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專注的領域主要集中於社會科學方麵，很少有人會認為他對具體的自然科學問題抱有濃厚興趣。然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他卻不止一次地與周培源、錢三強、楊振寧等專業領域大佬探討過一個物理研究前沿問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
甚至在他逝世的第二年，還有諾獎得主學者提議將構成物質的假設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Maons），以紀念這位偉大政治家，以及他所堅信“自然界有更深統一”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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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哲學角度來談物理
關於這一類討論的對話細節回憶，最早來自著名核物理學家、“三錢”之一的錢三強院士。
這段對話發生在1955年年初、一次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前後。毛主席在與錢三強談話的過程中，話題進行到了原子內部結構的探討上。
即使對當時最卓有成就的物理學家而言，這也仍然是一個非常前沿的問題。毛主席不止一次說過在具體科研領域自己是個“門外漢”，向身為物理學家的錢三強提出這個問題，正是再對路不過的人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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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原子核的組成結構，這對錢三強完全不構成任何難度，隨口便答“中子和質子”。然而再追根刨底問到這兩種粒子的組成，就連錢三強也有些作難了。
原因在於當對話發生的時候，這一問題仍然擺在物理學界麵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研究課題。於是錢三強也隻能盡量簡短地作出解釋——根據當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質子、中子被視為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已經是最小的單位，不能再分。
作為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士，錢三強的語言風格當然是立足事實、尊重客觀，研究進行到了哪裏就說哪裏，有一說一。但毛主席卻從哲學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假想式的推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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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謂“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即使是目前被視為“基本粒子”的質子和中子，也應該存在繼續可分的方法，隻不過人類受製於當前實驗條件，無法驗證自然也就不能肯定。他說他相信，將來一定會證明是可分的。
所謂“無巧不成書”，就在這段對話發生的同一年，美國科學家塞格勒、恰勃林等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以具備62億電子伏能量的質子轟擊銅靶，他們首先發現了反質子；另外還發現了一種不帶電、自旋相反的中子，也就是反中子。
到1964年，美國物理學家默裏·蓋爾曼正式提出了“誇克”的概念和模型，後來又有大量實驗間接證明了誇克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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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常識層麵，最小粒子已經不再是質子和中子，而變成了誇克。
人類對世界的認知飛速發展，但這番預言式的言論並沒有從此被人遺忘。
1977年召開的世界第七屆粒子物理學大會中，來自美國、曾獲諾貝爾獎的學者格拉肖向大會提議：將構成物質的假設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Maons）”，以紀念前一年故去的毛主席，“因為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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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成型的看法
當然，這番立足於哲學對物質進行解讀的思維方式，也並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
1953年前後，當徐濤初次來到毛主席身邊擔任保健醫生時，還是個20來歲的年輕人。據他回憶，主席和他雖然並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代溝之類的卻並不存在。
主席常常在閑暇散步的時候，與他聊起各種天南海北、關於新鮮知識的話題，比如物質結構的研究曆史和當前動向。
毛主席對於我國古代曆史上、尤其是哲學理念當中關於物質成分的研究相當熟悉。他曾經說，墨子在公元前五世紀就提出了“端”的概念，比西方更早；《莊子》中更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說法，實際上闡述出了“物質無限可分”這個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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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從古希臘德謨克利特提出原子論，到後世門捷列夫研究元素周期律、居裏夫婦發現放射性元素，這些研究領域中的邁進，不斷證明了原子內部存在更為複雜的結構。
毛主席認為，他們的決定性優勢在於“好獨立思考”，不會輕易跟著別人的論斷走，哪怕那些論斷來自名人學者，因此他們才能夠得出更接近事實的結論。
至於古代化學家中的另外一些人，則敗於目標偏向歧路。有的人為了滿足帝王要求搞點石成金，或者煉丹以求長生不老，這就把研究的路子走窄走死了。
徐濤說，毛主席閱讀的領域十分廣泛，不少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都有涉獵。而他自己的思維習慣，則往往喜歡由淺入深、抽絲剝繭地探討問題。
1963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複刊，就在那一期雜誌上刊登了日本物理學家阪田昌一《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論文。當時這篇文章還是從俄文轉譯過來的，屬於“二手翻譯”，文中對“基本粒子不可再分”的常規主流論點提出了質疑。
毛主席讀過這篇文章後，對文中所持的看法十分讚賞。後來他在北戴河等地與哲學界、科學界工作者談論相關話題時，都曾經引述過這篇論文，並進一步闡發了物質無限可分的思想。
曾經和他聊過這一看法的科學界大佬不止錢三強一人，當時的周培源、於光遠，後來的楊振寧、李政道，都曾經和他討論過基本粒子的相關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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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對“物質是否無限可分”這個話題的濃厚興趣，一直持續到了毛主席的晚年。
他曾經說，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也是無限的。就像莊子所說每天隻取一半的木條一樣，這個世界的物質可以無限拆分，所以科學家永遠都有工作可做、永遠都有問題要去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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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學到老
會對本職之外、也並非自己擅長的自然科學領域保留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這其實也與他強大的學習動力、優秀的學習習慣息息相關。
有人用“嗜書如命”來概括毛主席的閱讀習慣，說他出門會帶書、睡前會看書，甚至連理發、如廁這樣的碎片時間也不肯放過，都利用來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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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還想過“要是能把其他事都停下來，安心留兩三年時間出來學自然科學”，那就更加完美了。這種想法當然很難實現，於是他就隻能退而求其次，從工作的間隙“擠”時間來讀書。
楊尚昆也曾經回憶，毛主席曾經買過很多書來讀，還把中學物理化學等課程用到的實驗儀器也買來觀察。一旦有機械、工業等方麵的展覽更是不肯放過，總是盡量抽時間親自去看，看完展覽就再順著展覽的內容去添置新的書來學習。
他的求知欲，簡直就是沒有止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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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菊香書屋，實際上已經成了他的個人藏書室。曾有統計顯示，毛主席的私人藏書接近10萬冊，其中既有文史哲著作，也有大量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
就連他日常的睡床，也和其他人大不一樣——非常寬大，比常見的尺寸大一倍還多；構造也很奇特，內側低外側高。平時外側用來睡人，內側全都是書，有的位置能摞到二尺高。在這樣的床上睡覺，真是名副其實的“睡在書堆裏”。
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很清楚一個細節，那就是床上的書，雖然看上去無比淩亂，但實際上是有自成一套規則的。也隻有他自己能夠非常清楚地找到每一本書放在哪裏，不需要浪費多餘的時間。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工作人員都會非常小心地不改變書本堆放的位置，避免帶來不必要的不便。
北京圖書館的舊館就在咫尺之遙的地方，毛主席經常到圖書館去借書。從1958年開始，北圖換發新的圖書證，毛主席的借書證被編為1號。
這張著名的“北圖一號借書證”，毛主席一直用到了逝世前不久。而且不但是北京的圖書館，外地比如杭州、上海、廣州、武漢等地的圖書館，都留有他的借書記錄。
讀過大量的書，其中的實際意義在哪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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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都認為，毛主席在學習了解自然科學的過程中，其深厚的哲學功底帶來了其他人難以比較的優勢。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引領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往往能獲得意想不到的獨特角度。
他曾經與談家楨探討遺傳學問題、向李四光請教山形地質、與楊振寧談論高能物理的最新動向、和李政道交流“對稱”中的政治含義，每次交流確實都有豐富的收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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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本領恐慌”
不僅本人始終保持著吸收知識的旺盛動力，毛主席還不止一次地敦促全黨全國都要重視知識、充實技能。
類似的說法從延安時期已經開始，1940年初在陝甘寧邊區舉辦自然科學研究會時，毛主席就曾說“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目標是為了要在自然界裏得到自由”。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必須了解自然，然後才談得上對自然進行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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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號召大家都投入精力去研究自然科學，並防範“本領恐慌”。各個領域需要形形色色的本領，要防止自身的本領入不敷出甚至完全耗盡，就必須謙虛好學、克服困難，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習。
他說，如果一直都不懂世界上的許多東西，那麽就不算是一個最好的革命者。在知識的領域不能玩虛的，“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
1941年時，他接到了遠在莫斯科的兒子來信，一邊回信鼓勵兒子繼續用功學習，一邊也向他們提出建議。他認為應當“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隻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這也是由於他預見到在不同的曆史階段，需要應用和大力發展的主要科學類型並非一成不變。新中國建立之後，由於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巨大需求，重視科學技術、開展技術革命的緊迫性也日益凸顯。
“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等綱領性的文件，也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潮流下應運而生。
其中，上世紀50年代的後幾年，也是毛主席談論學習科學技術、開展技術革命最多最頻繁的一年。他幾乎走到哪裏，就把這樣的講話講到哪裏。
對比一下大致的時間區域，“提倡科學技術”與“暢聊物理問題”的年份也是有所重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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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專家人士的尊重
曾任社科院副院長的於光遠，同樣也是參與此類話題和交流的科學家之一。
他曾經回顧1964年在北京召開國際科學討論會的情景。該屆會議吸引了許多亞非拉國家科學家前來參會，而日本派出了人數不少的代表團，團長恰好是阪田昌一。
於光遠還記得，當時到會的科學家中阪田地位最高，因此毛主席第一個與之握手。握手的同時，主席仍然記得當初那篇文章，他對著阪田說了句“你的文章寫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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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外科學家尚且如此重視，對於自己國家的科學家就更不必說。
同樣是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強調過“專門家”的重要性，並表示這樣的人才對於我們的事業極為寶貴。
新中國建立後，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各行業專家都得到了不少關注。尤其是對並稱“三錢”的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更是給予了大量關心。甚至就連“三錢”這個外號，毛主席都經常提起，將這個外號的知名度推得更高。
錢學森曆經艱險終於回國後，曾經參加過1956年2月的懷仁堂宴會。
他原本打算按照大紅請柬寫的位置，坐到計劃好的37桌去，然而實際上，那個位置早已安排上了其他受邀者。而他的位置，則是被毛主席親筆從37號桌勾到了1號桌，也就是和毛主席本人同一張桌子。
1974年四屆人大召開在即，人在病中的毛主席仍需要對會議相關文件進行審閱，其中就包括了全國人大代表的名單。
而毛主席卻答複說“不用看了”，隻提示了要確定兩個人在代表名單之內：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侯寶林，“如果沒有，就把他們補上”。
錢偉長在工作中，曾經受到來自毛主席的不少關照和保護。錢三強更是曾經和李四光一起，在中南海“上過一課”，毛主席說道“我們這些人今天都當小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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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由此不難看出，毛主席對物質結構的興趣和看法並不是什麽心血來潮的產物，相反卻是他長期大量閱讀並吸收知識後形成的穩定看法。而對於知識與專家的重視，又是與整個國家的道路緊密相連的。至於這些軼事被廣為傳播，甚至催生了“毛粒子”的說法，那就更是後話中的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