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對所謂“翻案風”的批判，則反映著對曆史問題的看法存在分歧。批判“翻案風”是以彭德懷的申訴信和小說《劉誌丹》為兩個靶子。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因七千人大會重申對他的批判結論，特別是再次指責他“裏通外國”，寫了一封長篇申訴信(即“八萬言書”)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他在申訴信中敘述自己的曆史和參加革命的經曆，鄭重地向黨申明自己沒有“組織反黨集團”，也無“篡黨野心”，更沒有什麽“裏通外國”的活動。8月22日，他再次向中央寫信，要求對自己的問題“進行全麵的審查，作出正確的處理”。彭德懷的申訴，完全符合黨的章程和黨的組織原則，但當時卻把他的申訴視作“翻案”活動，並作為階級鬥爭的嚴重動向提了出來。
毛澤東認為甄別平反和彭德懷申訴都屬於“翻案風”。他說：近來刮平反風不對。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會議對彭德懷的缺席批判，除重複1959年廬山會議的所有指責外，又毫無根據地認為彭德懷是配合國際上帝修反的反華，利用國內暫時困難，向黨發起新的進攻。會議期間，康生硬說小說《劉誌丹》是“為高崗翻案”，得到毛澤東同意。會議將關心過這部小說寫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勳同彭德懷、高崗聯係在一起，把習仲勳等人說成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集團”。
9月29日，毛澤東在閱讀中宣部《宣教動態》增刊第六十三期時看到，國家機關黨委曾確定幾個人為右派甄別試點對象。他在這份材料上批示：“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這時八屆十中全會已經結束，但這件事情還是同會議開始前的一些情況聯係起來，從而加重了對形勢的判定。
經過對所謂“翻案風”的嚴厲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的工作就此停止。同時，以鄧子恢為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指責為成立“十年沒有辦一件好事”而予以撤銷，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製的改革試驗也被迫中斷。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https://www.dswxyjy.org.cn/n/2012/1218/c244520-1993168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