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糾左為何收效甚微，甚至趨於失敗?
至此，毛澤東的繁複浩大的糾左工作基本結束。從1958年11月一直到1959年6月，連續召開6次中央會議(也可說是4次)，連續寫了5封《黨內通訊》，連續製定下發了十幾次中央文件，毛澤東另外又發出了多次講話和指示。按照他的說法，“我們不知道作了多少次檢討!”因而他自信滿滿地認為，大躍進的錯誤已經得到糾正，8個月的糾左已經取得了成功。然後到廬山開個“神仙會”，就可以在全國發動更大的“大躍進”了。
然而，曆史的發展和實踐檢驗的結果，與毛澤東的認識大相徑庭。毛澤東雖然經過反複不斷的糾左，在糾左的過程中確實下足了功夫，費盡了心力，可謂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很多講話可謂語重心長，循循善誘，即使戰爭年代的日理萬機也不過如此。但是一番辛苦卻收效甚微，萬般心血卻難以成功。
毛澤東這兒糾左，那兒卻冒出了極左;這兒剛按下共產風，那兒卻冒出了浮誇風;這兒剛製止了浮誇風，那兒又跑出了共產風……。據史料記載，伴隨著毛澤東的糾左，大躍進的問題依然堆積如山，國民經濟不但沒有起色，反而持續下滑;生產力不但沒有恢複，反而持續遭到嚴重破壞;大鍋飯越喝越稀，稀到沒有，六億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痛苦地掙紮。
在廬山會議前，彭德懷連續在陝西、湖南、安徽做調查，所到之處，滿眼是一片蕭條破敗、十室九空的景象，看不見小孩蹦跳，聽不見雞鳴狗叫，報紙上的轟轟烈烈和現實中的冷冷清清形成強烈反差;老百姓提起共產風浮誇風食堂化，無不唉聲歎氣，咬牙切齒。平江一位老紅軍給他遞了張條子，便是當時農民生活的寫照：“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獲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百姓鼓嚨呼!”
其實這才是災難剛剛露頭。1959年7月初，也就是廬山會議剛剛召開的時候，安徽省委副書記張凱帆到家鄉無為縣做調查，隻見路上的行人一個個麵帶菜色，走起路來搖搖晃晃。隨意闖進一個公共食堂掀開鍋蓋一看，大鍋裏盡是野菜樹葉。他難過得含淚歎道：“建國已十年，黎民尚菜糠……”一群饑民圍住他，跪倒在地，哭著哀告：“救救我們吧……”據縣委書記匯報，全縣70萬人，已有20萬人得了浮腫病;現在每人連2兩糧食也發不下去了……。在痛苦悲憤中，他抱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毅然下令實行“三還原”(吃飯還原，房屋還原，自留地還原)解散了全縣的公共食堂。黎民歡呼雀躍，慶賀新生。張凱帆卻被毛澤東在廬山將彭德懷綁在一起，打成右傾反革命，鋃鐺入獄，受盡磨難……
毛澤東一邊辛辛苦苦糾左，一邊卻是左傾禍害繼續蔓延，禍國殃民!為什麽他的糾左收效甚微，甚至趨於失敗?
不少專家認為，毛澤東是在維護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糾左的，所以無論如何糾左，都不會徹底。他們對毛澤東糾左行為和成果予以高度讚揚，對大躍進的繼續禍害隻能表示遺憾。毛澤東的糾左確實盡心了，盡力了，我們還能說什麽呢?
這種說法含糊其辭，不得要領，沒有分清是非，沒有劃清責任。不能給後人以深刻的警示和教育。筆者經過多日調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發現毛澤東這一段糾左，之所以收效甚微甚至失敗，其原因如下——
1、毛澤東的“獨角戲”聽著很美，卻讓人疑惑。8個月糾左，至始至終，都是毛澤東一個人在忙碌。而比較講求務實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沒有做過一次糾左的講話，沒有發過一次糾左的指示。大躍進剛剛興起之時，劉鄧步毛澤東後塵，到處視察講話，對共產風予以鼓勵，對浮誇風予以讚揚;現在毛澤東大力糾左，劉鄧卻一言不發。以致幾十年後，有人認為劉鄧是浮誇風的“始作俑者”，毛澤東是一貫反左糾左的。
也許是劉鄧等人看透了玄機，知道毛澤東鼓動起來的左傾，隻有毛澤東敢於糾正，其他人的糾左，是要冒極大風險的(一言不發的周恩來果然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讚揚：總理在56年反冒進，這一次站穩了腳跟)。不管怎樣，所有會議上隻有毛澤東一人在反複糾左，其他一批中央大員卻裝聾作啞;那些地方大員，或噤若寒蟬，或在心裏打小算盤，一團團疑雲在心頭盤繞。這樣的“糾左”怎麽能取得成功呢?
2、對北戴河會議精神和“反反冒進”的錯誤沒有予以糾正。
大躍進的共產風、浮誇風等錯誤是由幾個月前的北戴河會議吹起來的，要想糾正大躍進的錯誤，首先要清理北戴河會議的錯誤。
北戴河會議精神，是毛澤東、黨中央頭腦高度發熱膨脹的產物。會議製定出1958年鋼產量1070萬噸的指標，發動了全國的大煉鋼鐵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破壞。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普遍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同時建立農村公共食堂，給群眾生活帶來嚴重困難。那會議文件上明明寫著，“共產主義的實現，在我國並不是十分遙遠的事情”，一些地方三年、五年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說道：“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這就是共產主義。”
所以在鄭州會議上，那些地方大員心裏都在打鼓：這些窮過渡、共產風、浮誇風，都是你們中央文件和領袖鼓動起來的，我們都是遵照中央精神和領袖指示辦事的。當時誰提出不同意見誰就會被打成右傾反革命，現在你老人家卻說那些東西錯了，誰知道是真是假?這種突然“變臉”出爾反爾的說法，誰敢相信，誰敢去糾左?
況且，1956年劉周陳等人主張“既要反對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一下被你老人家抓住，視為右傾批判了好幾年，到了1958年依然大批特批，周恩來因此差點兒丟了總理的位子。你由此得出結論：“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在人們都在“冒進”的時候，你又來批判“冒進”，誰知道是真是假?誰敢去糾正?
北戴河會議的極左理論沒有認真清理，“反反冒進”的左傾錯誤沒有認真檢討，要想取得糾左的成功，純粹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
3、最大的“極左”卻隻字未提，反而極力維護。
大躍進中最大的左傾災禍，莫過於大煉鋼鐵和公共食堂。大煉鋼鐵運動，逼迫9000萬人齊上陣，把全國的林木資源幾乎燒光，對全國礦山資源竭力糟蹋，國家補貼了50個億，煉出了無數的廢渣;同時把無數的糧食漚爛在地裏，造成嚴重的饑荒。大煉鋼鐵不是“有得有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說“得不償失”太輕飄飄，實際上是完全的“失”，完全是勞民傷財禍國殃民!
雖然大煉鋼鐵運動幾個月後逐漸停止，但是造成的災害仍然在蔓延。毛澤東號稱“糾左”，卻對大煉鋼鐵這個人人痛恨、個個恥笑的極左怪胎隻字未提。
尤其是公共食堂，是極左謬論的集大成者。我們用行政權力和虛假宣傳，逼迫全村全隊幾百口人在一口鍋裏吃飯，說是“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吃這樣的大鍋飯，就是“共產主義”;吃自家小鍋飯，就是“資本主義”。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公共食堂是心髒”。然而大鍋飯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大鍋飯越喝越稀，後來缺糧斷頓，老百姓吃野菜、吃樹葉、吃觀音土、吃大雁屎……1958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許多地方已經發生大饑荒，出現大量餓死人現象。大躍進的各種極左禍害，都和食堂化密切相關。隻要解散了公共食堂，糾左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麵對這個最大的左傾惡魔，毛澤東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講了那麽多糾左的話，寫了那麽多糾左的信，卻沒有對公共食堂說半個不字，反而多次講話，高調予以維護。這就預示著，他的所謂“糾左”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4、政治導向有偏差，自己心中有偏見。
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對那些頭腦發熱、極力迎合、善於刮共產風、浮誇風的極左大員們，一方麵不斷予以表揚鼓勵，一方麵不斷予以提拔重用，使其一個個紅得發紫，炙手可熱。如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被提拔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河南的省長吳芝圃被提拔為省委書記;曾希聖一人兼任安徽、山東兩省省委書記。
於此相反，那些頭腦冷靜、為民務實、敢說真話的領導幹部，一個個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安徽的李世農、浙江的江一真由於敢說真話，在58年被打成反黨集團，這且不說。單說河南原省委書記潘複生，在58年初就製定了一係列符合農村實際、大受農民歡迎的好政策，如允許農民種自留地、允許農民喂養家畜家禽，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允許農民開荒種地、植樹，收入歸己……。而製定這些好政策的潘複生，居然被吳芝圃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吳芝圃在會議上聲嘶力竭痛批潘複生時，毛澤東帶頭鼓掌叫好。潘複生迅疾倒台，吳芝圃取而代之，在極左道路上大出風頭，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在這種背景下，誰還敢為民務實搞“右傾”?那隻有一窩蜂迎合上麵搞極左。多年的實踐使大大小小的領導幹部都明白，毛澤東總是以“左派”領袖自居，毛澤東是傾向左的;在他的教導下，左派是革命的、進步的;右派是反革命的、倒退的。所以在人們的印象中，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左傾錯誤是工作方法問題，批評起來不痛不癢;而右傾錯誤是路線問題，批判起來要你的命!
所以，盡管毛澤東一再高調“糾左”，一些語言真是語重心長，推心置腹，但是響應者寥寥，執行起來更是陽奉陰違，不了了之。
如果毛澤東來真格的，將那些胡吹海吹、造成嚴重危害、民憤較大的極左大將統統拉下馬來，像批判彭德懷一樣予以堅決批判;再將那些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右傾分子”潘複生等人平反昭雪，委以重任，在全國像反右傾一樣大規模反極左，那毛澤東即使在中南海裏天天睡大覺，極左現象早就銷聲匿跡了，還用得著勞神費力殫精竭慮來“糾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