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會的重點放在分組討論和修改兩個文件上，即《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
《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是在《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決議集中針對兩個突出的傾向，一個是急於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另一個是企圖過早
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著重闡述了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同誌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又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決議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對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許多“左”的、超越曆史階段的東西，但它的鋒芒，如毛澤東所說，主要是對著那些性急的人。
《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是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製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壓得很不徹底，除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對這些指標，陳雲有保留，向具體起草文件的胡喬木提出過，希望在會議公報中不要公布這些指標，但這個意見沒有反映到毛澤東那裏。
全會討論通過了這兩個決議。
這次全會還通過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同意毛澤東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決定》指出：“毛澤東同誌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於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還說：“毛澤東同誌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這件事，毛澤東醞釀已久。從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期間，他在一次幾十人參加的會議上談過這個意見。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又提出這個動議。以後，由於發生反右派鬥爭等事件，這項動議被暫時擱置起來。這次中央全會予以通過，毛澤東擺脫繁重的國務活動的願望將成為現實。
六中全會閉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澤東作長篇講話。他說：“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於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也便於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便於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於辦很多事。”他強調，要保護廣大幹部的積極性，對犯有強迫命令、說假話錯誤的幹部，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對“苦幹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麵貌”的口號，他再次表示懷疑，認為三年不能基本改變全國麵貌，隻能改變一部分。他說：圍繞人民公社，黨內外有各種議論。一種是性急一點，紛紛宣布進入全民所有製，兩三年就進入共產主義。這次決議的鋒芒，就是對付性急的。也有少數人認為，搞公社，搞社會主義建設太急了，內心有憂慮，怕我們跌跤子。這個決議也可能說服他們。關於毛澤東提到耕作“三三製”問題，全會上有不同意見。有人建議不要把它寫在決議裏，有人說這個辦法有點冒險。也有一些人說，這個事可以做到，決議裏可以寫得靈活一些。毛澤東仍然肯定“三三製”是群眾的創造，並且說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毛澤東所以作出這種脫離實際的判斷，顯然是由於聽信了那些關於糧、棉等農產品產量的虛報數字，從而過分樂觀地估計了中國農業生產狀況。後來這種估計很快就被實踐打破了。毛澤東在講話中，突出地講了兩種可能性問題。他說：食堂、托兒所、公社，看來會鞏固，但也要準備有些垮台。鞏固和垮台兩種可能性都有。我們黨也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鞏固，一是分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性：勝利下去，或者滅亡。所以，我們要積極準備，爭取三四年內搞幾千萬噸鋼，建立起工業基礎，使我們比現在更鞏固。我們在政治上是強國，在軍事裝備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麵前的任務是由弱變強。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幹勁衝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然。不要自己騙自己。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三次中央會議，曆時一個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並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解決這些問題。但這隻能說是糾“左”的開始。問題還沒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經暴露，也還沒有進入毛澤東的認識領域，或者沒有被他所重視。毛澤東反對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麵糾“左”，另一方麵在他頭腦裏仍然有不少“左”的東西。糾“左”的任務還嚴重地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麵前。
八屆六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到廣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一九五九年初，問題更加暴露出來。由於嚴重的浮誇風和高估產，一九五八年征了過頭糧，把相當數量的農民口糧和種子糧也征走了，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全民大煉鋼鐵又嚴重影響了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正常發展。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力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比例失調。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雖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的估計仍遠遠不足。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輕工業和市場問題、農業問題、勞動力調配問題等。為了準備這次會議，毛澤東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譚震林討論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當時，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確定這一年的計劃指標上，特別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澤東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的幾個有利條件，確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一年，這就為會議定了基調。這次會議雖然對一九五九年的計劃作了一些調整，但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維持武昌會議的指標。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後來感到有些後悔。他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說：“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誌談工業問題。陳雲同誌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從前工業生產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廠，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舊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舊的。因而，武漢會議定的指標難於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又據薄一波回憶：“那時，一些同誌對降低指標有抵觸，認為陳雲同誌‘右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變高指標的，他賞識陳雲同誌的見解，要陳雲同誌講話。陳雲同誌那時還不摸底，以為毛主席要他檢討。”陳雲在會上就壓低鋼指標問題作了自我批評。薄一波還回憶道：“因而北京會議基本上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
會議最後的意見是，確保六中全會規定的糧、棉、鋼、煤四大指標和與之相應的其他指標，同時注意安排好生產中的薄弱環節。會議強調，要抓好市場供應，增加輕工業產品和農業的多種經營，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場供應緊張的情況扭轉過來。勞動力要好好安排，嚴格控製城市勞動力的增加。
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結束了，毛澤東的心情一點也沒有輕鬆，他感到很煩惱，睡不著覺。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為什麽從一月開始，特別是二月，全國發生了缺糧、缺油風潮，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這時，一個材料送到他手裏，是廣東省委轉發的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報告說，必須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隻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以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的批語也說，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毛澤東看了報告，異常興奮，認為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批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毛澤東為中央寫了一個批語。其中寫道：“趙紫陽同誌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製馬上變為國有製，‘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這一點使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轉發這個報告時，擬了一個醒目的標題：《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可見他對這個報告之重視。令他十分煩惱的問題仿佛終於有了答案：大豐收年鬧糧荒，原來是普遍存在的瞞產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說：“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趙紫陽那封信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為什麽會發生瞞產私分的現象，怎麽看待這個問題，他要追根究底地弄個明白。
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帶著這個問題登車南下。當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天津市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談了三個小時。據毛澤東說，這次談話對他有很大啟發。他是這樣說的：“他們（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號散會的黨代表大會的傾向是要一為大二為公，想統一，想統死，作了決議。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覺得不對頭了，省委趕緊轉，到二月就下決心，二月十三日開了次電話會議，相當明確，但是還沒有觸及所有製。”毛澤東在調查中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製問題上來。他感到，那種高度集中、統得過死的大規模公社存在嚴重問題，必須調整。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澤東抵達濟南，在專列上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秘書長吳建談話。隨後，前往山東省委交際處會議室，又同山東省和濟南市的負責人談話。他要李先念參加了這兩次談話。第二天，繼續談話。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還找了曆城縣委第一書記和幾名基層幹部：一個公社黨委書記、一個管理區黨總支書記、一個生產隊隊長。毛澤東對這個座談會很滿意。在呂鴻賓合作社裏發生的故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呂鴻賓社是一個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產”，開條子，調這個調那個。後來條子不靈了，就派人拿著秤去稱糧食，翻箱倒櫃，統統受到群眾抵製，也不靈。最後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義，還是不靈。這樣，才教育了呂鴻賓他們轉變過來，一做思想工作；二講明政策；三使人“下樓梯”，不戴帽子。
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來到鄭州。當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等談話，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負責人一起談。這時，毛澤東所考慮的問題已逐漸成熟，心裏有了底。一開頭就從所有製講起。他說：公社有窮隊、中等隊、富隊三種。現在的公社所有製，基本上是隊的所有製，即原來老社的所有製。現在的公社，實際上是“聯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是要逐步形成的。調多了產品，瞞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一個公社，有那麽多管理區、生產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他們都是勞動者。人為的抽肥補瘦，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了。“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農民拚命瞞產是個所有製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至此，毛澤東點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他一個多月來苦苦思索，經過調查研究後得到的一個認識。毛澤東還提到，公社辦工業不要太多，批評銀行將貸款統統收回是錯誤的。毛澤東的談話，得到河南省委負責人和幾位地委書記的讚同。
農村中是有瞞產私分的情況，但並不多。當時主要是缺糧而不是瞞產私分。反對瞞產私分更加重了農村缺糧的情況。但是，毛澤東從“瞞產私分”這個問題得到啟發而提出公社所有製問題，是很重要的。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召集，毛澤東這樣說過：“‘右傾’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誌也相當‘右傾’。山西我沒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誌也‘右傾’，劉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東，就聽說呂鴻賓先‘左傾’，後來‘右傾’了。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誌讚成我這個‘右傾’。我二十六號晚上就見了他們，跟他們一吹，我就有勁了，我才敢於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
這次會議的參加人員是逐步擴大的。第一天的與會者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胡喬木，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毛澤東發表長篇講話。
他指出：“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誌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地加以解決，才有利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於改善我們和基層幹部的關係，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幹部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麽樣的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誌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這裏麵有幾方麵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製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麵去尋找答案。”
他批評一些領導幹部，說：“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麵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係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他說：“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
關於人民公社的體製，毛澤東認為，最基本的是要承認“目前公社所有製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製和生產隊所有製”。他說：“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製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麵的同誌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製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製，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反複提醒各級領導注意，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需要有一個過程。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又進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製到社的大集體所有製，也需要一個過程。這表明他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在逐漸深化。
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人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製，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會議，毛澤東找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開會，他們是上海的柯慶施、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聖、江蘇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等。講的內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過有些話講得更鮮明，更尖銳。比如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麵，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講到反對本位主義問題時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讚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了三個省就基本上不讚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從反對“本位主義”到讚成“本位主義”，毛澤東在思想上起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來自他親身的調查研究。
這一天的會開得不大順利，不少人思想上沒有準備，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套主張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三月一日上午八時，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他寫道：“聽了昨天十位同誌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誌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裏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誌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誌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他還說：“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誌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後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
三月一日下午，將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別參加會的人合起來，繼續開會。毛澤東講話，再次強調所有製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的合理性，並且作了自我批評。他說：要從所有製方麵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毛澤東指出：“基礎是生產隊，你不從這一點說，什麽拉平，什麽過分集中，就沒有理論基礎了。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作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係。”他說：“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要緊張一天半，不然扳不過來。原先心裏想共產多了，想個人少了，就是這個彎子。（李先念插話：“二十七號以前是反對本位主義。”）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複農民的名譽。［吳芝圃插話：“他們（指參加河南省委正在召開的六級幹部會議的人。——引者注）來的時候就談本位主義，他們估計就是反本位主義。”］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王任重插話：“省委的責任就是政策不明確。”）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
麵對“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猛烈的“共產風”，毛澤東很著急和擔心，怕出現更大的破壞。現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轉這個局麵。他認為這是可能的，根據河南的經驗，就是各省立即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竿子到底，作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三月二日淩晨四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鑒於河南六級幹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講步驟，避免破壞。”上午八時，毛澤東又寫信致劉、鄧等，說：“我已請恩來、陳雲、陳毅、德懷、富春、一波、蕭華、定一、康生等九同誌於今日到此，到即參加你們今日下午和晚上的會議，共同審定我的講話稿和你們議定的十二句話，以昭慎重。”講話稿是指由胡喬木整理的毛澤東在二月二十七日會議上的講話。十二句話，指當時議定的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方針的十二句話。原來有一句“多勞多得”，毛澤東認為，“多勞多得，並不等於等價交換，可以叫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了兩句“物資勞動，等價交換”，變成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十四句話，成為製止“共產風”、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隊為基礎（即以原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
三月二日晚，繼續開會。周恩來、陳雲、彭德懷等幾位中央領導人都參加了。毛澤東發表第四次講話，因新到會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講話稿，沒有再重複那些內容。這次會開得比前幾次顯得輕鬆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傳達文件和如何開好六級幹部會。毛澤東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裏硬是?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幹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劉少奇說：“他們今天的心情轉變過來了，昨天還有抵觸情緒。”
毛澤東講了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是從一個三國故事講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他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後打袁紹。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毛澤東解釋說，所謂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於被動。）曹操聽了郭嘉的話，結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毛澤東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麽當驢狗子，什麽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鬥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毛澤東這段富有哲理性的話，確實給了人們以新鮮而深刻的啟發。
關於這幾天開會的情況，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有一些記載，很能反映一些與會者的心態和思想變化過程，摘錄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鄭州，晚上主席找我們七個人去談話，柯慶施、陶鑄、曾希聖、江渭清、周小舟和我，還有李井泉。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日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誌主持討論。看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當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談，從下午四時談到晚上九點多鍾。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後，我睡了一覺起來，思想就開朗了，覺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問題、關鍵問題，而我們是直線，抓的是枝節問題，是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二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麵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麵。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幹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三月五日，毛澤東主持最後一次會議。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北京的劉仁、內蒙古的烏蘭夫、黑龍江的歐陽欽、吉林的吳德、遼寧的黃火青、福建的葉飛、浙江的江華、江西的邵式平、廣西的劉建勳、雲南的謝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澤東在長篇的講話中，又說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簡直是不留餘地的話，強烈地表達他糾正“共產風”的決心。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麽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為了迅速扭轉一種形勢，總是愛使用一些十分尖銳甚至是極而言之的話，覺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如此不利於問題的解決。這是毛澤東的一種鮮明性格，是他的一種工作方法，在許多場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說的：“因為我要把問題講徹底，所以一些不好聽的話都講出來了，比如什麽搶產之類。整社五個月，時間過去了三個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沒有搞出根本徹底的辦法。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的問題是跟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我們對農民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買賣關係。公社內部買賣關係，三級之間買賣關係，社與社，隊與隊，買賣關係，做生意，等價交換。”又說：“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胡喬木插話：“等價交換沒有說清楚，隻說了社與社，社與國家，沒有說社內的等價交換。”）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毛澤東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評的話，他對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後來，在大家的要求下刪去了這些話。
在會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批評“大躍進”中要幾億農民都要寫詩這件事的時候說：“有詩意的人才寫詩，沒有詩意也要他寫，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不行。”這句話倒是透出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心情，同發動“大躍進”時迥然不同。他為“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出現的問題感到沉重，這是他最初萬萬沒有想到的。在鄭州的那些日日夜夜裏，他的全部心思都傾注到糾正錯誤、扭轉局勢之中。他雖然還沒有能夠找到導致豐年鬧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卻透過有些地方瞞產私分這個現象，發現了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公社所有製問題，並且很快提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針、辦法和理論。在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幹部中頭腦仍然發熱的情況下，毛澤東比較冷靜，走在糾“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包括糾正有些他自己曾經認可的看法。會議關於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就是根據他這些思想提出來的，這是第二次鄭州會議的集中成果。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確定以生產隊即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在公社內部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取消一縣一社的體製等等，這一係列決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對原先設想的那個“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糾“左”的問題上，第二次鄭州會議比前兩次會議邁出更大的步子。後來薄一波回憶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症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盡管如此，由於受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包括毛澤東在內，糾“左”還要走過相當長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