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出問題，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反複地提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越來越膨脹。但是，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民族解放運動日益發展，世界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國推行的戰爭政策和武裝侵略政策接連遭到失敗。於是，美國政府不得不使用反革命兩手，在推行戰爭的同時，極力鼓吹對社會主義實行和平演變的政策。
毛澤東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時地洞察了美國政府這種政策的變化，從世界革命戰略的高度，提出了反和平演變的思想。
一、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來由
最早提出“和平演變”構想的，是喬治·凱南。1946 年2 月，美國務院致電美駐蘇聯大使，征詢對蘇聯內政外交行動的看法。當時，主持美駐蘇大使館工作的代辦喬治·凱南日夜疾書，於2 月22 日給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 字的電報，對戰後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國應采取的對策，提出了全麵的“分析”和“建議”。
1947 年1 月，凱南在這份電報的基礎上，寫成了《蘇聯行動的根源》一文，提出：“蘇聯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鬥爭。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俄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增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裏姆林官采取比它近年來所表現出來的遠為克製和謹慎的態度，並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於軟化”。
蘇聯的軟化趨勢出現之後，西方就可以期待一個與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國政府，一個新的俄羅斯。它將允許在俄國早日建立同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私人企業相類似的製度。由此可見，凱南闡述的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就是要促使蘇聯“和平演變”，複辟資本主義。
繼凱南之後，美國務卿艾奇遜也提出了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戰略構想。他在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遭到徹底破產之後，於1949 年8 月5 日公布了《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和他本人同年7 月30 日致杜魯門的信。在這些文件中，艾奇遜明確提出通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搞“和平演變”的主張。他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製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夠促進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
杜勒斯更是“和平演變”的鼓吹者。他是二次大戰結束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製訂者。侵朝戰爭失敗後，杜勒斯提出所謂的“和平解放”戰略，即用“和平方法”解放“鐵幕衛星國”，宣稱要“全力以赴地執行這一旨在和平取勝的高尚戰略”。
杜勒斯於1953 年1 月15 日在美國國會的證詞中說：“我們必須時刻記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並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如果說，凱南“和平演變”的目標旨在蘇聯的話，那麽，杜勒斯則把“和平演變”的目標重點放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了。
杜勒斯在1957年7 月2 日說，如果他們(即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繼續要孩子的話，而他們“孩子又有孩子，那麽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言下之意，社會主義國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會被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過去。
1958 年10 月24 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國電視公司記者采訪時發表談話稱：“我不能肯定，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結構會逐漸消亡。..在我看來，它將逐漸讓位於一種更著重國家福利、人民福利的製度。..困難在於這些地區——中蘇地區，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在為他們人民的福利而奮鬥，他們為把一種我們格格不入的主義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奮鬥。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這樣一種社會和平共處。但是，我的確相信，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 杜勒斯有關“和平演變”的言論很多，叫得也很響，因此，我們把他稱為搞“和平演變”的代表人物。
從此，美國把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理論逐漸轉化為具體的措施和實踐的行動了。他們利用經濟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誘壓兼施，利用新聞媒介搞攻心戰術，利用“維護人權”作旗號，幹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扶持反對派勢力，利用人員往來撒播“自由種子”，進行思想文化滲透，通過隱蔽渠道的“秘密活動”，拉出去，打進來，大挖社會主義牆腳，通過這一係列的活動，向社會主義國家發動了全麵的“和平演變”的攻勢。
二、毛澤東對“和平演變”的憂慮
毛澤東對於敵人的武力進攻，總是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是，麵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攻勢，卻充滿了憂慮。
1959年，毛澤東說：“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所警惕。‘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中國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曆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
毛澤東在1964 年6 月14 日談到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問題時，曾憂心忡忡地指出：帝國主義說，和平演變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麽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講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從這次講話以後，在不同場合，對著不同對象，他多次警告人們：我們也不太平，還有貪汙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毛澤東的這種憂慮心思，不無道理。第一，“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44 年正處於抗戰勝利的前夕，為迎接勝利的到來，我黨在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這時，郭沫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史論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敘述了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後，若幹首領腐化並發生宗派鬥爭，以致陷入失敗的境地的史實。郭文指出：李自成進北京不到兩個月，就全軍覆沒，致命的原因有兩條，一是居功驕傲，二是隊伍很快腐敗了，終日沉醉於享樂之中，昏昏然以為天下太平無事。這個深刻的曆史教訓，我們應代代引以為鑒。4 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以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9 年3 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曾明確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會成為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他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為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麵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為了清除腐化分子，抵製資產階級的腐蝕，防止“和平演變”，1951 年冬，在黨和政府機關內部開展了“三反”運動。運動期間，毛澤東在《關於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汙案調查處理情況報告的批語》中寫道：“這件事經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處理、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隻有這樣，“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七屆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如果我們不同資產階級的腐蝕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任其自由泛濫，李自成的悲劇就有可能在北京重演。
50 年代末期，毛澤東在新華社編發的《參考資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關和平演變的言論的時候，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58 年11 月30 日，他在對各協作區主任的一次講話中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專人看《參考資料》。”
1959 年11 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一次小範圍的會議，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在開會之前，他要林克找出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三個講話材料送給他看。毛澤東以前看過這些講話和其他一些材料，這次他又重新看了這幾篇講話，並在材料上加了批注。1958 年12 月4 日，毛澤東在杜勒斯一篇題為《對遠東的政策》的演說上加的批注為：“杜勒斯在這篇演說中對東風壓倒西風，對世界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形勢表示驚恐。但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從而想達到保存自己（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社會主義）的野心。”
1959 年1 月28 日，毛澤東在杜勒斯“在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提出的證詞”上寫下如下批注：“杜勒斯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的演化，從而使它不再成為對世界的自由的威脅。隻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法實現共產主義化的目標和野心。’這段話是社勒斯的證詞的主旨，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達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證詞中雖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要搞和平共處，因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眾院外委會的另一次發言中叫喊：‘決不能結束冷戰’，否則帝國主義就要遭受失敗。”
杜勒斯
1959 年1 月31 日，在杜勒斯題為《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演說上，毛澤東的批注為：“杜勒斯說：要以‘法律和正義’代替武力，但又強調說：‘在這方麵極為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演變。’
杜勒斯這段話表明：由於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會於世界帝國主義力量越來越陷於孤立和困難的境地，美國目前不致貿然發動世界大戰。所以，美國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的侵略的目的。”
隨即，毛澤東指示將《批注》連同杜勒斯的三次講話的全文印發給與會同誌。
1959年11 月12 日，毛澤東在會議上對杜勒斯的講話和上述批注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闡述。他說：“這個材料都是關於杜勒斯講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問題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 月28 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個所謂蘇聯世界，並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希望）我們內部起變化，從而使蘇聯世界不再成為對世界的自由的威脅。隻管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想實行共產主義化的目標和野心。他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另一個發言中講：‘決不能結束冷戰。’看來，要全部結束，對他們是不利的。”
毛澤東繼續說：還是這一次演說，杜勒斯說，要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義。杜勒斯又說：“在這方麵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笑聲)和平演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
杜勒斯這段話表明，由於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世界帝國主義陣營陷入孤立和困難的境地，..所以，美國企圖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它不侵略呀!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說，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1958 年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強調：“隻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而且總是同國際上的反動派互相呼應的。因此，西方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滲透、顛覆、演變，為國內資產階級反動思潮提供了國際條件，而國內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又為國際的反動勢力提供了社會基礎，它們彼此遙相呼應，國際上一有風吹草動，國內就興風作浪;國內一有微風細雨，國際上就推波助瀾，演奏‘和平演變’的狂想曲。”
毛澤東正是站在這樣的曆史製高點上，用階級的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世界的風雲變幻，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和危險性。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深切的憂慮和關注。
三、反“和平演變”的戰略原則
帝國主義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手段顛覆社會主義，實現他們主宰世界的夢想。毛澤東針鋒相對，進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以便達到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使資本主義絕種、從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的。為此，他係統地提出“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
第一，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共產主義事業是千秋萬代的事業，需要幾代乃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因此，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使黨的各級領導權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中，是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則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實質上是帝國主義與我們爭奪接班人的鬥爭。
從60 年代起，毛澤東就針對西方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圖謀，把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戰略任務提到了全黨麵前。他說，帝國主義的預言家，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此，毛澤東提出了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第二，重視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鬥爭。
資產階級和平演變戰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意識形態的滲透。從喬治·凱南的“遏製政策”，到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政策”，從肯尼迪的“和平戰略”，到裏根、布什的“政治攻勢”和“超越遏製”戰略，都是要同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戰爭”。他們曾經宣稱，在宣傳上花1 個美元，等於在軍事上花5 個美元。因此，毛澤東以極大的注意力抓住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實踐證明，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是“攻心”、“奪權”、“私有化”。他們首先用資產階級思想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在亂中奪權。然後實行私有化，把經濟納入資本主義軌道。如果我們對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認識不足，對社會上存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批判不力，在實際工作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的傾向，那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
第三，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開展反腐蝕鬥爭。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實踐證明，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的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共產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層的自身變質。毛澤東認為，要進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首先要搞好黨的自身建設，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開展反腐防變的鬥爭。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等人談論共產黨執政以後怎樣防變的問題時，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我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匆焉’....一部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解放後，毛澤東把強調密切聯係群眾，反對官僚主義，提倡幹部參加勞動，當成防止自身變質、反對“和平演變”的一項措施。
進入60 年代後，毛澤東更是把反對“和平演變”的注意力集中在黨的領導層的變質變修的問題上。他在1965年8 月的一次談話中強調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此後，他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出問題，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反複地提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