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助毛脫困穩軍心 毛澤東巧辭說逼供
——毛澤東與清肅AB團·連載5
（節選於高華教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接上文）這封偽造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後，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央蘇區的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誌：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進，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懷）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係紅軍中AB團主犯，並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陳（指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之 10/12毛澤東。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聞知此信有不同的反應。朱德隨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駐在黃陂，沒有直接領軍，因此「離間」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手上握有一萬兵力的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及其副手黃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懷接到謝漢昌等人的信並《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當即作出判斷，認定此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迅速草擬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簡單宣言」，宣稱「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表示三軍團「擁護毛澤東同誌，擁護總前委領導」。
至於黃公略的態度則較為曖昧，據彭德懷回憶：「我講這段話時（指彭分析《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是偽造的假信）黃公略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鍾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誌，公略來幹嗎？鄧說，他沒說別的。隻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
在彭德懷的解釋和說服下，紅三軍團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彭又把部隊開到距黃陂總前委所在地十五裏的小布，親自請毛澤東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以表示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
在富田事變後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麵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誌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誌，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麽要亂供陷害其他同誌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麽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殘忍至極的刑訊逼供，（如打雷公刑訊法就是用小錘一錘錘敲擊，將尖利的竹簽刺入手指甲與指頭的縫隙中，因奇痛入心，受刑者皆痛苦呼號如雷鳴，）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隻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係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製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於富田。
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
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
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
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
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
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
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
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
A 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口裏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
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
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隻有團結更堅。
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隻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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