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30）
以上是中共建政以前稅收的情形。總的來說，中共建政前的稅收原則大體上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貫徹階級立場，在可能的條件下比較地優待貧苦農民而苛待富裕農民和工商業者。另一個特點則是以保證中共的需要為總原則，到了供不應求的時候，階級原則也要放棄。這兩個原則到了中共建政以後仍然遵行，而且在“五反”運動中得到最徹底的體驗。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三大戰役”結束。四月下旬解放軍渡過長江繼續向南方進軍。此時中共已掩有相對富庶的中國東部的大部分土地、城市。占領區的擴大，稅收問題也馬上被提上議事日程。五月二十一日上海解放前夕，毛澤東在華東財委的一份名曰《新區稅收政策》的文件上批示：“要求各地充分注意此項經驗”。華東財委的經驗是什麽呢？華東財委的經驗是為了不使稅收中斷，凡新解放區的稅收，一律按照國民黨政府原有的各項稅法執行。原有的各種票照，加蓋圖記繼續使用，唯改以人民幣計算。僅廢除了具反共性質的如“反共戡亂捐稅”等少數幾個稅項。這個批示所反映的本質是什麽呢？反映的本質是中共的稅收並不因為“人民政權的勝利”而減輕人民的稅負，過去被他們攻擊、詬病的國民黨的“苛捐雜費”，中共非但基本上照單全收，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提高稅率、擴大稅種、張大稅網，進一步增加人民的稅負。而這種稅負大部分又是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
上海“解放”以後，為了因應當時中共財政極度困難的狀況，以顧準為首長的上海市財稅部門，在國民黨稅法的基礎上對工商業者以調整稅項和稅率的辦法進行改革：一方麵廢除了國民政府時期的十五種稅項，另一方麵新增了印花稅，營業稅等九種稅項。這一減一加的結果是使征得的稅額大幅度有了提高。薄一波在他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透露：一九四九年“上海的稅收原來每月四十五億元（舊幣），經重新研究，可望達到二百六十八億元。”增幅幾達六倍。薄一波在書中還說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財委第八次委務會議討論彌補赤字的辦法，究竟是多發票子還是多收稅，權衡的結果，都不讚成多發票子，主張用多收稅的辦法爭取收支的平衡。陳雲同誌風趣地說：‘世上沒有點金術，也沒有搖錢樹，又要養活九百萬人吃飯，所以路隻有兩條，印鈔票和增稅。靠印鈔票的路我們不能走，穩妥的辦法是在稅收上多想辦法，打主意’。”誠如陳雲所言，世上沒有點金術也沒有搖錢樹，要養活九百萬中共隊伍，不能再濫印鈔票，那就隻能從增加稅收想辦法了。可增加稅收，向誰增收？還不是廣大工商業者！而經過顧準對稅務的“改革”，稅收金額竟然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六倍，可以想象經過顧準改革後的稅收政策有多厲害！若說國民黨是“萬萬稅”，那麽中共簡直可稱“億億稅”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頒布《全國稅收實施要則》。按這個新的稅則，“從二月一日起，貨物稅應稅品目五十一種，比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增加了十八種。在原有品目中，有十多種的稅率提高了百分之五到十。營業稅擴大征收範圍，並把稅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一百。如以大米折算，上海一九五〇年第一期營業稅比一九四九年第三期營業稅多收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三月一日起，印花稅定額稅率又提高一倍，同時免征點也提高了一倍，兩者相抵，印花稅仍然是增加的。”（《上海通史》第十二卷《當代經濟》P43-44。）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財委公布《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為了配合對棉紗的統購統銷，四月開征棉紗統銷稅，稅率為百分之六，由此又增加了一筆財政收入。”（《陳雲傳》P735。）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軍費急增。陳雲提出“對支出用‘削蘿卜’的辦法，對收入用‘擠牛奶’的辦法。”“‘擠牛奶’就是盡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財政收入。具體辦法是：適當地增加農業稅，一九五一年農業稅按照原來概算增加百分之十；對酒和卷煙用紙實行專賣；開征契稅，增加若幹產品貨物稅和進、出口稅；加強征收管理，堵塞漏洞，把偷、漏的稅統統收回來。”（《陳雲傳》P731。）也就是說，在原來擴大稅種、提高稅率的基礎上再次增稅和擴大稅網。
由於抓緊了稅收工作，“一九五〇年的國家決算中，城市稅收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點八，已超過公糧而在財政收入中居第一位；公糧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三，降為第二位。（《陳雲傳》P660。）這裏，要敬請各位讀者特別注意：公糧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並不是因為中共降低了農業稅，如上所述是還增加了百分之十的農業稅，所以在此情況下城市稅收躍居財政收入第一，是中共在城市征收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工商稅才得到的“成績”。
政府稅收與工商業者的利潤其實來自同一塊大餅，這塊大餅你多吃了，別人勢必要少吃。所以上述中共的“多收”、“提高”，同時也就是工商業者利潤的“少收”、“降低”。在這樣的關係中，如果要說“進攻”兩字，則誰處在進攻的地位，誰處在被進攻的地位，還不清楚嗎？
而如此征稅還算是“依法”的，此外還有“法外”和知法犯法的。據《顧準傳》說：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中財委在京召開全國財經會議，上海是由副市長曾山和陳國棟參加的。“曾陳回來，傳達財經會議決定的基本內容是，要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份內，通過公債稅收各三千億（舊幣）來征集一大筆現金，以此平衡財政，穩定幣值。公債的征集以工商聯為主組織公債征募委員會，黨內由許滌新負責。稅收責成稅務係統如數完成。”這裏，書中所說的“公債稅收各三千億”，意思表達上有點含混和不準確；參照其他資料分析，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指中央分派給上海的勝利折實公債三千萬分要完成攤派認購任務，同時要在原有征稅二千億元的基礎上再加征三千億元稅款。因此，除了公債，三月份的稅收總任務是五千億元。由於完成這五千億元稅收任務的時間緊迫，靠修改稅法或“民主評議”都來不及，因此稅務局長顧準向下麵工作人員麵授機宜，要他們在“輕稅重罰”的“重罰”上做文章。怎麽個重罰呢？《顧準傳》解釋“其做法是：組織直接稅局檢查室的工作人員出去查賬，查出問題，從嚴解釋稅法，從重課處罰金。”這“從嚴解釋稅法，從重課處罰金”，說穿了就是一切由稅務人員說了算，說你違法就違法，罰你交多少稅就得交多少。《陳毅傳》的另一個說法是“雞蛋裏挑骨頭”。在這樣的指示精神下，稅務幹部們隨心所欲地征稅罰款。其中有的人甚至公然說：“什麽政策不政策，把資本家搞光了也沒關係，遲早我們還是要把這些企業收過來嘛！”《顧準自述》也承認，“這種逃稅處罰和公債征募同時進行，即使確有稅法根據，也可以把逃稅戶弄得破產。”由於重罰，最後實收稅款競達五千八百億元，還超額了百分之十六。對這次征稅，我們實可以將它看作是“五反”運動的一次預演。為了解救財政困難，中共是什麽手段也使得出來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李先念在會上作《實現五年財政計劃的幾點意見》報告。李在發言中坦承：“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收入主要是依靠農業稅。全國解放後，在恢複經濟時期，工商稅收曾經是國家的第一位收入。”（《李先念傳 1949-1992 》P308-309。中央文獻出版社。）“恢複經濟時期”一般是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民族資產階級向中共“猖狂進攻”的“三年”。中共在這段經濟極端困難的時期主要是靠對工商業征收重稅來度過困難的。所以說，工商業者——其中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實是對支撐中共政權立了大功的。民族資產階級為支持中共政權做出了巨大犧牲，可毛澤東回過頭來竟然還說是資產階級在對中共“猖狂進攻”，這不是“豬八戒倒打一耙”嗎！
在這裏我要順便說一下顧準的事。前麵說過上海市“三反”運動開始時，市委第一批宣布的八隻“大老虎”其中一隻便是顧準。顧準是中共隊伍中少有的精通會計學的財稅專家，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後被任命為第一任財政局長和稅務局長，顯見中共對他的重視。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到上海後立即在國民黨稅製基礎上進行改革，使中共大幅度增加了稅收額。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上海額外征收三千億元稅收的過程中，顧準喪心病狂想出“輕稅重罰”來敲詐工商業者，為中共立了大功。但是，顧準又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人，心中始終想要將稅則規範化，並盡量公平化。他在改革稅製，努力擴大稅網增加稅收的同時，發現由於十多年的戰亂，幣值連續下降，私營企業的帳麵資本額已經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由於所得稅是按資本利潤逐級遞增計算的，帳麵資本額越小，利潤就顯得越多，稅率也越高。所以以舊的帳麵資本額來征稅，對這些私營企業是十分不合理的。為此他提出了應該“重估資本”的意見。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間，在他領導下的上海市財稅局公布了一項規定，允許私營企業按當時人民幣物價重估資產價值，改正帳麵資本額使之接近實際情況。按顧準的想法，這個做法雖會使政府在短期內稅收額減少，但有利於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長期而言對中共的稅收仍是有利的。然而顧準的做法馬上受到了中央財政部的嚴厲指責，說他“給上海資產階級開辟了合法的逃稅門路”。因此到了“三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他就第一批被打成“大老虎”，撤去一切職務。當時公布的罪名竟是同“貪汙，浪費，官僚主義”風牛馬不相及的“不聽話”。一九五七年顧準又被劃為“右派”，下放河南勞動改造，三年大饑荒中差點餓死在鄉下。顧準改正上海工商企業的資本額受到中央財委批評以後資本額有否再改回去，我不清楚。但從這一件事，第一可看出中共在征稅問題上的橫蠻無理和貪婪，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刻薄無情，其稅製的嚴苛和不公，形同變相的搶劫。第二可明了全國工商界，可能除了上海，都是按極不合理的資本額被課稅的。
而顧準之所以會身陷此種悲劇，我以為並不是顧準的階級立場出了問題，有同情資產階級的傾向，而是因為他太相信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了，以為中國革命發展必須經過這個“革命階段”，在這個革命階段中需要利用和發揮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因此適當地、比較公平地對待民族資產階級，讓他們不僅能存活下去而且還能有所發展，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革命有利。但結果他錯了、上當了。對中共來說，什麽都是假的，保住政權才是真的。在當時中共財政極端困難的形勢下，能從民族資產階級那裏搜刮到越多錢越好，可你顧準卻為了“合理”、“公平”，要讓共產黨少收稅，那怎麽行！不整你整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