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輕的科學》讀譯後的感想----周惠民

《最年輕的科學》讀譯後的感想 作者：周惠民 1980年代，國內翻譯出版國外的書籍都不買版權。三聯書店在1986出版了我們翻譯的劉易斯·托馬斯的【最年輕的科學】，印了幾千冊。在90年代，【最年輕的科學】早已經在市場上絕跡。青島出版社有眼力的幾位負責人，努力爭取購買了這本書的中譯版權，在1996年重新出版了它。 重新出版之後，更多有識之士對這書有了更大的興趣。中央電視台的讀書時間節目當即對該書做了介紹。最近，有人告訴我，醫學捌號樓網站的閱覽室裏，貼上了這本書的主要部分。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樣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到這本精辟的著作。但是不知是什麽緣故，網上沒有貼上那本書後麵的幾個附錄和最後的“讀譯後的感想”。 在80年代中期第一次三聯出版它的時候，我就寫了讀譯後的感想，但是有顧慮，沒敢把它放在書裏。在青島出版社再次出版它的時候，已經到了90年代中期，我對它略作修訂，鼓起了勇氣，把它附在了書的後麵。 雖然感想已經“成了鉛字”，印在書裏，但是由於醫學捌號樓裏沒有把它附在上麵我很願意更多的讀者分析（分享）我對該書和有關其他的一些想法。不知那些感想現今是否已經過於陳舊，毫無意義了。下麵是1996年書中刊印出來的文字。 周惠民 2007年3月 劉易斯·托馬斯是我所敬佩的人。 他出生於1913年，1937年畢業於哈佛醫學院，之後在美國許多著名的醫學院裏，前後分別擔當過內科、兒科、神經科以及病理科的主任（在美國，醫院各科的主任都要診治病人，帶領查房會診，都必須是該科業務的帶頭人）、紐約大學和耶魯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擔當了世界癌症研究領域首位的斯隆凱特琳癌症紀念中心的主席，直至退休；並且是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和美國科學院的院士。他在病理學、免疫學研究上有許多建樹，提出了免疫監護學說，那是說明我們大多數人為什麽能避免發生癌症的理論。他還是設計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雙學位教育計劃的一位創始人，而首次實施這個計劃的辦事機構就設在他的辦公室裏；這項計劃以及他的其他計劃對醫學教育和醫學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造就了一大批對醫學有貢獻的科學家和醫生。有同樣或更大貢獻的是他在這本書之前寫的兩本書，《一個細胞的生活》和《水母和螺螄》，這兩本書對知識大眾的影響十分巨大，使不少有為的青年人思想開闊，追求理想，關心人生，步入了科學的殿堂，同樣對醫學科學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兩本書分別獲得了美國的國家圖書獎和美國圖書獎。這是對兩書的內容、思想、影響和文采的評定。他於1993年去世，美國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報刊上，登載了消息和紀念文章，稱他為一位醫生、科學家、教育家、作家和詩人。這些稱道對他都是恰如其分。他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曾獲得臘斯克公眾服務獎，頒獎者稱讚他所做的大量工作，使無數非科學界的人理解了生物醫學研究的意義，並且轉而支持這種研究。他一生各方麵的卓越經曆和成就，都使人敬佩不已。 我們同班好友劉湘梅博士是病理學家，並曾在美國布朗大學醫學院做副院長。她送給了我們《一個細胞的生活》和《水母和螺螄》的英文原著。這是我們隨時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分散地讀過托馬斯一些小品文之後，又集中讀他的作品的機會。得到更多的收益和啟發自不待言。1983年，在醫學雜誌上見到托馬斯又有一本《最年輕的科學》出版，當即給布朗的好友去信，她立即就寄來了書。記得我是通宵把它讀完的。我對托馬士的傲獎臼橛屑?蟮陌?茫??俏葉哉獗臼橛惺す?傲獎鏡鈉???BR> 我之所以更為偏愛這本書，那不僅是由於他以如此生動、含蓄、幽默的語調、文風，對我們輕聲細語地講述了古今各個時期醫生為人治病的實情，讓我們理解應如何看待、對待現在和過去醫學的各個方麵；甚至也不僅是它的內容的確太啟迪思維、開闊思路、引人入勝；更有可能是由於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相同，都是醫生，我從小也接觸過他所經曆過的30年代的一些醫療情景，觸字有所生情；也還可能是由於我後來（比他晚10年多）也學了醫學，在醫學院裏從事醫學的醫療、教學和研究工作，湊巧還都在同一種學科（病理學）中工作過，聽到他在本書中訴說了許多在我內心深處似乎存在，但又未能賦以形聲的思想，激起了一些飄蕩著的共鳴旋律。 我的父母都是在1910年代學醫並從事醫療和教學的。托馬斯所描述的在抗生素的時代之前，他父親行醫時的用藥（草藥、酒精、協定處方）、隨請隨到、天天出診、半夜出診、治好了根本治不好的病等等，也是我童年的記憶。在1940年的前前後後，我的父母也是上午門診，下午出診，各有自己的病家（有些是當時的名人，如齊白石、張君秋等；之所以記得，是因為他們都作畫贈給我父母；可惜那些書畫—包括徐悲鴻的—都在文革中被抄掉了）。那時，我父母他們幾乎沒有具體照顧自己孩子學業和成長的時間，整天整夜忙碌於照料病家、治療疾病（當然也是為了生計），但那時的醫療到底是在做著些什麽？那時的醫學水平到底達到了什麽程度？還有，那麽在此之前呢？譬如說上個世紀，或者再向上推幾個或十幾個世紀呢？ 在這本書中，托馬斯描述了醫務界以外的許多人都不知曉的醫療的曆史。由於在醫學院校的課程中，單獨開設醫學史的不多，所以即使在醫務界之內，尤其是在年輕人中，對醫療曆史、醫學發展也不甚了了。但讀讀醫學的曆史卻是極其重要的。大家都還記得：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同樣的意味，最近見到一本英文骨科教科書裏也寫到：If we forget history, we are doomed to repeat it.（忘掉了曆史，曆史就注定要重演）。那麽他所告訴我們的醫學史是什麽呢？ 這位醫學學者從他終生從事的醫學的內部，敘述了自己行業的曆史和現狀，並對它進行了真實、坦誠的剖析。他的這種剖析，散在於全書之中。讀過全書之後，大家都會有明確的理解和感受。在本書“水蛭、醫生及其它”節內，作者有意味特別深沉的精辟論述。他的這些思想是近代醫學科學共同的中心思想。他早在《水母和螺螄》內“曆史給醫學的教訓”一文中（2007年追注：80年代中期我將這篇譯成中文，發表在青島醫藥裏。周），有更集中、更明確、更直截了當的敘述。在這裏，節錄一些段落，給這些剖析做個注腳，讓我們有點清心明目的感受。 一般認為近代醫學開始於1930年代中期，即磺胺藥和青黴素進入藥典的時期。一般都認為這些是推動醫療革命的力量。當時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醫學的確是崛起革命了。過去的許多不治之症，這時有了治療的措施，能夠治愈了。我們覺得似乎有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醫生真地可以治好疾病了；這可真讓人驚奇；而最感驚奇的卻是醫生自己。 毫無疑問，那是醫學上的一件大事，……可是現在看來，它也許算不上一次革命，因為使抗生素和其它現有的有效療法登上舞台的那次醫學上的真正革命，是在青黴素之前100年就已發生了的，它並不是以科學進入醫學而開始的（那是多年以後的事）。……那次醫學革命是以打破教條開始的。在19世紀30年代，人們認識到當時的醫學大部分都是無稽之談。（下劃線是我加的，周，下同） ……探討醫學的曆史並不怎麽讓人愉快。……醫學的起源……是和純粹的猜測和最為粗陋的經驗主義相依相傍的。在人類的活動中，真難料想還有比它更不科學的行當。實際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來治病的東西，不在此時就在彼時已經用過了；而且一經試用，便持續使用幾十年、幾百年才把它放棄。回顧起來，在人類的實驗之中，它真是屬於最為兒戲、最不負責的實驗，完全依靠先試試然後看看錯不錯的辦法，而結果常常是總是出錯。放血，導瀉，拔火罐，服用各種植物的浸劑、金屬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種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這一切幾乎都是根據對病因的一些荒誕絕倫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虛構。這就是略多於一百年前醫學的遺產。醫學……能延續如此之長的時間，僥幸獲取去如此之多，但卻遭到如此之少的譴責，這真是不可思議。……蒙田……前幾百年就嚴厲地論說了醫生給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數的人卻堅信醫藥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著它。 到了十九世紀初葉，醫學界有些先進人物認識到當時所有的那些治療措施實際上大都沒有效用；有少數勇敢的醫生提出，幾乎大多數的治療措施實際上造成的傷害多於起到的好處。此時，還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一些疾病會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說有它自己的“自然過程”。今天我們很難體會這個發現的重要意義和它對醫療實踐的影響。自古以來，醫學就有根深的習慣概念，認為什麽都需要用點什麽處理一下；大家都認為每一種疾病都必須給予治療，否則病人就會死亡。187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論及他認為過去五十年來醫學科學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過研究證明了傷寒和斑疹傷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當時流行的一些罨劑、重金屬或希奇古怪的草藥去治療還要好許多。…… 在此後的幾十年內，逐漸放棄了那些儀式樣的醫藥治療，取而代之的所謂醫道（“醫療技藝”）逐漸興起。回顧起來，這個技藝就是醫學科學的真正開端。它所根據的是對病人的細致入微、客觀甚至冷酷的觀察。在這樣的觀察之下，我們知道了疾病的自然規律，例如知道了傷寒和斑疹傷寒是不相關的兩種疾病，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正確的診斷成了醫學的中心目的，也成了它之所以可以存在的理由。由於診斷方法的改進，就能夠提出正確的預後。因此，就可以不隻告訴病人及其家屬疾病的種類，而且還能比較可靠地讓他們知道該病最可能怎樣轉變。在本世紀之初，一般都認為這些就是醫生的主要職責。此外，這時開始出現了一種新型但不那麽雄心勃勃、光彩奪目的治療辦法，即所謂的“支持療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識：仔細護理，適當的臥床休息，適當的飲食；而不使用時興的靈丹秘方。並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時侯會使情況有個使人滿意的結局。 醫生這時變成了比較有用的和受人尊敬的職業。雖然他能力有限，對預防疾病和治療疾病無能為力，但是可以靠他來說明情況，解除疑慮，而且能夠隨請隨到。在困難的時侯，包括臨終之時，可以把醫生作為顧問、向導來信賴。 與此同時，從19世紀最後10年開始，對未來醫學科學必不可少的基礎科學開動了起來。發現了細菌和病毒在疾病中的作用，並開始認真探討這些關係的細節。發現了像結核菌和梅毒螺旋體這些重要的致病微生物和它們的所作所為。在20世紀30年代末，這些研究已經有了成效，對白喉、破傷風、大葉肺炎和其它一些細菌感染有了一些主動和被動免疫的辦法；傳染病的分類已經成了有章可循的學問；磺胺藥、青黴素和其它這類藥品問世的時刻已經到來。但是必須強調指出，達到這樣的水平，靠得是50年來對基礎科學精心致力的研究。如果沒有這些研究，我們就不能猜想到存在著鏈球菌和肺炎球菌，也就無從想到尋找抗生素。沒有長期艱苦地研究結核菌，我們到現在還可能以為結核病是夜間寒氣造成的，而且還會用曬太陽的辦法去治療它。 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那個時期，是對治療有了懷疑、最後幾乎成了治療虛無主義的時期。突然，在一夜之間，我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可以用一些抗生素立刻治好大葉肺炎、腦膜炎、傷寒、斑疹傷寒、結核病、各種敗血病等這些人類最常見、最致命的一些疾病了。隻有病毒疾病還沒有辦法。可是不久以後采用新技術製造了疫苗，有些病毒性疾病也得到了控製，例如嬰兒癱和麻疹。 這些事情在發生的時侯非常使人震動。磺胺藥和青黴素問世時，我還是個醫學生。我還記得當時對這些事情最初的反應就是：不相信。在一個世紀之前，我們已經放棄了治療。除了用維生素Ｂ治療糙皮病，用肝浸出液治療惡性貧血，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等少數特殊情況之外，我們受的教育是要對疾病的治療抱懷疑的態度。粟粒性結核和亞急性心內膜炎是注定必死的。我們也堅信這類嚴重疾病的過程再也不會改變，在我們這一代或以後任何時侯都不會改變。 一夜之間，我們變成了熱情的樂觀主義者；人們有了一個全新的概念：隻要對疾病的規律了解得足夠了，我們就能治療它，控製它；這隻不過是40年前的事。 大多數人都忘記了那個時期，或者由於太年輕而沒有趕上那個時期。現在大家都認為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似乎是生來就知曉抗生素似的，或者以為是運氣把這些藥物擺到了他們的麵前。今天，我們更應當想到，醫藥對付傳染病的能力並不是撞上的巧遇,也不是歲月更迭的自然結果,而是多少年辛勤工作的直接成果，是由有想象力、靈巧的科學家完成的。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曾經隱約地意識到在幾十年之後的某個時刻，會出現青黴素和鏈黴素。那是些高深的基礎科學，隻是為了其自身而存儲了大量使人感興趣的知識，可以說是建造了一個知識的寶庫，等待著聰明地使用它的時刻的到來。 譬如，化了很多時間，做了大量工作，才知道存在著一種溶血性鏈球菌，才知道引起人類疾病的主要鏈球菌有40多個不同的血清學類型，並且知道了其中有些是風濕熱和心瓣膜病的原因。在幾十年內做了細菌學和免疫學的研究，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所做的工作才剛剛進展得足以使人理解到鏈球菌感染和風濕熱的關係。 有了上麵說的這種知識，才確實知道如果能設法防止鏈球菌感染，就能防止風濕熱，也就能防止年輕人的大部分心髒病。同樣，弄清肺炎球菌之對於大葉肺炎，布氏杆菌之對於波浪熱，傷寒杆菌之對於傷寒病，腦膜炎球菌之對於流行性腦膜炎等等的作用，都需要對當時已有的大量資料做提煉和分析的工作。在本世紀最初的30年，大多數傳染病實驗室都從事於這項工作。這些工作完成了，抗生素就要登台了。 作者是在述說全世界的醫學科學。他所描述的是否也合乎我們的國情？ 竊以為醫學是不分國界、不分時代的，正像力學、地質學、數學等科學之不分國界、不分時代一樣。不論它源於何方，隻要它合乎真理、合乎科學，那就要納入或早已納入了人類共享的醫學；不合乎真理和科學的，那就不是醫學：如果是不自覺的，那屬於謬誤，大家就應當致力於將它扶正或使其歸正；如果已是自覺，那就是江湖術士，應該予以取締。但問題是應當由什麽來充當判斷是科學還是謬誤的裁判呢？ 當然是靠實踐的驗證，靠科學的、有充分證明的事實來說明。 在我國當代人自身經過的短短幾十年中，我們的生物醫學界，在50年代初，遵照指示，運動式地、全國性地學習、頌揚了李森科的遺傳理論、列別辛斯卡婭的“活質”學說，批判、摒棄了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的正確學說，也進展到對微爾嘯的細胞病理學的批判、否定。（李森科在他最後的後台赫魯曉夫下台後也下了台。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將蘇聯的農業拖後了30年。請參考《李森科沉浮錄》一書。）還有，那時朝鮮出了一位名人金鳳漢。他發表了他的發現：他發現了我國傳統醫學重要支柱之一經絡係統的物質基礎（因為我們都堅信物質是第一性的）。我國大為振奮（正像後來對耳朵看字、意識折枝、遙感千裏之外一樣地振奮）。他的文章刊載在我國第一大報的頭版，好幾版，尊他發現的結構為鳳漢小體（記得他聲稱有人的卵細胞那麽大，甚至用肉眼就該看見）、鳳漢係統。凡此種種，我國是受到了愚弄，我們科學界的脊梁沒能挺起來。連日日夜夜從事實踐的科學家，也沒有能麵對那些自然科學中的假冒偽劣，把自己科學工作中的準則“用實踐來檢驗真偽”，無畏地、大聲地提將出來，並要求正確地去檢驗那些謬誤。那是一次科學和上級指示的拔河，不能不說科學在局部暫時地敗下陣來。 1973、1974年，我國科學院的科學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了阿西摩夫的《阿西摩夫的科學導言》一書。那是另一部啟迪思維、提供科學思想曆史的巨作。由於篇幅太大，中譯本分為《宇宙、地球和大氣》、《從元素到基本粒子》、《生命的起源》和《人體和思維》四個分冊陸續出版。我們有幸也參加了其中第三分冊的工作。後來，閱讀原文的全文時，發現原書的第一章沒有在第一分冊內翻譯刊出。那一章的標題是“什麽是科學”，是這本科學導言的導言。一本講“科學是什麽”的書，卻有意地回避了“什麽是科學”。這不是怪而又怪的事嗎？回過頭來看，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不割舍掉那歸納全書的第一章，“什麽是科學”，那書可能是無法出版的。請結合著那時的氣候看一看那裏麵的一些內容吧！“即使億萬人的觀察都認可了某個原理，但隻要有一次觀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它就不得不被迫進行修訂”；“原則之所以能站得住腳，那是因為它經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實驗的檢驗，而且還要經受進一步歸納的不斷檢驗”（順便說說，有人已經將它譯了出來，但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刊出它的契機）。 隻是在開放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在明確了科學是生產力（似乎還沒有見到科學是唯一的正確思想的提法）之後，科學的腰杆子才似乎有所恢複，但似乎尚未完全恢複。但無論如何，下麵願意簡單談談什麽是在醫學科學實踐中檢驗真偽的科學的實驗方法。 巫婆的香灰或咒語為什麽能夠治病？因為很多（也許是大多數的）病是靠著病人機體內的自我抵抗能力、修複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語並無太大關係。巫婆的表演有可能會增強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於隻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尋找科學的幫助，耽誤了及時、正確的治療，那麽加上點香灰和符咒是無關緊要的。如有損失，損失可能也隻限於金錢和時間。所以我們將這種治療的效果稱為“安慰劑”（即不是有具體特殊的治療方式，如“咒語”和“藥物”，例如香灰）的療效。一般人都會低估安慰劑的療效。而真正的醫藥衛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療效是大於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術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們的靈丹和法術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有療效的,否則他們也就沒有那麽大膽,也就騙不了那麽多人和錢。 怎麽能區別安慰劑和真正有特殊療效的藥品？說來話長。但長話短說，就是要采用雙盲方法，嚴格對照，精密統計，客觀的實驗，以鑒定所謂的特殊治療的療效是否大於安慰劑。對於專業人員來說，這些概念和做法是天經地義的，但一般的病人，要了解透徹並不十分太容易。所以科學醫生和醫生科學家應該認真誠實地進行實驗，將那些貌似特殊治療的安慰劑正名為安慰劑，並作為安慰劑來使用。選用價廉的安慰劑，不選冒各種風險才能得到的犀牛角、老虎骨。盼望管理部門和宣傳媒體學習科學,尊重科學並傳播科學，定出計劃，在下個世紀裏，把所有的安慰劑都弄個水落石出。其降低醫療費用的效果一定極大，但更大的是把扭曲的思想扭曲過來。 記得有次聽到一位藥學家的演講，說我們要努力工作，為社會大廈添加一磚一瓦，為社會大道填平一坑一窪。聽完，有人添加了一句：不要在大道上再挖出更多的坑坑窪窪。但從最近的情況看，醫療市場裏明目張膽的假，並不是在削減。對這些假,還沒有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更不用說人人真打了。 妖魔還在瓶子裏的時候，一個瓶塞就使它失去了作為的能力。一旦將它放了出來，讓它嚐到了為所欲為的“自由”，沒有點決心和機智，它是不會自行就範的。積重難返也是這個道理吧。但是目前還在瓶子裏麵的巫婆神漢，我們不能再把他們放了出來，盡管我絕對相信，如果把他們放了出來，他們的門庭的“市”會比一般醫院的還要熱鬧，因為他們的措施的確會有療效。 醫學科學、醫療實踐的問題，就讓從事醫學科學的人去思考、爭論、試驗、驗證吧。今後不能忙於用行政的辦法來推行解決的辦法。我們不是沒有出於好心做了事與願違的蠢事的實例。但願在過去交了大量學費的今天，我們會變得異常聰敏起來。 托馬斯在這本書裏，敘述自己親身經曆的許多醫學科學趣聞，以及從巫醫發展到科學醫的過程，隨時隨地表達著對人類的愚昧、命運和希望的關心。在讀了他意味深長的心聲之後，不能不激起對他的崇敬之心，也不能不聯想我們每個從事健康工作的人，應該在促進我們智人這個物種健康成長的過程中，做點什麽力所能及的渺小工作。 周惠民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