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9）
中共對插手朝鮮早有布局
眾所周知，中國有一個朝鮮族，主要居住在東北地區。朝鮮人移居中國的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但大量移居則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原因是一九一〇年日韓合並後，朝鮮人生存條件轉趨惡劣，很多朝鮮人不甘受日本人統治，於是開始紛紛移居中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計劃將滿洲開發成日本穩固的後方，除了組織“墾殖團”將日人直接移民到東北，還有計劃地實行“日人種鮮，鮮人種滿”政策，將朝鮮人移居到中國東北，騰出空位安置移民到朝鮮的日本人。據中山大學曆史係曹善玉老師《試論近代朝鮮人移居中國東北的原因》一文，一九一〇年以前中國東北的朝鮮移民約有二十六萬人，到二戰爆發前已達一百多萬。而據沈誌華《最後的天朝》說，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東北和華北的朝鮮族人共有二百二十多萬。這批朝鮮人大多痛恨日本人，不忘自己的故國，成立了許多政治組織從事反日複國活動。一九〇九年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九三二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炸死日軍大將白川義則，都是這些反日朝鮮義士的傑作。由於當時朝鮮已經亡國，而這些人又都居住在中國，因此很自然地會與中國的抗日力量合流。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很關注這批在中國活動的朝鮮族人，視他們為可以團結、乃至可以利用的對象。那時有不少朝鮮族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如前麵提到過的武亭是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的；後來曾為金日成政權二把手的崔庸健，是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的；金日成則是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的。
當時，朝鮮族反日的派別包括朝共的派別很多。中共想團結這批人為我所用，就需要整合和改造這些組織。據曾任中共滿洲省委臨時書記李實的回憶，一九二九年六月劉少奇受命擔任滿洲省委書記時，中共中央交代給他的兩項任務第一是“解決朝鮮黨的派別問題”，第二是幫助朝鮮“在滿洲重新建黨”。該年十一月，國際共產派兩個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的朝鮮人韓斌和李春山為代表到上海，然後在中共中央代表蘇文陪同下到哈爾濱，召集滿洲省委幹部和朝共各派代表開會。會議主題就是討論朝共與中共的關係。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朝共各派代表經過多日討論、協商後做出決定：承認朝共在滿洲的活動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在滿朝共原則上應該歸入中國黨；同意中共中央的提議，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朝共改組為中共指導下的獨立組織。這個決定，實際是承認了在滿朝共是中共領導下的一個分支。所以哈爾濱的這次會議，實際上也是中共有計劃地改造朝共成功走出的第一步。從此，原來分散的、各自為政的朝共各組織，開始統統被中共收攏來歸於它的領導。
那個時期，由於大量朝鮮人移居東北，又有大量朝鮮族人加入中共，東北的中共隊伍迅速擴大。據有關資料，一九二九年時滿洲省委所屬組織黨員人數還隻有二百五十四人，到一九三〇年便猛增至八百九十三人，一九三一年又發展到二千一百三十二人。在這些黨員中，朝鮮族人幾乎占了一半。特別在東滿地區，一千二百名黨員中有一千一百人是朝鮮族。又據統計，在這全滿一千多朝鮮族黨員中，有七十多人已成為中共滿洲省、市、地、縣級的重要幹部。可見，在東北地區，朝鮮族人已成了中共隊伍中極其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共除了有意識地在朝鮮族中發展黨員，又在朝鮮族中擴軍。“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利用當時民眾中強烈的反日氣氛，先後派出黨、團員和骨幹力量二百餘人到各地推動義勇軍的組建工作。從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四年春，在東滿、南滿、北滿、吉東各地，先後建立起了十八支中共直接領導和指揮的抗日遊擊武裝，其中相當部分成員是朝鮮族人。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他們之中也有不少人鍛煉成長為優秀的軍事幹部。
不過，這批已經加入了中共或中共領導下武裝部隊的朝鮮族人，在思想觀念上還不是完全中國化的。有不少人內心仍認為自己是朝鮮人，是為朝鮮複國而加入中共的。而當時的中共，也隻有打著“幫助朝鮮複國”的旗號，才能廣泛地吸引這些人。因此，在“團結”朝鮮族人這個問題上，中共始終沒有放棄“朝鮮獨立”這麵旗幟。可是，幫助朝鮮人複國終究不是中共的真正目的，這就需要對這些人進行進一步的思想改造，讓他們與中共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對此，中共也是頗化了一番心思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老中共黨員武亭為會長的“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時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號召中韓團結抗日，建立廣泛的反日統一戰線，並表示中共和八路軍將盡力支持朝鮮人民的英勇鬥爭。然後，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開始擴大組織，陸續成立了陝甘寧支會、 晉察冀支會、山東分會，使華北朝鮮青年會成為在華朝鮮族人最大的政治組織。
與此同時，中共又動員各地的朝鮮族抗日義勇軍加入八路軍，將這些分散的朝鮮族人武裝部隊抓到中共手中。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將已加入中共隊伍的朝鮮義勇隊集中改編為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由樸孝三任支隊長，金學武任政治指導員，李益星任副支隊長，下轄三個隊及留守隊，其成員則集體加入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這些人中，有不少後來成為朝鮮勞動黨黨內“延安派”的骨幹，如崔昌益（留守隊）、金剛（第二隊）、金昌滿（日戰區工作隊）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決議將聯合會改名為華北朝鮮獨立同盟，選舉金枓奉為委員長，崔昌益、韓斌為副委員長，文正一為秘書處長；將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改名為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由武亭任司令員，樸一禹任政委，樸孝三任參謀長。沈誌華說，至此，這支隊伍已經完全脫離朝鮮民族革命黨，成為中共直接領導下的、朝鮮人的政治組織和武裝力量。一九四四年二月，華北朝鮮獨立同盟總部從晉察冀邊區遷到延安，歸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直接領導。
從上述改造朝鮮族政黨和軍隊的過程看，中共至少從一九二九年起就已開始這種改造工作了，到一九四四年則已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務。至此，這批朝鮮族人已完全成為中共指揮下的隊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朝鮮獨立同盟”雖然屬於中共領導，但名義上仍以民族革命政治團體的身份開展活動。尤其這個同盟的委員長金枓奉組織上還不是共產黨員。中共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是為了迷惑更多的朝鮮族人。因為朝鮮雖已亡國，但畢竟它曾是一個有至少二千多年曆史的國家，朝鮮民族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中共雖有控製朝鮮的野心，在當時情況下讓這個組織打著“朝鮮獨立同盟”的旗號活動，比打著中共的旗號活動對中共更為有利。這是中共統戰術的運用。中共在奪得政權後曾總結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而中共在這些朝鮮族人身上，是將“三大法寶”都用上去了。
當時，中共除了操縱朝鮮獨立同盟，還在全國各地挑選優秀朝鮮族人到延安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以及太行山東北幹部訓練班接受培訓。到一九四〇年，各學校畢業的朝鮮青年就已有四十多人。中共這麽苦心孤詣地經營、培訓朝鮮族人，究竟真是為了幫助朝鮮人複國，還是想將這些人作為中共的“第五縱隊”，將來派到朝鮮去成為中共的代理人，那就見仁見智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預示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的徹底失敗已指日可待。八月六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數達十萬人瞬間灰飛煙滅的消息傳到天皇耳中令他感到震驚。八月九日蘇聯宣布對日作戰，更是對日本頑抗派的沉重打擊，加快了日本投降的步伐。而毛澤東得到蘇聯出兵的消息後，在八月十日和十一日兩天內以八路軍總部朱德名義連續發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軍、新四軍立即出動，去搶占城市、交通要道等戰略有利位置和接受日軍投降。其第六號命令是專為朝鮮義勇隊發的。命令說：“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及朝鮮境內作戰，現在華北對日作戰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及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消滅敵偽，並組織東北的朝鮮人民，以便達成解放朝鮮的任務。”細觀這個命令，解放朝鮮的任務居然要由中共八路軍總部下達，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這些朝鮮義勇隊究竟是獨立的、朝鮮人的軍隊，還是中共麾下的軍隊，至此應不言自明了。中共派這支部隊去朝鮮，究竟是為朝鮮而戰還是為中共而戰，也應該很清楚了。
這裏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武亭等所率領的朝鮮族武裝部隊真的能“配合蘇軍”去到朝鮮並解放了朝鮮，按照《開羅宣言》精神，日本投降後“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那麽在成立朝鮮新政權時，除了朝鮮國內的各抗日政治團體和遊擊隊應有代表參與，協助蘇軍“解放”了朝鮮的武亭等中共培植的政治軍事勢力，勢必也應在新政權中分到一杯羹。而以武亭等在政治上的成熟度和軍事上的力量考量，他們在朝鮮新政權中分得的“一杯羹”的分量恐怕還不會太小。而這，恐怕就是這麽多年來中共處心積慮經營朝鮮族人希望達到的目的，也是毛澤東在發布第六號命令時心中所想的。
但是，毛澤東的這個如意算盤被斯大林狠狠砸了一下，由此平添了許多曲折。十月十二日，駐朝鮮蘇軍司令部公布了一道命令：解散北朝鮮境內現有的一切武裝力量，隻允許各道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隊以維護社會治安。當時，有很多支朝鮮義勇軍隊伍正日夜兼程從中國在向朝鮮進發。就在十二日那天，一支由韓青率領的先遣縱隊到達新義州。但是，他們被蘇聯占領軍攔住了。蘇軍以執行《波茨坦公告》為名解除他們武裝，並不準他們進入朝鮮。經過幾天激烈的爭論和協商，最後蘇軍雖然同意發還武器，但仍不準他們進入朝鮮，要他們回中國去。此後，一支由金浩和金剛率領的六百多人的隊伍用偷渡方式渡過了鴨綠江，被蘇軍發現後也被繳械並趕回中國。
十一月初，武亭率三千多朝鮮義勇軍與中共中央派出的首批幹部到達沈陽。在得知蘇聯不準武裝部隊進入朝鮮的消息後，武亭將部隊暫時駐紮在沈陽郊區等候中央新的指示。數日後，武亭按中共東北局指示，將這批去不了朝鮮的義勇軍改編成四個支隊（原計劃成立七個支隊），分別前往東滿、南滿和北滿開展擴軍和消滅當地殘存敵人的鬥爭。武亭自己則經過與蘇聯占領軍交涉後得到蘇軍同意，在十一月十三日與朝鮮獨立同盟主要幹部金枓奉、崔昌益（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等共七十餘人，不帶武器，以個人身份返回朝鮮。
武亭是怎樣與蘇軍交涉的？蘇軍為什麽會允許武亭等人回國？這裏麵具體的細節我不清楚。但我以為這與他們都是朝鮮知名的政治人物有關。如武亭就在不久前的十月，在朝鮮的選舉中已缺席當選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第二書記，和北朝鮮五道行政局副委員長。金枓奉更是老資格的朝鮮政治活動家，一九二一年加入高麗共產黨，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創建朝鮮民族同盟，一九四二年被推舉為朝鮮獨立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崔昌益一九四二年參與組建朝鮮獨立同盟，任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戰後朝鮮獨立建國，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一旦認真交涉，蘇聯很難拒絕這些人回國。至於其他當時未能回國的中共朝鮮族重要幹部，如時任朝鮮義勇軍副司令樸一禹等人，他們後來也陸續找機會回到朝鮮。尤其樸一禹，據說他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國時一下子帶去了二千個義勇軍骨幹。祇是我不清楚這麽多人他是怎樣帶回去的。
按理，蘇共、中共都是共產黨，是“一家人”，蘇聯占領軍不應拒絕中共派來的人進入朝鮮，何況這些都是朝鮮族人。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恐怕是毛澤東也沒有預料到的。那麽為什麽蘇聯占領軍要拒絕這些人回朝鮮呢？所謂執行《波茨坦公告》當然隻是門麵上的理由。據我推測，關鍵是斯大林對朝鮮的想法起了變化。二戰後朝鮮獨立建國的原則，是美、英、中三國首腦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發布的《開羅宣言》中確定的。當時蘇聯還在進行艱苦的衛國戰爭，斯大林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對這個宣言也沒有提出異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德國柏林近郊波茨坦開會討論敦促日本投降問題，二十六日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所提條款必須實施，另規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軍隊完全解除武裝，成立和平責任政府。在上述條件達到後，盟國占領軍立即撤退。這個《波茨坦公告》對戰後朝鮮獨立建國立場與《開羅宣言》一樣，並沒有任何變動。但是，在波茨坦會議前的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還舉行過一次會議。在這次沒有中國參加的會議上，三國首腦簽署了一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協定》。當時正是美國對日作戰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戰爭最激烈的階段。有鑒於之前美軍在日軍頑強抵抗下傷亡慘重的經驗，羅斯福總統力邀蘇聯紅軍參戰，以減輕美軍的作戰負擔。而斯大林提出的參戰條件，除了要收回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後被日本奪去的庫頁島等島嶼，主要是要保持或恢複蘇俄過去在中國的利益，如外蒙古的獨立地位維持不變，蘇聯對中國大連、旅順港的使用權，以及在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有關利益必須得到保證等。斯大林的這些涉及第三國利益的不當要求，按理美國總統羅斯福根本無權處理，可是，他不與中國商量竟就擅自答應了。羅斯福的這種行為，不僅表明了他有求於蘇聯，也暴露了他的自私和無恥，因此也壯了斯大林的膽：既然你可以為了美國的利益這樣無恥，我也可以為了蘇聯的利益無恥一下。因此到了北朝鮮真的被蘇軍占領後——或許還在出兵前——他就定下了要推翻《開羅宣言》原則的主意，要將北朝鮮長久地置於蘇聯控製之下，讓它與外蒙古一樣成為蘇聯在東亞的附屬國了。這一點，從蘇軍進入朝鮮打到三八線，然後迅速在三八線設置防禦工事，關閉南北韓通道，把北朝鮮變成蘇聯管轄的“獨立王國”這一點就可看出端倪。如前所述，蘇聯將外蒙古控製在自己手裏，除了可以獲得蒙古豐富的肉、奶、皮毛及各種礦產，對蘇聯的民生大有裨益，國防安全上也可作為蘇中之間的緩衝國。而控製了北朝鮮，蘇聯同樣可以獲得不少好處。
如果這個猜測不錯，那麽在這種考量下，斯大林勢必要培植忠於蘇聯的人作為管理北朝鮮的代理人。當時，這個有幸成為蘇聯代理人人選的“花球”落在了年輕的金日成頭上。金日成一九一二年四月出身在朝鮮平安南道大同郡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一九二五年隨父逃亡到中國，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參加抗日遊擊隊，一九三六年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第三師師長，一九四〇年在日軍圍剿下金日成隨軍撤退到蘇聯。一九四二年東北抗日聯軍被改編為蘇聯遠東方麵軍第88獨立步兵旅，金日成任第一營營長。一九四五年九月，金日成隨蘇軍回到朝鮮，十月任北朝鮮共產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責任書記。一九四六年二月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成立，金日成被推選為委員長。以金日成這樣的資曆，與武亭、金枓奉那些老革命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但是，斯大林既然選中了金日成作為蘇聯的代理人，自然要扶持他，既不容其他政治勢力和軍事力量威脅到金日成的地位，也不容他國插手朝鮮事務，妨礙蘇聯對朝鮮控製。就當時北朝鮮的情況言，除了被美軍占領的南韓對北朝鮮是個威脅，隻有中國既有這樣的野心也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斯大林要防的其他政治勢力和軍事力量幹擾北朝鮮，其實主要防的就是中共及其培植的朝鮮義勇軍。於是這才有了蘇軍拒絕從中國來的朝鮮義勇軍進入朝鮮這一幕。
我曾見到有人將武亭等率領的朝鮮義勇軍不能進入朝鮮的原因，解釋為他們到達沈陽時日本就已經投降，因而失去了與蘇軍一起解放朝鮮的機會。對這種想當然的解釋我並不認同。我覺得配合蘇軍解放朝鮮隻是中共的一廂情願。因為包括解放朝鮮的對日作戰，主導者是美國，蘇軍僅是美國邀請參戰的友軍，當時三八線也隻是劃分美軍和蘇軍作戰區域的臨時分界線，所以中共派出軍隊到朝鮮來，盡管打著朝鮮義勇軍的旗幟，是否能得到美國和蘇聯同意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何況斯大林對朝鮮戰後的安排已經有了自己的打算。如果斯大林真的想讓朝鮮戰後自由、獨立建國，那麽武亭、金枓奉等作為朝鮮人中一支重要的政治、軍事力量，而且他們也是共產黨，即使晚了些時日，蘇軍也不應阻攔他們進入朝鮮。所以，這件事的關鍵絕對不是因為武亭他們到得晚了，而是斯大林根本就不容許他們來插手朝鮮問題，幹擾他對北朝鮮戰後的安排。其所反映的實質，是中蘇爭奪朝鮮控製權的一場前哨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