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49）
關於遣返戰俘問題的糾纏
軍事分界線的爭執告一段落以後，中方在遣俘問題上又與聯合國軍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辯和無止境的糾纏，使談判又拖延了一年多才最終簽下停戰協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交戰雙方交換了戰俘資料。中朝方麵稱他們現拘留的戰俘共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其中美軍三千一百九十二人，英國等盟國戰俘一千二百十六人，韓國戰俘七千一百四十二人。聯合國軍方則交出了十三萬二千四百七十一名戰俘的名單，其中中國人二萬零七百二十人，其餘是朝鮮人。聯合國軍方同時還宣布：聯合國軍方（不包括南韓軍）有一點二萬人失蹤（其中美軍一萬零八百人），南韓軍方有八點八萬人失蹤。上述數字與中朝方交出的名單數字有很大差距。一九五一年六月，朝鮮廣播電台曾公布過一個俘敵數字，說有六點五萬人。因此聯合國軍方要求中朝方麵解釋其他五萬多戰俘的下落。對此，中朝方推說有大批戰俘早在談判前就已經釋放。（見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後來查明，有相當數量的美、英等國戰俘被中朝秘密關押，沒有將名單通報聯合國軍方麵；而南韓戰俘除了部分已被虐殺，大部分被補充到北朝鮮人民軍中去了。所以，中朝方的這個解釋是非常不誠實的。
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中方一開始就要求“全部遣返”。這是毛澤東定的原則。但是，聯合國軍方麵基於天賦人權的原則，同時又鑒於中朝方惡劣的人權紀錄，以及蘇聯在二戰後報複、清算蘇聯戰俘“叛國罪行”的前車之鑒，擔心戰俘回國會受到迫害，提出應以“自願遣返”為原則。“全部遣返”和“自願遣返”是兩個針鋒相對的原則，矛盾的焦點就在戰俘有沒有人權，遣返應不應該遵從戰俘本人意願這一點上。也許有人認為：誌願軍是中國人，即使當了俘虜，美國人也應將他們全部遣返回中國。確實，美國人無權扣留一個戰俘不讓他們回國。但是，若戰俘自己不願回國怎麽辦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要明白：美國有義務遣返所有戰俘，但並無義務一定要配合中共強迫那些不願回國者回中國大陸。戰俘離開戰俘營以後去哪裏要尊重戰俘本人的意願。第二要明白：強迫遣返戰俘違背美國人普遍的道德觀和人權觀。因為戰俘也是人，他們也應享受天賦人權。所謂“全部遣返”的實質，是將被俘人員當成了槍、炮一樣沒有靈魂的戰爭工具，可以任由主人擺布。毛澤東將他們送出國去打仗可以不問他們的意願，當了俘虜遣返同樣不用問他們的個人意願願不願回來，他們生是中國的人，死了也是中國的鬼，凡不願回國的就是叛國。也許在毛澤東看來，留下一個戰俘在外就是他“天朝大國”的奇恥大辱，所以必須全部遣返。這樣的觀念，這樣的情形，在封建極權統治的國家或許會被認為是正常的，但與西方社會尊重人權的觀念格格不入，所以理所當然地被拒絕了。
為了達到“全部遣返”的目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了一個死纏爛打的指示，說：“隻有堅持鍥而不舍，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沈誌華：《中蘇領導人對朝鮮停戰的政治考慮》）可是，聯合國軍方麵代表絲毫不讓步。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達成一致意見，通過了題為《美國政府關於自願遣返朝鮮境內戰俘的最後立場》的致總統備忘錄。備忘錄說：“經過各方麵考慮和權衡所有風險後，我們的結論是，為了對抗共產主義極權世界，美國在道義和心理戰上的立場要求我們不接受任何需要美國強製向共產黨人遣返戰俘的行動。這些戰俘強烈反對這種形式的遣返，而且他們一旦返回，很可能會遭到報複。不過實施這一政策的方法應盡力減少共產黨拘留下的戰俘的危險，爭取達成停戰協定，以及最大限度地獲得國內、國際輿論的支持。”（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這個立場最後得到總統杜魯門的支持。杜魯門宣布：“強製遣返和我們這場戰爭的基本道義與人道原則相違背，我們不能為了一個停戰協定，將人類置於被屠宰和奴役的境地。”（見金鍾：《韓戰與中國反戰文學的突破》，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香港“開放網”。）從此“自願遣返”成了聯合國軍談判代表不可動搖的原則。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聯合國軍方不理中共的無理取鬧，在巨濟島戰俘營開始遣返的甄別工作。四月十九日，聯合國軍宣布初步甄別結果，在二萬多誌願軍戰俘中隻有五千一百人願意遣返中國。
誌願軍戰俘中願意遣返中國大陸的人這麽少，是不是如中共宣傳所說的是美國人和台灣國民黨“特務”“搞鬼”的結果呢？如果一定要說有人“搞鬼”，則這“鬼”就是不同的人權觀。美國人堅持的是“自願遣返”，是讓戰俘自己來決定他們的去向，而不是由某個人以“祖國”的名義強迫他們回國。假如誌願軍戰俘都自願要求回國，則美國人想“搞鬼”也是搞不成的。所以，這麽多誌願軍戰俘不願回國決不是美國人搞鬼的結果，也不是台灣“特務”搞鬼的結果，而是另有原因。這原因中既有曆史的政治原因也有現實的政治原因。曆史原因是當年前期入朝的誌願軍部隊中有不少是林彪四野部隊。而四野部隊中有相當大比例是原國民黨部隊的官兵和原滿洲國的官兵。林彪部隊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入關的十萬人，到一九四八年短短二三年內就發展到一百多萬，除了在當地農村招收了部分兵員，還吸收了大批偽滿洲國軍隊官兵和國民黨軍隊的戰俘。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到美國不久，一次為辦什麽證件在一處政府機構排隊，遇到一個不相識的老人排在我前麵，問我從什麽地方來。交談幾句後不知怎的他開始大罵國民黨陳誠，說是陳誠丟了中國大陸。原因是日本投降後東北有四十萬原滿洲國的軍隊等待國民政府收編，這些軍隊素質十分高，入伍士兵一般都要求有高中文化水平，武器是日本最新式的，戰鬥力絲毫也不比日本關東軍差。可是國民黨接收大員陳誠不要，說他們是漢奸部隊，下令就地解散。這些人沒有出路，正好林彪大量招收，結果大多投了林彪部隊，從而大大提高了林彪部隊的戰鬥力。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林彪部隊中有大批偽滿軍隊。此後林彪靠這支部隊在東北戰勝了國民黨部隊。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後，林彪又吸收了大量國民黨的俘虜和投誠、起義的部隊。這支部隊從關外打到關內，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打遍了大半個中國，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大功。俗話說“一子錯，滿盤輸”，所以聽這個老人這樣說，這四十萬偽滿洲國軍隊的出路與國民黨丟失大陸確實有些因果關聯。也因此之故，這些由解放軍變身誌願軍的部隊中，天生就有相當數量的原國民黨甚至偽滿的軍隊成員，乃至誌願軍的俘虜中也就有不少這樣的成員。如果說這些國民黨、偽滿洲國軍人投身解放軍以後中共能對他們一視同仁，則不願回國的可能會少一些；問題是這些人在解放軍中普遍受到歧視，與當初吸收他們進解放軍隊伍時的宣傳根本是兩回事。到了朝鮮戰場後他們又親身體會到中共隻是將他們當作炮灰的做法，因此有不少人心中積有怨恨。現在有機會脫離中共，他們當然不願放棄這個機會。徐焰在《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一文中有一個統計數字，指出在全部誌願軍二萬多戰俘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原來國民黨軍隊的戰俘，其中三千多人曾參加過國民黨或三青團。而要求回國的有六千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這樣的誌願軍成分，難怪有人說，毛澤東將這些原國民黨的官兵送去朝鮮戰場，是有意將他們當炮灰的。
我曾在好幾份有關資料中見到，說誌願軍部隊中的這些原國民黨戰俘、投誠的“解放兵”，在解放軍中普遍受到歧視。聯想到誌願軍被匆匆送了朝鮮戰場，好多官兵連冬衣都沒有就被上級驅趕在零下三四十度嚴寒下作戰，戰情緊急或許是原因之一，但這種不把士兵當人的做法，畢竟有違人道，也難免會引起人們猜想，從而引起廣大官兵的怨恨。據一份出自誌願軍內部的《一九五二年誌願軍後勤工作簡結》，說在十一萬人的誌願軍後勤部隊中，從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十一月的十一個月中，發生自殺的有一百零九人，自傷的三十九人，逃亡的六百八十七人。至於這些人為什麽自殺、自傷、逃亡，《簡結》沒有說。但想必與他們在部隊中生存條件惡劣、待遇不公、前途無望有關。這是後勤部隊的情形。至於前線部隊，條件更惡劣，情況也恐怕更嚴重。我曾看到過一個誌願軍的回憶文章，說當年所有誌願軍的衣領上都有記號，戰鬥受了傷，戰場救護人員第一動作是翻看這記號，凡軍官和中共黨員、團員可以獲得優先救護，一般戰士則要等有人手時才來救你。關於這一個情況的真偽，誌願軍回國戰俘、原誌願軍第180師文藝兵林模叢在接受“美國之音”《解密時刻：誌願軍戰俘》節目記者采訪時也有所提及。唯林模叢說這個記號寫在誌願軍上衣的胸牌背麵，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我查有關資料，當年誌願軍出國作戰都是不帶胸章領章的。誌願軍帶胸章標記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以後才有的。所以那個說衣領上有記號的誌願軍說的比較可信。當然，這些老兵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記憶有誤也是不足為奇的，但若說他們無中生有編造一套則恐怕還不至於。林模叢還說到：尤其令人氣憤的是他所在的第180師被敵人包圍後，很多團、營級部隊的建製還是完整的，隻要師領導指揮得當，還是有可能帶領部隊衝出包圍圈的。可是師部下令以小組為單位分散突圍。師長、師政委帶了幾個身手敏捷的警衛和偵察兵以及朝鮮向導，丟下部隊自己開溜。有些士兵看到後要隨他們走，他們竟拔槍威脅不準，怕人多暴露目標。師長、政委這樣做，團、營幹部也學樣照做。以致有的士兵氣憤不過，幹脆主動向美軍投降，並向美軍舉報這些當官的行蹤和部隊隱藏的武器庫。
而當時對這批誌願軍俘虜在決定去向時影響最大的，恐怕還在他們出國前看到的、聽到的、甚至親身經曆的中共政治鬥爭的殘酷。他們雖然現在是解放軍、誌願軍了，但他們以前偽滿洲國軍、國民黨軍的曆史，都經曆過好幾次政治審查，自己交代、相互揭發，嚴酷的處罰，恐怖的殺戮，都使他們思之膽寒。好多官兵來自中共的老解放區，那裏的土改進行的早，那種鬥爭清算地主階級的暴行，也對他們產生重大影響。現在自己身為敗軍，做了美國人的俘虜，以當時中共一再宣傳的軍隊紀律和是非標準，戰敗不死而做了俘虜，就是做了叛徒，一旦回國共產黨將怎樣對待自己，心中總有一種不祥的恐懼感。而不回大陸去台灣，雖然不能與家人團聚，但至少可以活命。無論如何，國民黨和共產黨哪個好或哪個更不好，他們都是過來人，心中自有比較。所有這些，最後促使他們艱難地做出了攸關自己生命、前途的決定。
七月十三日，聯合國軍代表提出一個遣返方案，其中朝鮮人民軍戰俘被遣返的約為全部戰俘的百分之八十；中國誌願軍戰俘被遣返的占全部戰俘的百分之三十二。負責板門店談判的李克農向毛澤東報告說：“這個總數比我們估計高，離我們九萬上下的底盤不遠。”並說：“對方答應遣返人民軍六萬七千，大體上人民軍好的分子皆已回來，不回來的可能大部分是那些敵人在仁川登陸後新參軍的人。至於誌願軍方麵國民黨特務是作了長期的工作的，這是對方扣留的重點。”言下之意是有這樣的結果已經可以了。不願遣返的都是些反共的，很難將他們弄回來。
這是中方談判代表團的態度。至於朝鮮方麵的態度，蘇聯駐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在向莫斯科作的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工作報告中就這樣說：“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麽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 （見沈誌華：《中蘇領導人對朝鮮戰爭的爭治考慮》）此時，金日成獲知聯合國這個新的遣俘提案以後立即致電毛澤東，主張接受美方條件實現停戰。徐焰在《毛澤東和抗美援朝戰爭》一文中這樣說：“朝鮮領導人因對戰爭災難的感受最強烈，希望停戰的要求最為迫切，因此讚成朝中談判代表接受敵方提案的意見。”
可是，毛澤東斷然否決了談判代表團的意見。他說：“我們的同誌太天真了。談判不在數字之爭，要爭取在政治上、軍事上有利情況下的停戰。在敵人壓力下接受這個方案等於是結城下之盟，對我不利。”七月十五，毛澤東給金日成和李克農發了一份由周恩來起草，由他本人審定的電報，重複了上述觀點，並亮出了他的打算：“不接受，並準備敵人破裂，我們具此決心，敵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繼續拖延，我堅決不退，敵人仍有讓步可能。如不讓或破裂，我應決心與敵人戰下去，從敵人不得解決的戰爭中再轉變目前的形勢。”（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同日，毛澤東給斯大林也發了個電報，除了重複給金日成、李克農電報的理由，還敲打了一下斯大林，說“ 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言下之意：若你不堅持全部遣返戰俘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就是對敵軟弱，而這將會影響整個共產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鬥爭，當然也會影響你斯大林的聲譽。斯大林從反對金日成發動“統一”南韓的戰爭到後來同意，相當大程度是在金日成和毛澤東聯合逼迫下，出於維護自己聲譽的考慮。現在毛澤東故技重施，再次捅了斯大林的這根軟肋；再說朝鮮戰場是毛澤東掌握主動權，他要打，蘇聯反對也起不了大作用，於是斯大林不得不讓步。第二天斯大林複電毛澤東表示：“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傳》）金日成立即結束戰爭的要求就這樣被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