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37）
三、朝、中、蘇三國，各自應對發動朝鮮戰爭負怎樣的責任？
依一般人想象，蘇聯是共產陣營的頭，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是斯大林批準的，所以斯大林對戰爭應負最大的責任。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也並不全然如此。從現有的各種資料看，發動朝鮮戰爭，在朝、中、蘇三國中，朝鮮金日成是最主動的，中國毛澤東是最積極的，相比之下蘇聯斯大林的態度最消極，是被動的。因此，對發動朝鮮戰爭應負責任的人，首先是金日成，其次是毛澤東，然後才是斯大林。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第一與金日成、毛澤東、斯大林這三個人的個人欲望有關，第二也與各自國家的處境有關。
以金日成來說，原本統一的朝鮮現在分成南北兩個國家他當然是心有不甘的。但對斯大林來說，南北韓統一就不是那麽特別重要的事情。當時斯大林最關心的是兩件事。一件是恢複蘇聯的元氣，一件是穩定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二次大戰對蘇聯造成了嚴重傷害，除了物質上的損失，還有大量人口死亡，特別是戰爭中男性青壯年死亡和因傷殘疾的比率特別高，使蘇聯大傷元氣。據不完全統計，在二戰中直接死於戰爭或因戰爭死亡的人數約七千萬，其中蘇聯就死亡了二千六百六十萬，占二戰死亡總人數百分之三十八，占當時蘇聯總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因此，從蘇聯的根本利益考慮，當務之急莫過於讓蘇聯人民休養生息，恢複蘇聯的元氣。在此同時，二次大戰後共產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勢力範圍劃分基本穩定下來，並得到對方的默認。在東歐，戰後有大片土地納入了蘇聯的控製範圍。蘇聯紅軍在進攻希特勒德國時沿途解放了波蘭、捷克、東德、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好幾個國家。莫斯科在這些國家建立了聽命於它的傀儡政權。在遠東，通過《雅爾塔協議》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恢複了昔日帝俄的利益，並占有了與日本有領土爭執的庫頁島南部和北方四島，以及控製了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北的地區。雖然，斯大林在朝鮮半島想以金日成為代理人來統治全朝鮮的圖謀一時不能實現，但能夠得到北朝鮮也已是不錯的收獲。所有這些新納入蘇聯勢力範圍的廣袤土地，都需要時間去慢慢消化。除此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斯大林對美國在二戰中表現出來的強大國力也有很清醒的認識。尤其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四九五月年，斯大林在幾乎長達一年的封鎖西柏林、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嚐試失敗後，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是不想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再發生戰爭了。簡言之，二戰以後斯大林的全球戰略是以守成為主，不想讓自己再卷入戰爭，害怕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這與當時正在尋求“民族解放”的其他國家“兄弟黨”來說，其利益訴求顯然有所不同。
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早就已看出端倪。他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形容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妥協”，認為中共隻有不妥協、通過鬥爭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寫的《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中指出：“美、英、法同蘇聯之間的這種妥協，隻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鬥爭的結果。這種妥協，並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P1081，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妥協”是雙方的妥協；一方要妥協，另一方不願妥協，則就“妥協”不成。所以，在毛澤東這句隱晦曲折的話中所要表達的意思，除了暗中指責蘇聯的妥協政策，還在號召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能完全聽從莫斯科的指揮。一九四九年，斯大林曾要求中共解放軍打到長江邊為止，與國民黨政權劃江而治，被毛澤東拒絕。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個例子。
由於二戰後斯大林秉持的是保守的全球戰略，並且他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他害怕北朝鮮進攻南韓會引起美國的幹涉從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斯大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於金日成提出的、要求蘇聯幫助他統一朝鮮半島的要求一直不同意，並且約束金日成有這樣舉動的原因。而朝鮮統一問題其實本來不關中共什麽事。當時北朝鮮是由蘇聯控製的，而且蘇聯在朝鮮問題上對中共防守很嚴，再加上中國自己也剛結束多年戰亂，百廢待興，實不宜再卷入一場無謂的戰爭。但是，毛澤東的態度卻十分積極。他不僅明確表態支持金日成的“統一祖國大業”，還有十分豪爽的實際行動。一九四九年四月北朝鮮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金一代表金日成來華，要求將林彪四野中的朝鮮族官兵移交給金日成時，毛澤東不僅一口答應，還附送全部武裝。毛澤東這樣做，我認為除了與他的政治信念有關，也與他的個人野心有關。不過這個問題以後再談。眼下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他不但大大助長了金日成發動戰爭的野心，同時也“將”了斯大林“一軍”，令斯大林感到為難和難堪。試想：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的首領，其支持兄弟黨革命的態度反不及中共熱情，不及毛澤東有膽量和有擔當，豈不要在各國共產黨麵前大失威望，對比毛澤東要相形失色？
一九四九年七月，金日成在得到毛澤東給他的兩個朝鮮族師（原林彪四野的164、166師）以後，膽氣大壯。（一九五〇年四月，金日成又接收了原林彪四野的156師。）九月三日，金日成的私人秘書文日向蘇聯使館通報，說南朝鮮最近企圖奪取甕津半島三八線以北的部分地區，並炮擊海州市的水泥廠，因此金日成請求準許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奪取甕津半島及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以縮短防線。通報中還說如果國際局勢允許，還準備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說他相信北朝鮮軍隊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占領南朝鮮。這個要求與以前的要求一樣，被蘇共嚴詞否定了。否則，朝鮮戰爭那就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九月就爆發了，而不是五〇年的六月。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南北韓之間曾發生過一次武裝衝突。先是南韓軍隊入侵三八線以北一點五公裏處一個叫法音山的高地。這處高地據南韓事先觀察原來是無人駐守的。這種“侵略”行為北朝鮮當然不會容忍，於是駐守附近的北朝鮮第三警備旅迅速發起反擊，最後擊退了南韓軍隊並占領了這個高地和附近另一處高地。由於這次行動是蘇聯駐朝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並默許了的，事後也未向斯大林報告，莫斯科知道後極為惱怒，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嚴厲指責蘇駐朝大使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采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複雜化的指示”，對他提出了警告。由此可知當時斯大林對進攻南韓的態度。
據有人統計，從一九四七年二月到四九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請求同意進攻南韓的電報少說也發了幾十個，但都被斯大林拒絕。因此，相比毛澤東“積極”、“慷慨”的態度，金日成未免要對斯大林產生怨望。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發來的電報，說金日成在一次宴會後借著酒意發牢騷，說如果斯大林不支持他打南韓，他就去見毛澤東。他還指責蘇聯不允許他進攻翁津半島，否則人民軍在三天內就能成功。我不知道金日成的這些牢騷話對斯大林造成了多大刺激，總之是到了一月三十日，斯大林終於改變主意同意金日成的要求了。他親自回電什特科夫說：“我理解金日成同誌的不滿，但他應當明白，他想對南朝鮮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麽，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從這封電報的措辭，我們不難看出來斯大林同意與金日成討論攻打南韓的態度是很勉強的，而且是有保留的。而在打南韓這個問題上，不論毛澤東出於什麽目的，客觀上他與金日成兩人形成了夾攻斯大林的局麵，對斯大林造成了極大壓力是不爭的事實。但斯大林畢竟是斯大林。久經政治大風大浪的他豈是輕易就能被人逼得就範的？因此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斯大林的態度再次發生變化。一月底，他告訴金日成他已經決定要幫他；四月間，在金日成訪蘇時斯大林還叮囑金日成打南韓一事必須對毛澤東保密；可是到了五月中旬，他就要金日成去北京與毛澤東商量，並告訴金日成，究竟打與不打要由毛澤東來決定。為什麽打與不打要由毛澤東來決定，而不是斯大林決定呢？實際上，斯大林是用“主動放權”的方法將這個燙手山芋扔回給了在一旁起哄的毛澤東：你不是很支持金日成的“統一祖國大業”的嗎？那就由你來幫助金日成完成這個任務吧！
我認為，斯大林在打南韓問題上從原來對毛澤東保密，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要由毛澤東來決定打與不打，其實是作了一個艱難而又大膽的抉擇。因為此時的斯大林，我相信他已經認識到了毛澤東已成為挑戰他權威的可怕對手，並且明白毛澤東正在千方百計插手朝鮮事務。他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但無力阻擋金日成統一祖國的要求，而且內心深處仍有不想與美國正麵衝突的顧慮。在這樣兩難的局麵下，經過再三權衡，斯大林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那就是他寧肯失去對北朝鮮的控製權也要懲罰一下毛澤東。於是他就使了一個故意放權，請君入甕之計，將毛澤東推到了矛盾的第一線。我推測斯大林很可能是這樣的想法：你毛澤東不是積極支持金日成打南方的嗎？那這仗就由你來幫他打吧。若你也不肯承擔戰爭的風險，則金日成怨恨的人就不再是我而是你了。到時你那副假革命的嘴臉就會被你自己擊得粉碎。若你真的肯打，則讓美國來教訓你一下也好。如果中共在朝鮮戰爭中打得元氣大傷，對於蘇聯來說也是好事，至少對蘇聯的威脅就沒有那麽大了。
這是中蘇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全部關係中最關鍵的一點。這不僅是中蘇兩國為爭奪朝鮮的控製權而發生的一場鬥爭，也是毛澤東挑戰斯大林權威的一場鬥爭。而明白了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是這樣一種關係，對於後來蘇聯故意讓聯合國通過譴責朝鮮為侵略國和組織聯合國軍的決議，讓武器落後的中國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與武器先進的美軍對撞；對於中共要求蘇聯出動空軍支援誌願軍多次推托拖延，看著中國誌願軍在朝鮮戰場遭受美機轟炸造成巨大傷亡而無動於衷；以及為了朝鮮戰爭中國不僅出人還要出錢，蘇聯則一毛不拔反做了一回軍火商，而中共居然還要乖乖地付錢，等等一些過去認為難以理解的問題，由此統統可以得到解釋。
當然，斯大林從嚴禁金日成對南韓發動戰爭到同意，受到毛澤東和金日成的聯手壓迫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另一個方麵當時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有利北朝鮮的因素，客觀上減輕了斯大林擔憂美國幹涉的顧慮。當時，對北朝鮮有利的形勢主要有三點：
第一，北朝鮮國力、軍力比南朝鮮強大。北朝鮮麵積占全朝鮮百分之五十七，人口九百萬，南朝鮮麵積占百分之四十三，人口二千一百萬，但是全國所有礦產、電力和工業幾乎都集中在北部，南部僅有農業及微不足道的手工業。蘇軍封鎖邊界後，南朝鮮因無礦產、電力而幾陷癱瘓，物價飛漲，政局不穩。南韓總統李承晚是朝鮮著名的愛國主義者，他從一九一九年開始就為朝鮮的獨立奮鬥。但是，李也是個獨裁好鬥的人物，常口出狂言說隻要美國給他飛機、汽油，他就能在二個星期內征服北朝鮮。因此之故，美國對李承晚並不信任，軍事上隻給了維持秩序的武器，極少飛機大炮等重兵器。軍隊的訓練也很差。據《李微奇回憶錄》說，美軍在撤出南韓時“我們正視當時實際局勢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項決定，即完成六萬五千人保安部隊的裝備任務，並向四千人的海岸警衛隊提供輯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盜和敵人滲透所必需的船隻”，“最後隻留下一個大約有五百名官兵組成的軍事顧問團。”“一九五〇年五月，開城再次遭到北朝鮮炮火的猛烈襲擊。此時，我們自己卻正在飛快地撤離南朝鮮。”（這一點也證明了美國並無武裝南韓侵略北方之意。）又據一份資料：戰爭爆發前，南韓軍隊共有九個師，總兵力約九萬八千人，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毫無戰鬥經驗的新兵，裝甲車二十七輛，火炮一百二十九門，能作戰的飛機隻有十架。相反，北朝鮮軍隊無論兵力和武器裝備都要優於南韓。據中共軍事專家徐焰在《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一書中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前，朝鮮人民軍已有十二個步兵師，十五萬人。此外還有許多地方警備隊。蘇聯也提供了許多坦克、火炮和飛機。北朝鮮軍隊無論在兵力、裝備、士氣、作戰經驗方麵都比南韓占很大優勢。”加上北朝鮮是中央集權製度，工業基礎好，實行土地改革後無償獲得土地的農民對政府多表擁護，因此相對國力也要比南韓強盛好多。
一九四八年九月，蘇聯經過三年的經營，把北朝鮮的黨政軍各方麵都整訓好了，開始將蘇軍撤走。此舉對駐南韓的美軍造成輿論壓力。因此到了一九四九年六月，美國也下令將駐南韓的五萬軍隊撤走，隻留下幾百人的顧問團。美軍撤走後，沒有進攻武器的南韓軍隊顯然更不是北韓軍隊的對手。這就給了北朝鮮武力進攻南韓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
形勢對北朝鮮有利的第二點是一九四九年八月蘇聯也成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同年十月中共奪權成功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蘇聯結盟。這兩點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對共產陣營在遠東的力量有了新的信心。
形勢有利的第三點是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說“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幹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以把美國卷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他明確表示美國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杜魯門還聲稱美國的安全線既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美國不會為了保護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軍事行動。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也發表內容相同的講話。全世界輿論普遍認為，美國的安全線不包括台灣和南朝鮮就是表示美國已放棄了對南韓和台灣的保護。這無異起到了鼓勵金日成冒險的作用。也令斯大林產生了錯覺，以為北朝鮮攻擊南韓或許不會引起美國幹涉。
盡管如此，斯大林對戰爭的風險仍疑慮重重。一九五〇年四月斯大林與金日成會談商量發動戰爭事，據當時在場的赫魯曉夫回憶說：金日成“對斯大林說他一定會勝利的。我記憶中斯大林是懷疑的。他擔心美國會卷進來。但我們傾向於認為，如果戰爭打得快——金日成確信這場戰爭很快會取勝——那麽可以避免美國的介入。”（《赫魯曉夫回憶錄》中譯本，P532，東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赫魯曉夫的回憶反映出了：盡管斯大林已同意與金日成討論進攻南韓問題，但直到戰爭爆發前二個月他的態度仍是不堅決的。他始終在擔心美國會不會出來幹涉。
總之，以上所有事實都證明了：在發動朝鮮戰爭問題上，金日成最主動，但毛澤東最關鍵。斯大林最後要金日成得到毛澤東同意才能發動戰爭，說明從此時起斯大林已將發動戰爭的決定權交給了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不支持，金日成是很難將戰爭發動起來的。盡管金日成曾多次要求斯大林同意他“統一”南韓的計劃還發過牢騷，但我以為控製住金日成他斯大林還是能辦到的；難的是毛澤東。斯大林控製不住毛，而偏偏毛又在背後煽風點火。所以由此分析，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發生其實是要負很大責任的。在這個問題上，絕對不是如有人說的那樣，毛澤東是上了斯大林的當被拖入戰爭的，而是恰恰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