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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治國思想裏有一條是很堅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權製。他讚成秦始皇的郡縣製,不讚成分封製。新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如果再長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機構,那就等於是有一個大中央,幾個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順應農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農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開發文件反對合作化。這樣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準,隻要向中央備案就行了。這些文件在下麵看來,就等於是中央文件,都要執行的。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據我觀察,毛主席對當時中央政府的一些領導,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滿意。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莊建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組成的。建國初搞計劃,沒有經驗,計劃不周,問題出得不少,經常鬧出矛盾來。在這樣一個多重複雜情形交織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個新的戰略步驟,就是在 1952年把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和西北局的習仲勳這五個中央分局的書記調來北京,調整和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分機構,加強中央統一領導。這就是後來一般所說的“五馬進京”。
高崗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東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國的,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崗把東北的經濟搞得挺好,因為距離蘇聯近,向蘇聯學了不少,搞計劃搞得也好。所以,五馬進京,主席調高崗到中央管計劃,後來就有人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與劉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麽矛盾?怎麽產生的?這是個值得研究者發掘的曆史點),主席調高崗進京,確實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讓高崗在政治上平衡劉少奇。
那時主席對於劉少奇搞專權感到不滿實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聽江青說,其起源在於延安分兵留下的後遺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強大兵力進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這個道理說服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同時主張分兵,堅守陝北,打通西安。本來該是劉少奇堅守陝北的,可劉少奇不會打仗,主席就自己堅守陝北,讓劉少奇代表中央,讓朱德指揮軍隊,率領中央工委到比較安全的華北,因為華北有粟裕和彭德懷為其各擋一麵。用康老(康生)的話說,毛主席這是“有劉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以區區人馬對抗胡宗南20萬大軍,忙得不可開交,又因為發電報,容易被敵人跟蹤到信號,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劉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匯報,特別重大的事情才請示。劉少奇離開主席後,獨立指揮中央,形成習慣,以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華北土改期間,劉少奇向全國發指示,搞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幹部,打倒一大片。這些東西過左了,搞得雞飛狗跳、天怒人怨。
當時,連康老都受到影響,聽劉少奇的,跟著劉少奇的指揮棒在晉綏搞過左的東西。1948年主席進入山西之後,發現了問題,就想糾正,但是劉少奇已經形成了不請示主席、自己做決定、自己發文件的習慣了,主席回來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幹預了。當時是在戰爭中,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全國的勝利,主席也不便批評劉少奇過多,隻是暗示性批評過緊跟劉少奇的楊尚昆,期望楊尚昆提醒劉少奇注意一下。楊尚昆確實提醒過劉少奇,劉少奇點點頭,文件卻還是照發。到後來情形更加嚴重,黨內的重大事情,組織上提拔一個人,劉少奇都自己決定,讓楊尚昆向全國發文。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解放後。就是說,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主席一直沒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組織人事權。這樣主席和劉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經出現了路線色彩,例如土改問題,合作化問題,就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在這類路線問題上,高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崗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調他進京平衡劉少奇。
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麽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評過總理,但主席對總理的不滿意,性質上有別於對劉少奇的不滿意。例如,總理主管財經方麵的工作,財經方麵的問題出了很多,物價漲了,票子發多了,等等。總理說,不是不請示主席,是請示主席就不能幹事了,一個問題就要匯報半天,什麽事情都匯報,那整天都隻有匯報了,別的事情就不能做了,隻能當機立斷。總理對我們這樣說,是想得到我們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說了很多,我理解總理,因為經濟問題非常具體,不好說清楚,說起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完,要講前因後果的。比如要進口什麽東西,就很複雜,從哪裏進呀,用匯呀,等等。這就好比一個公司,什麽事情都要先匯報,等匯報完了,事情也耽誤了。當然,有些問題,總理也是拿不準主席的意見,就回避。例如搞新稅製,搞財金減稅,資本家減稅,國營企業卻要加稅。這一條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認為至少同等,兩免三減半。主席批評總理抓小事,這樣的大事卻抓不好。外交部和軍隊裏很多人都替總理說話,說不是總理的責任。後來就追到薄一波,就發生了薄一波錯誤【注2】。
高崗好像不很尊重總理的。我進中南海的時候,當時中南海有兩個舞會,一個是主席那裏,另一個是總理在紫光閣單獨有個舞會。高崗一來,就在他自己家裏也開了舞會,變成了中央有三個舞會。那些舞會跳正統的、規範的交際舞。我當時年輕,也常去參加的。我聽高崗秘書說,高崗叫總理去他那兒參加舞會,就像是指揮部下一樣指揮總理。當然這隻是一點跡象,或許不能說明什麽問題。關於高崗和總理的關係,高崗夫人李力群有個回憶,其中有些內容是可作參考的。李力群說,高崗從來就沒有反總理,倒是在毛主席麵前給總理說過不少好話。李力群既然這樣說,就說明當時高崗和總理之間的關係,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都是有不協調的因素的。高崗主持的經委和總理主持的政務院是平行的,高崗當時還是第一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這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