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這個被許多曆史學家貼上“暴君”標簽而長期作為反麵人物出現在曆史書中的人，卻受到毛澤東的多次褒揚。每當有人借古諷今用秦始皇來影射毛澤東時，毛澤東從來都不是那種生怕被戴上惡人帽子而唯恐避之不及的態度，相反，他會很高調地接過對方的話頭，毫不隱諱他對秦始皇的讚賞。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針對有人批評共產黨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是暴政的論調，他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嘛！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他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的時候，他興奮得從座位上站起來，說到痛快處還伴以大笑。
1973年9月23日，針對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又說到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是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
毛澤東真的無條件肯定秦始皇嗎？並非如此。
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就說：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毛澤東逝世前不久的1975年，他對為他讀書的蘆荻評論秦始皇時說：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後，喪失了進取的方麵，誌得意滿，耽於泆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遊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對暴秦，就包括反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這次戰爭掀開了我國封建社會中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的序幕，在曆史上有很大的意義。”
顯然，在反秦抗暴的陳勝、吳廣等人與秦始皇之間，毛澤東完全是站在遭受“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而奮起反抗的起義農民一邊的。在跨度達40年的長時間裏，毛澤東從沒改變這個鮮明的政治立場，他怎麽會樂意用被他稱為“暴秦”的人來標榜自己呢？
這一方麵是出於他的性格而表現出來的特有的論辯風格，常常接過論辯對方的話頭，以一種誇張的手法突顯自己的觀點。然而更重要的是，秦始皇這個人物，在毛澤東看來，是具有特定政治含義的標誌性人物，或者說是一種政治符號。
毛澤東在1964年評價秦始皇的曆史地位時強調“應該講公道話”。他說：“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製度如度量衡，有些製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在1973年9月23日說“我是讚成秦始皇”的那次講話中毛澤東說：“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製，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製度。”
請注意：“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千萬不要把這句話的分量估計低了。
今天，當炎黃子孫在為我們有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曆史悠久的偉大祖國而感到自豪時，常常把一個統一的中國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好像中華民族生來就應該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大國裏。
可是，中國的曆史、世界的曆史都告訴我們，不是這麽簡單的事。
在秦朝之前，在今天中國所在的這塊土地上，經曆了長達5個世紀的小國林立、混戰不休、戰火不斷的春秋戰國時代。特別是到戰國時期，原來的諸多諸侯割據已經發展成為若幹個獨立的國家，國家之間戰爭的規模可達雙方幾十萬之眾。一場大仗下來數十萬男兒血灑疆場，百姓在連年戰火中受難，生靈塗炭。
秦的統一結束了華夏民族分裂動亂的局麵，開創了延續兩千年的以統一和興盛為主調和常態的中國曆史，使中華文明能夠保持其生命力而成為人類曆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
然而，這種情況卻不是世界史上的普遍規律。同樣是以農業生產為主、以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為基本形態的封建社會，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都是以分裂割據狀態存在的。歐洲在中世紀就碎裂為幾百上千個各自獨立的政治經濟單位，它注定了直到今天都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歐洲。印度的封建社會也是長期處於小國林立的狀態，直到英屬印度時期，大約一半的印度領土實際上是由土邦領主以半獨立的形式治理。雖然世界史上也出現過一些版圖遼闊的封建大國，但都十分短暫。如公元800年建立的囊括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查理曼大帝國，僅存活幾十年到其創始者查理大帝死後不久就分裂瓦解了。為什麽呢？這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隻存在有地域的聯係”，所以小農之間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係”。因此，封建割據是與小農經濟分散性相適應的一種常態。
這麽一對比，就能明白毛澤東為什麽要褒揚秦始皇，認為抹殺秦始皇的曆史作用是不公道的道理了。
毛澤東認為秦始皇對於實現中華民族長期統一的具有獨特意義的曆史功績主要在於實行中央集權製，不搞分封製，不搞國中有國，建立受控於中央政府的郡縣製，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製度。毛澤東認為，“百代都行秦政法”，是中華民族能夠長期保持統一的重要原因。對於以往許多曆史學家列為秦始皇最大罪狀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認為對鼓吹恢複周禮和主張分封製的那部分儒生的鎮壓是秦始皇出於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與此同時，秦始皇的許多舉措，如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建設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等等，都對實現國家統一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所講的這些，都是有史料依據的，也被大多數曆史學家所承認，這些曆史學家之所以得出與毛澤東不同的評價，在於站位不同。他們大都不像毛澤東那樣站在曆史和民族大義的高度來看這些舉措的重大意義。這也許是一般人與一個偉大政治家在政治曆史視野上的差距吧。
確實，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在毛澤東的政治追求上占有極高的地位。毛澤東對蔣介石二十年統治的批評之一就是“他從來沒有統一過”。蔣介石也算是一代梟雄，但是在他執政期間，許多地方軍閥，如閻錫山、白崇禧、盛世才等人，隻是在名義上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他們有自己獨立的軍隊、自行委派官員、征收賦稅，完全是國中有國。蔣介石與各軍閥之間、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爭奪和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毛澤東在與蔣介石戰鬥的最後階段，受到來自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要求他“劃江而治”的巨大壓力，但毛澤東絕不允許“南北朝”這樣的分裂局麵出現，他冒著有可能失去蘇聯這個最重要支持力量的危險，頂著同一意識形態陣營最高權威斯大林對他的懷疑和不滿，堅決地發出百萬雄師過大江的號令，實現了中國在整個大陸的統一。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殫精竭慮地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創建長治久安的製度安排，其突出特點就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和軍隊的集中統一領導；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毛澤東不效仿當時被看作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不實行聯邦製，不搞加盟共和國，而是建立一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單一國家體製的、統一的共和國。
毛澤東結束了20世紀上半葉舊中國長達50年的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後重塑了一個統一、獨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這奠定了他在中國曆史上不可動搖的民族英雄和偉大領袖的地位。
有文章注意到，毛澤東在他的晚年對秦始皇的肯定和讚揚的程度比以前更高了。1973年8月，毛澤東作詩批評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1973年到1975年這段時期他與多人談到了秦始皇的曆史功績。這是為什麽呢？我們可以注意到，就在這同一時期，毛澤東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這是建國以後罕見的一次軍隊高層的重大變動。毛澤東當時已是八十高齡，又患有重病，但他拖著虛弱的身體，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針對各軍區首領對王洪文不買賬的情況，毛澤東讓在軍隊中有資曆和威望的鄧小平出山當總參謀長。為了做好有關將領們的思想工作，毛澤東帶領大家齊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全軍聽指揮，保證步調一致。
毛澤東解釋這次軍區司令對調的原因是：“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而深層次的原因是鄧小平後來所點明的：“這是因為毛主席很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範圍。一個領導在一個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容易形成團團夥夥，特別是掌握一個大戰略方向的黨政大權的高級領導幹部，更應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雖然共產黨的幹部不至於產生像中國曆史上藩鎮割據、地方大員擁兵自重的情況，但是也應防止類似情況出現。”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正式命令下達後的10天內，各軍區司令員必須到達新的工作崗位，每人隻可帶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同時規定，“各大軍區司令員不再兼省委書記”，改變在文革那種特殊條件下軍隊過多幹預政局的情況，以“軍政分離”來防止出現槍指揮黨的新的軍閥傾向。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預感自己來日不多的日子裏，思慮最多的是自己身後中國的前途，這個他所親手締造的承載著中華民族統一興盛命運的人民共和國能否世代相傳的問題。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避免“中國曆史上藩鎮割據、地方大員擁兵自重的情況”。他說“這個問題，我想了好多年了。”他為此還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沒有把這樣的大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麽會在這個時期不斷提及第一個實現中華民族大統一的秦始皇。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毛澤東在考慮中國的前途時，不僅注意到秦始皇對中國統一的重大貢獻，也注意到秦皇朝因其暴政而很快覆滅的曆史事實。這也成為他晚年思慮最多的問題。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說：“秦始皇統治十六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 1975年，毛澤東在跟蘆荻討論時，既肯定了秦始皇的曆史地位，又說：“秦始皇作為一個曆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地評論。”“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對暴秦，就包括反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
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既有保持國家統一，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但也有統治者易於肆意妄行，腐化墮落的危險。中國曆史上一些曾經輝煌的皇朝最終都因腐敗和暴政而垮台。在毛澤東看來，即使是共產黨當政，如不注意，同樣麵臨這種危險。在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以後的許多講話或指示裏，有許多是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關於“民主集中製”的講話中著重講了這個問題。講話中有兩處毛澤東特別加重了語氣，異乎尋常地、十分鄭重地告誡大家：“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他說：“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他又說：“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五年之後的1967年，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次講話，他再次發出警告：“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
在已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毛澤東發出要防止“法西斯專政”這樣的警告，著實讓很多人震驚，他是在用重錘擊鼓提醒人們警惕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一旦變質所可能導致的可怕後果，這裏也包含著毛澤東對中國曆史上許多朝代，包括秦朝，從興盛走向垮台的思考。
這些講話明確地指出了兩個方麵。一方麵，中國必須有“高度的集中”，因為“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在中央集權統一領導下的全國一盤棋的經濟；另一方麵，這個“高度的集中”必須以“高度的民主”為基礎，否則就有變質為“法西斯式的專政”的危險。
聯係到毛澤東對秦始皇的評價，可以這樣來全麵地理解他的治國思想：一方麵要實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製度，以保證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麵要實行高度的人民民主，以保證這個國家始終處於人民的監督之下而不會走到人民的對立麵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概括地說毛澤東的主張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林之辛 2019,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