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韋拔群的顱骨 *****
韋拔群犧牲後，叛徒把韋拔群的頭顱送給廖磊。國民黨反動派把韋拔群的頭顱放在一個玻璃金魚缸內，用防腐藥水泡著，然後相繼在東蘭、百色、南寧、柳州、梧州等地“示眾”。韋拔群頭顱在梧州大較場“示眾”三天後便不知去向。 *****
1950年，中共廣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為了尋找韋拔群烈士的頭顱下落，曾指示有關部門進行深入調查。梧州市文化局根據上級的通知，組織人力，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仔細查訪工作。為了獲得線索，他們還查閱了大量史料，召開了文史工作者和老工人座談會。由此初步獲得了線索，證實了國民黨時期編寫的《東蘭痛史》中的記載“韋拔群的頭顱最後轉到梧州，埋於梧州之公園”這一確鑿事實。但梧州中山公園範圍這麽大，到底埋於何處，依然是個謎。後經十年查訪，梧州市有關方麵的領導終於在1961年12月找到了知情人——梧州市園林處退休工人周十五。周十五回憶說：“1933年春的一天，我親眼看見在大較場示眾的人頭。人頭滿臉黑胡須，裝在玻璃金魚缸內，用藥水泡著，玻璃金魚缸放在一把豎立的平梯上麵。那時許多人圍觀，因不識字，我不知是誰的頭顱，隻聽圍觀群眾說，是共產黨的大頭目。在一個大風雨過後的早晨，我的一位在梧州中山公園做雜工的老叔李龍，正在公園撿大風吹落的枯枝。朦朧的晨曦中，他看見遠處有幾個人影，從公園西麵山下的小路走上來。前麵兩人用簸箕抬著那個‘示眾’的玻璃金魚缸，後麵跟著一個當官的。當官的一見李龍，大聲吆喝道：‘你是什麽人?快給我滾開！滾開！’李龍說：‘我是公園的工人，在掃地。’那個當官的盯著李龍上下打量了一番，便未再理睬李龍，幹他們自己的事去了。後見這夥人在路邊動手挖坑，李龍過去看了看，便對當官的說：‘老總，埋在這裏不好，又是路邊，人來人往的。’那個當官的聽了之後，立即命令兩個工人把將要挖好的土坑回填了，還堆成一個假墳。他們收拾工具轉移到下麵的地方又挖了一個坑，草草地把玻璃金魚缸埋下走了。李龍把自己目睹的情況悄悄地告訴了我。兩個月後的一天中午，我和李龍一起走到公園西坡水池邊時，李龍用手指著相距十幾步遠的山邊說：‘人頭就埋在那裏。’我獨自走到那個地方一看，發現是一個坑窪，由於日久雨淋，鬆土下陷了兩寸多深。我在附近隨手鋤一兩筐泥，把坑窪填平了。記得那時在坑窪旁，我看見種有一棵樟木，還有幾棵丹竹。” *****
1961年12月13日，中共梧州市委的領導和自治區黨委的工作組及梧州市文化局的領導，在周十五的指引下，來到了梧州中山公園明秀園韋拔群頭顱埋葬的地方，開始挖掘工作。第一天，隻挖出一些桉樹根，不見頭骨的蹤影。第二天，往右移一米繼續挖，挖了將近一米深，發現泥土較鬆，還出現了一個小穴，接著又發現一些玻璃碎片。在場的人隨之緊張起來，小心挖掘。挖到一米多深時，終於發現一個臉盆大小的玻璃金魚缸，裏麵盛著一個頭骨。隨行的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人員將這個難忘的時刻拍成了紀錄片，記錄下了這一珍貴的曆史鏡頭。 *****
廣西僮（1965年，“僮”改為“壯”）族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得知消息後十分重視，立即成立了以廣西區公安廳、博物館、電影製片廠等單位組成的工作組，當天晚上趕到梧州。梧州市公安局和3名外科醫生參加了鑒定工作。韋拔群生前戰友黃舉平、謝扶民提供了韋拔群的年齡、相貌、特征和嘴裏左上牙床鑲有一枚金牙、額上有槍傷等情況。後來，廣西醫學院在整複韋拔群頭骨時發現左額上方有兩個彈洞，一彈直穿左耳後部，一彈頭尚在骨縫中，頭骨牙床有一枚金牙。經科學鑒定，證實這頭骨正是韋拔群烈士的頭骨。 *****
韋拔群烈士頭骨在梧州出土後，中共梧州市委派專人將韋拔群頭骨護送到廣西首府南寧，後又送到首都北京。梧州市則在中山公園內建了一座紀念館。 *****
韋拔群頭顱埋藏之謎，在廣西僮族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關心下終於解開了，但韋拔群犧牲後留下的另一個謎尚未解開，這就是韋拔群生前相貌如何，至今依然懸而未解。 *****
辨識韋拔群的相貌 *****
2002年建軍節，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人民軍隊早期將領（一）》郵票一套五枚，分別是紅軍時期的傑出將領黃公略、許繼慎、蔡升熙、韋拔群和劉誌丹。消息傳到右江，老區人民奔走相告。然而，欣喜之餘又感到遺憾，原因在於這幅畫像與公認的韋拔群畫像有較大的差別，老區許多人從中無法辨認出韋拔群烈士。這一畫像從何而來?據介紹，這幅畫像是國家郵政局委托畫家根據韋拔群烈士原有的畫像和被害後的斷離頭像相結合創作而來的。 *****
新中國成立後，為紀念韋拔群的豐功偉績，黨政軍有關部門曾多次發動群眾搜集韋拔群生前的照片，但長期以來一張都未能找到。1958年廣西籌備成立自治區時，廣西博物館請來畫家，根據人們對韋拔群形象的印象和傳說，創作了韋拔群畫像。之後，由於人們對廣西博物館請人畫的這幅畫像的看法有異，又重畫了幾次像，但一切努力皆不盡如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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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拔群畫像 *****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革命文物管理和黨史資料征集、研究被列為黨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東蘭縣再次向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征集革命文物和黨史資料，取得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革命文物和資料，但仍然沒有征集到韋拔群生前的照片。1984年7月5日，邕寧縣檔案館給東蘭縣委黨史辦來函，說他們收集到一張照片，是由百濟公社黃肖彭於1929年任龍州縣長時拍攝的。照片上的兩人當中，有一高個子是誰暫時不明。經調查得知，當時黃肖彭和俞作柏、俞作豫、韋拔群等人很友好，聯係密切，照片很可能是黃肖彭和韋拔群的合影。去函時同附有照片，請東蘭縣委黨史辦鑒別。 *****
東蘭縣委黨史辦接到邕寧縣檔案館寄來的雙人照後，為核實當中戴黑紗的高個子是否為韋拔群，從當月開始就這張照片進行了一係列的鑒別核實工作。一是派人將這張雙人照逐一送給韋拔群烈士的親屬和當年與韋拔群共過事、見過麵的老同誌等三十多人進行鑒別。韋拔群烈士的妹妹韋武月和韋武丁及韋拔群烈士警衛員韋鍾文等13人認為戴黑紗的高個子完全像拔哥，其中韋武月和韋武丁兩位老人看後潸然淚下；另外14人都認為有部分容貌像韋拔群；曾任紅七軍二十一師師部秘書吳德林等5人則認為完全不像。二是用這張雙人照與韋拔群烈士頭部相片作對比征求意見，從有關部門找到了韋拔群被害後敵人所拍攝的頭部照片，先後在東蘭縣城和武篆召開座談會，請革命老人和烈士親屬作比較，多數人仍認為戴黑紗的高個子大部分容貌很像韋拔群。為擴大鑒別核實麵，東蘭縣委黨史辦又往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貴陽、南寧等地發函，向韋拔群生前的老戰友、紅七軍二十一師副師長黃鬆堅、紅七軍營指導員黃喚民及其他有關知情人士了解情況，得到老同誌們的熱情支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的陳麗崧多次給東蘭縣委黨史辦寫信聯係，提供調查情況。 *****
此外，邕寧縣檔案館在對這張照片繼續進行調查的同時，還於1984年8月23日就韋拔群烈士照片問題給鄧小平去信。9月20日，中央軍委辦公廳給邕寧縣檔案館複函，回複關於照片上戴黑紗者是否是韋拔群同誌的問題。鄧小平同誌說：“照片上的人，有點像韋拔群，但認不大清了，韋拔群也未去過龍州，但肯定不是俞作柏、俞作豫。”同年9月4日和10月10日，邕寧縣統戰部退休老幹部、從事縣誌研究工作的方孫振給東蘭縣委黨史辦來信，說最近到百濟公社黃肖彭家鄉時，了解到當年跟隨黃肖彭現仍健在的兩個人，都說黃肖彭於1929年7月間與韋拔群來往密切；同時還了解到，黃肖彭的一個侄子生前曾多次告訴親屬，親眼看到黃肖彭和韋拔群來往。 *****
由於距韋拔群遇難犧牲已有五十多年，英雄的容貌完整地保留在人們的頭腦中似乎十分困難。東蘭縣委黨史辦在多方鑒別核實難於取得完全統一意見的情況下，於1984年10月23日向縣委打報告，建議縣委提請自治區黨委交有關部門對邕寧縣檔案館寄來的照片進行技術鑒定，以便作出準確無誤的定論。10月25日，東蘭縣委以蘭報[1984]31號文向自治區黨委上報《關於要求對韋拔群同誌遺照（未定）進行技術鑒定的請示》。廣西黨史辦對此項工作極為重視，及時將有關照片和材料委托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作技術鑒定。該所鑒定後得出的結論是：“該可疑放大頭像很難排除不是烈士生前的頭像。”為慎重起見，該研究所專家建議廣西區黨史辦將此鑒定意見提交安徽省公安廳技術科、廣西公安廳法醫部門複核。1985年1月13日，廣西黨史辦致函安徽省公安廳，請求幫助對這張照片進行技術鑒定。1985年3月30日，安徽省公安廳第四處將法醫徐文龍3月29日的鑒定意見函複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辦，大意為：根據收到的三幅包括韋拔群烈士被害後斷離頭像、二人合影中高個子像及合影中高個半身放大照片，運用形態觀察，按人類學方法，將頭部有關測點分別轉移到兩份透明紙上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為：“所研究的兩幅照片麵相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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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蘭縣方麵從科學技術鑒定的結論中看到了希望，於是組織力量開展更加廣泛深入的調查核實工作。1985年，東蘭縣委黨史辦陸秀祥、黃語錄、黃大倫等，除了在東蘭、巴馬、鳳山再作具體調查外，還到南寧、邕寧、龍州、廣州、合肥等地調查。在邕寧縣，陸秀祥和黃語錄在百濟、那樓等地幾經輾轉，一待就是半個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展覽館同時給予了密切配合，有關工作人員不厭其煩地翻閱檔案，但終未找到確切證據。 *****
對韋拔群這位有影響的黨史人物的照片鑒別和確認的意義非同尋常。雖然所掌握的線索皆予以了調查核實，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同樣利用了，形態觀察、技術鑒定結果似乎對韋拔群的生前相貌明朗化。但鑒於未能確認那張照片上戴黑紗的高個子就是韋拔群，以及雙人照片何時何地拍照、拍照的曆史背景等證據，因此，有關部門認為還是以原有的、人們所公認的韋拔人們所公認的韋拔群畫像為準，這樣不會影響他的光輝形象，因此韋拔群生前的真實相貌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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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先後攝製的《拔哥的故事》、《韋拔群》等影視劇，隻是按照人們對韋拔群形象的大致印象和傳說來物色挑選扮演韋拔群的演員的。 *****
韋拔群烈士的妹妹韋武丁生前說，拔哥過去到過上海、廣州、貴州、南寧、桂林等地，按理說當時他應該照過相，但他革命時走南闖北，鬥爭又那麽殘酷，再說我們家曾被反動派燒殺擄掠，前後就有13人遇難，哪能保留下他的照片呢?誠然，盡管《人民軍隊早期將領（一）》紀念郵票上韋拔群烈士的形象隻是畫像，但已能足夠體現黨和政府及人民對革命先烈的敬仰和懷念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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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們對韋拔群的緬懷 *****
韋拔群，這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叱吒風雲的革命將領，開創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偉績。對於他，人民共和國一直沒有忘記。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第二代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一直對韋拔群念念不忘，予以了深切的懷念和極高的評價。 *****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毛澤東主席在會上提議為韋拔群、惲代英、蔡和森、鄧中夏、陳原道等同誌的犧牲致衷，靜默三分鍾。 *****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直非常懷念韋拔群烈士，他幾乎每次見到廣西人，都要深切地談起韋拔群，稱讚韋拔群道：“讀了半本馬列主義，紅了半個中國。”1955年，覃應機與張雲逸和謝扶民等到廣州見毛澤東，毛澤東深情地對他們說：“韋拔群是廣州農講所最好的學生！”1956年8月，廣西民委副主任黃舉平率廣西少數民族參觀團到北京等地參觀，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參觀團一行時握著黃舉平團長的手問：“你是哪裏人?”黃舉平回答：“我是東蘭縣的。”毛主席又問：“東蘭出了個韋拔群！”黃舉平點頭回答：“是的。我們都稱他為拔哥，他在右江地區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對他的印象很深！”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說：“是啊，群眾對他很愛戴，可惜他犧牲了！” *****
20世紀50年代，在毛澤東身邊擔任警衛工作的都安籍瑤族戰士蘭保華同誌，回家探親後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寫了個調查報告呈交毛澤東，當毛澤東批改他的調查報告時，知道他的家鄉靠近東蘭，便問他：“東蘭有一個革命先烈叫韋拔群，你知道嗎?”那位戰士回答道：“報告毛主席，我聽說過。”毛澤東便對他說：“東蘭是個革命根據地，過去韋拔群同誌就在那裏領導人民鬧革命。韋撥群為革命英勇犧牲。他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農民領袖，我們黨的好幹部。我們要發揚光榮傳統，繼承先烈遺誌，將革命進行到底。” *****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對韋國清說：“韋拔群是個好同誌，我過去搞農運，有些東西還是從韋拔群那裏學來的。” *****
20世紀60年代初期，廣西賀縣（今賀州市）的一位文藝工作者，因工作關係，經常見到毛主席。毛澤東知道她是廣西籍後，就問她是否知道韋拔群，並對她說：“韋拔群搞農運很出色，是個好同誌。” *****
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在青島召開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全國29個民族代表共105人，筆者作為全國人大民委委員之一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與會代表。8月4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重要講話。由於筆者所著的《廣西僮族簡史》於當年6月剛出版不久，筆者寫這部書時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的鼓勵。為此，青島會議期間筆者便把剛出版的《廣西僮族簡史》贈送給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接書後對筆者說：“僮族出了個韋拔群，他是人民英雄，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您是曆史學家，又是僮族人，可以好好寫一下韋拔群。”筆者回答說：“我一直在收集韋拔群烈士的革命史料，已經完成初稿一卷，進一步加以整理交付出版後再贈送給總理。” *****
作為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卓越領導人的鄧小平，對韋拔群更是深深地懷念。 *****
1962年12月，鄧小平為紀念韋拔群犧牲三十周年題詞： *****
韋拔群同誌以他的一生獻給了黨和人民解放的事業，最後獻出了他的生命。 *****
他在對敵鬥爭中，始終是英勇頑強、百折不撓的。他不愧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英雄。 *****
他最善於聯係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對人民解放事業，具有無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實的人民群眾的領袖。 *****
他一貫謹守黨所分配給他的工作崗位，準確地執行黨的方針和政策，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他不愧是一個模範的共產黨員。 *****
韋拔群同誌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他永遠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紀念他！ *****
1981年12月10日，鄧小平在紀念百色起義五十二周年的題詞中又寫道：“紀念李明瑞、韋拔群等同誌百色起義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99年1月，坐落在風景如畫的廣西南寧市南湖公園南岸的李明瑞、韋拔群烈士紀念館，經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決定，被命名為自治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6年9月30日，李明瑞、韋拔群烈士紀念館又被國家民委命名為首批27個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廣西唯一獲命名的場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