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情人終於說話了!
2008年7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經過14年曲折,終於在香港麵世(大風出版社)。第一作者乃高崗最後一任秘書趙家梁(1920~2007),高崗“被收 ”後的管教組長,目睹首長“從天上到地下”( 周恩來語 )。
二、事件真相
高案實質,一言以蔽之,毛澤東玩了高崗。高崗雖明確反劉、抖露毛劉不和、生活腐化,但距離“反黨奪權”、“陰謀野心家”、“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 實在挨不上。
1952年9月,“五馬進京”東北( 高崗、中南鄧子恢、西南鄧小平、華東饒漱石、西北習仲勳),“一馬當先”的高崗紅得發紫,中央政府副主席兼計委主任(與國務院平行 ),主管東北與八個工業部,以總攬財權對抗劉少奇的黨權、周恩來的外事與統戰 ,成三足鼎立,分散削弱了劉少奇、周恩來的權重。
各大區首長黨政軍集權一身,且有立法權,權威極重。東北流諺:“隻識高主席,不知毛主席。”高崗調京,仍兼東北局第一書記兼東北軍區第一政委。其他“四馬”進京後,鄧小平政務院副總理( 周恩來、陳雲訪蘇,急需鄧主持工作 )、鄧子恢中央農工部長兼計委副主任、饒漱石中組部長、習仲勳中宣部長。
1953年9月,中共政府出現40~50億元財政赤字,高崗介紹東北經驗,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嗬,東北的經驗值得認真研究,下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我看下次就到高崗那裏去開會,統統都去,我也去。”幾天後,劉、周、鄧、饒等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員都上高崗家開會,會後由李富春起草一份增產節約的〈 緊急指示〉,發到全國 。在個人家中召開高規格會議,異乎尋常。周恩來領會毛欲以高壓劉的意圖,將中央機要文件傳閱順序“毛、劉、周、朱、高”,改為“毛、高、劉……”或“毛、高……”三個多月後,毛突然轉身指說高崗家“另有司令部”,高崗百口難辯。
高崗進京後,與毛幾乎天天見麵,毛向高頻遞私房話:少奇進城後沒做什麽工作,對毛幫助不大;少奇過去隻搞過白區,沒有建設根據地經驗;少奇沒有搞過軍隊,連隊不聽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左右搖擺,不怎麽穩;少奇要架空他毛澤東,許多事情不讓毛知道,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講話、發文件。毛還密令高崗查閱東北敵偽檔案 ,看看劉少奇1929年沈陽被捕是否有“把柄”,又說劉一向政治立場不穩。高崗從毛處明確得到“倒劉”旨意。
毛澤東如此“動作”,高崗當然“我也由此意識到主席對少奇的革命質量已產生了懷疑 ”——毛主席對劉少奇感到失望、不滿意。尤其是這幾年,少奇沒有幫主席什麽、沒有做什麽工作。而且不少意見與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個好幫手,中央也有不少同誌有這個看法。
於是,高崗忠心為主,前驅除劉。陳雲也攛掇高崗:
你比我行,你的本錢比我大,你有陝甘寧,毛主席信任你,給你撐腰。你在軍隊和地方都有條件活動,能得到他們的支援,你出來挑頭最好。你怕什麽!……你先幹起來(指反劉),先不忙告訴毛主席,等搞確實了再說不遲……到時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高崗終究起身草莽,不諳政壇秘訣——“悄悄地,打槍的不要”,過早暴露“倒劉”意圖 ,引起政壇動蕩。鄧小平、陳雲向毛揭發高崗的“非組織動作”,毛澤東審時度勢覆手為雨,從“聯高除劉”轉為“聯劉除高”,高崗成了“必須犧牲”的第一位紅色諸侯。高崗被收後,西北高幹劉景範(劉誌丹之弟)來看高崗,高崗痛苦地對他說:有些事,我不能說呀,說了,別人饒不了我,主席也饒不了我,對你們也不好。
僅此一語,可知“根子”在毛。
1953年上半年,高崗認為毛澤東交辦“查劉”,對自己莫大信任,多次與陳雲密議如何將劉少奇拉下來,並認為這不僅是毛的意願,也是“大多數人”的心願,最好“八大”前完成“摘劉”。陳雲認為高崗適合挑這個頭。高崗與陳雲關係極密,從西北到東北,一直配合甚歡。高崗:“我把陳雲當聖人。”那句“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原版出處不是高崗而是陳雲。
1953年夏秋,中央財經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毛澤東將劉少奇劃入“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思想準備”之列,對其“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大加撻伐。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的“離開總路線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觀點”。此為毛劉第一次公開交鋒,但毛遇到強大阻力,相持數月,毛不得不讓步,轉而拉出高崗為“反劉”替罪羊。這一點,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那次講話可予坐實。戚本禹親見劉少奇與高崗對罵,王光美在一旁哭。
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反複權衡後出牌,政治局會議上轉身大講團結,矛頭突指高崗,不點名地點名,說高崗另設司令部,“東交民巷八號車水馬龍,新華門門可羅雀 ”、“刮陰風,燒鬼火,有一股地下水”,將高崗指為“反劉”源頭,定調“要造反”、“想當萬歲”,高崗從此淪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1954年2月2 ~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主帥毛澤東赴杭,故意缺席。劉少奇代表政治局作報告,主題揭批高饒,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2月15~25日,周恩來西花廳小會議室連開11天座談會,每天下午三點開始,專題揭批高崗,43人發言。
對高饒的揭發批判中,重點之一指責他們不滿“五馬進京”,兩人也檢討懷疑中央“調虎離山”,等於承認暗揣“占山為王”之心。如此這般,既證明“五馬進京”的英明決策 ,也向尚未撤銷的大區“敲山震虎”,各大區紛紛向中央上書示忠。據已解密的蘇聯駐沈陽總領事館給蘇共中央的絕密報告,高崗在與總領事列多夫斯基的談話中,語涉 “調虎離山”——
這份檔案的中心內容是反映高崗對調離東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不滿,認為是“調虎離山”,是劉少奇要把東北局的領導權交給林楓。從高崗後來與王鶴壽等人的談話來看,“調虎離山”是當時高崗的真實思想。高崗在與列多夫斯基談論對此事所表示的不滿,與他和王鶴壽等人所表露的情緒是一致的。
從“聯高倒劉”一轉“聯劉倒高”,說明毛澤東長年曆練,熬媳成婆,深諳集權製操作機巧。開國後借鑒古代削藩,先調五大區書記進京,然後搬借位高權重的高崗之頭震懾諸侯,滅其謀逆之心。打倒高崗及此後打倒彭德懷,所傳遞的政治信息十分明確:我毛澤東可以扳倒任何人!任他此前有何巨功重勳,隻要與我政治意圖相悖,一動指頭就能打倒你!從毛澤東1949年後一係列政治動作來看,他完全明白中共政權性質,更明白曆代帝王何以再三再四強調集權一身。
三、高崗敗因
高崗倒台除了客觀外因,也有主觀內因。高崗(1905~1954),陝北橫山武鎮鄉高家溝村人,就讀縣立第一高小、榆林中學;1926年加入中共,1927~31年,入西北軍從事兵運,發動武裝暴動;1932年後,曆任陝甘紅軍遊擊隊書記、陝甘邊紅軍政委、紅42師政委、紅26軍政委、紅15軍團副政委,陝北根據地創建人之一。1938年5月陝甘寧邊區書記;1941年後,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西北局書記;1945年11月北滿軍區司令,1946年6月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1949年後,東北局書記、東北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
高崗文化程度不高,情趣低俗,人稱 “二杆子”,不愛讀書愛打牌,愛跳舞、籃球、玩女人。1934年就兩次犯“作風錯誤”,戰鬥結束後強奸婦女,受害者告到紅42師黨委,高崗被撤師政委。但高崗就喜歡“串門子”(搞女人),屢教不改。
在東北,高崗亂搞女人的毛病變本加厲。戚本禹說他:在物質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爛的,在東北亂七八糟的事情太多,還搞了一個北歐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細,是不是什麽國家的間諜。進城後,喜新厭舊,一些老大姐集體告狀中南海。這是進城後不久的事。1954年高崗案發,後來說高崗怎樣腐敗,我就聯想到這些老大姐告狀的事 ,“高崗”太多了,情況都跟高崗差不多。
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葉劍英家裏沒有全家福,後來離婚,也亂搞。因各級赤吏的男女問題太多,文革時專門規定一條:不涉及男女作風問題。即男女作風問題的賬不算。
趙家梁:高崗隻能算個草莽英雄。他對人比較輕信,很重義氣。他不僅對毛澤東深信不疑,對其他人也都無一例外。他不齒於政治鬥爭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殘酷手段。 ……他們二人(指高與毛)在政治素質和性格上的巨大差異,是造成高崗悲劇下場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12月,國民黨“中統”萬亞剛(1909~?)巡訪陝北,與高崗有一席之緣——
相識於清澗縣長的晚宴上,但和他猜拳豪飲,吃喝到肴盡壺空,頗為痛快。雖隻一席之緣,卻識得是個性情爽直的人。
1953年夏秋,原本部署借高除劉的毛澤東,見高崗未經授權“擅自”倒劉,不免懷疑高崗借“倒劉”而清君側,有可能螳螂捕蟬先翦除劉少奇,黃雀在後對自己下手?這種政治邏輯也是集權政製常識,高崗偏偏不懂。毛讓他查劉,準備倒劉,他得風是雨撒蹄子先跑起來,尚未明確授意便直接倒劉,當然會引起毛的“另一種懷疑”,這也是高崗 “政治上不成熟”。
毛此時不憂劉反而憂高了。劉隻是政見分歧,對毛希望快步進入社會主義“理解不力 ”,而高一旦“倒劉”有功,尾大不掉,如覬覦神器,可就不僅僅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 ,而是“誰上誰下”的根本問題了。
1953年11~12月,毛澤東對高懷疑日深,權衡利弊,下決心除高。11月下旬,毛頻頻找高幹談話,既打招呼,也動員揭發高,與高“劃清界線”。毛甚至聲稱:“我與少奇同誌是一致的,反對少奇就是反對我。”毛找了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德懷、陳毅、賀龍、葉劍英,令陳雲南下去找林彪、陶鑄,“打預防針”。
毛與高的私密談話,也由毛捅出去,變形成“反對周總理”、“自己想當總理”。周恩來親口對趙家梁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毛主席說高崗反周。”趙回來向高崗轉達,高崗深深長歎:“天曉得!”高崗事件的前前後後,清晰可見毛澤東的“設計釣大魚”,實質還是非常老套的卸磨殺驢——削藩,疑心源起毛心。集權政製使他必然起疑,必須時時刻刻注意臥榻之側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陳雲遠比高崗老謀深算。毛離京期間,幾個副主席如何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一人主持還是副主席輪流主持?陳雲私下對高說“輪流”,正式會議卻附和“劉主持”,並向周恩來舉報高崗“搞非組織活動”。批高座談會前,陳雲上高家做思想工作,要高承認“ 有野心”,撇清自己與高的關係,高崗大聲罵陳雲“小人”,發生激烈爭吵。批鬥會上 ,陳雲當麵“反戈一擊”,高崗臉色鐵青,呼吸急促,憤怒至極,但未端出毛的密囑。高崗後為陳雲的“反戈”數度大吵。
趙家梁認為1953年中央財經會議——“批薄(一波)射劉”是在毛澤東親手策劃與指揮下進行的,而不是高崗製造的。它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建國思想上的第一次公開碰撞。難怪有人說,財經會議是毛澤東反劉的試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劉少奇發動總攻。
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訪談錄》透露:高饒事件前,毛約劉少奇長談,“談到了周總理”、“對周恩來同誌主持的政務院工作也不滿意,還撤銷了由周總理任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王光美謹守黨性,訪談時藏頭露尾,沒說實話。1980年10月,黨內四千高幹縱論毛澤東(為期一月),王光美發言說高饒事件前,毛約談劉少奇,試探劉態度,劉不同意倒周,認為反周對黨不利,周功績很大,國內外威望甚高,絕不能反;後來高崗反周反劉,毛是默許的;有的同誌以為毛支持高崗,他們才跟了高崗。
至於將饒漱石纏到一塊,戚本禹認為是劉少奇借機打擊饒的宗派行為。一則,劉少奇與饒漱石在新四軍期間就有矛盾;二則,1952年饒出任中組部長後追查副部長安子文此前的“私擬政治局名單”,而安子文是劉的手下大將,便借機一起拿掉饒。“高饒的案子,在我看來,就是劉少奇搞的名堂。”戚還說:“回頭看曆史,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高饒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則是最大的受害者。”
四、自殺之因
有相當理由斷定:高崗自殺乃毛促成,或者說毛所希望。高崗兩次自殺之間相隔半年 ,一直在等待毛發落,久候不至,終至絕望。高崗第二次自殺前幾天,情緒極度反常 ,管教組多次向中央當麵匯報、書麵緊急報告,認為情況危急,要求中央盡快派人與高談話,妥善處置,以免意外。但遺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沒有片言隻字的答覆,也沒有人來和他談話。
高崗“管教”半年,〈我的反省〉上呈百餘天,違心承認“極端的個人主義發展到實質上推行分裂黨的活動,企圖把少奇同誌拉下來,達到自己做主席惟一助手,將來當領袖的個人野心欲望。”已經做了他能夠做的一切,承認了要他承認的所有罪行,但仍 “晾”著他,既不派人來談話,也無書麵答覆。難道“中央”忙到派不出人來嗎?還是靜觀其變,利用高崗性格逼他“一了百了”?
長達半年的“管教”,特別最後一月管教組多次向中央打緊急報告,均無回複。所謂“ 中央”,當然就是老毛,沒有他的旨意,誰敢置喙?毛澤東莫非真忙到連打一個電話或命人轉達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這不能不使人想起“文革”,大批中共高幹慘死,不都是這樣不聞不問,實則“胸中有數”。
發落高崗,非毛莫為。毛對高的檢討留中不發,其他政治局常委既不敢過問,更不敢去找高崗談話,必須靜候聖旨。管教組隻負責對高崗的監管,傳遞信息,既無權也不敢“代表組織”與高崗談話。毛不伸手拉高一把,誰也救不了這位落難功臣。最後關頭 ,高崗還在指望毛搭救他——毛主席,毛主席!你咋不早出來說話呀!
有人問他為什麽不找劉少奇談談,他說怕劉少奇問消息來源,因為“東窗”就是毛澤東。高崗到死都還在維護毛,不願也不敢戳破這層窗戶紙,死死遮著護著這位“幕後主使”。
五、傳遞信息
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崗第一次自殺,未遂。習仲勳當晚上高家宣布中央決定:“
1954年8月17日,高崗第二次自殺,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德懷、楊尚昆當天先後“報到”高家,上樓去看高崗遺體。彭德懷久久不忍離去,含淚跺腳:“嗨!你剛強 !你死得可惜,可惜了!”毛澤東得訊:“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條狗!”羅瑞卿剛想就“看管不嚴”檢討,毛攔住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誰也擋不住。這事不關你們,你們檢討什麽?不要檢討。”
周恩來親自處理高崗後事,體現了這位大管家的精明細致。周恩來先命令解剖驗屍,確認是否安眠藥過量致死,然後指令:“不火化,進行土葬,要善殮厚葬;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已解剖過了,還要準備不測驗剖,說明周恩來深諳高層人物非正常死亡所伏下的種種麻煩,必須對各種可能出現的不測“時刻準備著”。
高案也凸顯毛澤東高超的政治技巧——所有高幹都認為“毛主席最了解自己”,高崗最後時刻仍堅信毛了解自己,一定會說幾句公道話。高崗也認為周恩來很了解自己,第一次自殺時向周恩來托孤,認為周會為他說句話,可是,一個電話都沒有。十一天批高座談會(中央工作會議),劉亞樓等出手很重,且揭發與事實不符;周恩來的總結也很“深刻”,列出“九項陰謀”(其中之一“挑撥中蘇關係”),高崗深受刺激 。
1954年3月26日~4月26日,東北高幹會議在沈陽舉行,出席517人,列席170人。周恩來、羅瑞卿到會,東北局第一副書記兼東北政府主席林楓(劉少奇前秘書)主持。周恩來傳達七屆四中全會決議,詳介高饒反黨“主要事實”,批判高饒 “ 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要求打破高崗“一貫正確”、“政治上對;組織上錯”、“東北正確,到北京不好”等觀念。這次會議上,高崗此前對立麵林楓、周桓(東北軍區副政委),翻身成為“正確路線”。高崗此前稱他們搞幫派“桃園三結義”,這次便回擊高崗部屬為“五虎上將”,連續批鬥一個月。
1954年4月24~28日,僅僅五天就完成東北局到政治局議決程序,撤職查辦高崗東北局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張秀山(1911~1996 ),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四級降八級,發配遼寧盤山農場副場長,不能進黨委。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1906~1998),貶中科院辦公廳副主任;東北局秘書長兼農工部長趙德尊(1913~2012),六級降十二級,貶東北製藥廠副廠長;東北局副秘書長馬洪(1920~2007),貶北京第三建築工程公司副經理;東北局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郭峰(1915~2005),貶旅大機械五金廠副廠長。此後又加陳伯村(1909~1992),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貶哈爾濱水泥廠長。
張明遠認為“上綱過高”,要申訴,林楓告知:“你就不要再申訴了,這是毛主席決定的。”東北各省市主要官員幾乎全被撤換,鞍山市委八常委全撤,書記華明自殺(未遂),文革迫害致死;黑龍江省長李常青撤職下放、遼西省委代書記兼省長楊易辰降職黑龍江副省長……相當一部分東北高幹降級、下放、長期不分配工作。
中共山東分局代書記、山東省政府副主席向明(1909~1969),1954年被認定參加 “高饒反黨聯盟”,1955年5月調河北省委農工部,10月隔離審查(長達7年)。 1963年山東省委甄別平反,調河北省委。文革受衝擊,1969年12月18日去世,1977年河北省委定為叛徒,開除黨籍;1980年平反。
六、平反阻力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五虎上將”複出。張秀山國家農委副主任、張明遠國家機械工委副主任、趙德尊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馬洪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郭峰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陳伯村水電部副部長,謂之“不解決的解決”,即工作上不受高案影響 ,但到底是否存在“高崗反黨集團”及“五虎上將”,仍是一筆糊塗賬。此時有人為高饒案呼籲,“當事人”陳雲發話: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不要再講了,再講沒有好處。
這個問題實質上已經解決了,不要再提了。
1980年3月19日,為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對高饒案有一段專門講話,堅持不能翻案: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
趙家梁:高饒問題實際上就是毛劉鬥爭的反映,人們至少會由此聯係到對毛澤東的看法……由於鄧小平和陳雲這兩位當年揭發這一事件的人都不願“翻”,而他們是那麽的權威。
1980年代,馬洪向胡耀邦陳述“高饒事件”。1990年代,“五虎上將”不斷向“黨嗬——母親”遞交申訴,要求洗冤。1992年,張秀山向中央遞交〈我的申訴〉;1997年,張明遠遞交〈申訴材料〉;1998年《趙德尊回憶錄》詳述與高崗的關係;2004年11月,郭峰臨終前半年向中央遞交高崗案見證材料。
2005年,經高崗親屬、“五虎上將”、其他受害人的長年申訴,中共派員代表中央看望高崗遺屬,明確表示“高崗同誌”在西北、東北貢獻重大;至於1955年黨代會決議,需要進一步研究,案子還不能翻。僅僅一次慰問,一聲“同誌”,冤情仍懸著,高家及其部屬就激動不已——“50年啊,終於又聽到了‘高崗同誌’這親切的稱呼!”冤案之所以還在“冤”,當然是使之成“冤”的要素還存在。
如果僅僅從民間道義角度,高崗案已“平反”。《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披露真相,最大的“受害者”當然是毛澤東(主使)、陳雲(攛掇)。
七、民主才能避血腥
毛澤東,非常人也,其殘狠非一般人能煉就。1949年後所作所為,既吃透古代開國君王權術,也汲取斯大林“大清洗”精髓。一旦公開放話打倒某人,輒迅即離京,以避挨整者纏訴。1953年12月24日,毛在政治局會議放了“燒高”之火,次日即去杭州,遙控七屆四中全會及隨後的“中央工作會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發言批彭,也不出席接下來的批彭會,全交給劉少奇、周恩來去當惡人。整了人、冤了人,毛還常常迫使挨整者承認挨整不冤。明知人家沒搞陰謀詭計,仍要逼他們自扣屎盆吞冤認帳,然後拎著人家的檢討書“取信天下”。應了阿克頓勳爵判語——“(所謂)偉大人物也幾乎總是一些壞人。”
1954年6月,高崗第二次自殺前,毛派楊尚昆轉告高崗:毛主席本想找他談話,但他一自殺,毛主席就不好見他了。叫他以後別再要求見毛主席了。他就是有野心嘛,承認算了。
陳雲也勸高崗:毛主席發了脾氣,現在正氣頭上,一時說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認下來,等毛主席的氣消了以後,看看形勢的發展再說。
很清楚,毛澤東在逼高崗“接受現實”,必須認罪,不可能翻案,任何辯解都沒用。
毛澤東從長期黨內鬥爭的實踐中悟得“真知”——不為刀俎,即為魚肉;不當老大,有可能連老末都當不成。“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裏”,誰是老大誰說了算,決定他人命運,而非等著別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最可怕的是;毛澤東熟讀古書,深知“誰都想說了算”,項羽都知道“彼可取而代之也”。文革政諺——“隻要上了天安門,誰都想往中間靠。”
延安機場,一次迎接白區同誌,毛私語高崗:誰知道他(那位白區高幹)裏紅外白還是外紅裏白?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迎接潘漢年時,也說過類似話。老毛疑心一向甚重。1955年初,毛在火車上與潘漢年閑聊,丟出一句“人心隔肚皮”,潘明顯感到毛的不信任,事後主動向陳毅交代1943年私見汪精衛(來不及請示),兩天後就被捕,1977年4月含冤而逝。
高崗、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都不如毛澤東熟悉曆史,都不懂唇亡齒寒的深意。林彪最後“覺悟”,表現出一點軍人本色。若非摔死溫都爾汗,無論投奔“蘇修”,還是南下廣州,不知道會要毛澤東多少“好看”!
無論從哪一角度,避免血腥權爭都是社會進步應有之義。1、內訌必然影響公務。全心全意搞權爭,半心半意辦公務,朝堂自古潛規則,難道還不應該改革麽?暴力必然攜帶謬說。2、暴力總想佩帶合法綬帶,必然對意識形態動手動腳,甚至大動手腳,不可能認同現代文明,民主憲政無法著陸,潛規則必然大於法律。3、言行難一,虛偽勢必大行。
絕大多數大陸國人閱世論人的“四項基本原則”:高尚潔淨的道義、前後一致的邏輯、公私合度的分寸、慈善為本的仁心。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再次說明中共無信史。高崗案政治上平反的阻力,恰恰說明大陸政改的急迫性必要性。隻要政壇還在暗箱運作,隻要一黨專政還被論證成“社會主義特色”,國務就不可能走向公開公正,政壇就必然不斷還會有“高崗案”。說到底,高崗案才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特色”。
感謝香港的自由,給了“陸民”一吐真實的窗口,這樁近一個甲子的冤案終於浮出水麵 ,大白天下。隻是當事人都已謝世,無法親沐遲到的洗冤。尤其冤案禍首還未被清算 ,還未請下牆,這筆史債尚未最後結清。
2009-5-21~23於滬(後增補)
原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12年6月號(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