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33）
事實之五：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朝鮮戰爭正進行之中，中共為籌集戰費，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名義向全國各界發出捐獻飛機大炮支援誌願軍的號召。為方便認捐，中共還公示了各種武器的價格：一架戰鬥機人民幣十五億元（舊幣），一輛坦克二十五億元，一門大炮九億元等等。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布捐獻活動結束，說到五月底為止全國各界人民捐款數額共計五萬五千六百五十點三七億元，可購買戰鬥機三千七百十架，取得了巨大成果。在宣布的各地捐款額中，華東地區捐獻的款項最多，達二萬一千五百四十點六七億元，占全國捐款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多。其次是中南地區，也有一萬多億元。總的特點是工商業越發達的地區捐款越多。而在各地的捐款中大部分款項來自工商業者。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作者潘林寫的報道：《工商界在抗美援朝愛國運動中前進》。文章說“在捐獻飛機大炮運動中，各地工商界有很大成績。到目前止，全國十大城市工商界認捐的飛機數約占各該城市各界人民認捐總數百分之六十六點二”，在全國工農商學各界中貢獻是最大的。該文又說：
“各地工商業者為了進一步深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以實際工作來保衛祖國，廣泛訂立了愛國公約。據五月底的材料統計，僅上海就有二百多個行業的六萬多工商企業單位，北京有一百三十多個行業的二萬多戶自覺地簽訂了愛國公約。由於愛國公約的訂立，各地工商業者在執行納稅任務、協助政府穩定物價、改善經營等方麵，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繳納一九五〇年的營業所得稅時，重慶、上海、北京、南京、武漢等地的工商界人士，都組織了數千人以至數萬人的集體納稅大遊行。東北營口市工商界在四小時內，全市一百零六個行業全部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工商所得稅集體繳納任務。蘇南南匯祝橋鎮工商界出現了排成隊伍敲鑼打鼓跑十多裏路到縣城納稅的動人場麵。”
“在國慶節前夕，各地工商界紛紛發動了提前交款、提前完成捐獻任務的運動。如蘇南區無錫市工商界抗美援朝推進委員會，於九月十九日在蘇南人民廣播電台舉行捐獻廣播大會，該市工商界在舉行廣播大會的二小時內，即有一百多個行業打電話或寫信到廣播電台，一致表示響應號召提早完成捐獻計劃，大會當場收到各行業繳納的獻款二百四十五億九千四百十二萬元。正在開座談會的蘇州市工商界，聽到大會廣播，特地打長途電話向無錫市工商界應戰競賽。應戰挑戰條件是不僅提前完成原計劃捐獻一百五十億元，並增加捐獻四十六億元。上海、天津、沈陽、鄭州等地工商界都相繼舉行了集體繳款大會。由武漢工商界提出的繳款競賽，各地工商界正在熱烈響應。”
“北京市工商界繼九月二十八日舉行了‘迎接國慶增產捐獻集體納庫大遊行’之後，又在十月十七日召開了各行業、各攤商代表大會，決定以深入檢查愛國公約的執行情況、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半年捐獻計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繳款任務等實際行動，支援正在朝鮮前線英勇打擊美國侵略軍的誌願軍英雄們。西安市工商界決定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半年捐獻十架戰鬥機的計劃，並增獻‘誌願軍英雄號’戰鬥機一架，來迎接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國作戰一周年。”
上海是全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城市。據上海地方誌辦公室所編的《上海通誌》第六篇《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第二章第一節《參加抗美援朝》稱：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一爆發，七月二十一日，上海市工商聯籌備會就在大光明戲院召開第一次抗美援朝動員大會，全市工商界有二千多人出席。十一月二十七日，市工商聯籌備會在大光明戲院舉行第二次抗美援朝動員大會，通過《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計劃大綱》，號召全體工商業者以具體有效的行動來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任務。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捐獻飛機大炮運動開始。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工商聯召開執、監委員聯席會議，討論通過由盛丕華、吳雪之、劉鴻生、榮毅仁、項叔翔，胡厥文、吳蘊初、張錫昌八人提出的《建議以空軍三十個中隊（即二百七十架戰鬥機）作為工商界愛國捐獻的初步目標案》。七月五日至七日，市工商聯舉行上海工商界臨時代表大會，討論“捐獻初步目標案”，得到全體代表一致同意和擁護。此後，市工商聯分別在九月一日、九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五日，組織了三次集體繳款活動。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上海工商界已繳捐獻飛機大炮款項達到五千六百九十三億多元，超過初步捐獻飛機二百七十架目標百分之四十多。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上海工商界的捐款達六千多億元，折合戰鬥機四百零四架，占上海各界捐獻總數的百分之七十。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動員大會通過《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愛國公約》。主要內容有五條：（1）貢獻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誌願軍部隊；（2）堅守崗位，加緊生產，溝通物資交流，保證軍需民用物資的充分供應；（3）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保證穩定物價，不囤積居奇，不投機取巧，不欠稅，不逃稅；（4）加強時事學習，認清敵友，不聽信美帝和匪特的荒謬謠言；（5）保護生產設備和倉庫物資，嚴防匪特破壞。不到兩個月，簽名的工商業者達六萬人以上。此外，上海工商界還組織了優撫烈軍屬和赴朝慰問團等活動。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工商聯主任、有“鹽堿大王”之稱的民族資本家李燭塵，帶頭發起組織了全市四萬多工商業者參加的抗美援朝示威遊行。毛澤東在十二月二日複電李燭塵等，對他們的愛國立場表示歡迎，並給於高度讚揚，說他們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這個複電的意義，不僅僅是對天津工商界，也是對全中國工商界愛國熱情的肯定。
以上事實，件件樁樁都證明了：三年來，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中共非但沒有所謂的“猖狂進攻”；恰恰相反，是民族資產階級一直處在中共的“猖狂進攻”之中，是中共一直在處心積慮問民族資產階級要錢，以維持他們的“革命”。在這三年中，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中共的所有倡議，即使是心中不願意的也不得不要響應；對於中共的旨意，即使是在於己不利的情況下也是不敢違拗的。所以，毛澤東說民族資產階級猖狂進攻中共，是賊喊捉賊，完全顛倒了事實！
當然，我並不否認在廣大工商業者隊伍中，確實也有人犯有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牟取暴利等違法行為。但是，這樣的人在整個工商業隊伍中僅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他們並不能代表整個工商界。據當時中共對華北，東北，華東，西北，中南五大區的六十七個城市，以及西南地區的統計，參加“五反”運動的工商戶總共有九十九萬九千七百零七戶，最後查出有犯法行為受到刑事處分的隻有一千五百零九人，占參加運動工商戶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一五。其中判處死刑和死刑緩期執行的僅十九人。這樣的犯罪率甚至比“五反”前各地檢察機關起訴的貪汙行賄等商業犯罪案件還要少。這個事實，其實已由中共自己證明了“五反”的荒謬！
而且，即使在“五反”中被揭發犯有“五毒”的人都是真實的，可就其犯罪的性質論，那都是屬於刑事性質的商業犯罪，談不上政治性的階級鬥爭；個別工商業者犯罪也與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無關。無論在什麽社會，試問有哪一個階級中不出幾個犯罪分子？工人、貧下中農中出了幾個犯罪分子，毛澤東是否也要將此說成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在向黨猖狂進攻？所以，毛澤東以“資產階級向黨猖狂進攻”為由發動“五反”，在道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反”運動研究》（作者何永紅）也承認：“從‘五反’運動結束時把資本家劃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違法、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五類情況的事實看，這種‘五毒’行為還是屬於資本家違法經營之列，並非是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我黨的猖狂進攻’，要複辟資本主義，推翻人民民主政權。”“況且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也代表不了總體上擁護和遵守《共同綱領》的整個民族資產階級。所以，‘五毒’行為是資本家的違法行為，把這些看作是整個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是不妥當的，不宜把這種矛盾和衝突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這樣的評論雖還有替中共掩飾之意，但基本上還算公允。
有人以“五反”判刑少是因為中共政策寬大的結果來辯解。我以為這種辯詞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固然，少判刑可以以政策寬大來解釋。但為什麽運動開始時氣勢洶洶、喊打喊殺，許多工商業者受不了無情的逼迫而紛紛自殺時，中共不就及時地體現一下寬大精神呢？等工商業者被迫承認了子虛烏有的“違法所得”，中共拿到了金錢以後才開始“寬大”，則中共的目的究竟是為了錢還是為了什麽？運動後期，中共在工商戶評等、對違法者的判刑上確實沒有運動初期說的那麽嚴厲，但對追索所謂“違法所得”上絲毫也沒有手軟，許多人家因此被搞得傾家蕩產，中共為什麽不在這個問題上也“寬大”一些呢？這樣口惠而實不至的“寬大”，說穿了就是十分虛假的偽善！
又中共的所謂“違法”，到底是真違法還是假違法也值得深究。“五反”運動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共就先以運動對象生意的大小、家產的豐厚程度劃定等級，定下罰款金額，然後靠群眾捕風捉影的揭發，無中生有的栽贓，口水拳頭的攻擊，和工作隊坐牢殺頭的威脅，逼迫私營工商者承認違了法，這樣的“違法”能當真嗎？我想當這樣的“違法”案件真的要經過法律程序審判時，恐怕絕大多數案件都是見不得陽光、上不得台麵的。我想中共此舉是目的已經達到，為免陰謀敗露自曝其醜，於是就以“寬大”為借口，主動結束運動。
總之，中共在這個問題的做法可用八個字形容：前後矛盾，厚顏無恥。何以如此說？若說有人違了法，判不判刑可以另說，但總不能將自己親手製造出來的“違法者”，因政策“寬大”而又將他說成是守法的吧？而毛澤東對榮毅仁就如此。運動初期中共逼迫榮毅仁“坦白”了違法金額二千多億元。盡管這數字是中共一次次加壓逼出來的，但畢竟也是榮毅仁自己承認了的，而且“違法”金額這麽高，再怎麽寬大總不能說他是完全守法的吧？可毛澤東就是有這個膽量，大筆一揮就“大方地”把榮毅仁劃為“完全守法戶”。這種做法，與中共宣傳的開展“五反”運動的目的，與運動初期氣勢洶洶迫人認罪的做法難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嗎？如果榮毅仁真是“完全守法”，何以在經過“核實”以後還要他繳交一千多億元的“退補”款呢？所以，判刑少不是因為政策寬大，而是因為根本就沒有實在的證據可以證明絕大多數工商業者真的違了法。中共不是一個寬容大度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共心目中也是屬於“萬惡的剝削階級”，是時刻準備著要將它們消滅的，如果真有人犯了嚴重的“五毒”，中共能這麽輕饒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