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反冒進遭到指責和批評,但是周恩來等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後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反冒進已經被毛澤東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他們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從1958年開始的。
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十分欣賞各地掀起的生產高潮,並對兩年的經濟工作表示不滿,向周恩來發了一通脾氣。毛澤東後來說:杭州會議,我在那裏放火,“我是放恩來的火,有柯老(指柯慶施)為證,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泄。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什麽呀?我幾年都不看預算了,橫直你是強迫簽字。”毛澤東對著周恩來說:“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為什麽軍隊多了幾十萬人,招收工人學徒多了100多萬人?我說各部門都有對形勢估計不足的情況,反對右傾保守為什麽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後來還說過:“你們那個時候(指反冒進)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雖然毛澤東在會上發了火,但仍然意猶未盡,並且主張召開再大一些範圍的會議解決反冒進問題。毛澤東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親自起草了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要求包括他自己在內的27人,於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10天會,20日完畢。
11日,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會議向與會代表分發了21份作為受批評的材料。其中就有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度計劃的報告》節錄。
當天晚上,毛澤東發言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12日上午,毛澤東一上來就講他建國八年來一直為工作方法而奮鬥:“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群眾觀點是從六億人口出發。看問題要分別主流、支流、本質、現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這一次千裏迢迢請同誌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誌。”毛澤東接著批評說:“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的。……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50米,慌起來了,什麽‘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政治局要研究為什麽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東西,格子沒有劃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為了說明什麽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毛澤東特為講到《登徒子好色賦》這篇古文,即“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成語的出處。
這篇古文說的是戰國時代楚國文人宋玉攻擊登徒子大夫的故事。登徒子向楚襄王告狀,說宋玉此人“體貌嫻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建議不讓他出入後宮。不料有一天楚襄王竟然把登徒子告狀的事給宋玉本人說了。宋玉爭辯說,“體貌嫻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也就是一口否定自己好色。楚襄王就問他,你說你不好色,有什麽根據?宋玉回答說,天下的美人都比不上楚國的美人,楚國的美人都比不上我東邊鄰居家的美人。這個美人美到什麽樣子呢,“東家之子,增長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這麽傾國傾城一個美人勾引了他三年,他“莫之許也”,沒有答應她,可見不是好色之徒。接著宋玉倒打一耙,說你看登徒子,他才好色,他老婆頭發蓬亂,耳朵也有毛病,豁嘴尖牙,駝背彎腰,身上又是疥瘡又長痔瘡,難看得要命,登徒子還那麽喜歡她,跟她生了五個孩子,大王比較比較,看哪個好色。毛澤東說,結果宋玉靠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辦法贏了官司。他還得意地寫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賦》流傳世間,搞得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詞,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澤東又把宋玉這篇賦印發給與會人員,以便大家更了解反冒進的人用的“錯誤”方法,即是隻講冒進的缺點,不講冒進的“成績”。關於“平衡”問題,毛澤東講了一大段哲學,強調平衡的相對性,不平衡的絕對性。他指出《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反冒進的提法是非常錯誤的。
這時,參加會議的《人民日報》社負責人吳冷西才恍然大悟,毛澤東為什麽點名讓他參加會議,並把他的名字寫在了第一個。散會後,吳冷西馬上找胡喬木,問他主席指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怎麽回事。胡喬木說他也不完全清楚。兩人商量後,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回北京,要《人民日報》編輯部把6月20日社論的全部過程稿送到南寧,並要他們寫一個關於社論起草與修改、定稿過程的簡單說明。
經毛澤東圈點批劃,6月20日社論的摘要印發與會有關人員,他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這印證了毛澤東那三個字“不看了”的真正含義。
南寧空氣濕潤,窗外時常是輕風細雨,而會議室內空氣緊張。毛澤東尖銳地批評道:《人民日報》社論是6月20日發表的,距離李先念同誌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隻有五天。那個報告是“反冒進”的,社論發揮了“反冒進”的思想。這篇社論說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說它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好像有一點。社論引用我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的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對著右傾保守的。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麵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麵。作者是在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會上,他以反對分散主義為話題批評了國務院的工作後,又尖銳地批評了反冒進的“錯誤”,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這是方針性錯誤。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積極反對“右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十分欣賞。1月15日,毛澤東誇獎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做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誌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誌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16日他又在大會上拿出柯文當眾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誠懇地說:“我寫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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