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32）
事實之四：關於工商界認購政府發行的勝利折實公債事
中共發行公債最早的地區是東北。當時為了解決財政困難，穩定物價，中共在東北發行了兩期生產建設實物有獎公債，總額一千二百萬銀元。第一期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發行，效果良好。這一年東北的物價平均隻上漲了百分之八十。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中央在上海召開財經會議，華中、華東地區都提出了要發行公債的要求，還提出了具體的方案。陳雲在八月十一日致電中央，提出了發行二千四百億元公債的構想。陳雲還奉中央命令在上海、南京找工商界進行了座談。據複旦大學教授高曉林刊登在《複旦史學專刊》第二期《上海私營工商業與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一文說：“會談中，一些工商業家不讚成發行公債。中央聽了陳雲的匯報，考慮到戰爭尚在進行，政局還不穩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不能搞得太緊張，決定推遲發行公債。”但當時國家的財經形勢“更加嚴峻了。巨額的財政虧空仍然必須用發行大量鈔票來彌補。七月底人民幣的發行額是二千八百億元（此處及以下所說之人民幣均為舊幣），到九月底已達八千一百億元，十月底突破一萬億元，十一月底上升到一萬六千億元。人民幣的大量發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物價的迅速上漲。十月十五日起，從滬津開始，全國物價急遽上漲。上海情況尤其嚴重。這就增加了發行公債的急迫性。十一月十五日，中財委會議一致認為：“為控製物價繼續上漲，必須盡快發行公債，並增加稅收。”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
第一期公債一萬萬分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開始發行。當時由於人民幣幣值不穩定，公債以實物為計算標準，一分相當於上海、天津、漢口、西安、廣州、重慶六大城市之大米和天津之小米六斤、麵粉一斤半、白細布四尺、煤炭十六斤的平均批發價之總和。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一分公債值人民幣一萬九千一百三十九元（舊幣）。按此計算，一萬萬分公債的價值相當於當時的人民幣一萬九千一百三十九億元。而那時侯人民幣的發行總額是四萬一千億元，所以一萬萬分公債的價值幾近流通貨幣總量的一半。
中央分配各區公債承包額：華東四千五百萬分，中南三千萬分，華北一千五百萬分，西南七百萬分，西北三百萬分。華東區公債的分配：蘇南四百萬分，蘇北一百二十萬分，山東四百萬分，皖南二十萬分，皖北十萬分，南京五十萬分，浙江四百萬分，福建一百萬分，上海三千萬分。
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底，上海各界共認購公債三千零六十八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份，超額完成國家分配數百分之二點三。其中工商界認購二千六百七十五萬七千七百五十八分，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六點七二；殷實富戶及退職文武官吏（即前清和民國遺老遺少、退職官吏）認購了八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分，占百分之二點六四；其他各界認購三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九分，占百分之十點六四。已交繳款項達二千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九百十一分，占認購數的百分之七十五。
從上述全國分攤公債份額的數字看，上海承擔的任務占華東的三分之二，占全國的十分之三。而上海各界認購公債又以工商界最多，占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高曉林說：“上海推銷公債為政府回籠貨幣六千八百多億元，其中工商界占五千七百四十六億元，對於國家財政收支平衡，戰時通貨膨脹的扭轉，幣製和物價的穩定，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高曉林：《上海私營工商業與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刊《複旦史學專刊》第二期。）而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龐鬆的一篇文章，指出“這筆公債按照當年的預算，被用於支付一九五〇年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並提供了不到百分之五的政府收益。”
當然，公債是有利息的，中共把利率定為年利四厘。因此，在名義上中共發行公債向全國工商各界借錢不是白借的。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正如《上海通史》指出的那樣：“當時物價上漲率已超過利息率，黑市利率直線上升，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月息二元。”所以，誰認購公債就是準備要賠錢的。中共在推銷公債時是對認購者施加了巨大政治壓力的。有些地方提出口號說“不買公債就是反動派”。好多工商業者為了不當“反動派”，自己錢不夠，隻得花重利借錢來買公債。這些公債認購者所受的損失隻能由他們自己吞下。也有的公司行號為了完成公債任務，抽幹了現金，結果沒有錢發工人的工資和購買生產原料，引發勞資糾紛，影響了後續的生產。湖南長沙歐亞煙廠因為沒有交清公債款，經理被政府扣押。廠方無奈將工廠出賣，實際價值十八億元（舊幣），開價十億。但因為工廠被當地解放軍駐軍第十二兵團看中，因此無人敢與競爭，結果兵團僅出價二點五億元就把工廠買下了。（當時中共黨政軍都還盛行“機關生產”，軍隊買煙廠，就是為了“機關生產”。此風到“三反”後才停止。）
而說起來全國工商業者遭受的打擊，並非單單分攤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一項。在此之前全國的數次物價飛漲，以及中共對稅種、稅率的大幅提高，對私營工商業者都是經濟上的嚴重打擊。至於上海的工商界，所受打擊更重，除了一九五〇年三月額外征收的三千億元稅款，還有該年二月初國民黨飛機大轟炸造成的損失。這次轟炸導致很多工廠因沒有電而停工。所以上海的經濟早已是千瘡百孔，艱難萬分。可中共仍將上海工商界當成取之不盡的聚寶盆，擠不完奶的奶牛。如果說當時中共沒收地主、官僚資本是一刀捅死，一口吞掉，那麽對付民族資產階級就像是零刀碎割，每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全國的工商業者在這種幾近綁票式的掠奪下，無不叫苦連天。連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企業家劉鴻生那樣的人物也承受不了，寫信向政府訴苦說：“公債買了十幾萬份，現在要交款，還要納稅，補稅，發工資，存貨賣不動，資金沒法周轉……幹脆把全部企業交給國家算了，辦不下去了。”
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橫征暴斂，不但嚴重地打擊了民族資產階級，也嚴重地打擊了整個社會經濟。《陳雲傳》說：“一九五〇年一月至四月，在十四個城市中有兩千九百四十五家工廠關門，在十六個城市中有九千三百四十七家商店歇業。三四月間全國新增加的失業職工約十萬人，全國各大城市的失業人口約三十八萬至四十萬人，全國失業人口總數達一百一十七萬人。依困難的程度來說，大城市重於小城市，工業重於商業，上海重於其它地區。上海市三月份與一月相比，百貨營業額大商號減少了一半，中小商號減少百分之九十；到四月下旬，全市倒閉的工廠一千多家，停業的商號有二千多家。經濟問題影響到社會安定。三四月份上海市麵上發生了吃白食，分廠，分店，搶糕餅，打警察，聚眾請願和搗亂會場等嚴重事件。”（《陳雲傳》P683。）
據《上海私營工商業與人民折實公債》一文說：上海公債繳款期間，市場呆滯，貨物銷路狹隘，很多工商企業倒閉，勞資糾紛增加，企業主逃走。再加上統一財經後社會虛假購買力的消失，又使工商業一時產銷脫節。總計自一九五〇年二月底至五月期間，工廠停工的有一千二百九十五家，商店停業的達五千六百五十九戶。《經濟周報》第十一卷第十二期上有一份《一九五〇年一至七月工廠商店申請停歇情況》表，期間上海市申請停歇的工廠有一千六百六十二家，商店有七千三百九十四家。（轉引自《上海通史》第十二卷《當代經濟》P47。）《陳毅傳》說：一九五〇年三月，“產品滯銷，企業家蝕本嚴重；數月前認購的公債倒反升值，增加了繳款的困難；加上國家加緊稅收，資方負擔加重，嚴重的危機開始威脅上海。”
當時陳毅作為上海市長，看到上海的社會、經濟弄得這樣一團糟內心也很不安。他說：“強征苛索，擠垮人家，這不叫社會主義，叫做‘左傾幼稚病’！過去民族資產階級和我們黨合作抗日，合作反蔣，現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複經濟，憑什麽擠垮人家？”“這叫做過河拆橋，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擁護。政治上很不利，經濟也會造成很大破壞，馬上會雞飛狗跳，社會大亂！” 他要上京開會的人向中央進言；“國家財政收入要平衡，這是人民最高利益，決不能含糊。但是擠牛奶不可以把牛擠死。”（以上見《陳毅傳》）當然，陳毅話是這麽說，但中央壓下來的任務上海還是得完成。三千萬分的公債通過工商聯硬是壓了下去。再後來到了“五反”運動，上海資本家不堪殘酷鬥爭和巨額罰款的勒索，有不少跳樓自殺。對此陳毅非但不予同情，反而虐稱這些自殺的人為“降落傘部隊”，則又顯示出了共產黨人人格中冷酷無情的一麵，和堅持黨性的一麵。我認識不少共產黨幹部，他們的人格絕大多數都是分裂的。他們既有一般人的人性和人情，但也有共產黨的黨性。而隻要一提階級鬥爭，一提黨性，正常的人性、人情立刻會消失殆盡。
此後，中共在一九五四年，五五年，五六年，五七年，五八年又五次發行國家建設公債，每次發行量都達六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前三次，主要發行對象仍都是私營的工商業者。雖然這段時期米、麵、油等物價相對穩定下來，公債不再折實定價，但人民幣總的趨勢卻仍是在緩慢地貶值，同樣一元人民幣麵額的公債券，到數年後可以將它贖回時，它的價值即使加上利息，與認購時相比也已經下跌很多。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建政後每次遇到經濟困難，都是首先將眼光盯著民族資產階級；而每次也都是民族資產階級出手相救，出力最大，即使自己吃虧，也是打落牙齒肚裏吞。對於中共，民族資產階級真可說是陪盡小心、做到仁至義盡了。可毛澤東還是翻臉就不認人，反說什麽“猖狂進攻”，天下寧有此理！天下怎有如此薄情寡義、慣於恩將仇報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