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承風
本文摘自：《中老年時報》2013年8月9日7版，作者：蘇維民，原題為：《楊尚昆談“秘密錄音”真相》
毛澤東講話時，曆來不喜歡別人做筆記，更不喜歡錄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後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夥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並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不僅是強加在楊尚昆頭上的一大罪狀，還在全國範圍內株連了一大批幹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些老同誌，如王芳（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兼中辦機要室主任）的回憶錄裏有反映，當事人劉吉順（時任中辦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也發表文章談自己的親身經曆。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上個世紀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辦的一些老同誌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
“秘密錄音”問題真相
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隻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曆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後不管開什麽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吧。我和胡喬木也隻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麽，就把我們手裏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麽，以後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誌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為了汲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表，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表”戴在翻譯，就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裏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裏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隻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誌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誌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準，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誌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講《人民公社六十條》，突接龔子榮電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後，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現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誌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麵向毛澤東作書麵檢討，承擔責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於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麵責成機要室的同誌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盡快轉化為文字記錄，然後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中央書記處在小平同誌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準，可以進行記錄。此外，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等中央會議；中央領導同誌和黨內同誌的談話；中央領導同誌接見外賓的談話一律不準錄音。並要求中央一級政府、軍隊、人民團體、各部門和各地方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均仿照這一規定辦理。為了嚴格執行這一決定，又不能重複《論十大關係》無記錄的錯誤，就決定選調一批青年，培養成速記員，恢複會場速記的辦法。徐瑞新、田鶴年、師金城他們幾個青年人就是這個時候調來學速記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前，大型會議的記錄都是用速記的辦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我搞“竊聽”，是“大特務”。你整我一個人倒也罷了，可是因為是“竊聽”，就把徐子榮、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把毛澤東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都牽連進去了。這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整人不擇手段就是了。
我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我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曆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楊尚昆嚴肅對待毛澤東的批評
在座的中辦老同誌，圍繞“秘密錄音”問題，也紛紛發言。
他們說，毛澤東也曾明確指示要進行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重要講話，會前，毛澤東對葉子龍說“今天我的講話你們要錄音”；1958年7月，毛澤東先後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毛澤東提出要錄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澤東在外出巡視期間多次會見外賓，指示要錄音，還叮囑在發消息時，新聞稿要與錄音核對，並需經他本人審閱，做到準確無誤。
毛澤東第一次批評錄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對錄音問題提出批評。為此，楊尚昆鄭重地召開了有中辦各局、室、館負責人參加的廳務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批評並進行了自我批評，同時嚴肅地提出如何改進辦公廳工作問題。但是，毛澤東在一些重要場合上的講話如果不錄音，不留下點記錄，就是失職。中央辦公廳是要對曆史負責的。中辦機要室認真研究了這個問題後，1960年4月，提出一個明確錄音範圍的報告，建議：（一）中央大型會議；（二）中央召開的中型會議；（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報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同地方領導同誌的談話；（五）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六）兄弟黨領導人在我們黨的會議上的講話；（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錄音的講話和報告可以錄音。此外，一律不準錄音。這個建議本來是好的，但是，楊尚昆出於謹慎，沒有接受機要室的意見，還是堅持一事一議，遇有確需錄音的情況，楊尚昆都要請示鄧小平、彭真，得到他們的同意後，才批準機要室進行錄音。
毛澤東第二次批評錄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汪東興告訴他，會見客人時準備照相和錄音。毛澤東就很不高興，責問是誰批準錄音的。本來，毛澤東外出隨行人員名單都需經汪東興審定，這次帶錄音員隨行也是汪東興安排的。毛澤東說，這件事你給我查，你馬上給總書記打電話，讓他查。5月1日，根據汪東興的通知，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機要室會議科科長賴奎乘專機去上海（當時毛澤東已由長沙到上海）匯報情況，但是，汪東興卻不讓康、賴二人和毛澤東見麵，對康、賴說，毛主席委托我同你們談，談的情況搞個記錄送給主席看就行了。最後，汪東興說，主席叫我們照個相，留作證據，就讓衛士長沈同在一張紙上寫了“違反指示，非法錄音”8個大字，壓在錄音機底下作為背景，請攝影員呂厚民照了四張相，一張是汪東興、徐業夫（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康一民、賴奎、劉吉順五人合影，一張是康一民、賴奎、劉吉順三人合影，一張是劉吉順的單人照，還有一張是錄音機的照片。照相以後，康、賴就回北京了。機要室負責人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顧全大局，承擔責任，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報告沒有涉及汪東興，葉、康、吳三人受了黨紀處分。
現在看得很清楚，毛澤東不喜歡錄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錄音。他兩次批評錄音工作，是批評事先沒有報告經他同意的錄音，並非批評一般的“秘密錄音”。
（據《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