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山東土地改革複查工作中，饒漱石、康生以“富農路線”、“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大帽子強加於人，從而全盤否定山東黨的工作，大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迫害了一大批忠實於黨和人民，對革命有貢獻的好幹部，致使當時已經出現的“左”傾錯誤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大範圍繼續發展，嚴重地阻礙和破壞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正常進行。
1982年，中共山東省委黨史征集委員會在京召開的黨史工作座談會上，與會同誌強烈要求對這一段曆史重新予以公正評價。我作為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和受害人之一，有責任、有必要澄清這一段曆史的真相。
（一）從頭說起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日益迫切，黨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及時對土地政策作了調整。1946年，在劉少奇同誌主持下，黨中央製定了順應曆史發展的《五四指示》。我和鄧子恢、薄一波等同誌參加了這一曆史文獻的起草工作。《五四指示》的核心是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但尚未提出“平分土地”的口號。《五四指示》規定：“一般不變動富農的土地”，“應著重減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對於抗日軍人及抗日幹部家屬之屬於豪紳地主成分者，對於在抗日期間無論在解放區和國民黨區與我們合作而不反共的開明士紳及其他人等，在運動中應謹慎處理。一般的應采取用調解仲裁方式……給他們多留一些土地，及替他們保留麵子。”“對中小地主的生活應給予相當照顧……應多采取調解仲裁方式解決他們與農民的糾紛。”實踐證明：《五四指示》的曆史意義是十分重大的，黨中央對其一直是肯定的，毛澤東、劉少奇同誌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明確的闡述。
《五四指示》下發時，我尚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屆中央委員會會議，饒漱石在東北亦未回來，陳毅同誌在山東主持工作，召集各區黨委的負責同誌傳達、討論了中央《五四指示》。陳毅同誌介紹了過去在江西蘇區土改時期“左”傾錯誤帶來的危害和教訓，指出：“千萬不要再走王明‘左，傾的老路，不要造成‘赤白對立”’。陳毅同誌的意見，得到多數同誌的讚成。我從延安返回後聽魏文伯（時任華東局秘書長）同誌介紹後，也是十分讚成陳毅同誌意見的。我回到山東後不久，華東局即根據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結合山東土地改革的具體情況，並采納了陳毅同誌的意見，討論製定了《關於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決定》（即華東局《九一指示》），貫徹執行中央《五四指示》。隨後，我們組織了土改工作團，在山東解放區廣泛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到1946年底，已有1000多萬農民分得了土地，成績是很顯著的。
（二）饒康肆虐
1947年，饒漱石從東北回到山東，康生也從延安來到山東。饒漱石和康生並非不知道當時的土改形勢，康生在延安還參加了《五四指示》的起草工作。但是，他們一到山東，就說《九一指示》是錯的，說山東黨是“富農黨”，搞的是“富農路線”。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當麵問饒漱石：“過去白區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農路線’整人；蘇區土改中反對毛澤東同誌正確路線的人，也是以反‘富農路線’為口號的。你們說山東搞的是‘富農路線’，那麽，你說的這個‘富農路線’究竟是什麽？”饒漱石聽了，吱吱唔唔的半天說不上一句話來。盡管如此，華東局在19417年2月21日發出的《關於目前貫徹土地改革、土改複查並突擊春耕生產的指示》中，仍然說山東土改有“富農路線傾向”，要求各地糾正。接著，在饒漱石、康生把持下，華東局於五六七3個月，連續發出了一係列反對“富農路線”的指示。華東局《七、七指示》發出後，致使山東土改中的“左”傾錯誤發展到了高峰。
由於強調“貧雇農當家”，黨政組織“向貧雇農交權”，“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嚴重削弱了黨的組織領導，使許多過激的行動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控製和糾正。土改中層層成分升級，小地主變成大地主，富農變成地主，中農變成富農，大大擴大了打擊麵；對封建地主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掃地出門，不給出路，即使是抗日戰爭期間支持過我們的開明士紳亦不例外，嚴重破壞了工商業的發展；亂抓、亂鬥、亂打、亂殺的現象相當普遍。把許多本來可以團結的人推向了反麵，給山東的土地改革和自衛戰爭增加了很多困難。
饒漱石作為華東局第一書記，對已經出現的嚴重的“左”傾錯誤不但不糾正，反而在7月7日華東局幹部大會上說：“地主、富農在土改中殺我們1個人，我們就要殺死他們10個人；如殺死我們10個人，我們就殺他們1000人。”“一鍋端（指抓、殺全家），殺了地主是好的，即使個別殺錯了，端錯了，隻要是群眾行動也不要緊啊！”“禮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對驢！”他還在膠東區土改大會上說：“有的同誌提什麽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我要問你，紐約的經濟繁榮，你那火車是開到紐約還是開到莫斯科？”他甚至主張把資本家的房屋也分給貧雇農，說：“城市的土地為什麽不可以分？為什麽不能分資本家的浮財？農民為什麽就不能住到城裏去？”
1947年，中央十二月會議後，黨中央為了糾正土地改革當中的“左”傾錯誤，連續下發了毛澤東同誌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關於工商業政策》和《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等文件；下發了周恩來同誌起草的《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下發了任弼時同誌關於《土地政策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並重新頒發了1933年黨中央關於土地政策問題的兩個文件，再三要求糾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傾錯誤。就在中央如此三令五申之下，饒漱石仍然把山東土地改革中嚴重的“左”傾錯誤說成是“形式上左，實際上是右”，把亂打亂殺現象歸結為“執行‘富農路線’的右傾錯誤”，甚至拿著任弼時同誌的講話說：“我們搞我們的，這個東西以後再說。”一直到1948年二、三月份，華東局依然把反對“富農路線”和反右作為主要工作任務，並把“搬石頭”（他們把他們認為不聽話的幹部稱作攔路的石頭，搬石頭就是要撤掉這些幹部，這是康生慣用的整人手法）進一步推向大區負責人。
康生一到山東就說：“我還在延安就聽說，山東有兩個娃娃；我在來山東的路上，又聽說這兩個娃娃。我到了山東，見了膠東的林浩，渤海的景曉村，果然是兩個娃娃。三十而立嘛，不到三十歲，上帝允許說胡話，說胡話上帝也不會怪罪”。一句話就否定了這兩位幹部。
林浩同誌當時擔任膠東區黨委書記兼膠東軍區政委暨第九縱隊政委，景曉村同誌擔任渤海區黨委書記兼渤海軍區政委暨第十縱隊政委。他們雖然很年輕，但是，他們在抗戰前就已經是黨的骨幹。在山東省委遭到敵人破壞，與上級黨失去聯係的情況下，他們繼續堅持黨的地下鬥爭。當時，林浩同誌擔任濟南高中黨支部書記，景曉村同誌也擔任過濟南鄉村師範黨支部書記，他們在恢複和重建山東黨的工作中亦發揮了重要作用。林浩同誌從1936年起，就擔起了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長的重擔，抗戰時期曆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政委、中共山東分局第一區黨委書記兼軍政委員會書記等職；景曉村同誌擔任中共山東省委秘書長時年僅20歲，抗戰期間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二支隊政委、清河區軍政委員會書記、清河區參議會參議長、中共清河區黨委書記等職。他們都是經過了黨的地下鬥爭和革命戰爭長期鍛煉和考驗的，實踐證明，他們是稱職的好幹部。
被饒漱石和康生當做“石頭”搬掉的，除了林浩、景曉村同誌，還有渤海區黨委副書記王卓如、渤海行署主任李人鳳、公安局長李震；魯中區黨委副書記霍士廉、行署主任馬馥塘等同誌。這些同誌，都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好幹部，他們從軍有戰績，從政有政績，對黨有深厚的感情，在群眾中有威信。比如，李人鳳同誌抗戰前就擔任過山東第四師範的“左聯”支部書記，抗戰爆發後，他毅然帶領一些青年學生，勇敢地奔赴膠濟鐵路迎擊日軍，首創我黨領導下的山東抗日武裝的抗日戰績。他曆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第十團團長、三支隊副司令員，率領部隊衝鋒陷陣，屢立戰功；在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時，曾被日軍的阻擊兵擊中左上臂主動脈，險遭不幸。他在根據地政權建設方麵，亦有卓越貢獻。他曾任清河區專員公署專員、清河區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渤海區行署副主任、主任。在墾區滅蝗運動中，他常常幾天不合眼，身先士卒撲在滅蝗第一線，從此結束了山東乃至華北地區連年蝗災泛濫的曆史。馬馥塘同誌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徂徠山起義時，兩手空空的擔任起義部隊的經理部（供給部）主任。起初弄不到給養，急得直哭，把自己的一點錢全部掏出來買成紅薯幹分給大家，自己卻餓肚子。為了革命的勝利，這些同誌把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然而，康生一來，他們全部被當做“石頭”搬掉了。同時，各分區、縣、鄉的幹部，也被大批撤職、降職和調離。饒漱石、康生還在一些地區搞“倒豎寶塔”，把黨的領導幹部放在基層，而把貧雇農或基層工作人員一下子拿到領導崗位上來，致使黨的幹部隊伍混亂不堪。
1948年3月6日，毛澤東同誌在致劉少奇同誌電中說：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亂打亂殺，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錯誤的也不少。例如晉綏分局，對於在訂成分上侵犯中農，對於征收毀滅性的工商業稅，對於拋棄開明紳士，都是自己犯了錯誤的。但是這類“左”傾錯誤犯得比較嚴重的似乎還不是晉綏而是華北、東北、華中各區（從日本投降後開始，投降前也有），晉綏的嚴重程度似乎還在第二位。在中央的再三批評下，直到1948年7月份，山東土改中的“左”傾現象才受到遏製。但是，做為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漱石和“中央代表”康生非但未作隻字的檢討，反而變本加利地繼續壓製、迫害那些事實已經證明被他們整錯了的幹部。
（三）欲加之罪
從1947年6月批判“富農路線”開始，對我的批判不斷升級。到1948年12月華東局擴大會議形成《決議》時，我的“罪名”已不下十餘種。什麽“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等，完全是憑空捏造。定罪的唯一根據就是：定什麽罪能打倒你，你就有什麽罪；中央反對什麽錯誤傾向，你就是犯了什麽錯誤。中央批評無組織無紀律現象，便給我加了一條“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後來反鐵托，又說我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近似鐵托的錯誤”，荒唐之至。這個《決議》是由康生直接起草，又經饒漱石反複修改而成的。《決議》對山東土改中嚴重的“左”傾錯誤僅僅說成是一般性的問題，說成是領導不強，水平不高，經驗不足，認識不深等等。而對於山東黨的工作卻以極不公正的態度全麵否定。
我從1936年奉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命令到山東，一直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工作。1938年徂徠山起義之後，我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毛主席根據我的要求，親自指示派遣軍政幹部支援山東，並給山東配備了電台。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山東根據地與黨中央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山東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發展始終都是在黨中央的一盤棋上的。山東根據地向全國各個戰場和兄弟部隊輸送了大批兵員和物資，還向延安中央根據地輸送過資金和物資。羅榮桓同誌奉命北上時，山東抽調了最精銳的主力部隊6萬餘人。1947年冬天，山東人民為二、四野戰軍趕製軍衣，婦孺齊上陣，挑燈夜戰，在極短的時間裏完成上繳了75萬套棉軍衣和140萬套單軍衣。僅解放戰爭期間，山東就有59萬人參軍，支前民工達700萬之多。山東根據地對戰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曾經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再表揚。在山東根據地的領導人中間，也一直是團結合作的。朱瑞、徐向前、羅榮桓、蕭華等同誌，都在山東工作過很長時間，我們之間從未有過所謂“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說法。
饒漱石作為華東解放區的主要領導人，顯然缺乏起碼的政治胸懷，這和徐向前、羅榮桓等同誌是無法相比的。他下車伊始，就說“我一進山東就覺得山東黨氣味不對，象進了茅房一樣臭氣衝天！”有幾個同誌從延安回到山東工作，饒漱石聲色俱厲地對他們說：“以後我們一起共事，我介紹一下我的脾氣，和我在一起工作，開始你可以欺負我，但是到以後我準得治得你怕我！對不聽話的就要象訓蒙古馬一樣，用套子套住！”這幾個同誌敢怒不敢言，憤憤地說：“見麵就給下馬威，在延安哪裏見過這樣的領導。”
在華東局負責人小組會上，饒漱石指責我“拒絕華東局正確領導”，列舉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在1945年底，李先念、王震同誌的部隊在豫鄂地區受到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供應困難，急需用款。周恩來同誌電令山東立即籌款送到南京。饒漱石接到電報後，把我和張雲逸（當時任新四軍副軍長）叫到他的屋裏，講了這件事，說研究研究，就提起個馬燈貼在地圖上找先念同誌部隊的位置，一找找了很長時間。我當時兼任山東財委書記，籌款的事需要我去落實，還要安排到南京送款，時間非常緊急。我們等了半天，看他還找不到，就說：“具體地方叫參謀找吧，是不是先把籌款的事定下來？”誰想到饒漱石竟認為我是在嘲笑他，當時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另一件事是華中軍區和山東軍區合並辦公時，華中軍區機要科長肖光同誌向我反映了一些機要管理工作中的困難。我聽了之後即向饒漱石建議：毛主席經常在電報中強調注意機要保密工作，兩個機關合到一起了，是否立一個統一的機要規則？饒漱石表示同意。於是我擬了一個規則，其中講到看了電報後應按照機要工作的規定處理，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裏。饒漱石看了以後連連說好，也沒有提出不同意見。誰知道他竟認為“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裏”是專門針對他寫的，認為我是故意給他難堪，早在心裏記了一筆小帳。兩年之後，他對這兩件事不僅“記憶猶新”，而且成了我“拒絕華東局正確領導”的“證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抗戰勝利後不久，有一位年輕幹部在布置會場時自作主張貼了一條宣揚我個人的錯誤標語，由於發現得早，會前就撕掉了，並沒有造成不良影響。這件事我當時根本不知道。然而，饒漱石聽說後便借此大作文章。他在和山東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時，借題發揮，說：“人家到處掛黎主席像哩，喊黎主席萬歲哩。”“省府有黎玉派哩。”挑撥我和廣大幹部群眾的關係。我聽說後十分氣憤，在會上當場問他，什麽地方、什麽時間有此事，我們一起去看看！他竟瞠目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饒漱石對我個人進行攻擊事還小，挑撥新四軍和山東八路軍的關係就更不應該了。他在幹部大會上公開講“山東後勤發裝備，對山東發的好，對華中發的壞。”“山東不給新四軍吃細糧。”其實從1945年冬新四軍一到山東，我就對譚震林同誌表示將全力支援新四軍的兵員給養。實際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當時山東根據地的主食是玉米麵，隻有很少的白麵和小米，沒有大米（當時山東根據地不出產大米）。考慮到新四軍南方同誌多，吃不慣玉米麵，我們就動員大家隻吃粗糧（玉米麵），省下細糧（小米、白麵）給新四軍的同誌。當然，在戰爭環境下，部隊作戰機動多變，一時糧食供應不上的情況總是有的，但是這絕不是“山東不給新四軍吃細糧”。至於兵員補充，幾乎全部來自山東；說發裝備有好壞，更是無中生有。陳毅同誌說得好：“我進棺材之前，忘不了山東父老。有人說山東黨不行，我不以為然。淮海戰役是打出來的，也是山東父老用車推出來的，用擔子挑出來的。沒有山東黨，老百姓這個覺悟是天生的嗎？”我覺得，這話是符合實情的，是公道的。
後來有同誌對我說，饒漱石、康生這樣不講理，你為什麽不和他們鬥，反而要違心的作檢查呢？我想，道理很簡單。首先，是戰爭大局的要求。當時，正值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關係到全國戰局勝敗的關鍵時刻，必須全力以赴共同對敵，不允許我們內部有任何磨擦產生；第二，我當時擔任華東局副書記、山東省主席、新四軍副政委兼山東軍區副政委，山東野戰軍政委（以後是華東軍區副政委）並兼管財政、糧秣、支前等多項工作，我隻能從一切服從戰爭，服從領導班子的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第三，我長期在山東工作，山東的同誌對我更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下級的情緒；第四，饒漱石、康生對我的批判並非是同誌式的、善意的，他們根本不講道理。．我也曾幾次試圖在華東局小組會上通過說明、解釋、交流思想來達到互相了解、團結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絕了。在那種特定環境下，如果我公開和他們鬥爭，勢必會引起從上至下的內部鬥爭，甚至導致山東和華中兩個地區間幹部的對立。毫無疑問，這將會對戰爭極為不利，必定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古人有“相忍為國”的道理，我為了避免內部分裂，確保戰爭的勝利，也隻有犧牲個人以維護黨的最大利益。
曆史功過，自有人民評說。當年康饒迫害山東幹部問題，如今黨中央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推倒了康饒的欲加之罪，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
1949年3月，我隨華東局南下，從此離開了工作了13年的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