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猴子、人與神話

《屠龍 摧毀科學與信仰史上的神話（Slaying the Dragons: Destroying Myth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Faith）著者：Allan Chapman， 譯注者：老白。第九章 查爾斯-達爾文：猴子、人與神話

 

查爾斯-達爾文常常被他最狂熱的弟子們弄得不知所措。在給他的一些信件中，某些崇拜者說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無神論的焦點，這些崇拜者的崇拜讓他感到尷尬。(1866年8月，來訪的德國人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對達爾文在肯特郡的家唐恩屋（Down House）的崇拜就是一個例子）。當卡爾-馬克思等激進的無神論者和世俗主義者對達爾文的作品進行革命性的政治解讀時，達爾文尤其感到不安。此外，我猜想，今天以他的名義開展的許多活動也會讓他深感尷尬。達爾文並不認為自己是無神論中凶猛的與福音派聖保羅對應的角色，而隻是一位誠實的科學紳士。事實上，他不僅是一位土生土長的紳士，而且是一位真正溫文爾雅的人，他更喜歡在大家庭的懷抱中享受寧靜，而不是在公眾場合喧嘩，他深深地愛著他虔誠的基督徒妻子艾瑪，就像艾瑪對他一樣。達爾文於 1882 年 4 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下葬，這清楚地表明，這位經常陷入困境、充滿悔恨但又和藹可親的不可知論者--因為達爾文從來不是無神論者--在教會高層又不缺乏朋友和崇拜者。事實上，修道院的教士和卡萊爾主教哈維-古德溫（Harvey Goodwin）在葬禮上的致辭讚揚了達爾文的謙遜、忍耐、道德、正直、慷慨和慈善，清楚地表明了他作為英國紳士和"榮譽基督徒"所受到的尊敬。曆史記載中的查爾斯-達爾文肯定不是一個運動人物，不能與穿著禮服大衣、戴著高禮帽的理查德-道金斯混為一談（我絕不是在質疑道金斯作為一位可敬的紳士的地位），這樣看待他是某些癡迷於進化論的現代無神論者為達到自己的意識形態目的而編造神話的又一例證。

 

據我所知，這種編造神話的最可悲後果之一，是一位美國學生最近向我講述的一件事。她說，幾年前，她還是一名女學生時，在參觀威斯敏斯特教堂時，曾目睹另一名女學生向達爾文的墓碑吐口水。我還聽說過其他攻擊達爾文墓的事件。因為達爾文不就是那個說我們都來自猴子的邪惡怪物嗎？

 

然而，《物種起源》究竟有什麽能夠在長達150多年的時間裏激起如此激烈的爭論，甚至仇恨，遠遠超過人們對《拉馬克》、《遺跡（ Vestiges）》或其他 "嬗變論 “書籍的反應（Lamarck, Vestiges, or other “transmutationist” books）？當然，其中一個因素是它的徹底性、對歸納證據的細致梳理以及分析的嚴謹性。另一個因素是達爾文非常坦誠地麵對自己理論中固有的弱點，他試圖以某種方式提前解決這些弱點。例如，《起源》第 6 章的標題是"理論上的困難"，而最後第 14 章的主題則是”對自然選擇理論困難的總結”。如果說《起源》有什麽絕對不是的話，那就是它不是表述聳人聽聞或論證離譜。人們懷疑，達爾文已經從暢銷書《遺跡》的寫作方式以及它所引來的學術界歇斯底裏的憤怒嚎叫中特別意識到了這種危險。達爾文還不遺餘力地與拉馬克保持距離，這並不是因為拉馬克不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他確實是），而是因為他與無神論、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的過激行為以及嬗變主義對人類獨特尊嚴的破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也因為查爾斯-達爾文不僅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英國紳士、肯特郡鄉紳和郡治安官，而且在 1859 年時已經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學界人士和聯邦科學院院士。此外，他的傑作扉頁上寫著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M.A.），英國皇家學會、地質學會、林奈學會等學會會員”。他是一位著名的科學作家。這裏沒有"猜作者是誰"那種匿名！

 

盡管有些人可能會感到驚訝，但有一件事《起源》絕對沒有說：即人類是猴子的後代！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神話。事實上，書中幾乎沒有提到人和猴子，因為書中講的是植物、鳥類、爬行動物、動物和化石。達爾文（他與《遺跡》作者為數不多的相似之處之一）也沒有對討論”造物主"作為萬物的始作俑者表示任何顧慮。因為《起源》與《遺跡》的相同之處在於，達爾文默認自然科學的目的是揭示自然界的運行過程，而不是自然界究竟從何而來或為何而來。因此，達爾文可以真誠地（而不是像有些人暗示的那樣是為了"討好教會"）談論"造物主"，因為他關注的是確定物種是如何起源的，而不是生命本身是如何產生的。這不屬於實驗、歸納或觀察科學的範疇，而是神學家或哲學家的事情。

 

然而，整本書的核心是達爾文的偉大發現--自然選擇理論。達爾文以及每一位博物學家、園丁和農民都知道，所有生物個體都與祖先的種群略有不同，沒有兩個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位園藝專家和農民都知道，人們可以選擇生物的配對繁殖，以增強某種特質。這就是"人工選擇"，它是為了農業生產者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的，隻要它能產生更好的產量，無論是更豐收的穀物、毛茸茸的羊，還是特別肥壯的牛。另一方麵，這些人工選擇的特征一般不會給植物或動物帶來好處，因為如果不對人工選擇的群體進行基因保護，而是讓它們與普通種群進行繁殖，它們的後代就會迅速"回歸類型"，失去農民誘導的特征。

 

達爾文和其他許多人都對這種回歸感到困惑，直到他從"小獵犬號"航行歸來，閱讀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牧師關於人類人口的論述後才意識到，生物的"共同種群"所擁有的特征是為了讓它們更有能力應對野外生活。例如，在諾福克郡一個受保護的農場裏"馴化"飼養的綿羊，可能會異常多毛，並有許多肉質鮮美的羊排等待上市。相比之下，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脈高處的半野生綿羊可能又瘦又沒多少毛。然而，當大灰狼來臨時，"野生"綿羊能敏捷地逃走。相反，如果一隻饑餓的野狗偶然闖入諾福克牧場，那就是一場它的聖誕盛宴了！

 

1839 年左右，達爾文意識到這種差異至關重要。在野外繁殖的植物和動物的後代會產生各種變異，其中一些變異會給擁有者帶來生存優勢：更好的營養、防禦能力或交配能力。如果兩種有利的生物碰巧交配在一起，那麽它們就可能產生非常有利的後代。然而，這種自然優勢隻有在"受寵"的生物碰巧與自己物種中同樣"受寵"的成員交配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

 

這就是"自然選擇"：在任何種群中，條件好的個體隻是碰巧與同樣條件好的個體交配，產生的後代能夠在那些條件較差的個體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尤其是在環境條件不斷變化的情況下，被稱為"有利"的生物隻是碰巧具備了正確的特征。例如，如果爬行動物的祖先所在的沼澤地幹涸了，那麽擁有突起的附肢的爬行動物就能在幹涸的陸地上爬行和生活，並能與同樣"幸運"的爬行動物交配，而缺乏附肢的近親則最終滅絕。

 

"那又怎樣？"你可能會說，"聰明、狡猾和強壯的人總是這樣獲得統治地位的，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然而，達爾文的革命性之處在於，他認為自然界中的生存特征並不是一個神聖的農夫通過指導和設計來改造他的羊群。相反，它們完全是隨機的，整個自然界，從微觀藻類的行為到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行為，都是純粹偶然的產物！

 

正是自然選擇的隨機性引起了人們的擔憂。達爾文不需要談論人和猴子，就已經意識到，如果"物種起源"的背後確實是"自然選擇"，那麽人和猴子的出現就是偶然的！

 

然而，將《起源》和猴子在公共領域聯係在一起的本身純屬偶然。就在人們談論達爾文這本書的同時，法裔美國人非洲探險家保羅-貝洛尼-杜-沙伊盧（Paul Belloni du Chaillu）不僅在 1859 年返回歐洲後展出了一些有史以來第一批有關節的大猩猩皮，而且他在 1861 年出版的一本相當轟動的書中講述了這些巨猿誘拐人類女性的故事，這使得大眾媒體將兩者聯係在一起。特別是在《龐克報》的版麵和漫畫中，達爾文和柴盧在 1860-1 年間幸運地結合在一起，人變成了大猩猩。

 

"G. O'Rilla先生"和與他同名的人成為當時的笑柄：在 1861 年的一幅《龐克》漫畫中，"G-g-g-o-o-rilla "先生身著白色領帶和燕尾服，笑容可掬，當他走進一個時髦的場所時，腳夫的頭發都要豎起來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漫畫、滑稽詩和歌曲。這就是後來被稱為 "Monkeyana "的《龐奇》漫畫。此外，塞繆爾-威爾伯福斯主教在 1860 年 6 月所謂的"牛津辯論會"上對赫胥黎的猿祖父母進行了幽默的調侃，我們在第 7 章中對此進行了探討。

 

雖然達爾文在 1859 年的《起源》一書中隻字未提人和猴子，但他在人類學的開創性研究《人類的後裔》（1871 年）和《人和動物的情感表達》（1872 年）中肯定提到了人和猴子。在這些著作中，達爾文從動物（尤其是猿類）的行為、"原始"人類和當代西方文明中收集證據，在交配儀式、作為性吸引物的音樂、麵部表情和攻擊性等方麵得出了有力的相似之處。例如，《後裔》一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性選擇"以及在人類和動物群體中尋找合適配偶的問題，而《表情》一書則分析了我們可以從臉部和其他肢體動作中解讀出哪些情感和含義。

 

然而，如果說 1860 年和 1861 年媒體對柴盧和他的大猩猩大肆渲染的話，那麽在 19 世紀 70 年代，他們就有了一場馬戲表演，因為最著名的"達爾文是猴子"的漫畫就是在這十年間創作的，盡管現代編造神話的通俗讀物編輯經常把這些 19 世紀 70 年代的漫畫放在 1860 年"牛津辯論"的乏味重述中！但是，請允許我指出，這種編輯上的奸詐是有即時線索的。首先，1860 年代的漫畫中沒有一幅出現或提到威爾伯福斯主教這個神話中的反進化論小人。其次，達爾文在 19 世紀 70 年代作為有尾靈長類動物的照片顯示，他留著長長的白胡子，臉上皺紋密布，這是他從 60 年代中期開始的外貌。然而，看看達爾文約 1859 年的照片，你就會發現他當時還是一個 50 歲左右的禿頂、黑發、胡子刮得幹幹淨淨（盡管滿臉皺紋）的男人。

 

即便如此，到 19 世紀 70 年代，達爾文已經成為漫畫家們名副其實的禮物：憔悴、高聳的眉毛、光禿禿的腦袋、憂心忡忡的神情以及茂盛的白胡子，幾乎讓人聯想到一隻可敬的巨猿，甚至在漫畫家給他脫去睿者禮服並給他戴上猴子尾巴之前就已經如此了！

 

然而，當"達爾文"和"進化論"這兩個詞出現在宗教與科學的"辯論"中時，人們總是會忘記 1860 年之後人文科學領域發生的其他事情。不僅考古學、埃及學和亞述學為我們理解《舊約》中的世界投射出新的、有時甚至是有問題的光輝，而且人類學也在暗示，人類的曆史要比《聖經》中的記載古老得多。

 

例如，在德文郡布裏克瑟姆等地，誰曾居住在古老的密封洞穴和最近發現的洞穴中？他們曾經捕獵過現在已經滅絕的動物，至少在英格蘭是這樣，他們還製作過石器，甚至在洞穴裏生火？然而，他們的文化遺跡如今卻被厚厚的、緩慢形成的古石筍沉積層所覆蓋。1879 年，業餘考古學家馬塞利諾-桑斯-德-索圖奧拉（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和他的女兒在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洞穴挖掘時，驚奇地發現了公牛和其他動物的自然繪畫。這些畫可能是誰畫的？又是在多久以前？因為它們也被石筍薄膜覆蓋著！它們似乎大大早於聖經中亞當和夏娃的年代。當人們對杜塞爾多夫附近尼安德山穀的骨頭碎片（1856 年發現）進行新的分析時，這是否表明歐洲曾經生活過與我們不太一樣的"類人"種族？因此，人類是緩慢進化的產物嗎？人類與類人猿之間到底有沒有"缺失的環節"？

 

那麽，對所有這些發現的反應是什麽呢？我們必須警惕的一件事是，進化論神話的締造者傾向於將一切都歸結為 1860 年左右的時期，在那時達爾文的《起源》以某種方式"證明"我們都來自猴子，而基督教則尷尬地退縮了。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進化論歇斯底裏的一個有趣現象：幽默。當然，現代無神論者和世俗神話的締造者可能會喜歡脫離曆史背景重印達爾文的漫畫，但我還沒有讀過一篇關於進化論的”經典”文章會這樣問："如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如此嚴肅認真並對達爾文主義感到震驚，為什麽會有那麽多關於達爾文主義的漫畫、漫畫詩和笑話呢？"當然，他們本該義憤填膺，給威爾伯福斯主教寄去表揚信，而不是購買《龐克》、《趣味》、《名利場》和其他中產階級市場的出版物，它們對整個進化論事件一笑置之。事實上，"G-g-g-o-o-rilla 先生"和他的同胞們本不應該在教堂裏引起人們的笑聲，但他們顯然做到了。這種幽默受到歡迎的一個跡象是，刊登這種幽默的雜誌一賣再賣。那麽，"進化論 "到底得罪了誰？

 

一個顯而易見的群體是那些仍然把《聖經》從《創世紀》到《啟示錄》當作字麵真理來解讀的人。我不否認他們是一個重要的群體，尤其是在持不同政見者和"低教會"聖公會教徒中，他們有時將"釋經"視為教皇的邪惡歪曲。另一方麵，正如我們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聖經"批評"和釋經可以追溯到早期教會，幾個世紀以來，大多數主要的神學家都在為聖經的內在矛盾而禱告和搏鬥。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記住--我為自己的重複而道歉，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聖奧古斯丁（約公元400年）給其他基督徒的建議，即在與受過幾何學教育的希臘人交談時，不要試圖為創世紀的平地宇宙論辯護，以免使信仰和自己顯得愚蠢。

 

然而，還有另一個神學群體對進化論思想有疑慮。也就是那些科學的實踐者和朋友，他們可以接受古老的地球、恐龍以及從水生動物到大猩猩的"特殊創造"的順序發展，但他們認為人類在生物學上是獨立的。難道我們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獨特地創造出來的嗎？難道我們沒有連最聰明的大猩猩都不具備的東西：不朽的靈魂嗎？有這種想法的人在 1860 年仍然很多，他們完全讚同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學》（1802 年）中所表達的經典自然神學信條，這本書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本科生讀物，其中認為每一片樹葉、每一根鳥羽、每一種生物都是上帝的直接傑作，即使這種傑作已經經曆了數百萬年。巴克蘭、塞奇威克、威爾伯福斯主教以及大多數地質學家都是這樣認為的，而達爾文本人也是在帕利思想的熏陶下長大的。從很多方麵來說，達爾文個人信仰的喪失並不是因為他對造物主有什麽疑問，而是對不斷指引和維持他的上帝有疑問（Darwin’s own loss of a personal faith had come about not because he had any problem with a creator, so much as with a constantly directing and sustaining God）。女兒安妮看似毫無意義的死亡加劇了這種信仰的喪失，這一直是他的遺憾，尤其是他仍然信仰基督教的妻子艾瑪發現他的不可知論是如此令人痛苦。

 

另一方麵，我們現在沉浸在進化論神話的現代海洋中，很容易忘記許多虔誠的基督徒，包括許多聖職人員，實際上在進化論中找到了精神啟迪：或者至少不覺得他們的信仰一定會受到進化論的損害。用達爾文主義之前的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Alfred Tennyson）的話來說，大自然可能是"張牙舞爪"的，無數物種因為環境變化而它們永遠不會"進化"而被遺忘，但事情並不一定那麽暗淡。畢竟，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恐龍很可能注定要無意義地滅絕，因為它們永遠不會變成大猩猩或人類，但我們又有什麽資格說，它們在做著像恐龍這樣的微腦生物最喜歡做的事情時不快樂、不充實、不滿足呢？難道你不能盡情享受霸占地球的樂趣，想吃誰就吃誰，交配，排泄巨大的"橈骨石"，曬太陽，直到你突然發現一隻更年輕、更健壯的恐龍用牙齒咬住了你的氣管，然後你迅速飄向天空中的大沼澤？這一定是個體或物種的虛度一生嗎？它的生命比 "G-g-g-o-o-rilla 先生"和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同類的生命更沒有意義嗎？

 

然而，在 1859 年，特別是在《人類的由來》（1871 年）和《表達》（1872 年）之後，從神學角度看，進化論問題的核心是人類靈魂的來源和獨特性，以及它與上帝的關係。如果自然科學可以為我們人類的身體甚至大腦的動物血統做出可信的論證，那麽我們不朽的靈魂、道德感和更高的認知能力從何而來？它們不過是高級有機機械的共振嗎？事實上，這種推理方式明顯源於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論點，即主人比狗優越的地方僅僅在於他能對更廣泛的信號做出反應！

 

然而，達爾文進化論思想中隱含著一種還原論，認為隻有通過科學和物質才能獲得真理。就像霍布斯一樣，達爾文進化論不承認非物質的精神。不過，我們將在第 11 章更詳細地討論這些還原論思想。

 

同樣，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是否必然是隨機的？進化論的這一本質上的哲學先決條件是歸納證據或觀察到的經驗所要求的，還是取決於 "敘述者"更廣泛的信仰？在這裏，我們遇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和現代思想家們一直都意識到的那些無形因素：即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據我們個人的"世界觀"甚至性情來構建我們的科學思想的？就像有些人本能地喜歡馬勒的音樂，有些人則喜歡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音樂，有些人喜歡卡夫卡的小說，有些人則喜歡 P. G. 沃德豪斯的小說一樣嗎？

 

總之，我認為，由於許多學者沉迷於所謂的"爭論"、"辯論"和純粹的"理性"，他們對個人的氣質和本能地以一種方式而非另一種方式看待某種觀點的傾向關注得太少了。許多學者在研究進化論和宗教問題時，過於專注於將整個事件知識化，以至於他們不僅忽略了柴盧的大猩猩所引發的流行幽默，也忽略了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正在發生的更廣泛的態度轉變。

 

以公開或積極信奉基督教的人對達爾文主義的反應為例，無論他們是牧師還是信徒。公認的神話告訴我們，在1859年的《起源》和1860年6月30日的"大辯論"之後，以及無可爭議地在1872年的《人類的由來》之後，所有不信教的人都自豪地在房頂上大肆宣揚他們的猴子身份，而所有信教的基督徒要麽陷入尷尬的沉默，要麽怒不可遏，用創世紀來大打出手，做出反科學的反應和盲目的迷信。然而，這隻是神話故事，而不是曆史證據。正如科學工作者一直在發展關於地質學、物種和生物祖先的新觀點一樣，特別是自1800年以來，有思想的基督徒也一直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裏做著同樣的事情。文本批評、考古學、語言學和其他學科，更不用說新的科學發現，使他們對聖經世界和人類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比一百年前更豐富、更深刻的認識。當然，神話學家試圖將此歸結為"真理"的衝擊對信仰的侵蝕，但事實並非如此。就像約翰-提洛森大主教在1691年為羅伯特-胡克頒發蘭貝斯醫學獎一樣，維多利亞時代的許多基督徒都認為新科學不會對他們造成威脅，有些人甚至認為新科學會加強他們的信仰。

 

著名的非專業科學家，如哈佛大學植物學家阿薩-格雷（Asa Gray），達爾文在美國的通訊員和"使徒"，在《起源》中找到了靈感，認為自然選擇的運作方式類似於雨後山坡上奔流而下的小溪以其多樣而複雜的方式匯入穀底的大河。格雷絕非無神論者，他是一位積極而堅定的三位一體新教徒，並參與了各種基督教活動。

 

那麽英格蘭教會呢？神話告訴我們，教會的成員都是反動的精英，他們誓死捍衛《聖經》中的每一點，對工人階級的經濟剝削視而不見，並決心在整個帝國強製無辜的靈魂皈依基督教。對於這種童話般的觀點，隻有一個簡單的回應：垃圾！英國聖公會與羅馬教會一樣，從來都不是一個同質化或墨守成規的團體：亨利八世國王時代不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不是，今天也不是！此外，在 19 世紀 60 年代，教會的神職人員內部也存在著意見分歧：低教會的福音派、高教會的 "普西派"、隱秘的羅馬天主教徒、虔誠的科學工作者，還有一大群思想獨立的怪人，他們的滑稽行為一頭是狩獵或板球狂熱，一頭是德魯伊教或捉鬼。此外，意見分歧常常讓沉默寡言的達爾文感到驚訝和氣憤。對進化論的反應必須在這種背景下加以解釋。

 

正如有反動的牧師，也有思想開放的牧師。對《論文與評論》的作者或1860年代早期的科倫索主教的同情（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看到的那樣），就是英國聖公會豐富觀點的一部分。此外，"廣義教會人士"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也非常重要，他們都傾向於熱衷於新的科學思想，但並不一定詆毀基督教福音信息的力量和內在意義。當然，"廣義"派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他們認識到，新的科學思想讓我們重新瞥見了上帝造物的威嚴，而這些威嚴是前人沒有揭示出來的--比如十七世紀牛頓萬有引力學的數學之美和十九世紀地質學與生物學的洞察力。但是，神學家們"改變主意"的意義並不亞於說 1860 年一位思想自由的植物學家放棄了他年輕時的林奈物種固定性，從而背棄了科學真理。科學在進步，人類對上帝在自然中的榮耀的理解也同樣在進步，把進步的理解歸功於一方而否認另一方，這不僅是一種神話，更是一種深刻的思想不公。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如弗雷德裏克-莫裏斯（Frederick D. Maurice）和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並沒有在他們的巴切斯特堡壘中躊躇滿誌，而是公開為窮人奔走呼號，19世紀80年代的"貧民窟牧師"運動也是如此。這些牧師中的許多人都積極關注科學和技術，參與衛生改革、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和工會活動，同時也是進化論的擁護者。因為基督不是派遣他的門徒去服侍窮人和被遺棄者嗎？如果上帝賦予我們的智慧使我們能夠證明我們的身體是從猴子進化而來的，那又怎樣？我們不朽的靈魂仍然是上帝獨一無二的禮物，無論他是如何將它們植入我們脆弱的軀體。畢竟，沒有多少大猩猩寫過科學或倫理方麵的書！那麽，我們人類是不是真的很特別呢？

 

19世紀80年代，英國聖公會的其他神學家在充分了解達爾文1871年後發表的明確與猴子有關的著作的情況下，通過天主教、神秘主義和科學等途徑探索人類與上帝的關係，如1889年《世界之光》（Lux Mundi）一書的撰稿人。其中一位作者是牛津大學的教士奧布裏-萊金頓-摩爾（Aubrey Lackington Moore）。摩爾對科學很感興趣，他認為進化論表明上帝並不是一個遙遠、冷漠的"缺席地主"，而是一個不斷改進的地主，他通過自然的機製繼續照顧他的創造物。在某些方麵，這是當今環境神學的早期表現形式！

 

我用了大量篇幅介紹達爾文及其影響，因為沒有哪一位科學作家或思想被如此廣泛或無情地用來為科學與宗教衝突的神話服務。但是，我們隻有將《起源》和達爾文後來的作品放在當時的背景下，才能正確理解它們。而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一個比那些滿臉傲慢的神話學家所希望人們認識到的更加豐富、更加生動、更加爭論不休、更加"厚臉皮"的社會。雖然一些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比如達爾文本人--確實因為各種各樣的科學和個人原因而失去了信仰，但許多人也從科學發現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啟迪。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上帝是偉大而廣闊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主流文化是自信的，因此沒有人覺得有義務為信仰上帝而道歉。此外，作為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或虔誠的進化論者，並不一定意味著他是一個去教堂的"濕漉漉的自由主義者"或"躊躇滿誌的人"。

 

最後，讓我們引用威伯福斯主教（Bishop Wilberforce FRS）在著名的《季度評論》（1860 年 7 月，第 225-63 頁）上發表的對達爾文的《起源》的評論，這篇評論具有很強的科學性、淵博的學識和反簡單的聖經-字麵主義。雖然威爾伯福斯明確表示，他相信人類不僅僅是高級動物，但他還是敏銳地意識到，科學本身具有不可動搖的知識完整性：

......我們反對我們正在討論的觀點[自然選擇的進化論]，完全是基於科學的理由......我們不同情那些反對自然界中的任何事實或所謂的事實，或反對從這些事實邏輯地推導出的任何推論的人，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事實與在他們看來是[神聖的]啟示所教導的相矛盾。(p. 256)

 

事實上，很多人對威爾伯福斯主教和達爾文的《起源》胡言亂語，卻不去仔細閱讀這篇評論，這是非常遺憾的，因為這是我們所掌握的最接近威爾伯福斯真實想法的詳細（1860 年夏天）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