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說過， 上海人在毛澤東時代確實比外地很多地方的人幸福，哪怕是四類分子，也比別的地方普通工人貧下中農的生活好。
1957年前，雖說已經有票證但好像隻有糧油布三樣票，隨著形勢越來越好， 票證越來越多， 但倒真的平等，大多數人的工資水平不高，所以月餅也隻是過中秋才吃， 那時自己年齡小，記不清楚了。
就是那三年“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時候， 估計是“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東西供應緊張， 大家很容易肚餓，記不準是1961年還是1962年開始， 每個市民在定量之外再發一斤就餐券，到飯店吃飯隻能用就餐券， 買糕點月餅也隻能用就餐券，想想柯大鼻子也算膽子大了，居然變相實際上給所有市民每個月增加了一斤糧食，不知各兄弟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群眾有沒有憤憤不平的感覺。中秋節的月餅，就需要用錢+就餐券，方可購買，平價，一個金腿月餅一兩半就餐券三毛八，什麽豆沙啊玫瑰啊百果啊等大約都在兩毛五左右，如果沒記錯， 廣式的似乎都是一兩半就餐券，蘇式的潮式的小一點，就隻要一兩就餐券，上海的生意經就是比較資本主義，大多數品種的月餅都有小一號的，就隻要半兩就餐券了， 被全中國人民詬病的半兩啊，詬病歸詬病， 其實也是上海人（不用人民二字，是因為包括不是人民的地富反壞）幸福指數之一。
這段時間內，就餐券的運用學問很多，效率最高的是到飯店吃，一個人可以點一個菜，平價， 當然盡可能點肉菜啦，所以一家七口，可以買七個肉菜，條件好的，一個人隻買二兩飯，把盤子裏的每一滴湯水絕不浪費掉，這樣，肉票油票小菜卡上的東西，等於就省出來了。
買糕點也是比較有效使用就餐券的方式，糕點裏總是有油及糖的，變相地隻用就餐券（糧票），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 還買到了一點糖和油， 劃算。
再不濟， 到外麵的小飲食店買大餅油條豆漿餛飩生煎等等早點，也多多少少在糧食外有些額外的東西。
也真的窮人家，是在也在緊巴巴的生活費中扣不出錢到外麵吃，隻能把就餐券和別人換糧票， 比如一斤換一斤一兩。
那三年過去後，上海的市麵又恢複到了1958年之前的狀態，就餐券的實際意義不大了，於是就取消就餐券， 自動轉入糧食定量， 就把頒發就餐券的臨時措施， 無形間等於正式增加了一斤定量。
此時的上海人均收入，實際上比1958年低了，為什麽？1958年前就上了班的人，基本沒有增加工資，當然那三年的人口增加也不多，問題在於，小孩子大了三歲！ 要知道這三年的男孩子正好長到了“吃垮老子”的歲月啦！所以， 到了中秋節，能否吃月餅，吃多少月餅，於三年前沒有顯著性差矣。
文化大革命的一聲炮響，感謝上蒼啊， 生活在上海的依舊比全中國人民都幸福，首先形勢肯定是全國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上海的好中帶有一定的巧，首先沒有大型武鬥， 生活就安全太平得多罷。
第二，物資供應上，中央高瞻遠矚低實施了全國保北京上海的英明決策，所以上海的商業市場大體上是繁榮昌盛的。
第三， 非常重要的是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徐景賢對上有點陽奉陰違，並沒有太多地破壞原有的生產秩序，工廠該上班還是上班，該檢查質量還是檢查質量， 該抓遲到早退還是抓，所以，打比方說閱兵的生產數量和質量，和文革前和1958年前也基本沒有差別。
雖然工資並沒有增加， 但就業人口還是增加了些，這兒可以是文革前兩三年參加工作的人中，成分很好和很壞的就比中不溜秋的多， 為毛？
聽俺道來。
很多工人家庭的子女，初中畢業不一定非去考高中準備今後考大學， 讀個中專讀個技校或半工半讀中學，相當一部分在毛主席揮大手前已經工作了，為什麽成分不錯的也容易提前工作呢？考學吃了大虧啊！ 考不取街道裏很可能就隨便安排個工作啦！
這時的中秋節，月餅的銷路不錯，青年職工的消費概念到底還是與上一輩不太一樣，更加舍得買好一些的東西了， 包括月餅，尤其是拜見老丈人老丈母娘， 太差拿不出手啊！
順便添一點， 所謂落實政策之後， 那些退還了扣發的工資， 凍結的存款解凍了，這些人， 想來想去，這錢啊， 吃掉最劃算， 扯哪，再來一次抄家， 阿拉已經吃到肚皮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