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羅伯特劉。
今天上午特別去了趟南小珠簾胡同，想找一下北京特有的曆史遺留。
導航在一個胡同口繞來繞去，就是到不了目的地。
隻好下車挨個詢問，劉少奇故居怎麽走？
年輕的人都說不知道，一個78歲的大爺告訴我，早拆了。
不僅故居拆了，就連南小珠簾胡同也拆了。看來那些知名的曆史，也隨之慢慢變淡，消失了。
公開資料顯示，劉少奇一生共養育了9個子女，長女劉愛琴最為傳奇。
她出生即被交給漢口一戶工人家庭撫養，7歲又被賣做童養媳，11歲才被接回延安和父親團聚。
一年後就送到莫斯科學習，而後十年間，她經曆了異國殘酷的戰爭，也遇到了浪漫的愛情。
但因為她是劉少奇的女兒，卻不得不放棄做自己。
我11歲那年的春天，日軍飛機正在輪番轟炸漢口，一天中午，我正在家裏劈柴。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還沒反應過來，隻聽見有人叫喊——女兒。
我心裏一驚，是媽媽！
果然，媽媽和一個陌生男子出現在了門前。我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不顧一切地撲了過去，緊緊抱著媽媽的雙腿。
媽媽蹲下來摟著我，用那雙粗糙的手給我擦眼淚，說這次就是來帶我回家的。她看起來更加憔悴了，又黑又瘦的。
屋裏的婆婆聞聲而出，媽媽趕緊朝旁邊的叔叔點了點頭。
叔叔三十歲左右，身穿深藍色長衫，頭戴黑色禮帽，很整潔也很親切。他和婆婆比比劃劃、嘀嘀咕咕了很長一段時間。
婆婆陰沉的臉，慢慢出現了笑意。她轉身進屋，拿出來一身半新的衣褲給我，假惺惺說舍不得我就這樣子走。
這張可怕的臉，我死都不想再見了，拉著媽媽趕緊離開了這個“地獄”。
拐過路口時，見有家照相館，叔叔說要給我照張相。
我長這麽大，從沒照過相，也不知道什麽是照相。那天，我照了這輩子第一張照片。
我人生的第一張照片
從照相館出來，叔叔先帶我和媽媽住進了一家旅館，叫媽媽領我去洗澡、剪頭發，給我買來一身漂亮的學生裝換上。
我長這麽大，從來沒有穿過這麽好的衣裳，睡覺也舍不得脫。
而住在隔壁的叔叔，每天總是早出晚歸，似乎很忙。
幾天時間很快過去，我很奇怪，叔叔這麽忙，媽媽為什麽不帶我回家，而要住在旅館？
這天，叔叔和媽媽把我拉到身邊，告訴了我一件做夢都沒想到的事。
叔叔指著媽媽對我說：“她是你的奶媽，不是你的親媽媽……”
我頓時目瞪口呆，心裏一團亂麻，隻聽見叔叔說我的親爹在很遠的地方，他是專門來接我的。
一種似曾相識的恐懼感湧上來，我頓時明白了，一下驚叫起來：“媽，你是不是又把我賣到什麽地方！”
我緊緊抓住媽媽，求她帶我回家，不要再賣我了。
從我五六歲記事，我們一家四口人就在貧困中掙紮。父親是個打零工的工人，媽媽替人縫補漿洗，掙錢糊口，我和弟弟負責撿垃圾、煤核、野菜。
我身體弱，經常有病，一發起燒來，媽媽隻能抱著我哭，她待我比弟弟還好，有了吃的也總是緊著我。
我們沒有固定的住處，也沒有什麽鋪蓋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這兒，明天住到那兒。有段日子，我們住在漢口近郊的一處破閣樓裏。
閣樓四壁殘破不堪，到處漏風，裏麵還住著很多窮人，晚上大家擠縮在一起，白天各自出去或找活兒或討飯。
有次半夜裏，我發起高燒，身上出了麻疹。媽媽想留在家裏守著我，可又得出去找生計，就哄我說，幹完活回來給我買一根油條吃。
我自己癱在草鋪上，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媽媽才回來，她一進門就趕忙過來摸我的額頭，見不那麽燙了，才長籲一口氣。
媽媽看看我，又望望邊上的弟弟，眼淚吧嗒吧嗒地落在了我的臉上，涼涼的。
我明白了，她一定又沒找到活幹，哪裏還會有油條呢？
城裏的日子實在熬不下去了，父母帶我們離開了武漢，回到鄉下的老家，隻有70多歲的奶奶守著的一間破房子。
8歲那年，奶奶餓得剩一把骨頭，眼看就要不行了。一天，媽媽把我叫到身邊，說明天送我到城裏親戚家去，他們家能吃飽飯。
我哭著鬧著喊著不肯去，可日子輪不到我說了算。
媽媽前腳把我送到，轉身出門，“親戚”後腳就扔給我一把掃帚“幹活”。
從此天不亮，她就吆喝我起來劈柴、掃地、擔水、燒火，稍不高興就拳打腳踢，身上到處是黑紫藍青的傷痕。
小時候媽媽給我紮了耳朵眼兒，戴著一對小耳環，她專挑我耳朵揪，耳洞都拉豁了，流血化膿，疼得我哇哇直哭。
做女奴還不是最可怕的，我其實是他們家買來的童養媳。
好巧不巧，我去沒多久，那個才1歲多的“丈夫”就出天花死了。婆婆罵我給她家帶來了邪氣，害死她兒子，更是不問青紅皂白就打我。
過度的勞累和挨打受罵，讓我的神經極度緊張，得了遺尿症。婆婆隻要發現我尿床，就逼我跪地，把尿濕的褥子蒙在頭上，一跪就是幾個小時。
婆婆家的院角有口深井，井口上沒有轆鏟，有次我去打水，一陣頭暈眼黑，連人帶桶，“咕咚” 一聲掉進井裏。
我被撈出來後，一連燒了好幾天，昏沉中，常夢到婆婆打我，不時發出駭人的驚叫。我真恨不得掉在井裏淹死算了，免得活受罪。
可我如今剛逃離魔窟，媽媽怎麽狠心又要把我賣了！
看著緊張痛哭的我，媽媽向我道歉，說過去都是她不好，這次絕不會賣我。
媽媽又重複了一遍，說她是我的奶媽，叔叔講的都是真話，以後見到親爸爸，就再也沒人欺負我了。
她蠟黃的臉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我又轉過頭去望著旁邊的叔叔，他隻朝我微笑著點了點頭。
看起來像真的。
奶媽離開後，叔叔把我送到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一個阿姨抱著我親了又親，說我長得真像我的母親。
後來我才知道救我的人是周恩來伯伯
他們隻說我的父親在延安，那我的母親在哪裏呢？怎麽沒人提及。
不久後，幾個跟我一樣，親人在延安的孩子也陸續來到這裏，一天夜裏，我們坐上了一列火車，由武漢發往西安。
我們上的是貨車廂，裏麵有許多用稻草覆蓋著的大木箱子，不知道裝的什麽。大人囑咐我們，如果有人查問，就躺在箱子上裝睡，不要動。
可我躺在封閉貨車的木箱上，怎麽也睡不著。父親會是什麽樣子呢？他為什麽離我那麽遠？為什麽要把我送人？
這一切一切的疑問，在火車轟轟隆隆中，越想越沉重。
我們下了火車後，住進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主任的妻子熊阿姨見我又瘦又小，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了一周。
她盡心盡力地照顧我，為我加強營養，鼓勵我到院子裏鍛煉身體。雖是短短幾天，但我卻有一種歸家的感覺。
臨別時，熊阿姨告訴我，這次到延安隻能見到父親，因為我的母親何寶珍4年前就犧牲了。
熊阿姨曾和母親一起被抓入國民黨的監獄，她鼓勵我要努力鍛煉身體，將來像犧牲的媽媽一樣堅強。
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記憶。
離開西安後，汽車一路向北，在那黃褐色的世界裏，沿途開著一種花，紅白相間，顯得異常的耀眼和美麗。
我好奇問身邊的叔叔，這是什麽花，為什麽那麽好看？
叔叔說那是罌粟，雖然好看，但是有毒。這些是當地軍閥強迫老百姓種的，我不明白這麽美麗的花怎麽會給人帶來災難。
三天後，黃土地上似乎少了些什麽，有梯田，但卻看不到房子，隻見一個個土丘的窟窿處，有人進進出出。
我心裏很好奇，沒有房子，人們住哪裏？
一問，原來人們就是住在那窟窿裏，這叫窯洞。
汽車繼續行駛七天，終於開進了延安城，一排排的窯洞很整齊，很多人在一個山坡上的院子裏等著我們。
剛下車，就有穿軍裝的人笑著對我們說：“喂，小鬼，從敵占區來的？”
我當時還不知道什麽是敵占區，就說從武漢來的。原來武漢在我離開不久後，就被日軍占領了。
我在人群中尋找，誰是我的父親呢？一想到見麵的場景，我就很興奮。
可同我一起來的小朋友都陸續被接走了，最後隻剩下了我自己，也沒有見到父親的影子。
過了幾天，我正準備吃晚飯，外邊有人喊我的名字，說有人來接我了。
我趕緊放下飯碗，跟著叔叔來到了一排窯洞前，隻見門外的土台上拴著兩匹馬。叔叔告訴我，父親就在屋裏開會，一會兒就能見到他了。
窯洞裏一直有人出出進進，我卻不知道有沒有我父親。每見著一個人，我都仔細盯著瞧。
不一會兒，從窯洞裏走出一個人，高高的個子，臉很清瘦。
他身上穿著身幹淨的灰軍裝，頭戴灰軍帽，胳膊上佩著和其他人一樣的袖章，腳穿草鞋，打著綁腿。
不知道為什麽，我下意識地感覺到，這就是我的父親。
還沒等我問，他就大步走過來，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愛兒，你來啦。”
他就是我的父親劉少奇。
我站在那兒，一時不知說什麽好，事先想好的話，都不知哪兒去了。
帶我來的叔叔捅了捅我，低聲說："快叫爸爸。”
我仰起頭望著他，嘴張了張卻叫不出口，又趕緊低下頭。父親笑著拍拍我的肩膀，領著我進了窯洞。
坐下後，他把我摟在懷裏，我感到這樣很別扭，身子一個勁兒往外翅。
父親也不管我，笑著自言自語："太瘦了，太瘦了。”
旁邊的一位叔叔問我幾歲了，我緊張了好一會兒才能開口說話，就隻蹦出來三個字：不知道。
周圍的人哄地笑了，父親也笑，說我這麽大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歲數。
看到大家都在笑我，不知道為什麽，我一下子覺得特別委屈，“哇”一聲就開始哭。
他們馬上不笑了，整個窯洞的氣氛都變了。
父親說我吃苦了，他都知道。他還告訴我，我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
哥哥在湖南老家，很快也要到延安來，弟弟還沒有找到。
我這才知道，為了革命，母親生下的三個孩子，她都沒有機會帶，隻能找關係可靠的工友送養。
像我剛送到養母家時，父親的親屬和舊誼經常給一些經濟補貼，日子還能過得去。後來關係斷了，奶媽不得不送我去當童養媳。
想到還沒找到的弟弟，我的心裏不免也擔憂起來，他的養父母又會怎麽對他呢？
父親講完後，沉默了一會兒對我說，你要記住，你是黨用幾百塊大洋換回來的，是人民用血汗贖回來的，等你長大了，也要為千千萬萬的受苦人辦事。
那時我並不懂這話背後的含義，也不明白這話的分量。
夜深了，看我困了，父親鋪好被子讓我先睡。等我躺下，他又坐在桌旁，開始寫東西。
我一覺醒來，天已大亮，睜眼一看，父親仍然坐在桌前，小油燈還亮著。
不久，哥哥也被接到了延安。哥哥寄養在大伯父家，但父母長期失聯，他如被人遺忘了一般，在老家成了一個長工、放牛娃。
哥哥來到後，我們一起進了延安保育小學，我上一年級，哥哥上了三年級。
由於日寇飛機經常轟炸，我們無法在教室裏上課，常常挎著馬紮，到寶塔山下、延河邊上去上課。
但我沒想到，連這樣的日子，也這麽短暫。
1939年暑假，在我們準備返回學校的那天下午，父親告訴我們，周恩來伯伯要去蘇聯治臂傷，他決定讓我們一同跟著去蘇聯學習，第二天就要啟程。
第二天清晨，父親來為我和哥哥送行，他站在人群中望著我們兄妹。
相聚僅一年，父親教我騎馬、爬山、吃他最愛的小米飯，教我做人的道理，一切才剛剛熟悉，轉眼又要分離。看著父親瘦高的身影，我哭了。
這一走，我們父女又不知何時才能相見了。
1939年底，我們到了蘇聯，莫斯科的冬天比延安還寒冷，但孩子們的心卻歡欣鼓舞。
我們被安排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院，這裏的孩子小的3歲，大的14歲，所有女孩子都穿著藍色的連衣裙，白色的內衣，想起過去，簡直天壤之別。
我也很快過了語言關，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結識了各國的小朋友。
1940年冬，我在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但這樣的美好沒能持續多久，1941年6月22 日，德國法西斯就對蘇聯發動了閃電襲擊。
突然爆發的戰爭，震驚了蘇聯，我們學校自然也無法幸免。
整個伊萬諾沃市日夜在工作，所有的青壯年男人都上了前線，婦女和老人也到工廠去做工。
大大小小的工廠，爐火熊熊燃燒，鐵錘伴著機器轟鳴，不分晝夜地製作前線用的槍支、炮彈和各種軍需用品。
沿著街道兩側，到處都有穿軍裝的人，市裏的醫院也躺滿了從前線撤下的傷員。
兒童院的正常生活也被打亂了，十幾名大孩子報名上了前線；哥哥他們去兵工廠造武器，挖戰壕工事。
像我一樣年齡小的同學，也開始為支援前線參加勞動。
在附近的集體農莊，我們負責收麥子、土豆、胡蘿卜。一雙雙小手凍裂流血，可沒有一個人叫苦喊疼，這和曾經被虐待是不一樣的。
我主動申請到伊萬諾沃紡織廠參加勞動，為前線做軍衣、帳篷，申請到森林去伐木，到市內的醫院救護傷員。
醫院裏，充滿了呻吟、死亡、鮮血，到處可見裂開的傷口，空氣中散發著濃鬱的血腥臭味，一張張沒有血色的臉扭曲著。
由於藥品和床位短缺，很多傷員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傷口淤血化膿，殘廢和死亡隨時都在發生。
我隻能一刻不停地抱著一堆又一堆帶著膿血的繃帶，在水池裏洗。手泡得發白掉皮，也不停；一有空閑，我就去給那些傷員唱歌，幫他們寫信。
戰時的冬季似乎比往年來得更早，也更漫長。
德軍對莫斯科的圍困，中斷了物資的運輸，冬季取暖的木柴全部送到了前線。兒童院糧食緊缺，更別提取暖了。
有時睡覺的被子被凍在了牆上，每個同學的眉毛和臉上都有一層白白的霜。教室的牆壁上也凍著冰，鋼筆的墨水也全被凍住，我把鋼筆放進自己的衣服裏，用體溫暖化，再取出來寫字。
為此，前胸和肚皮常常被墨水染得一塌湖塗。但我才不管髒不髒，能寫字就行。
意誌能驅散一個人的軟弱，但卻驅散不了饑餓，我們每天隻能分到幾粒手指肚般大小的土豆。
小時候挨餓，我不懂為什麽，再一次嚐到這種可怕的滋味，我知道是戰爭帶來的災難。
那年的新年，學校給每人發了半塊巧克力，我的一領到就吃了。哥哥卻沒有吃，他用紙包好，給我送來，還說他不愛吃這個。
那時我太年幼，信以為真，一把抓起放在嘴裏，搖頭晃腦嚼了起來。
戰爭漫長又煎熬，每個人都在戰爭中成長，我們開始了生產自救，開荒種地，一直堅持到1945年，蘇聯紅軍打到柏林。
蘇聯本土暫時恢複了戰前的平靜，學校複課，我也迎來一段難忘的青春歲月。
我離開兒童院，去莫斯科通訊技術學校深造，新生報到處，一片繁忙。
我在人群中四處張望，希望能見到一個熟悉的麵孔，但這裏全是一色的深眼窩、高鼻梁，沒有一個東方麵孔。
我有些沮喪地靠著牆邊等著，直到喊我的名字，才抱著通知書和簡曆表跑過去。
當我向老師自我介紹完後，隻見身邊一個人在側目望我。等我擠出人群時，他也跟著我一同擠出來。
這個男生一直跟在我的身後，我甚至都能聽到他的喘息聲。
回過頭，我看到一個長著栗色頭發的男孩望著我，我衝他友好地笑笑，繼續往前走。
他可能是受到我的鼓勵，緊跟兩步上前，問我是不是國際兒童學院過來的，他聽我介紹時提了一下。
男孩很高興地自我介紹，他也是從國際兒童學校來的。我們麵對麵站著，因為共同的學習經曆，聊得很暢快。
他是西班牙人，但沒來及介紹名字，我就跑進了體檢中心，隻聽見他在身後說：
“喂，中國人，請問姓名，分在哪一個係？”
新生的生活豐富多彩，我很快有了新的同學。半年很快過去，我們也迎來第一個和平的新年。
學校禮堂的新年舞會裏，一片歡聲笑語，我在同學的邀約下，也放下手中的書，來到了禮堂。
在“喀秋莎”的樂曲中，年輕人翩翩起舞，我一眼就看到那個英俊的西班牙少年，他正和一位姑娘跳舞，漂亮優雅的舞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一支曲子奏完，他竟然朝我走了過來，我的心狂跳起來，他彬彬有禮說：
“你好！中國人。”
命運又一次邂逅，兩顆懵懂的心走在了一起。
他叫費爾南多，在無電線係就讀，是西班牙共產黨領袖的後代，他的父母都在革命中犧牲了，他是跟著姨媽在蘇聯生活的。
我和費爾南多
費爾南多幽默又奔放，我們根本都不知道對方的父母和身份，也沒有“門當戶對"的觀念，認定了對方，就這樣戀愛結婚了。
費爾南多不知道自己的嶽父是誰，也不知道嶽父將會對這段婚姻做出何種要求。我曾經想過，丈夫將來要是回西班牙，我就跟他去。
他也說，如果將來我回中國，他就跟我走。
但我不知道，事情並非像我想得那麽簡單。
1949年7月，蘇聯各大報紙紛紛報道，中共中央代表團來訪的消息。
我指著報紙上消息，告訴費爾南多，代表團團長劉少奇是我的父親，你應該去見見他……
還沒說完，費爾南多大笑起來，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被他笑愣了，認真告訴他這是真的，而且我還沒有把我們倆的事告訴父親。
這回輪到費爾南多發愣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娶的竟然是位“公主”！
他這才想起結婚時，姨媽的忠告，你們不僅有不同的國籍，另外，你對妻子的家庭了解嗎？不要被感情取代了理智。
姨媽當時沒有明說，但姨媽應該是想到了一些。事已至此，費爾南多決定跟我一起去見父親。
父女第二次相見，又是十年過去了。父親的頭發比從前白的更多了，可他依然神采奕奕。
他隻是十分簡單地詢問了費爾南多的家庭及個人情況，並用一種命令加征詢的口氣，請他同意留我陪自己住幾天。
父親在蘇聯活動日程排得十分緊張，我一直找不到適當的時間同他好好談談家事。
我當時回國決心已定，隻是擔心費爾南多能否同行。回國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但父親仍沒有對我和費爾南多的去向表明態度。
自從費爾南多見到父親那天起，他就不常笑了。我發現他開始經常盯著天空發呆，人也瘦了。回國這件事成了壓在他心裏的大石頭。
那天，我一直等到很晚，父親才回來，我直截了當地硬著頭皮問，費爾南多能和我們一塊兒回國嗎？
父親聽到我突如其來的問話，愣了一下，但他並沒有猶豫，明確表示他不同意費爾南多跟我一道回國。
父親說一是擔心費爾南多適應不了中國文化，他更擔心西班牙國家製度，和我們將要建設的新中國製度是不一樣的，父親說必須要為我的政治負責。
我不明白，雖然丈夫是西班牙人，但他也是共產革命者的後代，我們的理想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相愛。
“你首先應該考慮黨和國家的利益。'‘父親語氣堅決，背過身去，不去看我。
我回到房間，蒙上被子失聲痛哭，不知哭了多久。突然有一雙大手在撫摸我的頭，我睜開眼, 父親坐在床頭望著我，外麵天已經亮了。
巨大的心理壓力，一下子擊倒了我，我開始發高燒。父親每天都來看我，卻絲毫不肯讓步。
我們都不理解兩國、兩黨間的微妙關係，那是政治家才會關注的事。
費爾南多請求姨媽出麵交涉，姨媽是西班牙共產黨的領袖，但沒想到，姨媽也從政治角度考量，用冷漠的態度回絕了。
我想不通，費爾南多也絕望了，當時我已經身懷有孕。
我們隻好約定，我先回國，之後一定想辦法讓丈夫來到中國團聚。
1949年8月底，我乘坐父親代表團的專列，離開生活十年的蘇聯，踏上熟悉又陌生的故土。
火車徐徐駛進了站台，新中國的領導人們已在迎候父親歸來，父親微笑著同大家親切握手。
我跟在父親身後，心中沸騰著激動和喜悅。
周恩來伯伯看見我後，先走近前來問候我，他笑嗬嗬地說：“嘀！愛琴長大了！歡迎你回國！”
我剛回答完，就見父親朝站台一側走去，擁抱了一位長相俊秀的中年婦女，轉過身對我說：愛兒，見見你的媽媽。
這是我的繼母王光美，身後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那是我的弟弟毛毛。
弟弟3歲時，母親就被捕了，奶媽等了一個月也沒有人來接孩子，她害怕和共產黨人扯上關係，隻能將弟弟過繼給貧民窟的一家工人。
弟弟和我一樣，也一直以為養父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養父有點錢就喝酒，醉了就打孩子，弟弟隻能上街撿垃圾充饑，後來開始在燈紅酒綠的上海乞討。
上海淪陷後，弟弟又到日本人的工廠做童工，經常被工頭打，直到日本人投降，15歲的毛毛弟弟才重新做了報童。
一年後，父親才輾轉找到毛毛，長期的乞討和童工生涯，讓毛毛變得勇敢、堅毅，又敏感、孤僻。
弟弟被找到後，一直在父親身邊。父親對他傾注了極大的關懷，付岀的心血也最多，但也是最令他傷心的。
回國後，我就住進了中南海父親的家。
房子有些老舊，空曠的大房間四壁粉刷得很白，中國式建築的門窗都很大，屋裏有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兩把木椅，屋角有一個洗臉架，上麵放著一個臉盆。
這裏的一切是那麽整齊、簡潔，隻是我一人住在裏麵，隻覺得寂靜清冷，心裏不時想到異國的費爾南多。
自從回國後，我很少講話，常常盯著窗外的景色，一盯就是很久。
父親知道我在想什麽，他是不是也怪我的幼稚和任性呢？
一天清晨，隻聽見父親對繼母說：愛琴從小沒在我身邊，身上有不少弱點，現在她回來了，要好好教育她。
繼母理解父親的苦心，笑著安撫父親，孩子從小吃苦，好容易回來了，一切慢慢來。
顯然父親不希望慢慢來，他下命令道：“先把她衣服換一換，像什麽樣子。我今天要送她去學校，她將是一個普通的教師，穿著要樸素。”
回國前，父親讓我做兩套衣服回國時穿，我做了兩套西裝裙衣，父親看到就不滿意了。
我不情願地脫下那套西服裙裝，按照父親的意思穿上了列寧服，偏襟、吊兜、腰間有個布帶子。
我在北師大女附中留
然後隨父親走進了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室，規規矩矩聽父親對校長提要求。
父親說我在學校有兩個任務，就是教俄語和學習中文。不要因為我是主席的女兒，就對我遷就。
他的語氣很嚴厲，像是對小學生講話的語氣，我有些不自在。安排完教學任務，剛說到工資，父親立刻接著說“工資，可以給她夠吃飯的錢。”
一位老師好心建議，俄語教師工資按課時標準是每月800斤小米。
“不行，給她夠吃飯的就行了。”父親很堅決地補上一句。
從師大女附中回來後，我覺得不公平，同樣的工作，為什麽父親隻許我拿別人工資的一半？
想了好幾天，終於忍不住問，父親給我解釋，我剛回國，工作不如其他人熟悉，另外還要繼續學習中文，工資方麵不能同別人相比。
我雖然還不是不明白，剛想解釋，父親一句話回絕了我——"你是我的女兒，要首先替國家著想，這是你的義務。”
看來，我要先適應主席女兒的身份，別無選擇的餘地。
我的中文水平很低，一天我拿著學生名冊，竟發不岀一些人名的讀音。
父親知道後讓我住到教師宿舍去，多些時間學習。不僅如此，他還找來很多著作，讓我學習做筆記，並記錄心得。
有個周末回家，我很開心將一篇學習心得拿出來給父親看，我覺得自己寫得不錯，沒想到父親隻看了幾行，眉頭就皺起來。
父親的嚴厲常令我心中發怵，他指出了其中的四個錯別字。
看著一臉沮喪的我，他這才從桌上取岀毛筆，把錯字、白字一一改過。
想想我白天教課，晚上學中文，工資比別人少一半，還要讀書做筆記，這麽努力，得到的還是父親嚴厲的批評。
我的心裏很委屈，回到自己的屋裏，哭得很傷心。
然而，更加嚴苛的還在後頭。
為了讓我繼續深造，我停了俄語教學，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係學習，但困擾我的仍是學習中文。
第一學期考試臨近了，所有同學都在緊張地複習講過的課本知識，隻有我還在整天抱著字典認書中生字。
當試卷擺在我麵前時，仍有不懂的地方，一點也沒考慮，我就伸手取岀書包裏的課本，對著查找起來。
沒想到，這種表現在中國稱為——“作弊”。
可想而知，我的考試成績是門門不及格，作弊的行為也被報吿校黨委，校黨委一個電話打到中南海，第二天學校就接到了電話。
父親的回答很簡單：“她不夠黨員標準，你們要嚴格要求。”
不僅如此，根據父親的意見，在支部大會上，同學們熱烈發言，紛紛批評我的作弊行為，最後取消了我預備黨員的資格。
我接受不了這種懲罰，哭了好幾天。
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在父親眼裏都是不行，他說要我接受思想上的改造。我無比困惑，我不明白自己還要改造什麽？
和同學們談過後，我才知道，在中國考試分數對學生來說，是最重要，也是最嚴格的。
於是，我下決心攻下中文。三年後，我終於成了班上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之一。
如果說作為國家主席的女兒，有一種特殊的話，那就是有更多的不自由。
一次期末考試剛結束，我看門門功課及格，心中一下輕鬆了許多，正好朱敏從蘇聯回來治病，我沒有請假就去陪她了。
我們在北海劃船、頤和園登山。沒想到卻缺席了學校的一場政治學習課，老師找不到我，又一個電話打到了中南海。
當我趕到人民大學，沒想到等待我的是一場批評會，並為此背上了一個“記過”處分。
不僅如此，回到家，父親正臉色陰沉地等著我。麵對父親劈頭蓋臉的指責，我終於按捺不住了，衝父親大聲哭喊起來。
考試早結束了！我不過是和朋友玩一玩，為什麽要給我記過處分？憑什麽說我是資產階級？我一直在社會主義國家長大，根本沒見過資產階級是個什麽樣子!
我聲淚俱下哭訴著，父親再也不是我童年眼中的那個和藹親切的父親了，他隻剩嚴厲、苛刻。
我是他的女兒，是人，不是木頭，父親的慈愛都到哪去了？
我不懂究竟是父親變了，還是自己變了。
磕磕碰碰的三年大學終於畢業，我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沉默、謹慎，又有些憂鬱。
父親對我經常性的批評，讓我變得得謹小慎微。我說不清自己是更成熟了，還是更世故了。
我被分配到國家計委綜合局工作，特別是注意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舉一動，時刻都在擔心是不是違背了父親的要求。
當別人都因為我的身份不敢接近我的時候，我內心也在忍受著莫大的孤獨。
費爾南多不在我身邊，我沒有任何人可以訴說自己心中的苦澀，更不能責備父親對我嚴格的要求。
在家裏我聽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父親講的原則，他的原則是不容任何人違背的，在原則之下，無論是誰，全部隻能是服從，再服從。
那種高處不勝寒的滋味，隻有身在其中，才能品味得到。
好在我工作後，經常要到許多地方的工廠、農村搞調査。父親很喜歡聽我講這些來自一線的情況。
我每次出差都認真做筆記，回來向父親仔細匯報，父親認真聽後，不時提出一些問題。
這樣溫馨的時刻並不多。
有一天，我回到家，見父親沉著臉不說話，便回到自己的房中，取出一本俄文小說讀著。
繼母走進來，竟然對我說，父親要過問我的婚姻大事。
我和費爾南多分別幾年了，雖常常接到他的來信，但千裏之遙，不能相見。我總恨自己的懦弱和無能，抱怨命運對自己的不公平。
絕望之中的我曾寫信告訴費爾南多，讓他再去找一位好姑娘吧。
我知道，任憑我們如何思念、如何努力，這段緣分已不可挽回了。
我回國以後，也有許多的追求者，但我的心就如一潭死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會愛了。
父親之前和我提過幾次，但我都以沉默應對，這次叫上繼母，想必是要認真談了。
果然，光美媽媽剛說完，父親就問我怎麽想。
光美媽媽和父親
我知道不能再拖，對父親大膽說：我有兩個意見，第一，我要與費爾南多生活，你們答應他來中國 ……
不等我說完，父親生氣地用手拍著桌子：“不行！告訴你這根本辦不到！這麽長時間了，你怎麽還想著他。”
我一下淚如泉湧，繼母趕緊勸父親別發火，父親站了起來，來回踱步。
我回國後，堅持生下了與費爾南多的兒子，給兒子起名“索索”，這是丈夫姓中的一個字。
剛開始，我們還能相互通信，寄照片，他甚至給孩子寄東西，我們還約好在邊境見麵，但父親知道後堅決不同意。
父親似乎也覺得，不該發那麽大火，又解釋說我和費爾南多不合適，我還太年輕，不懂生活的複雜。
父親繼續說教，要我找一個政治上好的人，說：“看巴彥孟和就是個很好的小夥子了。”
這時，我完全明白了，父親已經為我物色了合適的人選。
我感到無限的悲哀，他為我安排工作、學習，安排行為、思想，甚至安排該和誰組成家庭！既然如此，我說什麽也是多餘的了。
我哭泣著，心中一片混亂。
盡管我已經和父親說了，我們沒有感情。但父親擺了擺手，頭也不回地走了岀去。
很快，我與巴彥孟和結了婚。
巴彥孟和是位生長在內蒙古的達斡爾族人，他質樸、感情細膩、性格內向，對我也備加愛護。然而，我仍忘不了費爾南多。
幾年後的一天，費爾南多來信了。
信中說，他已與一位俄羅斯姑娘結婚，他們彼此相愛，同時也希望我生活幸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拿著信衝進衛生間，控製不了地大哭，我不知道湧流的眼淚意味著什麽，隻覺得那是一種絕望和痛苦。
現在，費爾南多結婚了，我的愛已沒有可以寄托的地方了。
幾天來，我一直在收拾費爾南多和其他蘇聯朋友的信函，將它們一一整理好，然後搬來一個火盆，將那些信函，包括通訊地址全部付之一炬。
我要將所有對往事的記憶，同那些信函一起拋進火盆燒成灰燼，我永遠不想重溫那個多彩、甜美的夢。
1958年，響應國家指示，我和丈夫回到了蒙古老家支邊，這也是父親的意思。
曆經了許許多多人生磨難的我，對生活的理解仍然簡單，我並不清楚自己下放邊疆的實際內涵。
對我來說，並沒有留戀大城市的享樂意識，我已漂泊過了許多的地方，從北京到內蒙古，猶如從漢口到延安，從莫斯科到北京，不過是生活內容有所改變罷了。
我心中隻有一個信念：按照父親的要求，響應黨的號召，是我必須履行的義務。
當我報名下放的消息傳出，綜合局掀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劉少奇的女兒都報名了，我們還等什麽！報名。
臨別時，父親為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家宴，歡送我們，要我去內蒙古慢慢提高自己。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分配給我兩間土坯小屋，我把裏麵收拾得幹幹淨淨，幾件簡單的家具放進去，便成了家。
自治區計委對我們自然十分歡迎，小土屋每天也是人來人往。我也很快和幾個女同誌成了知己，從生活到工作、從丈夫到孩子無話不說。
新工作很辛苦，要經常下鄉，我一直記得父親曾經多次對我說的話：我們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還很艱苦。
父親不給我們兄妹寫信，但我每月都給他寫，匯報自己的工作情況，也談一些對形勢的認識看法。
父親和我
有一年，接連數日的瓢潑大雨致使內蒙古發了大水，呼和浩特也被淹了大半，我的小土坯房泡在水裏。
這次我在信的末尾，訴說了自己心中的憂傷：許多人吃不飽，小土坯房被淹，孩子營養不良。
那封信發岀之後，我意外接到父親的一封回信，但上麵寫著：你是革命者的後代，現在吃苦不算什麽……
這些道理我都懂。
因為缺少營養，我得了浮腫病，兩條腿腫得發亮，按下去的手印留下一個坑，經常在工作中昏倒。但我仍主動將配給的一天五兩糧食拿岀一兩退還給國家，隻領取四兩。
我知道節省下來的一兩糧食對我和孩子是多麽的珍貴，但我更知道自己是革命幹部的後代，應把困難留給自己。
即便如此，我也從未向父親講過一句苦。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被兒子英英所在學校叫去，說孩子病了。
我把英英接回家，一連幾天孩子不吃不喝，去了幾家大醫院，確診孩子的病是急性黃疸肝炎，危在旦夕！
醫院發出了病危通知，但是沒有肝炎病人急需的藥品——那都是國家控製配給的。
怎麽辦？
我拖著浮腫的雙腿，到處跑著找藥，然而得到的都是一個答複：肝炎藥品急缺，隻能按規定供給。
茫然不知所措的我，在極度絕望之中想起了父親，隻有父親能救我的孩子了!
我跑到長途電話局，撥通了北京家中電話。然而，得到的答複是，自己克服困難！
電話掛斷後，我仍像傻子一樣拿著電話站在那裏，心裏全空了……
沒有一絲力氣的我回到醫院，病床上的兒子已奄奄一息。我肝膽欲裂，那是我的骨肉，一個母親怎麽能眼睜睜看著兒子死去呢？
我徹夜未眠，一大早兒就衝進了自治區政府主席的辦公室，用虛弱、顫抖不停的手撥通了父親辦公室的內線電話。
我一整夜早想好了兩句話，冷冷地對父親說：“英英不行了……如果他死了我就永遠……”
沒等父親回答，我便放下電話，頭也不回地走出自治區主席辦公室。
這時，我已是淚流滿麵。
很快，我接到父親寄來的藥品和一小盒營養品，兒子得救了。
這也是我和我的兒女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享受的“特權”。
內蒙古如此，其他地方也好不了，不少農村發生了饑荒，出現了大量 "非正常死亡”。
作為主持一線工作的父親，心情怎能不沉重。
1961年，我出差到了北京。父親知道我回來，中午興衝衝趕回家，吩咐食堂師傅多加一個菜，要和我共進午餐。
在福祿居，所有的孩子都去大食堂吃飯，一般不允許同父親一起吃飯。這次我從內蒙古回來，算是例外。
家裏人難得看到父親笑，自然都很高興。我坐在餐桌旁，衛士端來一小碗胡蘿卜燉牛肉。父親對我說，你嚐嚐這個。
在內蒙古吃不上肉的我，立刻像孩子似的吃起來，香得放不下筷子。父親看著我狼吞虎咽的樣子，笑了笑，說：“你吃，你吃。”
衛士看見了，不住地給我使眼色，我一下反應過來，父親還一口沒吃呢。可再看看小碗，裏邊隻剩下一個菜底，心裏一陣不自在。
飯後，食堂師傅才告訴我，其實父親也很久沒吃過肉了。
好不容易熬過三年困難時期，父親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國家主席。
但很快，噩夢傳來。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我曾存在一種盲目的革命熱情。還接受內蒙古一些革命群眾的委托，到北京幫他們送材料。
當我回到內蒙古後不久，情況就急劇變化。
從北京傳到內蒙古的大字報、傳單中，掲發我父親的“罪行”也越來越多。突然襲來的驟風暴雨，把我打懵了。
父親為革命嘔心瀝血幾十年，怎麽一下子……
我糊塗了！我想不通！
造反派開始在我家院牆上貼出“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標語，非法對父親和光美媽媽進行批鬥。
內蒙古的大街上，很快貼上大字報，說我是蘇聯特務，不讓我工作，關進隔離室，逼迫我交代父親的“罪行”和還有裏通外國的特務活動，不交代就批鬥。
不僅如此，大兒子被開除軍籍，二兒子被強迫下鄉勞動。還有人說我不滿10歲的女兒寫了反動標語，常常被打被罵，孩子不成人樣，又瘦又髒。
在我苦苦哀求下，總算讓我把孩子帶到隔離室待在一起。
1969年11月12日，父親含冤死去。他的遺物，也被警衛戰士當做“烈性傳染病”患者的衣物而焚燒了。
父親死了兩三天後，才有人告訴我消息，我躲在被子裏哭，不能太大聲，一直哭，哭了兩天兩夜。
我被開除黨籍，被迫離婚後下放到農村改造，後來返回燈泡廠，負責打掃廠裏的廁所和拉車。
無論春夏秋冬，總是一身髒土，滿臉汗水，雙手常常被破玻璃割破，那些紗布從來沒有取下過。
工人們遠遠地偷偷觀察著我，這個大人物的女兒現如今成了 “勞改對象”，感到那麽新鮮和不可思議。
人人都會有父親，而自己的父親是劉少奇，並非我的選擇。
這場“史無前例”的風暴中，我和家人受到的挫折和摧殘，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
大哥被折磨致死，他從蘇聯回來後，成了新中國的核專家，是父親最得意的孩子。
弟弟毛毛被無辜地抓進監獄，平反出獄後，身體和精神長期被摧殘，不久而死，年僅45歲。
父親和弟弟劉允若（毛毛）
弟弟在北京讀完高中後，完全是憑自己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
求學期間，他遇上一位十分漂亮的俄羅斯女孩子，倆人相愛後，他寫信告訴了父親，希望得到家裏同意，讓他們結婚。
父親大吃一驚，他明白了，弟弟不再提回國的事，原來是因為一個俄羅斯姑娘！
在父親的幹預下，1960年6月，未完成畢業考試的弟弟回到北京。他沒有想到，這便是與心愛的姑娘永遠地分別了。
為了能和戀人再見，癡情不改的弟弟哭著求父親，但父親還是堅持，不準兒子去，也不準女孩來。
弟弟隨後被送往部隊進行思想改造，他不再說話，一個人常默默躲在人群外，他不清楚是他拋棄了生活，還是生活拋棄了他。
他隻有以高強度的軍事訓練，繁重的體力勞動來消耗自己，讓那已十分脆弱的神經變得麻木。
固執的弟弟直至45歲去世，也終身未娶，那俄羅斯姑娘也一直苦等了二十年才結婚。
其他年幼的弟妹，麵對家庭的突變，朋友的疏遠，人們的歧視或惡意捉弄，對心靈的傷害也是終身的。
1979年4月10日，對於我來說終生難忘，接到平反通知後，我跑到家裏痛痛快快哭了一場。
可惜，父親，哥哥，弟弟都沒能看到這一天……
我和丈夫沃寶田，相扶走過晚年
第二年，我調入中國人民警官大學，任外語教授，年輕時積累的俄語專長終於得到發揮，翻譯出版了很多俄語小說、影視教材。
1993年我有幸重返莫斯科，找到原來住的地方，上學的地方徹底變了，同學們都不在了，費爾南多也沒有了。
五年後，我又去，不死心啊，覺得無論死活，好歹也要見一麵，就算不是夫妻，也是同學啊。
同學的女兒幫四處打聽，才得知費爾南多早在六十年代就去世了，車禍，很慘。
我當場就哭了。
想起年少時，我第一次好奇走進舞廳，看到一個英俊的西班牙男孩正在翩翩起舞。一曲終了，他穿過人群，走到我麵前說：
“你好，中國人。”
今天故事中的人，每一個都曾有過熠熠光芒，但一直也都是塵寰之人，哪怕貴為“公主”的愛琴，一生也充斥著流離與苦難。
她剛開始並不情願將自己和父親的事公之於眾，因為回憶苦澀大過甜蜜。直到晚年，她才開始講述。
用寬容、悲憫的語氣詳細記錄下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有苦難，也有甜蜜和希望。
她說不抱怨生活給予自己的一切。
時常讀讀他們的故事，也許我們在遇事時，內心就不會那麽無措，然後慢慢曆練，直到自己也和愛琴一樣——擁有一個寬容、悲憫的胸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