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4）
以上所說的是中朝在戰爭中發生的一些矛盾。其中除了有雙方對戰局的觀點不同，也反映了雙方在朝鮮主權問題上的控製與反控製鬥爭。但以下這些矛盾和鬥爭則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了。主要表現為金日成對軍隊和黨政高層中非嫡係勢力的清洗，包括對親華勢力的清洗。
北朝鮮建國時，在政權中分到一杯羹的政治勢力可分為四派：遊擊隊派，又稱“88特別旅”派，主要成員有金日成、崔庸健及金一、金策、安吉等幾百名蘇聯遠東紅軍步兵獨立國際第88 特別旅中的朝鮮人。他們原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抗日遊擊戰，屬於東北抗日聯軍，一九四二年抗聯失敗後撤退到蘇聯境內，後被編入蘇軍，一九四五年八月隨蘇聯遠東軍對日作戰回到朝鮮。親華派，又稱延安派，如樸一禹、武亭等都是。他們很早就在中國進行政治活動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日本投降後分批回到朝鮮。國內派，代表人物樸憲永、李承燁。他們在日占時期一直堅持在朝鮮進行地下抗日活動。蘇聯派，這派人物主要有在二十年代及之前就去了蘇聯的人，還有後來前往蘇聯留學或避難的人組成。這些人大多會說流利俄語，加入蘇聯共產黨，並曾在蘇聯紅軍中擔任中層幹部，參加過衛國戰爭。其後期領袖是樸昌玉、許嘉宜。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立的朝鮮勞動黨第一屆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遊擊隊派有二人，延安派有六人，國內派二人，蘇聯派三人。可知當時延安派的勢力是很大的。
然而，由於北朝鮮是蘇軍解放的，蘇聯占領軍是北朝鮮的主人，北朝鮮的政局當然也由蘇聯主導。斯大林選中年輕的金日成當他的朝鮮代理人，刻意培養他、支持他。而金日成也需要一批幫手和支持者才能當好他的代理人，因此一起出生入死過的“88旅”兄弟們很自然地成了金日成依靠的對象。他們也由此官運亨通。金日成除了自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當上了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一九四八年九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又當上了勞動黨委員長和內閣首相，成了朝鮮黨政最高領導人；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朝鮮人民集團軍司令部”改編為“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部”，崔庸健被任命為總司令，薑健任總參謀長，金一任文化部部長（即政治部主任），此三人都是屬於遊擊隊派的。其他“88旅” 成員也平步青雲，據說有的直接由大尉變大將，上尉變上將。延安派雖然人數較多，但黨政軍的最高權力都被抓在遊擊隊派手中。
金日成根基淺薄而驟得高位，為了鞏固權力，還在朝鮮戰爭期間就開始對不同派係的幹部進行清洗。鬥爭矛頭最先指向的是掌握軍權的延安派幹部。最先落馬的是曾任第二軍團軍團長、並任人民軍東線司令官的武亭。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後，武亭接到大撤退命令。武亭依據他過去打遊擊的經驗，在安排各師分頭後撤路線後，切斷了一切通訊。這樣做可使敵人不知其位置而減少風險，但後方司令部卻因無法得知其情況而對他十分不滿。武亭回到北朝鮮後，被任命負責保衛首都平壤。但因為兵力不足，武亭不想部隊做無謂犧牲，在稍作抵抗後便下令放棄平壤後撤。由於以上緣故，武亭被貶調任預備軍第七軍團軍團長。在此期間，武亭又無辜槍殺了一名醫生，於是被撤職並開除軍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朝鮮勞動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金日成在大會報告中指責武亭“作戰不力”，犯了“軍閥主義” “嚴重錯誤”，應對平壤失利負責。之後武亭被開除出黨，下放勞動。不久，武亭因在長征中得的舊疾胃潰瘍嚴重發作，被彭德懷送到長春一家最好醫院治療。但在病情稍有好轉後又因武亭自己的意願被送回朝鮮。一九五二年十月，武亭病逝在平壤郊外的一個軍醫院中。武亭死後，延安派重要人物樸一禹、方虎山也相繼被貶，並傳被處決。
樸一禹，朝鮮平安道人，早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東北參加革命。後樸去延安進中共中央黨校和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擔任過中共敵後根據地宣化、涿鹿、懷來聯合縣政府縣長和縣委書記。一九四二年樸協助金枓奉創建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任同盟中央常委和義勇軍副司令。一九四五年被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代表。一九四六年三月，樸一禹奉中共東北局命令率朝鮮義勇軍骨幹二千人會到朝鮮，在四六年八月勞動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幹部部部長。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成立後，樸一禹出任內閣副首相兼內務省相。朝鮮戰爭爆發後，樸一禹任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副司令。中朝聯合司令部成立後任副政治委員，被稱為“次帥”。一九五一年，武亭解職後，樸一禹也逐步被貶。一九五三年二月，樸原任的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職被崔庸健取代。三月朝鮮內閣改選，樸被解除內務相職務，改任相對不那麽重要的遞信相（郵政部長）。八月，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二屆六中全會上清洗了國內派樸憲永集團後，也免去樸一禹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職務。一九五五年四月，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二屆十六中全會上公開宣布樸一禹為“反黨宗派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出黨。據傳樸一禹最後被金日成處了死刑，唯處死日期不詳。
方虎山，朝鮮鹹鏡北道人。“九一八”事變後加入黑龍江密山縣抗日遊擊隊。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被中共滿洲省委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朝鮮班留學。一九三九年方虎山回國，又進延安抗大東北幹部班學習。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朝鮮革命軍政學校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方虎山隨武亭回朝鮮在新義州被蘇聯紅軍攔下後，回東北改任林彪部隊下屬朝鮮義勇軍第一支隊政委兼朝鮮獨立同盟南滿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方虎山率隊駐兵撫順，先後合並了當地多支朝鮮義勇軍隊伍。十二月到通化。時通化有六千餘名已投降的日軍，據說在國民黨特工運作下意圖複叛。方虎山知道後先發製人進行鎮壓，除當場殺死和受傷的，餘下三千多日軍被押往通化城頭。在零下三十多度嚴寒中，方虎山勒令這些日兵穿單衣跪在城牆上，命令士兵用刺刀挨個捅死，然後將屍體拋在城下護城河中。關於此事發生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有許多疑點未解。但僅此殺俘行為已可見方虎山凶悍殘忍程度之一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方虎山任林彪部第166師政委。一九四九年七月，第166師被毛澤東送去朝鮮改編為朝鮮人民軍第6師，方虎山任少將師長。朝鮮戰爭爆發後，方虎山率第6師入侵南韓，從開城一直打到釜山外圍。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後，第6師奉命後撤，中途曆盡艱辛才回到北朝鮮。方虎山獲得英雄稱號，不久晉升中將，任新設的人民軍第五軍軍長。此後方率第五軍參與了誌願軍第三、第四、第五次戰役，在一九五一年聯合國軍夏季和秋季攻勢中遭受重創。一九五五年四月，朝鮮勞動黨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方虎山與樸一禹等人一樣，以“反黨宗派分子”的罪名被開除出黨。接著，在一九五六年的“八月事件”中方虎山又受到牽連。一九五九年以後，方虎山的名字徹底消失在官方報道中，不知所終。
以上武亭、樸一禹、方虎山三人，從他們的經曆看，他們都是中共資深黨員，都是受中共命令回朝鮮的。這樣的背景，被人看作是中共的代理人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們的革命資曆大多比金日成還老，威望還高，有的且凶悍無比。所有這些，都是金日成深為猜忌並令他感到有些畏懼的。因此，金日成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清除這些親華派勢力乃是勢所必然。
事實上，對於打著民族主義旗號一心想建立金家王朝的金日成來說，任何阻擋他獨裁之路的政治勢力都是不能容忍的，一旦有機會他都是要鏟除的。所以被鏟除的也不僅是延安派。幾乎就在以武亭為首的延安派勢力遭受第一波打擊的同時，莫斯科派的幹部也遭到了攻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金日成突然向莫斯科派領袖人物許嘉誼發難，指責許在其負責的組織工作上犯有錯誤。然後通過黨代會撤銷了許嘉誼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職務，調任主管農業的副首相。
接著，金日成將鬥爭的矛頭又指向南方派幹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間，被金日成視為最大政治對手的樸憲永、李承燁等十三名南方派幹部受到指控。先是金日成在五二年十二月的五中全會上指責以樸憲永為首的南方派要為朝鮮戰爭失利和未能統一全國負責。接著中央黨報《勞動新聞》又說他們發動政變未遂，及替美國當間諜。十三人中除樸憲永被推遲起訴，其餘李承燁等十二人經法庭審判，其中李承燁等十人被判處死刑，李源朝等兩人被分別判處十二年和十五年徒刑。
一九五三年四月，金日成在清算南方派“李承燁叛國集團案”時，又將許嘉誼牽扯進去。結果許被迫自殺（一說金日成派人將其刺殺）。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李承燁等被處死後二年，樸憲永也受到審判並被判處死刑。至此，四派政治力量除了金日成的遊擊隊派一派獨大，其餘三派都遭到了極為沉重的打擊。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結束時做了一個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和大規模迫害無辜者罪行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引起的震蕩是隨後在整個國際共產陣營中都刮起了一陣“去斯大林化”的民主浪潮。在東歐，在這股浪潮衝擊下就是發生了著名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國，老奸巨猾的毛澤東主動出擊，先搞了個“幫助黨整風”的“陽謀”，暫時緩解人民的不滿情緒，然後在一九五七年突然發動“反右派運動”，整了五十多萬右派分子（一說整了三百十七萬多右派和一百四十三萬多“中右”分子），把這股民主浪潮打了下去。在朝鮮勞動黨內，當時殘存的延安派幹部和莫斯科派幹部如樸昌玉等，在這股“春風”鼓動下也活躍起來。他們議論紛紛，批評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和他的一些政策失誤。當時的金日成雖然掌權沒有多少年，卻儼然已是朝鮮的小斯大林了，個人崇拜之風刮得比中國還厲害，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金日成的紀念碑，到處是金日成的肖像，所有電影、歌曲、書籍中充斥歌頌金日成的言辭。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金日成前往蘇聯和東歐訪問，到七月十九日才回來。於是在那段日子裏，這些對金日成不滿的幹部就加緊活動，相互串聯，準備發動政變。他們甚至聯係了在平壤的中國大使館和蘇聯大使館，準備一旦政變成功，要將金日成流放到海外去。據“維基百科”“八月宗派事件”條的介紹，說這個政變計劃還得到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支持以及蘇聯領導的同意。但實際上，這個政變陰謀早已有人向金日成告了密。因此金日成回國後立即做了周密部署，對中蘇兩黨做了區別處理，重點是求得蘇共的諒解。金日成通過蘇聯駐朝大使頻頻與莫斯科溝通。他一方麵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批評”，同時向蘇共解釋黨內的那些反對者其實是一批反黨分子。當時，東歐已經出現動亂苗頭（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蘭最大工業城市波茲南發生十萬人上街抗議政府剝削人民的經濟政策，要求減稅和增加工資，遭政府武力鎮壓。事件中至少有七十四人死亡，受傷者超過一千。史稱“波茲南事件”。此舉引發波蘭執政黨統一工人黨的分裂和向右轉。然後又引發蘇聯領導集團武力幹涉波蘭黨的“十月事件”）；而中共則向蘇共公開表達了維護斯大林的強硬態度（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文章認為斯大林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文章並標明“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蘇共麵對這樣的形勢，不想東亞再出動亂，因而改變態度決定支持金日成，但同時也警告金日成不得處分莫斯科派反對者。這樣，金日成在消除了蘇聯的壓力後，就集中力量打擊親華派。
八月三十日上午，朝鮮勞動黨召開中央全會。反對派在大會上公開站出來批評金日成，但立即遭到親金日成勢力的猛烈圍攻。不到半天時間，反對勢力就潰不成軍。中午，商業部長尹公欽等一些延安派反對者見大勢已去，就趁午餐時間逃離會場。尹公欽先去蘇聯大使館尋求避難。但大使館不肯開門。尹見勢不妙立即轉頭回家，然後與另外三名反對派官員徐輝、李弼奎、金剛一起駕車向北逃亡。第二天他們乘漁船渡過鴨綠江到達中國安東，在亮明身份後被護送去了北京。
三十一日，金日成操縱全會通過決議，將親華派的金枓奉、崔昌益、尹公欽和親蘇派的樸昌玉等以“反革命和反黨分子”罪名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樸昌玉在一九五八年被金日成處死。崔昌益據說死於一九六〇年，金鬥奉死於一九六一年。在尹公欽等人逃到北京後，以後陸續有二十多人出逃中國。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八月宗派事件”，親華派、親蘇派都遭到毀滅性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