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3）
薄一波坐鎮上海，從新規劃運動
二月二十五日，薄一波到上海後經過幾天的調查，在與華東局及上海市委研究後向中央提出了他對上海“五反”運動的意見。毛澤東迅速作出批示。薄一波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調整了上海市整個“五反”的部署：
一、鑒於前階段運動因為市委主要領導力量投入在“三反”運動中，“領導上自顧不暇，（五反）運動是在沒有領導或半有領導的情況下進行著，工人、店員的每一鬥爭，報紙上的每一宣傳鼓動，都使領導的被動性越陷越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是很危險的。”（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冊P170。）因此決定先集中力量搞好“三反”，“五反”暫停。
二、在“五反”暫停這段時間內，做好“五反”骨幹隊伍的組織和訓練工作，同時收集、整理有關資本家“五毒”的檢舉揭發材料，為再次開展“五反”做好準備。市、區二級分別成立“五反”委員會，作為運動的指揮機構。區以下則成立“五反”工作中隊和小隊。小隊長以上骨幹由市集中加以訓練，一般隊員則由各區自己訓練。照此方針，上海全市第一批訓練了二萬五千名“五反”骨幹，他們大多是來自基層工會的幹部和工人積極分子；成立了二千五百四十個工作隊，共擁有五萬名隊員。三月中旬“三反”運動結束以後，又將“三反”的“打虎隊”隊員也充實進“五反”工作隊。
三、對全市工商業戶摸底、排隊，製定不同的對策。
全市十六萬三千戶工商戶，共二百七十七個行業。工作隊遵照中央的意圖和劃分五類的要求，根據這些工商戶資本額大小和不同的經營項目對國計民生的利害，以及他們本人在資產階級內部口碑的好壞，也予以分類。計劃劃為第一類守法戶和第二類基本守法戶的共五萬七千戶，占總戶數百分之三十五；第三類半守法半違法戶九萬七千八百戶，占總戶數百分之六十；第四類嚴重違法戶和第五類完全違法戶共八千一百五十戶，占總戶數的百分之五。
運動還沒有開始而中共就預先分類，而且第三類占了上海全部工商業者百分之六十，是真因為有這麽多工商戶違法麽？以常識說，這個結論應該產生在運動末尾，而不應該產生在運動之前。所以，對於中共在運動開始前就預先劃定了各類工商業者的比例，而且“違法”戶的比例這麽高，隻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為了保證運動以後可以征得足夠多的錢財去支持抗美援朝戰爭。如果沒有這麽多“違法戶”、沒有足夠多的“違法戶”上交出他們的“違法所得”，怎能完成征集資金的計劃？！又劃分“違法”、“守法”的根據，不是看這些工商戶的實際經營手法，而是看他們的資本額大小和經營項目對國計民生的利害，顯見這樣的“五反”，不過是有針對性的敲詐勒索和政治打擊而已。而運動的實際進展又表明了，劃什麽等級與他們有沒有“五毒”行為沒有必然的關係。即使是被劃為“守法戶”和“基本守法戶”的，他們同樣要經過檢舉、揭發、交代這個過程，同樣要繳交所謂的“偷稅”、“漏稅”款和罰款，而且其數額不一定比所謂的“嚴重違法戶”少。所以，劃你“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的，隻是中共給你政治上的一種“榮譽”。因此，在這樣的目的下，比較富有的大中資本家就很自然地會成為運動的重點。
按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資產階級資本越大，剝削也越多，因此也越反動，對其打擊也應該越嚴厲。但是，由於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錢，而不是如消滅地主階級那樣消滅資產階級，因為運動過後中共還要利用資產階級，且上海的資產階級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所以在實際做法上就要謹慎對待。與其他城市“五反”的做法稍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上海在再次開展“五反”後，對那批大資本家采取了攻心為上而較少暴力的做法。薄一波向中央這樣分析上海資產階級情況：全上海工商戶雖有十六萬三千戶，但其中中小戶有十五萬一千，占了總戶數的百分之九十二，他們雇傭的工人隻有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三十。而大的工商戶雖然隻有一萬二千戶，卻雇傭了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而且，不少中小戶在經濟上還是依附這些大戶的。基於這樣的事實，中共的策略是一方麵要讓這些大資本家把錢拿出來，另一方麵又要照顧到他們的麵子和人身安全。也就是說：錢要收，麵子要給。為此，薄一波和上海市委經認真研究，列出了一份上層分子三百零三人的名單。這批人中不僅有各行各業最有名望的大資本家，也包括了一些在政府、政協、民主黨派掛有職銜或工商聯、同業公會區以上負責人。這批人是上海工商界的靈魂和標杆。中共相信處理好這批人，上海的“五反”就取得了一半勝利。
上層分子的名單列了出來，市委根據掌握的情況又按他們的政治態度、工業還是商業、經營項目和他們所犯“五毒”罪行大小，將他們分成五類，以區別對待之：
第一類十八人，是上海灘上最有名望的工商業者，而且在政府內也掛有職務，如盛丕華（中國著名實業家，時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長）、劉鴻生（中國著名實業家，有“企業大王”之稱，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盛康年（盛丕華之子，長期親共，時任政務院參事、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等職）等。對這批人要全部保護過關，但需要退財、退稅，不處罰。
第二類七十四人，也是上海灘上很有名望的人，其中包括胡厥文（著名實業家，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全國政協一屆全體會議，參與製定《共同綱領》，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劉靖基（著名實業家，時任上海棉紡工業公司經理）、胡子嬰（章乃器第二任妻子，曾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積極參與抗日活動，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時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這類人的企業對國計民生有利，人緣還好，但需把問題交代清楚，也是退而不罰。
第三類是在行業或地區中有一定代表性。這些人必須坦白徹底，大部退而不罰，個別則又退又罰。此類人有韓誌明（上海榮豐紗廠總經理）、顏耀秋（上海機器廠經理、電機專家）、伍錫林等一百七十人。
第四類是被認為罪行嚴重，坦白不徹底，人緣又不好的人。對他們要又退又罰，但一般罰而不垮（指不罰到他們的企業垮掉）。此類人共有六十四人。
第五類是“五毒”俱全，抗拒“五反”，且其企業在淘汰之列或應由國家接管的。對他們非但要退要罰，還要罰垮他們一部分人，有的則要關起來。
除此之外，市委又在上海工商戶從事的二百七十七個行業中，列出七十五個行業作為需要打擊的行業。其中又分三類：重點打擊類的，有五金、化學原料、國際貿易、鋼鐵、汽車材料、電器、報關運輸等二十一個行業；次等打擊類的，有醫療器械、倉庫、棉布、糧食、房地產、金融保險業、五金零件工業等三十一個行業；個別打擊類的有棉紡、麵粉、造紙、搪瓷等二十三個行業。打擊的目的是準備將來由國家來專營或主導這些行業，以保證國家對某些重要經濟項目的絕對控製。
經過這樣兩重性質的分類，哪些工廠、商店，哪些人是這次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或一般打擊對象及保護對象，已基本上有了一個明確的框架。
四、整個運動計劃用一個半月時間，到四月底、五月初基本解決問題。運動分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隻選取重點行業中的部分重點對象進行鬥爭。這是試驗階段，等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第二階段數量上擴大一批鬥爭對象；同時迅速處理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和半守法半違法戶，將這批人拉過來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第三階段，再擴大一批鬥爭對象，爭取做到對多數人可不戰而勝。第四階段，進入清理階段，作結論、發評類的通知書，同時集中力量解決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
五、政策上厘清一些界限，提高打擊的精準度，避免浪費時間、精力。如小額回扣，請吃館子或請看電影一、二次，不算行賄；與政府工作人員交往中無意談及財經情況，不能一概視為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追溯的時間，除了隱匿侵吞敵產可以從日本投降算起，其餘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算。此外，在宣布不準資方停工、停夥的同時，對經濟實在周轉不了的私企可由人民銀行適當給予貸款，國營企業也應繼續下單加工訂貨，不使資方獲得停工藉口。需要指出的是給貸款和下訂單這兩件事，是到了運動基本結束後才逐步實行的。
不能不說，薄一波對上海的“五反”做了這樣一番調整，可謂部署周密，突出了重點，是下足了功夫，誌在必得。那麽他要達到的目的又是怎麽樣的呢？目前我沒有見過有關資料顯示他的全部計劃，隻有三月十日他在向中央的一個報告中提到他的部分打算是這樣的：通過運動，對半守法半違法戶每戶平均退稅和罰款要達到一千五百萬元（新幣一千五百元）左右，這樣全市可得一萬三千億元；對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退資材、退稅、罰款以及沒收部分廠商的企業，平均每戶要達到三億元，全市可得一萬八千億元。兩項共計三萬一千億元。薄一波認為：一九五一年國家以加工訂貨、收購等方式投入上海私人企業的款項總額有二十萬億元，這些工商戶基本上也得到了分潤。現在政府向他們征收所得稅一萬八千億，再用“五反”整它個三萬億，共四萬八千億元，“是天公地道的”。（見《中央關於同意薄一波同誌三月十日關於上海工商業戶分類及五反鬥爭的報告》，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檔案館藏，建康/1/2841/6-12。轉引自《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一文，《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根據這個打算中的罰款數推算，薄一波在這裏所說的半守法半違法戶大約是八萬六千六百多戶，而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戶是六千戶，兩者合計九萬二千六百多戶。這個數字隻是全上海工商戶總數十六萬三千多戶的百分之五十三點一，比運動開始時預估的百分之六十五少，所以並不是半守法和嚴重違法、完全違法戶的全部。而且從他計算的平均退稅和罰款的數額看，這九萬多戶工商戶還不包括那些大戶。因為對那些大戶，其退稅、罰款的金額絕對不止平均“一千五百萬”至“三億元”（新幣三萬元）這個數目的。所以，上述薄一波報告中所說的“三萬億”，隻是薄一波心目中要在上海通過“五反”反出的部分款項而已。
這裏有一個疑問：薄一波認為上海工商戶在一九五一年與政府的交易中得到了二十萬億元的營業額，因此估計他們從中賺了八萬億，於是他計劃除了征收他們一萬八千億元的營業稅，還要他們其中的部分人吐出三萬億元給政府。我不清楚當時工商業的平均利潤率有多少，做二十元的生意能否有八元、即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利潤？即使有，當資本家在除去生產成本，包括原料、人工、機器折舊、水電煤等等各項開支，以及交了稅以後，資方純利還有多少？如果“五反”再整去它三萬億，資方是否還有利潤可剩？資本家忙活了一年得到了什麽？政府這樣做法合理不合理？事實上，由於國家交給私企代加工產品的加工費定得很低，對私營廠商產品的收購價也壓得很低，一九五一年上海工商業者從國家加工訂貨中所得的實際利潤，是遠遠低於薄一波估計的八萬億的。有不少接受政府加工訂貨的廠商非但沒有賺到錢，甚至還要虧本。這也是“五反”中查出部分廠商在加工訂貨中不得不“偷工減料”的原因。可是薄一波總以為上海資本家在五一年賺了國家很多錢，現在就要用“五反”來挖回來。就這一點來看：中共發動“五反”也不是真的為了反擊資產階級的“五毒”，而是借“五反”之名，勒索工商業者的錢財。從全國整個“五反”的部署看，所謂違法不違法，都不是根據運動後的事實，而是事前就已安排好的罪名，連要你退、罰的金額也事先有一個大概的數目。這種做法與土匪綁架人質，根據對人質家財產多寡的估計，預先就定了一個贖金數額並無二致。而從上述中共對工業和商業的區別對待，以及對不同經營項目采取不同的政策，可知中共發動“五反”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趁運動之機，整垮一些準備由國家來壟斷的行業，如糧食、棉紗、鋼鐵、五金、運輸、國際貿易等等。這是消滅民族資產階級整個計劃中最先實行的一些步驟。所以，中共發動這個“五反”的目的，要遠比一般人想象的複雜得多。
整出三萬億元“違法所得”，這是薄一波在重啟上海“五反”運動之初，對上海工商業者中之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些中小資本家所作的打算，至於全部工商業者的“違法所得”當然要超過三萬億元。但究竟有多少，我目前查不到有關資料。隻是當運動正式開始後，整出的“違法所得”越來越多，他的目標就不再是三萬億，而是十萬億了。關於這個情況，我將留待下麵再說。現在先來說一下上海“五反”暫停時期的情況。
毛澤東下令上海“五反”暫停以後，上海工商業者的劫難並沒有因此得到暫時的鬆緩。因為此時全國“三反”開始進入定案階段，上海市委也抓緊時機要在這段時間內集中力量完成“三反”任務。各機關單位急於得出結論，紛紛擅自傳訊商人以取得幹部受賄證據。有的工商業者一天就要被不同單位傳訊好幾次，以致聽到“傳訊”兩字就為之色變。而傳訊人員為了拿到證據，不乏有用暴力逼供信的。如江寧區稅務局為逼供，將商人白建華打耳光打暈倒地說他裝死，醒來後再拿棍子亂打。商人何潤泉被三個政府工作人員輪流打了一個半鍾頭。高橋區稅務局將商人李俊榮關在一間屋子內被十幾個人痛打，並用針刺指頭。合眾冷氣工程公司經理馬德祥被浙江蠶業改進所人員連續傳訊了幾天幾夜。派克公司資方鈕永集被黃浦區稅務局三次傳訊，罰站二十多個小時。中國人民銀行將中國柴油機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傳訊關押了兩個星期仍拒不放人。以上所舉的僅是史料上留下痕跡的幾個例子。至於沒有留下痕跡的那就永不可知了。其實當時上海解放已經二年多，有多少工廠、商店沒有與公家單位發生過生意往來？所以工商業者遭到“三反”衝擊的十分普遍。又自“三反”以來，人們為避嫌，連正常的生產和社會消費也大受影響，工廠沒有訂單，商店沒有生意。而資方因為沒有生意，資金發生困難不得已停工、停薪、停夥，從而遭工人圍攻的也越來越多。許多資本家焦頭爛額仍應付不了，在三月份半個多月時間內，就自殺了五十三人。
這裏，我想附帶說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在發動“三反”“五反”之初，對時間是抓得很緊的，看其意思是要趕在陳雲、薄一波說的到一九五二年三月經濟可能崩潰這個期限之前搞到錢，以解除經濟危機。但為什麽現在三月了，他對上海的“五反”卻反而表現得不急，還說“遲一點有利”呢？其中的緣故，除了我在前麵說的上海是毛澤東寄最大希望、可以搞到大筆錢的地方，不想因運動潦草而收獲不大；另外，我想與當時朝鮮戰場上形勢已經緩和下來，停戰談判已經開始，毛澤東雖然還想打，但此時打不打的主動權已掌握在他手中，因此朝鮮戰爭用錢已不那麽急迫，同時國內工農業生產已逐步恢複等諸多有利因素有關。據中共公布的資料，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從一九四九年的四百六十六億元（新幣），到一九五一年已增加到了六百八十四億，到五二年底更達到了八百一十億元。總之，經濟形勢越來越好，政府財政危機自然也相應緩和。與此同時，第一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已開始籌劃，以後用錢的地方更多。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一方麵不再著急政府財政危機，另一方麵他好不容易將運動發動起來，現在麵對全國最大的“聚寶盆”，就更不肯讓上海的“五反”草草走過場。於是，這才有了上述那番讓上海“五反”暫停再重啟的特殊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