凱④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軍準備采取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達成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子上去。我一共當了半年兵。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那時候，辦了許多學校，通過報紙廣告招徠新生。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來判斷學校的優劣，對自己究竟想做什麽也沒有明確主見。一則警察學堂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還答應給些津貼。這則廣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說製造肥皂對社會大有好處，可以富國利民。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這裏也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
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成了法政學生，他勸我進他的學校。我也讀到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它許下種種好聽的諾言，答應在三年內教完全部法律課程，並且保證期滿之後馬上可以當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斷向我稱讚這個學校，最後我寫信給家裏，把廣告上所答應的一切諾言重述一遍，要求給我寄學費來。我把將來當法官的光明圖景向他們描述丁一番，我向法政學堂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等侯父母的回信。
命運再一次插手進來，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則商業學堂的廣告。另外一位朋友勸告我，說國家現在處於經濟戰爭之中，當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向這個商業中學付了一元錢的報名費。我真的參加考試而且被錄取了。可是我還繼續注意廣告。有一天我讀到一則把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狡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它是政府辦的，設有很多課程，而且我聽說它的教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決定最好能在那裏學成一個商業專家，就付了一塊錢報名，然後把我的決定寫信告訴父親。他聽了很高興。我父親很容易理解善於經商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住了一個月。
我發現，在這所新學校上學的困難是大多數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不懂得什麽英語；說實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麽了。另外一個困難是學校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使我感到很討厭，所以到月底就退學了，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我下一個嚐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一塊錢報了名，多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個學校很大，有許多學生，畢業生也不少。那裏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為我有文學愛好而很願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禦批通鑒輯覽》，其中有幹隆的上諭和禦批。
大致就在這個時候，長沙的一個政府火藥庫發生爆炸，引起大火。我們學生卻感到很有趣。成噸的槍彈炮彈爆炸著，火藥燃燒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來要好看得多了．過了一個月左右，譚延闓被袁世凱趕走，袁現在控製了民國的政治機器。湯薌銘接替了譚延闓，開始為袁籌備登基。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還不如自學更好。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恒。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隻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我天天在圖書館讀到關門才出來。
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曆史。我在那裏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我那時住在湘鄉會館裏。許多士兵也住在那裏，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鄉人。他們沒有工作，也沒有什麽錢。住在會館裏的學生和士兵總是吵架。一天晚上，他們之間的這種敵對爆發成為武鬥了。士兵襲擊學生，要想殺死他們。我躲到廁所裏去，直到毆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家裏不肯供養我，除非我進學校讀書。由於我在會館裏住不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處。同時，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作出結論，我最適合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了。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則動聽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讀著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寫信告訴家裏，結果得到他們的同意。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三個人都錄取了——因此，我實際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並不認為我為朋友代筆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過是朋友之間的義氣。
我在師範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後來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度過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裏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
這所新學校有許多校規，我讚成的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我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必修課。我認為這門課極端無聊。我往往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離開教室。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麵加上一個半圓，表示‘半壁見海日’。⑤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各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扯平了其他課程的壞分數。
學校裏有一個國文教員，學生紿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綽號。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半通不通。我隻得改變文風。我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民報》看，我讀得很有興趣。從那上麵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⑥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民報》，上麵刊載兩個中國學生旅行全國的故事，他們一直走到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們的榜樣，可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應當先在湖南旅行一試。
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遊曆了五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這個家夥，後來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當國民黨的官。易培基原來是湖南師範的校長，後來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給蕭瑜謀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管理的職位．蕭瑜盜賣了博物院裏一些最珍貴的文物，於一九三四年卷款潛逃。
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誌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⑦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⑧。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恬過——後來也投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沒有想到她。在這個年齡的青年的生恬中，議論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當著我的麵把他的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後吩咐他去買一塊。我生氣了，以後再也不同那個家夥見麵了。我的朋友和我隻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我們也熱心於體育鍛煉。在寒假當中，我們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遇見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高聲叫嚷，說這是叫做‘風浴’的體育新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遊泳。這一切都是在‘體格鍛煉’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的體格大概很有幫助，我後來在華南多次往返行軍中，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特別需要這樣的體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信關係。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現任黨的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在二方麵軍；何叔衡，中央蘇區的最高法院法官，後來被蔣介石殺害；郭亮，有名的工會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殺害；蕭子（日章），作家，現在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殺害；
易禮容，後來當了中央委員，接著‘轉向’國民黨，成了一個工會的組織者；蕭錚，黨的一個著名領導人，是在最早發起建黨的文件上簽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會員，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殺害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體，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學會性質相近。它的許多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人。其中有它的領袖惲代英，在反革命政變中被蔣介石殺害。現在的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也是社員。還有張浩，現在負責白軍工作。北京也有一個團體叫做輔社，它的一些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在中國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漢口、天津⑨，一些激進的團體由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組織起來，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進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①“漢”即中國人。
②都督即軍事總督。
③唐生智後來在一九二七年擔任武漢汪精衛政府的國民軍司令。他對汪精衛和共產黨都叛變了，在湖南開始對“農民大屠殺”。
④袁世凱後來當了中國的“大總統”，一九一五年又想做皇帝。
⑤李白一首名詩之中的話。
⑥同盟會是孫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團體，為目前在南京當政的國民黨的前身。當時大多數會員流亡在日本，對“帝製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和康有為進行激烈的“筆戰”。
⑦李立三後來實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線”，遭到毛澤東的激烈反對。《西行漫記》下文將述及毛澤東談到李立三與紅軍的鬥爭以及鬥爭的結果。
⑧新民學會。
⑨在天津，領導激進青年的組織是覺悟社。周恩來是創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穎超（周恩來夫人）；馬駿，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處死；諶小岑，當時擔任國民黨廣州市委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