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4）
上海“五反”重啟後的情況
決策已定，舊戲重新開鑼。三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和陳毅雙雙出席市政治協商會議作報告。陳毅扮紅臉，在台上拍桌怒罵資本家腐蝕幹部、偷稅漏稅，罪惡滔天。薄一波則唱白臉，細聲軟氣地按撫資本家們的情緒。但兩人在報告中都明確說：劃第四第五類的工商戶不會超過總數的百分之五；並說上海與北京不同，北京非法利得低於二百元的才可算基本守法戶，而上海的標準是一千元。二十五日，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又公布了“八項紀律”，禁止任何人隨意騷擾工廠、商店和侵犯私方人員人身權利。這些措施使很多資本家原來擔心被劃為違法戶、擔心被工人關押毆打的心稍稍放了一點下來。
“八項紀律”下達以後，工人的暴力行動確實比以前有所減少。但並不完全禁絕。因為為了維持工人對“五反”的熱情，中共不可能完全禁止他們對資方人員的暴行。二十六日，即“八項紀律”公布第二天，小西門江陰街上就發生稅務幹部將資方人員拖到馬路上罰跪事件。二十八日，中南橡膠廠經理莊怡生、廠長顏希淵被工人揪到群眾大會上批鬥，罰跪一個小時。這些都是在工作隊的眼皮底下發生的。大可顏料廠副經理盛稼後身體素來衰弱且有吐血舊疾，可是工人完全不理這些，將他從傍晚七點鬥爭到夜裏十一點。盛支持不住昏死過去，工人們把他弄醒了再鬥。後來是工作隊怕鬥死人才宣布放他回家的。
“五反”重新啟動後的第一期行動，是在三月二十一日開始的，至三十一日告一段落。中共在全市三十六個行業中選擇了七十四個重點戶作試驗。中共派了大批工作隊進駐這些廠、店，發動群眾與資本家麵對麵鬥爭。經過累日累夜的鬥爭，在“強大的鬥爭火力”下，這七十四戶資本家共承認了“違法”所得三千一百億元（舊幣），平均每戶四十四億，（見《上海市委關於五反第一戰役經驗總結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建康/1/2481/20-26。）可謂初戰告捷。
這樣高的“違法”數字是怎樣弄出來的呢？除了部分確是非法所得，更多的是合法的收入但被算成了非法。如華新儀器廠過去與國營百貨公司交易，因為是熟客給予優惠，每次都以批發價九五折計算。一次與中國石油公司交易，因不是熟客就沒有打折。中石油公司知道後在“三反”中硬向華新追討四百餘萬元（舊幣）的折扣價。華新不敢得罪中石油，隻好如數給予。這也就罷了。可是到了“五反”，工作隊竟將這四百餘萬元算成是華新向中石油的行賄款。又如橡膠業，以往在與國營交通器材公司交易時都要按行規先收取六成定銀，等交貨後再收餘下四成。雖然中共的財經紀律規定定銀不得超過三成，但一直以來橡膠業都是這樣做的，也沒有發生問題。可是到了“五反”中工作隊將這條規定翻出來，把橡膠公司多收的三成定銀統統算作盜竊國家資材所得。（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158。）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因為類似的原因，被工作隊算出的非法所得數目就大得驚人。中南橡膠廠總資產不過一百七十億元，卻被查出“非法利得”三百多億元。大明造紙廠一九五一年全年毛利僅一百三十億，卻被算出“盜竊國家資財”一百五十億元。大華貿易公司全部資金隻有二十四億元，可是補稅、罰款超過六十億。（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156-157。）即使到運動後期定案，這七十四戶資本家被“核實”的違法所得仍高達一千五百億元，平均每戶二十億，相等於他們全部資產的百分之三十五。
由於“五反”計算違法所得是這樣的狠、這樣的不講道理，使資方根本無法承受。而交不出補稅款、罰款，中共又威脅要逮捕、坐牢、甚至槍斃，絕望之下有人就選擇以自殺一了百了。在“五反”重新啟動以後一個星期內，上海就有五十九人因運動自殺，平均每天自殺超過八人。祥生印刷廠老板因為繳不出二百萬元（即新幣二百元）稅款，全家自殺。泰興號五金店老板周誌德、華富電機廠老板盛沛鴻，都因為繳不出稅款而夫婦一起自殺。（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156-157。）從祥生一案看，繳不出的稅款隻有二百萬元，這個數額約等於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二至四個月的工資（據我所知，當時上海紗廠熟練女工月薪有不少高達一百萬多。）由此可知，這七十四戶中有些可能隻是個中小資本家，雖然也算是“老板”，但並不真的富裕，他們不幸被中共選中作為“試驗品”，結果首當其衝做了運動的犧牲品。
然而，似這等荒謬的做法上海市委卻予以高度肯定。市委總結了十條經驗上報中央。其中第一條是“充分準備，不打無把握之仗”；第六條是“對資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實行分化”；第八條是“在政治上打掉資本家的‘威風’，要他們全麵交代違法事實，務求詳盡確實，務求說清違法事實來龍去脈，數字務求詳盡準確”；第九條是“充分發動群眾與嚴密控製相結合，這是保證運動正確發展與徹底勝利達到‘反而不亂’的關鍵。”這十條經驗受到毛澤東的稱讚，說是“五反”以來最完備的一次經驗總結。
從四月一日到十二日是第二期，也是上海“五反”運動中最關鍵的一期，而實際上鬥爭從三月三十一日就已開始。在第一期運動中中共雖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上報中央的十條經驗也得到中央認可，但畢竟仍有不少資本家自殺，因此也引起了中共警惕。所以，在這第二期運動開始時，中共在做法又做了一些改進。這一期的運動對象共一萬二千三百多戶，中共將他們分成三個不同層次的類別，分別開展鬥爭。
第一類三百零三人，就是前麵說過的、基本上都是上海工商界的頭麵人物。這些人不僅資產龐大，在上海灘深具影響力，對中共而言很多人且具有統戰價值。因此中共對他們的處理特別謹慎，由市增產節約委員會直接掌握。鑒於第一期運動工人與資本家麵對麵鬥爭火力太強，被鬥的資本家顏麵盡失，還造成一些資本家自殺，而這批人運動過後大部分中共還要利用，因此對他們在鬥爭方法上也做了區別對待，不采取麵對麵鬥爭的方式，而是用“背靠背”方式進行。怎麽一個“背靠背”法呢？就是將他們集中在一個地方，聽別的鬥爭會場的實況廣播。這樣他們不用直接麵對工人們的言語侮辱和肢體暴力，但收到的效果卻是差不多的。當別的會場上激烈鬥爭的恐怖聲浪通過專線廣播實況傳到他們耳中時，無不明白：今天自己能坐在這裏聽廣播而不是置身群眾之中直接被鬥爭，是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而共產黨之所以優待他們，他們也心知肚明，正如其中一個資本家事後說的那樣：“共產黨無非是朝他們要錢”。無論自己有沒有“五毒”，若不肯拿出錢來，“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明天鬥爭會場中被鬥的人就是自己了。再想想地主的下場，直接被農民用酷刑鬥爭而死的不知凡幾，人為刀俎我為肉，拒不認罪，共產黨不會放你過關，反而要多受一些無謂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他們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都是愛惜自己的顏麵的，隻要不丟命、不丟臉，損失一些錢財也由得它了。
這種“背靠背”的做法比起其他資本家在其他鬥爭會場的待遇，確實是優待得多，也“文明”得多，但中共對逼迫他們交代“五毒”的壓力並沒有因為他們身份不一般而放鬆哪怕一絲一毫。在“攻克”這批人的方法上，中共很使了一些手段。據《上海通史》說，這批人名單原本有三百八十九人，是事先報中央核準的。可是運動開始前一天，據說因為“發現”其中八十六人態度不夠好，就把這些人放到區裏去接受工人的麵對麵鬥爭了。顯然，所謂態度不好不過是一個借口。試想這些人既經市委研究並上報中央批準了，又怎麽會在會前一天突然發現這些人的“態度不好”，又因為“態度不好”而將他們下放到區裏接受工人批鬥呢？以我看，這極可能是預定的計謀，目的就是要借著這八十六隻“雞”去警告這三百零三隻“猴”：你們必須要態度放老實！不要以為自己社會上地位高、名氣大就抗拒運動。不然，這八十六人就是榜樣！這一點在《薄一波同誌關於五反第二戰役經驗的報告》中得到證實。《報告》說：“果然，正像上海市委估計的那樣，大資本家的互助互評一上來就熱火朝天。首先是資本家們高度重視，都希望能夠留在市一級，怕降到區裏去，故早早就在打聽自己分到哪個小組，生怕收不到開會通知。”。
對這三百零三人，中共也做了分化工作。上海市委的策略是：“對資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實行分化。”運動一開始中共就在這三百零三人中挑選了四人在會上作“現身說法”，說自己如何在工作隊的督促幫助下徹底交代了嚴重違法罪行，取得了寬大待遇的經過和體驗，要大家跟著學。也有人被安排充當主動進攻的急先鋒，當場起身揭發別人的罪行。如一個叫馬子培（中國安利有限公司老板，從事國際貿易）的在會上公開點名榮毅仁（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等職）、劉鴻生、胡厥文等人，要他們徹底坦白，否則和他們“劃清界限，鬥爭到底”。所以會場內的火藥味也是很濃的。榮毅仁最初為了過關，違心承認了自己有三百億元違法所得。可是中共對於這個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所望甚奢，區區三百億怎肯輕易地放他過關？沒奈何，榮隻得一次又一次地加碼，從三百億漸次增加到八百億、一千三百億、二千四百億（以上均為舊幣）。當時榮毅仁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可能定力還不夠，期間哭了兩次。（見章立凡：《章乃器日記中的“五反”運動》）再有就是利用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讓他們相互攻訐，相互揭發。顏耀秋（上海機器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機械專家，抗戰中曾聯合二十二個工廠遷移內地，任遷移委員會主任）、虞賢發因在抗戰後接收日偽工廠問題上利益不均，對胡厥文抱有積怨，此時就在中共鼓勵下向胡發難，要胡徹底交代當年是如何一個人就“吞”了三個工廠的？弄得胡狼狽不堪。紙品商蔣文正一直經銷朱鴻儀廠生產的紙品，曾因質量問題受到過一些損失，因而對朱一直心懷不滿。運動中在工作隊的鼓動下他揭發朱鴻儀，說朱曾經用廢紙做文化紙，偷工減料。電工器材商邱再春因曾與胡汝鼎聯營吃過虧，此時也站出來說胡品德惡劣，一向大魚吃小魚，暴利嚴重，又揭發他過去曾勾結漢奸，以及抗美援朝將捐獻虛報在成本裏等事。
除此之外，中共還有很陰損的一招就是利用資本家的家屬、子女向他們施壓。特別是有些資本家的子女加入了共青團等組織，思想激進，或害怕影響自己的前途，更是被中共利用來作“內攻”的利器。如中孚絹絲廠老板是六個兄弟，其中六老板的兒子是共青團員，在浙江大學讀書。組織上就要他從杭州趕回上海做父親思想工作。結果六老板坦白了，六兄弟也統統被攻破。中華鐵工廠老板傅守璞，兒子是中共黨員，女兒是共青團員，工作組就要他們兩人回家做攻心戰，每晚開家庭會議，逼傅交代罪行。傅自認沒有多大違法行為，因此對子女解釋說：“我是基本守法戶”。可子女根本就聽不進去，女兒當場頂撞他：“你是嚴重違法戶！”麵對家庭壓力，傅沒奈何隻得向工作隊承認也有一百億元的違法所得。（《薄一波關於上海五反第一戰役經驗和第二戰役部署的報告》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川省檔案館藏，建康/1/2481/14-19。）新中機器廠經理魏如夫妻感情很好，工作組就通過婦聯去做魏妻的工作，然後再通過魏妻去做魏如的工作，使魏交代了問題。協大祥綢布莊經理孫照明的小老婆因為沒有生育，家中沒有地位，“五反”一來她就擔心老公坐牢以後要受大老婆欺負。工作隊了解到這一點以後，就針對小老婆的心理弱點做工作，促使她講出了孫有暗賬二三十億的情況。（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188、190、204、207。）運動中類似的情形不在少數。一些資本家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掙錢，還不是為了家庭子女？現在老婆子女都這個樣子，一切都聽共產黨的，反倒不相信自己，看來不承認中共指控的罪行，首先家裏一關就過不去，即使留有一些財產又有何用？心灰意懶之餘，索性“照單全收”，凡指控的全都承認，但求過關再說。至於利用股東之間矛盾，親友之間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就更多了。
結果，僅四天時間就有二百人做了交代。而全部三百零三人初步交代的“違法”所得，達到四千億元左右。可是，這個時候的薄一波胃口更大了，對這樣豐碩的戰果仍不滿意。他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說：“三百零三個資本家初步坦白出的問題有四千億左右，這當然太少，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萬億以上。”（《薄一波關於上海五反第二戰役經驗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建康/1/2483/41。）於是，“再接再厲，乘勝追擊”，每個人無不要繼續坦白交代，“違法”的金額加碼再加碼。郭棣活（永安紡織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原先坦白違法所得三百六十億，後來增加到七百億；洪念祖（上海著名銀行家）交代的非法所得從六十億增加到八百八十五億；諸尚一（著名會計師，立信會計學校創始人之一）從一千萬增加到六十億；魏如（新中動力機廠廠長，抗戰中造出中國第一輛自主製造的汽車，時任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等職）從八十多億增加到二百五十九億，再增加到三百十八億；王兼士（閘北水電公司經理）從二百多億增加到五百多億；郭秀珍（上海華昌鋼精廠經理，上海工商聯監察委員會委員，上海鋁業同業公會副主任）從六億增加到六十三億；陳銘珊（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從八十一億增加到二百三十二億。劉念禮（劉鴻生二兒子）單是坦白盜竊國家資材一項就承認了二百二十四億元。（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183-184、195。）據潘漢年在第三期運動結束時的報告說：“我們上層交代的，即三百零三戶交代的，根據現在初步統計，工商戶自己坦白的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億”。這個數字已超過了薄一波的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