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誌綏是一個怎樣的保健醫生？
李誌綏“回憶錄”說：“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並兼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從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為時二十二年。”
這些話，在書中反複他講，似乎他還長時期地擔任“毛的醫療組組長”。
1、毛澤東的兩次醫療組
毛澤東的醫療組，是在他病情危重時，根據需要臨時組織的。總共隻有兩次，每次時間都不長。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前）毛澤東病重期間組織的，時間一年多。第二次是從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兩年多。
第一次的醫療組，組長是李誌綏，副組長是徐濤、卞誌強、胡旭東（原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後調中南海保健處做保健醫生）。參加醫療組的有北京醫院的心血管內科主任吳潔，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醫學科學院院長、泌尿科專家吳階平，阜外醫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蔭祥等。
周恩來很重視醫療組的工作，後來決定由吳潔擔任這次醫療組的專家組組長，對保健、醫療、搶救等業務負總責。護理工作由日夜堅持在第一線的護士長吳旭君負責。毛會見尼克鬆後，健康日漸恢複，各位專家陸續回到原單位，持續一年多的第一次醫療組就結束了。
第二次醫療組，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由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時提出、經領導決定成立的。李誌綏不是醫療組組長，他隻負責醫務行政方麵的事務。有關這次醫療組的情況，我們訪問了幾位當年參加醫療工作的主要專家。
王新德（北京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直至毛去世為止）說：“沒有宣布過李誌綏是醫療組組長。”
方圻（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心血管內科主任、教授，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直到毛去世為止）說：“不清楚，沒聽說醫療組組長的名稱。”
那末，在醫療組大會診中，關於診斷、治療、搶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見，如何決定治療方案，如何進行搶救，由誰下定醫囑？
經多方了解訪問後得知，情況是這樣的：在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各科診治、護理、搶救的綜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獨當一麵的專家，負責把關和直接管理，如神經科是黃克維（解放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薑泅長（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醫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
在以心血管內科為主的三個專家小組裏，陶壽淇（阜外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教授）、陶桓樂（北京醫院心內科主任、教授）、方圻三位是分組組長，吳潔（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內科專家組的重要成員。總負責是陶壽淇。這些人都是第二次醫療組的專家成員。
方圻對我們說：“陶壽淇、陶桓樂和我們一起商量，決定由我、陶壽淇、陶桓樂三個人各領一組人值班，三組人倒班。最後的醫囑，由陶壽淇說定，護士記錄、執行。我有時在這邊，有時在心電圖處監護，我在主席床頭右手，另外王新德、高日新等專家都在。”
專家們都沒提到李誌綏是醫療組組長。那末，李誌綏在醫療組中起些什麽作用呢？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描繪成為醫療業務的決定人與領導人。不妨再聽聽醫療專家們是如何評說的。
方圻說：“主席的病情我們向李誌綏講，需要向外單位送查化驗，或者對外麵聯係一些事情，還有醫療組內的分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醫務行政方麵。在主席的醫療、搶救等業務工作上，他不起什麽作用。”
陶壽淇說：“當討論主席病情時，都是醫療組的專家們發表意見。李誌綏隻坐在後邊，不參加討論，不發表意見。由專家們討論決定治療方案與下達醫囑。”
王新德說：“凡是重要的醫療討論和作決定的時候，或是在搶救的時候，李誌綏都向後縮。毛主席心肌梗塞搶救時，李誌綏又是向後縮。”（著重點是引者加的）
把這些話歸納起來看，在整個醫療組的診斷、治療、搶救過程中，在醫療業務上，主要由各有關科的專家負責，李誌綏不起什麽作用。他分管的是醫務行政工作。
這同李誌綏在書中所吹噓的情況就有天壤之別了。
2、毛病危時李的表現
前麵講到在毛澤東病危需要搶救時，李誌綏總是“向後縮”，使我們聯想到一九七二年毛病情危重搶救時，李誌綏臨陣逃脫一事。
事情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尼克鬆訪華之前。那年二月十二日淩晨，吳旭君正觀察毛的病情，發現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脈搏細弱，吳旭君叫他，也沒有反應。
吳意識到他發生了休克，便一隻手給他做穴位指針按壓，一隻手緊按電鈴，大聲喊人。胡旭東、吳潔立即跑來，吳旭君按照他們的醫囑，同他們共同進行搶救，但一直沒有見到李誌綏。
胡旭東回憶這一段事情的時候說：“我聽見吳旭君在大聲叫人，我立刻向主席屋裏跑去。當我進到屋後，看見李誌綏向屋裏探探頭，然後扭頭就走了。我發現主席心髒已停止跳動，趕緊做胸外心髒按壓，吳旭君、俞雅菊（原為阜外醫院心內科護士長，解放軍三○五醫院內科護士長及門診部副主任）配合注射藥物等急救，那時吳潔也在，但自始至終沒有看見李誌綏進來。經大力搶救，主席很快恢複了。”
胡旭東還說：“事後聽李誌綏自己解釋說，他當時跑去工字樓找尚德延去了。
其實，他是有意躲避的。工字樓離毛的住地有一段距離，約四五百米，李誌綏要找尚德延盡可以打電話，或者派人去找一下，在那麽緊急的情況下，為什麽非要親自跑去找呢？這且不說，那末後來尚德延也來一同進行搶救了，可李誌綏還是不來，是什麽理由呢？”
這次我們查閱了這一段期間毛的病曆，當時醫生的分析，是毛澤東原有的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由於嚴重缺氧所引起的。李誌綏在“回憶錄”中用了十七頁的篇幅，來描繪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段時間他如何“主持”對毛澤東重病的診治（實際是吳潔和胡旭東主治），而對這次十分危重的搶救工作，隻字不提。這並不奇怪，就是因為這一次他臨陣逃脫，對搶救情況實在是一無所知。
順帶說一句，我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看到了李誌綏的兒子李大重的談話，說在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裏，李誌綏的名字列在陶壽淇之前，證明李是醫療組組長。我們查閱了發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報》上的治喪委員會名單，名單中有陶壽淇，但沒有李誌綏。這份報紙是很容易找到的。它說明，陶壽淇在毛澤東醫療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在平時的醫療保健工作中，李誌綏又是怎樣一個情況呢？
李誌綏在“回憶錄”裏，自我吹噓了一番：在做毛的保健醫生之前，“無論是首長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樣的細心認真治療”，受到“上上下下人們的交口讚譽”，“我被任命為（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後來又擔任“北京醫院第二保健辦公室主任”，等等。
這裏提到中南海門診部，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門診部，是為中南海內中央辦公廳所屬的工作人員做醫療服務的，它同專為中央領導人做保健醫療工作的中南海保健科（後改保健處）沒有直接關係，是兩碼事。
李誌綏在中南海門診部工作過七年多，但沒有當過主任，主任是鄭學文。黃樹則（從一九四三年起做過毛的保健醫生，曾任中南海保健處處長、衛生部保健局局長、衛生部副部長）證明說：“當時門診部主任是鄭學文。”鄭學文說：“李誌綏不是門診部主任，那時我是主任，他從來也沒有當過副主任。”
李誌綏在書中說：“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我作為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根本就沒有這個名義，而且也不通。“監護”，作為法律用語是指對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一切合法權益的監督和保護。毛既不是未成年人又非精神病人，所以不屬於這種“監護”範圍。
“監護”的另一含義，是指對病情危重的病人，進行密切的觀察和記錄，有的還應用電子儀器──監護器，隨時記錄和顯示病人的心電圖、脈搏、呼吸、體溫、動脈壓、中心靜脈壓、尿量及各種引流量，以便及時發現微小的病情變化，采取緊急治療措施。從這個含義上講，符合毛晚年幾次病重搶救期間的情況。但是在毛病情危重期間，真正進行這種“監護”的是輪流值班的各科醫療專家，及經驗豐富的特別護理組的人員，他（她）們是分秒不離地晝夜二十四小時輪流守候在床旁。
李誌綏既不參加專家分組值班，也不參與醫囑的決定，更不參加任何醫療儀器的操作。當時負責臨床診治的專家們一致的印象是：在專家討論診治方案時，李坐在後麵不發言；毛病危時，李甚至很少到床邊去觀察與檢查，一切都靠其他專家醫護人員；在緊急搶救時，李誌綏不但不搶上前去，反而向後縮。作為毛的保健醫生的李誌綏的這種表現，實在是使人感到吃驚！
3、李誌綏被毛摒退
到後期，毛澤東對李誌綏的工作已經很不滿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很長一段時間內，毛不讓他在“一組”工作。
關於這一段，李的“回憶錄”透露出一點信息。他說：“（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長沙，未參加北京的會議。”“我想回北京。我在長沙起不了作用。我們的人手不足，萬一發生突變，需要搶救，很難進行。”“胡旭東、吳潔和我於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開始向幾位高級領導做簡報。我先找到葉劍英，希望尋求各領導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療，我們亟需政治局的幫助。
另一方麵，也該讓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葉元帥很熱心，我們聊了一會，談到我已負責毛的醫療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後我將外出這半年的情況詳細告訴了他。”
從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澤東逝世這一段時間，吳旭君已經不在毛身邊工作，其間有關毛的醫療情況，我們主要是通過訪問當事人包括一些專家了解到的。
關於上麵李誌綏說的那些事，我們訪問了當時隨同毛澤東在長沙的汪東興。汪說：“這是假的。他怎麽能同葉劍英去談？實際上是主席有病，對李誌綏有意見，不滿意。主席說他隻觀望，不行動，不動手，不解決實際問題，病好不了；不要他，讓他回去！”
這就完全明白了，李誌綏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長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參與對毛的醫療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做了白內障手術。當年為毛做眼科手術的唐由之教授是著名的眼科專家，現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他對我們說：“我於一九七五年春節大約是二月份，在杭州與毛主席見麵，給毛主席做眼科會診。那時李誌綏不在杭州，汪東興要我負責準備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關各科的整套手術室需用的器械設備。回北京後，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幾位眼科專家選擇了適當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術，效果比較好。幾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治療方案匯報，李誌綏也沒有參加。我於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間住進中南海，約住了七八個月。在手術前、手術中、手術後，都不見李忐綏。”
我們問唐由之：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手術前，毛說：元朝人薩都剌寫過‘天低吳楚，眼空無物’。那末做完手術，我的眼裏就會有物的了。”您當時一直在毛澤東身旁，毛澤東說過這些話嗎？
唐說：“沒有，毛主席沒有說過這些話。李誌綏沒有在場。毛主席隻是問過：‘你準備好了？’我說：‘準備好了。’主席說：‘準備音樂了嗎？’後來由秘書找來彈詞《滿江紅》錄音帶放的。做手術時，周恩來、汪東興等都在門外等候，李誌綏並不在。”
李誌綏真是會編“故事”。那段對話，又是他或那些參與者們發揮想像力所寫出來的。
我們又問：李誌綏書上說，“從注射麻藥到針撥完成，一共不過十二分鍾。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兩個月以後再做左眼”。是這樣嗎？
唐說：“不是。手術用了七分鍾，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說：‘明年我再請你來，為我做右眼手術。’”
一九七五年做的那次眼科手術，在當時對毛的保健工作來說，不是件小事。但就在這個重要時刻，李誌綏不見了。一直住在中南海主持手術的唐由之，在七八個月的時間裏沒有看見過李誌綏的影子。這就是自稱每天都隨侍在毛身邊的、為時二十二年的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哩！李此時根本不在毛身邊，卻偏要裝出他對毛的眼科手術情況十分了解的樣子。於是又不得不靠編造了。既然是編造的，盡管有那麽些中國通下手，也難免錯誤百出。
從唐由之的談話，我們又想到要弄清楚李誌綏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後離開毛澤東的保健工作到底有多久。我們向從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一直在醫療組裏的兩位醫護人員進行了訪問。
俞雅菊護士長說：“一九七五年初我第二次去長沙，毛主席在長沙遊泳館遊泳。
當時毛主席有皮膚瘙癢症，隻有皮科醫生在，我很著急，臨時從湘雅醫學院請了心髒科專家來值班。毛主席最後遊了三次，那時李誌綏肯定不在長沙。我到長沙，以後又跟隨主席去杭州，李誌綏也沒有去杭州。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後，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始終沒見到李誌綏。”
這是第一見證人的證言。李誌綏卻在“回憶錄”裏編造說什麽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帶著十二名護士和十名醫生”由北京去杭州，這全是假話。
胡旭東說：“一九七五年初去長沙時，主席對李誌綏已不信任了。李誌綏已走了，由我負責主席的保健。李誌綏也沒有去杭州，什麽‘帶著十二名護士和十名醫生’，沒那回事。從一九七五年一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誌綏一直不在主席處。我主持並組織眼科手術的準備工作等。眼科手術時他也不在。”
在文章的開頭，我們就根據事實說明，李誌綏開始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不是一九五四年而是一九五七年。現在又可以說，在毛的最後年月裏，從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誌綏實際上已經不擔任毛的保健工作了。正是在這一頭一尾的兩段時間裏，李誌綏的“回憶錄”編造了許許多多的中傷、誹謗毛澤東的“故事情節”。
再說一說李誌綏對毛澤東的平時保健工作，這個我們更清楚。平時他和毛很少照麵。偶爾組織專家會診，他不直接介入醫療業務，不承擔任何責任，隻做醫務行政工作。毛澤東平時的防病、護理、飲食營養管理、康複等工作，常年主要是靠護理人員、衛士組、管理員、炊事員、服務員等協作完成的。
李誌綏明知毛澤東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不利於健康的生活習慣，但他怕和毛意見不一致，不提合理的建議。比如徐濤做保健醫生時，常常勸毛戒煙，少吃肥肉，減少安眠藥量，多安排體力活動，調整安排合理膳食，定期檢查身體等等。而李誌綏強調“習慣難改”，“（主席）多年的習慣，不可能再改變了”，“（安眠）藥量，可以不改”。
徐濤原來規定對毛食用膽固醇含量高的和油脂多的食物，要適當限量和掌握，要毛少吃“紅燒肉”、動物內髒一類的食物，毛最後同意了，配合得很好。但李誌綏改變了這個規定，決定“飲食不再禁食雞蛋、動物內髒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按：原來隻是適當限食，從未禁食。）“食物中未加特殊限製，目前食用油均為豬油”（以上都見於李誌綏所寫的毛的病曆記錄）。直到一九五九年，護士長吳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飲食營養熱量計算，要改進膳食，尤其要減少油脂，並建議花生油與豬油按比例配用等。一九五九年五月專家會診後，也認為原來油脂過多（見病曆記錄）。李誌綏才不得不改變他的辦法，再度限製食物中的油脂類，最後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可見並非“習慣難改”。
吳旭君把毛的安眠藥，根據需要作了調整，既保證睡眠，又不增加用量，毛也接受了，可見也不是“習慣難改”。所謂“習慣難改”，這是李誌綏為迎合毛的老習慣不堅持保健醫療原則的一個托詞。
根據以上所述，對李誌綏這個“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應當怎樣看呢？
我們想讀者會有自己的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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