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宋慶齡晚年七次書信毛澤東表示反感“文革”
導讀：據何方先生統計，宋慶齡在“文革”期間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慶齡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晚年宋慶齡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以“陝北權威人士”的名義，提出了43 人的“頭等戰爭罪犯”名單，蔣介石位居第一，孔祥熙名列第九，宋子文排在第十，孫科排名第十三，宋美齡躋身第二十三。中共稱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頭等戰爭罪犯“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宋慶齡幾乎所有的親人，即弟弟、妹妹、姐夫、妹夫和大她兩歲的孫科，都被列入名單。
多位血親被中共列為戰犯，上海居所遭到騷擾，北平又是中山先生病逝之所、宋慶齡的傷心之地。雖然身為國民黨左派，麵對中共的北上邀請，宋慶齡會答應嗎?
“傾共”色彩
宋慶齡的政治立場是“傾共”而不是“親共”。這從她1946年7月22日發表的《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製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可以一探究竟。宋慶齡在這份解放戰爭時期公開發表有關內戰問題的唯一聲明中指出，目前的危機不是國共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團結解放和生存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的不是黨派的權利，而是人民的權利。如果國民黨為了黨派權爭而發動內戰，就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混亂饑餓與破壞”，就會“見到城市和農民被隔絕”，農民就會“擁護給他們土地和減低租稅的共產黨”，國民黨的城市就會得不到原料和糧食，從而發生“已經吞滅了許多城市的通貨膨脹，將千百倍可怕於今日”。因而，“國民黨不能在這樣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孫夫人對目前時局主張》，《人民日報》1946年8月5日。)不難看出，這一聲明有著強烈的“傾共”色彩。
“傾共”不代表一定要身體力行，宋慶齡久未謀政。針對1949年元旦前後“宋慶齡要出山了”，“孫夫人將在國民政府中就職”的傳聞，1949年1月10日，宋慶齡簽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聲明》稱：“孫中山夫人今天宣布: 關於她將在政府中就職或擔任職責的一些傳說，是毫無根據的。孫夫人進一步聲明，她正在以全部時間和精力致力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救濟工作。她是這個中國福利機構的創始人和主席。”(《孫夫人招待影界商冬賑募款事宜否認將在政府任職》，《申報》1949 年1 月11 日。)
上海是宋慶齡的出生之處、眷戀之地，家族和國民黨要人多番勸其離開上海，前往台灣或香港，但都無功而返。孫科對宋慶齡不願離滬解釋說:她戀棧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裏有她先人的墳塋，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國父當年革命起事的源頭。至於她去了共產黨那邊，至多批評一下黨國的政策，未必能有什麽驚天之舉。再說，她畢竟身份特殊，資望隆高，萬一有什麽差池，我們不是自找被動嗎?
但是，擅長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共，通過多方努力，不僅請動了宋慶齡，而且讓其成為開國大典上的第四號人物。中共用心之恒、審時之準、度勢之精，都是國民黨方麵無法比擬的。中共成功力邀宋慶齡北上，不僅以“國母”的影響力聚攏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讓民主人士雲集的開國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顆星”。
宋慶齡和毛澤東，他們都出生於1893年。（資料圖）
婉拒與猶豫
1949年2月20日、6月25日，宋美齡兩拒毛、周函邀。
從1948 年8 月開始，民主人士陸續應邀北上協商召開新政協，共商建國大業。賦閑上海的宋慶齡進入中共視野。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在香港的方方、潘漢年、劉曉：“茲發去毛周致宋電，望由夢醒譯成英文並附信，派孫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華送去，並當麵致意。萬一金不能去，可否調現在上海與孫夫人聯絡的人來港麵商。”
據稱，周恩來在審改電稿時加上：“總之，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轉引自《宋慶齡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報》1990年1月29日〕
此時，上海尚未成為中共地盤。中共中央計劃先把宋慶齡接到香港，然後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於是，方方、潘漢年、劉曉派具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華克之攜帶信件秘密去上海安排此行。據華克之回憶：“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細節與可能遇到的問題，潘漢年都予以設計，詳細介紹，反複交待，要求保證宋慶齡的絕對安全。”華克之到達上海後，通過柳亞子之女、宋慶齡秘書柳無垢將信件轉交到宋慶齡手中——
慶齡先生：
中國革命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係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曆經艱辛，中山先生遺誌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曆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回音。
毛澤東周恩來
(《宋慶齡書信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華克之此行並沒有成功，他拿著宋慶齡複周恩來的英文手書悻悻然回港複命。
在2月20日複函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的信中，宋慶齡推卻道：“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遠隨著你們的事業。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曆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二十三年前被阻——將於最近將來光榮的完成。”(《宋慶齡書信選集》下)因而，宋慶齡“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 “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麵”，對中共的北上邀請予以婉拒。
甫時，宋慶齡對中共還是持觀望態度，對政治身份並無期望，而對在上海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則全身投入。她對中共的某些政策不了解，在1949 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中特別提到: 毛澤東無線電廣播中“要求杜月笙維護上海的安定”，“要求吳國楨留在他的崗位上”。(《宋慶齡書信集》續編)
5月27 日，上海解放，新政協籌備會議召開在即，各民主黨派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張東蓀、周新民等人也紛紛懇請宋北上。6月4 日，宋慶齡複電“自當竭盡駑鈍，為國效力。隻以病軀急需療養，暫緩北上，尚冀諒察”。 (《宋慶齡書信選集》下)
第一輪邀請無功而返之後，中共派出了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都匹配的鄧穎超，持毛澤東和周恩來親筆信南下上海。毛澤東在6月19日的親筆信中寫道——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誌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館藏宋慶齡往來書信選集》)
其實，宋慶齡與毛澤東同歲，她1893年1月27日出生於上海，1949年正值56歲，比生於1893年12月26日的毛澤東隻大11個月。
周恩來在6月21日函中說:——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程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上。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
6月25日，在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深得宋慶齡信任的廖夢醒陪同下，鄧穎超拜見宋慶齡。但是，鄧穎超也沒能勸動宋慶齡。宋慶齡說：“這事容我再仔細想一想”，“希望能到蘇聯療病，並在國外工作一時期。”
宋慶齡正受蕁麻疹折磨，這是宋家的家族遺傳病，她每遇過度緊張或過度勞累，此病便會劇烈發作。1949 年上半年，宋慶齡病患纏身，重感冒、神經痛、高血壓屢次或持續困擾，她臥床休息並放棄所有工作和活動，有時病得隻能抱著熱水袋呆在床上，自覺“很想盡快治好，這樣才好出去見朋友!”
宋慶齡的猶豫還包括，她對南京中山陵、上海孫中山故居以及對弟弟宋子安的上海財產保護都不甚滿意。而中國民主同盟華東執行部主任史良與宋慶齡關係親近，宋慶齡心中對中共的芥蒂幸被其較早獲悉。
原來，中共軍隊接管上海時，一支入城部隊提出征用宋慶齡位於林森中路1803 號(今淮海中路1843 號)的住宅。據中共華東局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匯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二十軍軍政治部薑宿回憶：那天，六○師一七八團一個營進駐淮海中路，警戒線延伸到龍華機場附近。連長指定武康大樓對麵一所寬敞房子，要排長帶一排人去宿營。門房當即拒絕：“這裏不能住。”這名排長很反感：“連長命令我們住這裏，為什麽不能住?……如果下午四時前不把房子騰空，將派兵來搬走東西。”宋慶齡親自下樓：“我是宋慶齡。這裏是我的公館，你們部隊不能住。”陳毅知道這件事後，打電話向宋慶齡表示歉意，隨即又與潘漢年一起親赴宋慶齡寓所。5月31日，在陳毅、史良、吳克堅的陪同下，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和第二書記饒漱石，親自登門拜訪道歉，並派衛兵在宋慶齡住宅警衛。
史良還告知中共華東局，宋慶齡在經濟上遇到了困難。中共華東局安排潘漢年送來一百萬人民票。史良還提及，孫中山故居中一個老仆人曾被拘留，宋慶齡頗為詫異。後經鄧穎超了解：“孫中山故居仆人曾於當日被拘，旋即釋放，所發生誤會已向宋慶齡解釋。”
史良得知，宋慶齡提出對宋子安應“加以區別”，因為宋子安聽從她的勸告留美未追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子安因此留美未歸。現上海愛棠路一百九十號為宋子安私產，已為人民政府接收，孫意對宋子安應與對蔣、宋(子文、子良、靄齡、美齡)、孔等加以區別，方使子安覺得聽孫話果有出路。”為此中央致電上海市委：“請你們查明該號房產如屬宋子安，可交與孫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將來回國時再行解決。”(《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
此外，宋慶齡曾在1949年6月去過南京中山陵，稱“中山陵一帶環境比較雜亂”。她還對自己是以特邀代表、民革代表還是婦聯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協會議，心存疑問。(張皓、葉維維《北上: 新中國成立前宋慶齡的心路曆程》，《黨的文獻》2011 年第5 期)
史良勸慰宋慶齡，即使因體力不支不能每天到會，也應當參加開幕式。宋慶齡“為之動容”，請史良從北平回上海後再商量決定。史良據此估計，“鄧親往勸駕必成”(《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
“勸駕必成”
7月1日，周恩來代中央擬電，囑鄧穎超再次勸說宋慶齡: “請其參加新政協，至於參加政府事……到平後再說”;“為之講解各種情況和我黨政策”，並對上述誤會“予以解釋和道歉”。同時，她所關心的一係列問題也得到中共方麵的妥善解決。
周恩來再次向史良了解情況，史良認為孫夫人參加新政協是可以做到的，而孫夫人最怕熱，如七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即使八月初南返，八月中仍可由史良陪伴其北上。
經多方努力，宋慶齡同意7月10日後北上，但“隻擬在北平住半月到一個月”，因為“須在8月6日前趕回上海為其姨母祝壽”。雖然中共中央已將10月成立新中國的計劃先行溝通，但是宋慶齡隻願參加新政協會議，並不打算參加中央人民政府。
7月9日，周恩來代中央起草了致華東局、上海市委並鄧穎超的電文，希望將行期推至8月6號以後。接中央電報後，鄧穎超於7月11日拜訪宋慶齡，向她轉達了中央9日來電的內容。宋慶齡表示“在短期內往返北平、上海兩次，病體很難支持。為了能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赴北平行期以八月為宜。”當鄧穎超告訴她自己將留在上海陪伴她北上時，“她很喜悅”。
但是，新政協會議會期先推遲至8月下旬後又推遲至9月上旬。因此，周恩來8月6日致電鄧穎超：“請與史良(已去滬)分別推動，仍以能到期參加新政協會議為好，但可說明為減少疲勞，可不必天天到會。”考慮到宋慶齡的實際情況，中共中央認為：“新政協須九月上旬始能開會，孫夫人以遲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來平為好。”(《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
宋慶齡則表示，八月底有事，必須趕回上海。鄧穎超推測：“我觀其意，是她不願在北平多留。她曾說過，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為孫中山先生死於北平。”(《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
此後，留在上海的鄧穎超、廖夢醒一直與宋慶齡保持較為頻密的接觸，她們陪同宋慶齡北上的日期最終確定在8月中旬以後。根據中央這一指示精神和宋慶齡的實際情況，其北上日期最終確定為8月底。
為說服宋慶齡欣然北上，周恩來對其訴求盡力滿足。早在6月27日，鄧穎超考慮到宋慶齡的病痛，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周恩來迅速給出解決方案：“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
宋慶齡在北平的寓所周恩來也親自過問，目標鎖定為西式洋房。周恩來安排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工作的葉劍英夫人曾憲植等在北平尋找住宅，最終選定位於方巾巷的一棟二層樓房。8月3日，周恩來告訴鄧穎超：“房子已準備好……最好上海能帶一可靠廚子來。”
隨著啟程日期的臨近，宋慶齡於8月3日致函在上海的鄧穎超，就她到北平後的活動提出三點要求：“一、不要舉行歡迎會。二、願訪問張治中個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車站迎接。”
鄧穎超遂電告周恩來，她的意見是：“第一、第二件事可以尊重她的意見，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車站迎接。”
周恩來於8月6日致電鄧穎超：“孫所提三事，照你來電辦理，惟到車站接的人選望你來電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事實上，宋慶齡抵達北平後，不僅受到熱烈歡迎，當晚，毛澤東還特別為宋慶齡舉行了歡迎宴會。
8月26日，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車離開上海。
“我已經看到了新中國”
8月28日，毛澤東一吃過午飯，就換上了那套平時不大穿，隻有迎接知名人士時才穿的淺色中山裝。15時45分，毛澤東乘著一輛黑色吉斯防彈轎車來到車站站台上。
16時15分，北平前門火車站，上海駛往北平的專列徐徐進站。在毛澤東的陪同下，宋慶齡與列隊迎候的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郭沫若、柳亞子、蔡暢等50餘人揮手致意。
宋慶齡為何能命駕蒞平?
1949年9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發了一篇《宋慶齡講話》，可以看出端倪: “24年前，孫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願望遺下給我們，要我們和中國唯一的友人蘇聯親密合作。我們一定都記得，他曾怎樣歡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熱烈地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合作。24 年後的今天，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們現在可以展望未來，從事建設與複興的工作，建立一個人民文化與社會進步的新世界，和我們偉大的盟友蘇聯人民作為同誌，攜手並進。”
愛潑斯坦與宋慶齡有著長期交往的經曆，宋慶齡將作傳之事授權於他。愛潑斯坦對宋慶齡的北上評價說: “不止是她個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國革命中兩條洪流的匯合——一條是由孫中山所發起並在晚年改變了導向的，另一條則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繼續高漲並走向勝利和社會主義新階段。”(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沈蘇儒譯，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宋慶齡最初希望自己僅列席會議，但中共中央認為她應當作為正式代表出席會議。對此，宋慶齡的最初意見是：一、仍以旁聽者身份列席。二、對與張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沒有什麽意見。三、對擔任婦聯代表頗顧慮，如不會說話，不能反映團體意見，不能經常參加團體的工作等。
從鄧穎超電文的內容推斷，最初中央很可能認為宋慶齡作為婦女界的代表是當之無愧的。不過宋慶齡個人並不希望久居北平，認為無法開展婦女工作。這樣，到8月13日為止，宋慶齡擔任新政協會議代表的身份問題尚未最後確定。
但是，宋慶齡既抵北平也就身不由己了，社會活動紛至遝來——
9月1日，出席馮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會。
9月2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九次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敦請孫夫人宋慶齡先生為該會名譽主席”(《人民日報》1949年9月3日。)
9月6日，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
9月21日至30日，她作為無黨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成員和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自此，宋慶齡以一種全新的角色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10月1日，天安門城樓的古磚道上，宋慶齡緊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之後，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
10月17日，宋慶齡在羅叔章和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宋慶齡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11月9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發表講話，當談到參加開國大典的感受時她說：“這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典禮。但是我的內心，卻有一種難以抑製的歡欣。回憶像潮水般在我心裏湧起來，我想起許多同誌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得了今日的光榮。連年的偉大奮鬥和艱苦的事跡，又在我眼前出現。但是另一個念頭緊抓住我的心，我知道，這一次不會再回頭了，不會再倒退了。這一次，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我已經看到了新中國———它的長度和高度，它的誕生和生命的開始。”(《宋副主席在滬廣播演說，暢談華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報》1949 年11 月10 日)
宋慶齡為何能命駕蒞平?
1949年9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發了一篇《宋慶齡講話》，可以看出端倪: “24年前，孫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願望遺下給我們，要我們和中國唯一的友人蘇聯親密合作。我們一定都記得，他曾怎樣歡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熱烈地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合作。24 年後的今天，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們現在可以展望未來，從事建設與複興的工作，建立一個人民文化與社會進步的新世界，和我們偉大的盟友蘇聯人民作為同誌，攜手並進。”
愛潑斯坦與宋慶齡有著長期交往的經曆，宋慶齡將作傳之事授權於他。愛潑斯坦對宋慶齡的北上評價說: “不止是她個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國革命中兩條洪流的匯合——一條是由孫中山所發起並在晚年改變了導向的，另一條則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繼續高漲並走向勝利和社會主義新階段。”(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沈蘇儒譯，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宋慶齡最初希望自己僅列席會議，但中共中央認為她應當作為正式代表出席會議。對此，宋慶齡的最初意見是：一、仍以旁聽者身份列席。二、對與張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沒有什麽意見。三、對擔任婦聯代表頗顧慮，如不會說話，不能反映團體意見，不能經常參加團體的工作等。
從鄧穎超電文的內容推斷，最初中央很可能認為宋慶齡作為婦女界的代表是當之無愧的。不過宋慶齡個人並不希望久居北平，認為無法開展婦女工作。這樣，到8月13日為止，宋慶齡擔任新政協會議代表的身份問題尚未最後確定。
但是，宋慶齡既抵北平也就身不由己了，社會活動紛至遝來——
9月1日，出席馮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會。
9月2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九次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敦請孫夫人宋慶齡先生為該會名譽主席”(《人民日報》1949年9月3日。)
9月6日，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
9月21日至30日，她作為無黨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成員和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自此，宋慶齡以一種全新的角色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10月1日，天安門城樓的古磚道上，宋慶齡緊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之後，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
10月17日，宋慶齡在羅叔章和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宋慶齡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11月9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發表講話，當談到參加開國大典的感受時她說：“這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典禮。但是我的內心，卻有一種難以抑製的歡欣。回憶像潮水般在我心裏湧起來，我想起許多同誌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得了今日的光榮。連年的偉大奮鬥和艱苦的事跡，又在我眼前出現。但是另一個念頭緊抓住我的心，我知道，這一次不會再回頭了，不會再倒退了。這一次，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我已經看到了新中國———它的長度和高度，它的誕生和生命的開始。”(《宋副主席在滬廣播演說，暢談華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報》1949 年11 月10 日)
晚年悵惘
據何方先生撰文披露，1994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史編委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曆的材料。鄧小平批示：“還是要去偽存真，敢於修正不實之處。”而陳雲的批示則是：“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 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要尊重她這一點。”
宋慶齡先後兩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3月，宋慶齡給中共中央寫信首次提出，1952年10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同樣要求。毛澤東對宋慶齡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1955年11月，宋慶齡給毛澤東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1957年，宋慶齡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麽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麽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麽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麽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麵?要推翻共產黨?”
從1958年起，宋慶齡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慶齡隻得繼續參加。
1959年4月，宋慶齡在全國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她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她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據何方先生統計，宋慶齡在“文革”期間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慶齡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 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怎麽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誌、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麽原因?”
1980年11月，宋慶齡給中共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複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看望病重的宋慶齡。胡、李問她還有什麽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再未能相聚的宋氏兄妹
1981年5月14日晚，宋慶齡因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細菌性白血病，病況惡化，體溫高達40多度。5月16日,第五屆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
5月29日20時18分，宋慶齡在她的住所溘然長逝，終年90歲。宋慶齡病重時，親屬發電報希望宋美齡能回到中國大陸，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見一麵。宋美齡回複電報：“把姐姐送到紐約治病。家。”她沒有簽上自己的姓名。治喪委員會向在台灣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齡在內的親屬發出邀請，歡迎他們來大陸參加喪禮。5月30日，宋美齡致函蔣經國：“月前廖承誌;托陳香梅函報孫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層同意請餘赴北平，陳並告令侃希得以一複音，餘聽後置之不理。”
宋慶齡和宋美齡雖然都壽至當代，但由於政治境遇分道揚鑣，即便晚年思念也因政治緣故無法相見。1969年2月，宋子安因腦溢血去世，宋家兄弟姐妹全數到場舊金山，獨缺與子安感情最深的慶齡。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去世，宋氏三姐妹也未能聚首紐約。
宋慶齡遺體火化後的第二天，骨灰就運往上海，安葬在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園(現為宋氏陵園)。
命駕北上的宋慶齡，最終還是選擇南歸。這位早年的叛逆少女、青年的喪夫國母、中年的異見分子、晚年的國之瑰寶……自孫中山去世後“便不想見到陽光了”。沉靜孤傲的宋慶齡，終於可以告別政治分歧的紛擾，告別晚年的孤獨和落寞。
北京西城區後海北沿46號，宋慶齡同誌故居——這個兩萬多平方米的居所，從1963年到1981年，一個“獨處”的老太太與幾十隻鴿子和一群工作人員，度過了漫長的18年“北上”生涯。這裏門前水波漣漪、楊柳輕揚，院內湖水環繞、山石嶙峋，原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之父醇親王載灃的府邸花園。晚年的宋慶齡曾向友人函訴：“我確實享受皇家的待遇，盡管我並不快樂”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4年第10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