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富田事件和清肅AB團（連載1）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曆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於極左的肅反觀和複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在極困難的形勢下，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作了許多努力，試圖糾正毛的錯誤，但是中共中央卻從左的理念出發，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全力支持毛澤東，從而形成了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後隨看肅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中共中央才著手調整政策，而與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聲。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於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
「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根據若於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如果說1928年9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麽1930年2月以後席卷贛西南的「肅AB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年12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
1、毛澤東的「肅AB團」與富田事變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係統的理論權威。隻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誌中最具政治眼光，意誌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已權威與意誌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誌。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麽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製，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節選於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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