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為什麽暴富？真相原來是這樣的！
文：司馬德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雲軒拍賣公司的承載先生發了九張圖。我點開來仔細一看，發現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清單，清單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等大家的字畫，當時的收購價是0.10元到150元不等。
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賣，都是價值百萬、千萬，甚至過億的。我看著這份清單，不由得想起在文革中，我曾親身經曆過的抄家情景。
當時我父母居住在漁陽裏，整條弄堂總共有36戶人家，凡是屬於資本家和小業主階層的，都被抄過家。因為我父親原來開過店，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名單。
當時我父親被抄去的物資，主要是研究錢幣的圖書，以及有少量的字畫，還有百餘枚印章。我父親喜愛的珍貴錢幣實物，在抄家前，均已分別轉移到幾位親戚朋友處，僅藏在屋頂上的11枚金銀幣遺失之外，其他損失不多。
破四舊時期，很多人跟我父親一樣將貴重物品轉移，也有很多人選擇把家裏的貴重物品銷毀。有一天我路過淮海中路陝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國人民銀行門口有很多人，大多是些老年人，正排著隊等著進銀行，。
他們將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項鏈等金首飾，全部在銀行兌換成人民幣。我看見銀行的工作人員，將這些金銀首飾上鑲嵌的各類寶石，如翡翠、鑽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來扔在旁邊。
因為銀行隻要金銀，稱重隻算金銀的重量，而寶石等雖然價值遠遠超過金銀，但是銀行不收。據說，當時街道、裏弄裏，常常在垃圾箱裏，會發現被居民扔掉的各類金銀首飾、黃金美鈔，甚至還有古董字畫。
我嶽母有個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紡織業大老板鄧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間，作為大資本家，鄧家是必抄的對象，鄧家三姨太當時有十幾顆鑽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嶽母家，讓我嶽母幫忙藏匿一下，後來擔心會牽連我嶽母，就讓我嶽母把這些鑽石都扔到抽水馬桶裏衝走了。
當時國畫大師林風眠親手把自己曆年所畫的作品一一撕毀，也是用抽水馬桶衝走的。還有書法家沈尹默，他兒子沈令昕與我父親是上海博物館的同事。我父親曾跟我說過，沈令昕說他父親的作品和藏品，在文革的某天深夜，由他偷偷拿到上海遠郊，按他父親的交代，都扔進了黃浦江……
20世紀80年代初，有關部門開始落實發還抄家物資，當時我曾跟著父親，一起去了三四個堆放抄家物資的地方，如虎丘路文物倉庫大樓、大場鎮臨時倉庫、徐家匯藏書樓，以及徐家匯教堂、玉佛寺等宗教場所，領取我家的被抄物品。
我對寶山區大場鎮文物倉庫的印象很深，因為這處臨時文物倉庫，看上去比較簡陋。倉庫由幾個房間組成，每個房間都是半露天的，隻有屋頂跟兩邊的牆，前後則沒有任何遮擋，裏麵的地上，都堆滿了各類文物，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不像倉庫，更像是個垃圾站，而且充滿了一股變質、發黴的味道。
我父親到了那裏跟我說：“霖兒，我去尋找自己的中外錢幣書刊，你去尋祖上傳下來的五幅字畫……”父親之前曾交代我，這些字畫分別是一幅黃賓虹的山水中堂，兩幅我曾祖父馬芷薌夫婦的肖像畫，以及李鴻章寫的兩副對聯。
這些字畫原本掛在杭州祖宅裏，1938年，我父親為了逃避戰亂，就把這些字畫都帶到了上海。但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些字畫。因為我家在上海的住宅麵積一直很小，根本沒有地方掛，所以父親將字畫卷好，並用牛皮紙包好，然後都藏在閣樓上。
父親叫我去找祖上這批字畫時，特意跟我說：“我們家的這些字畫都是有落款的，不是我們的，你一件也不要去拿！”我進倉庫一看，有些書畫隨意地散放在地上，大部分都堆積在一起，由於長時間沒人清理，已經落滿了灰塵。
我翻找了很長時間都一無所獲，所以很快我就失去了尋找下去的耐心。而且當時社會上對待這些字畫，也不是很看重，很多名人的字畫都不值錢，後來我父親也就沒有讓我繼續尋找。
我父親的書籍上，因為都蓋有他自己的收藏印章，所以他能比較快的找到一些自己編撰的《泉幣大觀》和《太平天國錢幣》散頁，另外還找到了《曆代古錢圖說》原稿（丁福保贈給我父親的），以及日本的《東亞錢誌》《昭和泉譜》《古錢大全》等多種中外錢幣書刊。
當天我們找到的書籍很多，最後在朋友的幫忙之下，裝了滿滿一輛的黃魚車才運回來的。這次找到的書籍，僅是我父親被抄走的部分。除書籍外，我家的其他被抄物資就沒這麽幸運，大多都遺失了。
我們家還算是找回了點抄家物資，其他人家的抄家物資有的是原主已經去世，有的是已經移居海外，因無人認領，變成了無主之物，最後大多被充公，有些則被某些人私吞了。
比如我家鄰居，住在34號的葛鏞聲先生，他原是上海淮海製藥廠的股東，紹興人，愛好收藏。他收藏的中國機製銀幣比較齊全，另外還藏有各類西洋古董，平時為人比較低調。
為了不讓鄰居知道他有收藏的愛好，他寧可舍近求遠，常去廣東路的上海古玩市場王守義、延安路鐵義興古玩店等處購買錢幣，而家門口我們的祥和泉幣社卻來的比較少。
破四舊期間，葛鏞聲家被抄了多次。文革後，他跟我們說，當時紅衛兵為了尋找金銀財寶，甚至將他家的牆壁都鑿開了……
但到了發還抄家物資時，他與其夫人都已經過世多年，而其子女也早已移民海外，國內已經沒有親屬了，所以他當年被抄的物資，最後都無人認領。
還有一位是我父親店裏的老顧客何雨霖先生，他是一位古錢大藏家。何雨霖與我父親私交很好，他是個非常儒雅隨和的人。我在父親店裏見過他許多次，那時他總會向我父親請教古錢的知識，我父親告訴他可以集中精力多收藏清代錢。
文革中，何雨霖不僅被抄家，而且人也不知所蹤了。直到文革後，我們也沒有再見過他。我父親1978年調入上海博物館，當時專司錢幣研究，曾回來對我說：“霖兒，我在博物館也沒有見到葛鏞聲與何雨霖這些人的被抄錢幣！”
我父親一向很崇拜的著名書畫家吳湖帆先生，1940年，他在王蔭嘉等人的介紹下加入泉幣學社，他喜歡收藏中國曆代古錢幣和中外機製幣，曾來過我父親的祥和泉幣社，以及公私合營後的新龍古玩店。
我父親告訴我，吳湖帆曾在他處多次購買過錢幣。
在破四舊時，吳湖帆正因中風住在華東醫院。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紅衛兵把他家裏所有的物品，包括字畫和家具，以及中國曆代古錢幣、中外機製幣等統統抄走了，據說有8卡車之多。
沒過幾天，吳湖帆便因為地主身份，被醫院趕了出去，他那時身體還未康複，脖子上插了一根導流管。吳湖帆回到嵩山路家裏，看著抄家後一片狼藉的房間，被抄走的是他祖孫三代，好不容易才積累下來的藏品。
這讓他不僅氣憤傷心，還陷入了深深的絕望，於是趁人不注意，拔去了導流管企圖自殺，結果被人發現救了下來。但是吳湖帆之後一蹶不振，僅僅2年後，於1968年7月7日逝世，享年74歲。
我與吳湖帆的兒子和孫子都很熟悉，他們告訴我，他家發還的抄家物資中的錢幣，幾乎都是最普通的安陽、平陽等戰國布幣。當時發還都是用鐵鍬，像鏟煤球一樣鏟給他們的，所以這些布幣大多殘缺不全，不是斷頭就是斷腳，而其他曆代珍貴錢幣都不翼而飛……
我有個多年的故交，叫王元媛。她是我父親好友王亢元先生的外孫女。而王亢元先生的父親王禹卿，則是滬上有名的巨商。他們父子都愛好收藏，是無錫蠡園的原主人。
據王元媛跟我說，他們家當年在破四舊時，除了各類錢幣、瓷器、古董之外，還被抄走了2,200餘幅曆代名家畫作，其中有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八大山人等人的畫作。
待到落實政策，王元媛去領取抄家物資時，發現這2,200餘幅畫作都已找不到了，最後隻賠償給他們一萬元人民幣做了結。即使是這點賠償費，還被經手人敲了竹杠。當時王元媛和王亢元去領錢時，經手人暗示他家需要一台冰箱……
在上海，像吳湖帆、王禹卿和王亢元父子，以及葛鏞聲與何雨霖這樣的收藏家有不少，文革結束後，他們遺失的抄家物資都去了哪裏呢？
全國抄家物資總共有多少，如今已經無法統計了。到了八十年代，發還的抄家物資，僅是全部被抄物資中的滄海一粟，更多的抄家物資，都因為無人認領，被拿去處理了。
我父親的摯友張璜先生，他解放前移居香港，到香港後還常常與我父親有書信往來，他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國的銀元流入香港，要熔煉成銀錠，因為當時國內的金屬冶煉技術不完善，所以都是先運到香港，再轉到新加坡的冶煉廠熔煉。
熔煉事宜，由香港的中資銀行寶生銀行負責，張璜認識該行的主管，該主管表示可以在當時的銀價上，加一點錢將張璜選出的銀幣賣給他。
張璜告訴我父親，他在寶生銀行裏，看到了數不勝數的清代及民國的各類銀幣，而他所挑選出來的僅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最終還是被拿去煉成銀錠了。
著名學者許倬雲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在香港求學，當時在香港的書店裏，親眼看到了大量來自內地的字畫，這些字畫都被隨意堆積在店鋪地上，有一個人肩膀那麽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損毀了，有的被潑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開……
這些絕大部分是抄家物資，當時是以廢品收購的價格從內地賣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國名家的作品。
抄家物資除了大量被銷毀、出口外，還有不少被某些個人“拿”去，中飽私囊了。比如我父親被抄走的印章，就被當時的一個造反派竊取了。
父親有天回家告訴我，他在單位打掃衛生時，看到那位造反派正在磨一枚扁形的雞血石材質印章，我父親從旁邊一看，就認出這是他被抄走的印章之一，是由吳樸堂篆刻，上麵刻了“曾藏馬定祥家”六個銘文，這枚印章是我父親的心愛之物。
那個造反派毀了我父親的印章練習篆刻，我父親在旁邊看到這情景，他隻能歎氣，也不敢出聲，因為怕得罪造反派，他當時的心情是既悲憤，又難過。那個時代，像這種類似的情況，卻是司空見慣的。
當年我父親被抄走了近百枚印章，都是他自己的私章。我父親一直喜歡浙派篆刻，所以請的名家，都是浙派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如王福庵、吳樸堂、韓登安和茅大容等，而且他們都是我父親的杭州同鄉。
上世紀六十年代，吳樸堂在上海博物館工作，他與我父親既是同鄉又是摯友，經常受我父親邀請，幫忙篆刻印章。
我知道吳樸堂解放後，為我父親篆刻一枚印章，他每個字隻收一到二元人民幣，如今他的作品已經被列入中國禁止出境的文物清單。就是這樣一位篆刻大師，卻在1966年6月23日，不堪迫害，自縊而亡，去世時年僅45歲。
另外，當時在浙江省文史館工作的韓登安先生，他也曾為我父親篆刻了十幾方印章。我父親的幹兒子茅大容，自小喜歡篆刻，我父親便將他引薦給韓登安收為弟子，等他學成之後，也為我父親刻了不少的印章，現在他是香港當代最知名的篆刻名家。
我父親去世後，大容來信告訴我，他在日本意外發現了我父親的三枚印章，他表示願意無條件把這三枚印章還給我，但當時被我婉言拒絕了，我對他說：“大容，你是搞篆刻的，這三枚印章，你留著比給我更有意義……”
我從大容處得知，印章是佐藤文夫從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得來的，當時買墨硯時一起打包買的，這些都是被當作工藝品出售，價格十分低廉。
據我所知，文革後期上海文物商店被劃分到了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旗下，所以我父親的很多印章，都成為了一般的工藝品，流失到海外了。
茅大容文革以後移居香港，在中環開了一家“長江藝術品公司”，主要經營古董書畫買賣，認識了不少文革後從內地移居香港的人，他們主要做進出口貿易，曾經告訴大容一些文革時期，抄家物資被個人盜賣的事情。
他告訴我，當時香港古玩店裏從內地來的抄家物資，數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計算的，它們是被當作普通貨物，以極其低廉的價格進入香港的，再由香港商人轉賣到世界各地。
我父親的印章也是這樣被賣到了日本等地，這些還有被收回的希望，而更多文物則已經被損毀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國紐約及洛杉磯時，曾遇到過幾個原來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館工作過的中國移民。他們曾向我講過一些抄家物資的處理情況，他們說當年抄家物資的管理是非常混亂的，倉庫裏堆滿了書畫等各類文物，那時雖然倉庫裏有人值班，但都形同虛設。
按他們的話說，你看上的，隻要拎包夠大，都可以隨便拿回家，根本沒人管，也沒人知道。
我當時問他們：“曆代錢幣也是一樣嗎？”他們回答：“除了金幣有專門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樣的！”
我記得楊成麒先生曾跟我父親說過：“定祥，抄家物資中的錢幣，上海博物館除了金幣有專門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倉庫的一些鐵櫃子裏。這些錢幣，既沒人整理，又沒人管，而且櫃子也不上鎖，晚上就由那幾個小青年值班，如果他們要拿要偷，也沒有人知道，總之混亂的一塌糊塗……”
我認識的某些人，原在文博係統工作過，他們原來的工資並不高，經過這場文革後，卻突然暴富了，若問他們怎麽發的財，都說是股票上麵賺的，或是朋友幫忙的等等，其實明眼人都知道，他們的財產來自哪裏。
我認識一個早年在博物館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戶區，當時工資很低，窮到甚至結婚時都沒錢辦喜事，還是向我父親借的錢。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從美國回來，邀請幾個朋友合辦一家工藝品公司，當時他也有興趣，對我說：“傳德，投資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頂！”
他的口氣之大，令人咋舌！後來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貴銀幣，都賣給了台灣錢幣商……他哪來的珍貴銀幣，我們都心知肚明。
這些人原來是屬於工人階層出身，家裏沒有什麽財產，結果改革開放後，卻突然就暴富了，甚至個別人還將整個拍賣公司都買下來了。
他們從文博係統出來後，買樓的買樓，移民的移民，個個都成了大款。
這些人在文革時期，不知從抄家物資中拿了多少東西，後來拿出來出售和拍賣，從中賺了不少的黑心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