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英國“西藏通”貝爾離藏後，十三世DALAI喇嘛在英國的“幫助”下，繼續推行其擴軍、籌餉，舉辦警察、英語學校等一係列改革措施。
這一切也就進一步觸及了與之地位相等的九世班禪的利益，使西藏兩大活佛係統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
1、班禪與DALAI的關係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乳名倉珠嘉措，藏曆第十五饒迥之水羊年(1883年)正月十二日生於前藏塔布噶夏村一戶貧苦家庭。
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正月十五日，由清駐藏大臣文碩等在布達拉宮“金瓶掣簽”後，成為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並由十三世DALAI喇嘛為其剃發，取法名為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傑（簡稱“曲吉尼瑪”）。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九世班禪到拉薩，由比他大7歲的十三世DALAI喇嘛為其授比丘戒，故兩者有師徒之誼。
在西藏格魯派兩大活佛係統中，DALAI 與班禪互為師徒的情況是常見的，而且在宗教和世俗權力上，兩者的地位也相等。
按宗教上的說法，DALAI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班禪是無量光佛的化身。
然而，在世俗權力方麵，因曆史和地理等諸多原因，DALAI喇嘛成為西藏事實上的政教領袖，而曆輩班禪主要在後藏以紮什倫布寺為中心的部分地區行使著世俗權力。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在冊封五世班禪額爾德尼名號的同時，法定了班禪的後藏行政轄區，規定“紮什倫布寺所屬各寺、莊園為爾靜善之地，他人不可借口滋事”。
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改革和劃分西藏地區行政區域時，當時五世班禪額爾德尼主動放棄了對整個後藏和阿裏地區的管轄，僅隻保留了日喀則、拉孜、昂仁和彭錯林四個宗的轄地。這就形成以DALAI喇嘛為首的地方政府和以班禪為首的紮什倫布拉章兩個地方政權，統由清朝中央政府管轄。
2、班禪與DALAI的矛盾
由於上述的曆史原因，本有師徒之誼的十三世DALAI喇嘛與九世班禪的關係一直十分融洽。但是，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侵略勢力逐漸深入西藏，有意挑撥兩大活佛係統的關係，遂使雙方矛盾開始逐漸加深。
如1904年英國侵入拉薩，十三世DALAI喇嘛出走內地，清廷欲使九世班禪攝政，遭九世班禪婉言推拒；1905年10月，英國駐江孜商務委員鄂康諾策劃了“邀請”九世班禪赴印參加英國王儲朝覲大典的事件，引起當時堅決抗英的DALAI喇嘛的不滿。
1910年，因川軍入藏，十三世DALAI喇嘛逃亡印度，當時駐藏大臣聯豫奏請九世班禪暫時主政。
時逢正月十五酥油花燈節，班禪被邀到拉薩，但拒絕攝政。
此事有街謠道：
清軍抵雪域，DALAI去天竺。
軟差大臣弄玄虛，棒出班禪來做主。
弄巧反成拙，兩佛起矛盾。
因此，到1912年十三世DALAI喇嘛返藏時，對九世班禪曾到拉薩及“親漢”傾向更為不滿。
當時班禪已專程到江孜迎接DALAI喇嘛，而DALAI喇嘛卻通知他，不來江孜，要班禪到熱隆寺會麵。熱隆寺會麵，不僅沒有使雙方和解，反而加深了兩者的矛盾。
1912年後，十三世DALAI喇嘛開始推行新的改革，需要從各方麵籌集經費，增加財政收入。
於是，噶廈沿清乾隆五十五年（藏曆第十三饒迥鐵豬年，公元1791年)與廓爾喀戰爭期間，紮什倫布寺拉章墊付總軍費（實際上僅是部分軍費)的四分之一的先例，要求紮什倫布寺拉章負擔1888年和1904年兩次抗英戰爭和1912年辛亥革命時與清軍軍事衝突等三次戰爭軍費總額（約108萬藏克青稞）的四分之一。
盡管紮什倫布拉章作了申訴，但噶廈置之不理。
至1915年，十三世DALAI喇嘛為了進一步控製班禪的轄地，在日喀則成立後藏基宗（即管理若幹宗的專區），委派僧官堪窮羅桑團柱、俗官木霞為基宗總管，管理後藏16個宗，包括班禪紮什倫布拉章所屬4個宗及30多個谿卡（莊園）的所有事務，並按新規定強征他們的羊毛、牛尾、食鹽等稅，甚至插手班禪拉章的內部事務，這是九世班禪和其屬下不能接受的。
為此，九世班禪於1916年寫信給DALAI喇嘛進行申訴，並要求到拉薩與之麵談。DALAI喇嘛卻一再推延會麵的時間。
到1917年（藏曆火蛇年)，噶廈又發布了《火蛇年法令》，規定：
凡江孜境內宗與宗之間應支的徭役，倘如馬差不超過100匹，馱牛不超過300頭時，須要另行再支差役；紮什倫布所屬莊園與百姓應共同承擔江孜境內的各種差徭開支的七分之一。
這不僅與曆來班禪轄區僧俗官員、百姓和莊園、土地所承擔的賦稅、差役均向紮什倫布寺拉章劄薩繳納，從無支應噶廈的先例是違背的就是，與1793年西藏訂立的《水牛年漢藏差役細則》規定：
“宗屬權限內的烏拉差役，須支應馬差四十九匹，馱牛差九十九頭以上。凡超過規定數時，其人伕、騾馬、馱牛的住宿開銷、夥食柴薪、牲口飼料等等，則由紮什倫布方麵負擔超出部分的六分之一”，也是不相符的。
1919年11月，九世班禪終於被允許到拉薩，十三世DALAI喇嘛在接待禮儀上，僅派“侍衛馬兵十二人到宣東嘎迎接，並差遣堪欽一人、堪穹二人、列參巴二人、普通孜仲五人在魯定林卡設灶郊迎”。
這與班禪的傳統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3、班禪出走的導火索
十三世DALAI喇嘛與九世班禪在拉薩會談多次。
期間，正值甘肅督軍張廣建所遣代表李仲蓮、朱繡在拉薩，九世班禪為避嫌未會見甘肅代表，但在其複張廣建的信函中，曲折地表達了他到拉薩的目的和心情，函內稱：
“…本應派員隨同李谘議等前來通候，隻緣善後條件尚未解決，與DALAI商酌再三，此次派人前來，諸多不便，望貴督軍原諒。”
最後，九世班禪於年底返回紮什倫布寺。
然而，噶廈對紮什倫布拉章的進逼並沒有到此為止，1921年，噶廈成立軍糧局，統管全藏軍糧的征收，規定紮什倫布寺拉章應承擔總軍費的四分之一，約合一萬藏克青稞。
九世班禪繼1920年之後，又派出官員到拉薩申訴，仍無結果。
1922年，貝爾入藏後，十三世DALAI喇嘛決心擴軍，增加財源，成立了“財源調查辦公室”，又向紮什倫布寺拉章征收了約三萬藏克青稞和一萬個銀幣的年附加稅。
在這種情況下，九世班禪卻幻想向一貫對其表示“友好”的英國求助。
1922年11月，九世班禪致函英駐江孜商務委員麥克唐納，說明自己的困難處境，請求英印政府派一名官員來協調他與噶廈的賦役等事；或請麥克唐納本人充當他與DALAI喇嘛之間的調解人。
年底，九世班禪又致函時任英印駐錫金政務官的貝利，申訴拉薩方麵強加在他身上的苛重賦役，請求貝利代表他向DALAI喇嘛說情。
結果可以想見，英印官員不願卷入這一西藏內部的事務之中。
至1923年（藏曆水豬年），噶廈頒布的《水豬年法令》中，規定紮什倫布寺拉章所屬百姓都必須支應噶廈於1830年頒布的《鐵虎清冊》中的定額所納的土地稅和徭役，不考慮因自然災害等原因所造成的土地荒蕪等諸多因素。
以上這些賦稅、差徭，是班禪屬地無論如何也承受不了的。
就在此年初，噶廈複函紮什倫布寺拉章，同意他們派代表到拉薩商談減免賦稅問題。
於是九世班禪派駐拉薩的仲譯格桑巴、扁康、副官長賽巴及大馬官德繞巴等去噶廈商談，結果商談變成了審問，並將他們投入布達拉宮夏欽角牢房，隻有大馬官德繞巴逃回紮什倫布寺。
這一事件直接促成了九世班禪出走內地。
其實，早在此前不久，九世班禪已有一次逃離西藏到內地的行動。當時，班禪以到拉孜芒卡溫泉沐浴為名，乘機出逃，但噶廈政府早有防備，特派官員陪同前往，監視他的行動，故九世班禪隻好返回紮什倫布寺。
4、班禪出走的說法
1923年12月26日（農曆十一月十五日，藏曆十一月十八日）夜，九世班禪在15名僧人的伴隨下，離開紮什倫布寺，從那塘、達拉、波東、波日波多果，到達謝通門，再北進藏北羌塘“無人區”。隨後，又有大批紮什倫布寺僧官及僧人緊隨班禪，前來會合。班禪一行經過安多（今西藏安多縣)時，遭藏軍的襲擊，後經隨從一再說明情況，才得以繼續前行。
路上曆經天寒、饑饉及崎嶇險峻的山嶺和噶廈追兵的威脅，千辛萬苦，最終於1924年3月30日抵達甘肅西邊的安西縣，受到安西縣長及人民的熱忱歡迎。
九世班禪一行出走後，噶廈駐紮什倫布寺的兩位基宗立即派人追趕，並通過江孜的商務機構致電噶廈稟報。噶廈立即派孜本龍夏、代本崔科率藏軍1000名兼程追趕、堵截。
他們以為班禪一行會走藏人通常經過的那曲的大道，因此在那曲至唐古拉山一帶搜尋。時已隆冬，大雪封山，結果無功而返。
當時有街謠記錄其事：
都說班禪似兀鷹，展翅飛翔奔他鄉；都說崔科像獵犬，空手而歸嗅地麵。
班禪喇嘛好似神，他的坐騎像隻鳥；金鞍放在鳥背上，扶搖直上入雲雷。
從西藏當時的街謠中，也可見對班禪一行北上之事，當時西藏民眾的輿論取向。
九世班禪在出走前夕，曾給紮什倫布寺四大紮倉堪布及所有僧俗官員留下一份文告，公告提到的九世班禪轉交給DALAI喇嘛的信函，主要內容是：
關於紮什倫布寺喇章及班禪喇嘛的意見和申訴，神聖的DALAI喇嘛已曉諭於我，然而，財產調查官員們沒有公平合理地處理此事。他們指令紮什倫布寺喇章的屬民無償地支應運輸等差役。而且，我不可能承擔獲取物資供給和各項費用以滿足軍費開支的責任。因此，我隻好暫時秘密地離開紮什倫布寺，以尋求康區和蒙古施主的幫助，並從各地佛教徒那裏募集資金。
5、班禪與DALAI的論爭
信中內容大致與九世班禪的公告的前一部分內容相同。
在接到九世班禪的信函之後不久，十三世DALAI喇嘛向全藏，特別提到的紮什倫布拉章所有僧俗官員和民眾發布了一個公告。
在公告中，十三世DALAI喇嘛首先對紮什倫布拉章的申訴，予以駁斥，說：
“關於要求紮什倫布寺喇章的屬民無償地供給糧食和支應運輸差役一事，他們允諾依照現存的協定滿足這一要求。所以，我已發布命令，要求遵照協定執行，沒有理由進行申訴。財產調查官員們並沒有以收受禮物的方式袒護任何一方；我有幾封信可以證明這一行動並沒有傷害班禪和我本人，特別是對我們之間親密友好的關係絲毫無損。至於支付西藏境內全部軍費的四分之一事，這是依照傳統慣例而提出的，但是，由於紮寺住持沒有償付清多年積累下來的款項，所以他們不可能馬上付清，結果導致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找麻煩。我從來沒有強迫他們支付上述款項，相反，出於同情和憐憫，我答應寬限他們的支付年限，並盡我的可能削減應付的數額，這一事實是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的。此次班禪喇嘛以上述兩件事給他帶來麻煩為借口而秘密外出，完全是聽信讒言的緣故。”
公告接著對九世班禪的出走，多有指責，並勸其返回。
公告最後表明十三世DALAI喇嘛接管紮什倫布寺拉章的目的：
“您曾多次寫信給我，要我任命紮什倫布寺的劄薩喇嘛（總管），本來我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由於您享有政教兩方麵的權力，所以我讚同您的建議，繼續使用您所任命的四大紮倉的堪布協助管理紮寺。然而，由於您和您的總管和堪布們都已離開日喀則而到了異鄉。所以，噶廈政府將任命一位劄薩喇嘛並把他派到紮什倫布寺去，以免延誤紮寺內外事務的管理，以利於紮寺的所有屬民。
1924年7月，九世班禪在內地給十三世DALAI喇嘛複函一封，重申了出走的原因，並強調“至尊的那些以破壞仁慈溫和的解決辦法為目的的邪惡的官員們，卻從中設置種種困難和障礙”，是使其出走的原因之一；並對“至尊還通知我，就是單獨會麵也將置您我師徒於尷尬境地”，表示“無所適從”。
到1926年6月12日，DALAI喇嘛複函中，口氣已有所緩和，對班禪所說的屬僚們挑撥他們之間關係的說法，表示認同，提出：“不管紮寺喇章可能有什麽抱怨的理由，我們都可以坐下來進行協商和研究”。
“因此，考慮到西藏的政教利益，特別是紮什倫布寺僧眾的利益，您若能盡早返回西藏那將是再好不過的善事了。如果您能擇善而從，我會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我將向劄薩喇嘛洛桑丹增及其屬下發布嚴格的命令，要他們確保紮什倫布寺及其分寺不致出現任何麻煩…”
十三世達賴喇嘛函內提到的“劄薩喇嘛洛桑丹增”，即是噶廈按達賴喇嘛火豬年公告中所提到的新任命的劄薩喇嘛。
此人自1924年（木鼠年）初上任後，噶廈還派來辦事的孜卓尼、孜仲等辦事官員等5人，全部接管了紮什倫布寺拉章的所有事務。隨即追繳全藏全部軍費的四分之一，上繳噶廈，對紮什倫布寺拉章及所屬僧俗百姓，進行殘酷壓榨和掠奪。
從此，噶廈通過其任命的劄薩代替了班禪額爾德尼行使在紮寺及其轄區的政教權力。
6、定居北京
1924年3月，九世班禪一行抵達甘肅安西縣後，安西縣長立即電告蘭州督軍陸洪濤，陸又上報北京民國政府大總統曹錕。民國政府對九世班禪北上內地十分重視，曹錕即電飭蘭州督軍陸洪濤優禮接待，並準備按清乾隆時接待六世班禪的前例和規格，接待來京的九世班禪。
因北京黃寺年久失修，故決定中南海瀛台為班禪之行轅。於是，九世班禪一行於5月9日由安西抵蘭州，民國政府大總統特派李乃芬為“迎護專員”來蘭州歡迎。
此時，國內發生直奉戰爭，曹錕下台，由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同年8月，在段祺瑞執政邀請下，九世班禪一行由蘭州出發，經西安、太原，並於1925年2月2日從太原乘火車，抵達北京，沿途受到各縣人士和僧眾的熱烈歡迎。
民國政府大總統為組織招待九世班禪來京，下令蒙藏院成立“招待班禪事宜處”，隆重接待，並於1925年8月加班禪“宣誠濟世”封號，以示優異。
班禪即住於中南海瀛台，結束了其出走的旅程。
7、班禪出走的影響和英國人的陰謀
九世班禪離藏北上內地，是西藏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顯然，九世班禪的離藏北上，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三世DALAI喇嘛在英國支持下所進行的以擴軍、籌餉為主的一係列改革所導致的。而在這一改革實施過程中，又因十三世DALAI喇嘛企圖改變傳統的西藏兩大活佛係統的政教體製，將班禪所屬紮什倫布寺拉章及轄地完全統一於西藏地方政府之下，而激化了兩大活佛係統的矛盾，並為班禪喇嘛及其屬下絕不可能接受。
自17世紀以來，DALAI喇嘛與班禪兩大活佛係統的政教合一體製就一直存在。這是西藏社會宗教和曆史發展的產物，有著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九世班禪的北上，十三世DALAI喇嘛的噶廈接管了九世班禪紮什倫布寺拉章及屬地，西藏兩大活佛係統雖仍然存在，但事實上十三世DALAI喇嘛已剝奪了九世班禪在藏固有的政教權力，打破了原有的體製，使西藏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西藏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時，九世班禪的北上內地，無疑對於改善和加強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的作用更為巨大。相反，對英國政府執行支持西藏“自治”的侵略政策將是一個大的打擊。
因此，英國政府對此立即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很快策劃了一個赴拉薩的代表團。1924年7月16日，英印政府派遣駐錫金政務官貝利少校和赫斯洛少校醫官抵達拉薩。
在拉薩，貝利多次會見首席噶倫雪康和十三世DALAI喇嘛，進行了一係列活動。然而，他卻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西藏親英軍人集團首領擦絨身上他與擦絨曾進行過關於西藏財政等問題的“討論”。
當時，擦絨還代表噶廈請求貝利在返國途中，於北京停留，勸說九世班禪回藏，貝利用“我不路過北京”作答，婉言謝絕。
同時，他也認為：
“如果讓英印政府同意充當中間人，則可勸說班禪喇嘛回藏，並能在西藏消除中國和布爾什維克(指蘇聯)的任何陰謀。”
貝利的這一看法，雖然沒有向西藏當局提出，但之後卻這樣行動了。貝利還一再告誡在拉薩幫助訓練警察的萊登拉，要他慎重行動，盡可能地保持不引人注目的形象。
同年8月26日，貝利使團離開拉薩後，在向英印政府的報告中極力主張：
“應向DALAI喇嘛施加更強的壓力，以促其開始改革社會和政府體製，正如情況表明的那樣，DALAI那時不能或不願這樣做。”
這也就是貝利在拉薩向西藏親英軍人集團首領噶倫兼藏軍總司令擦絨等所鼓吹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