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1）
以上資料散見於一些著作和網上。總的說，有關“五反”運動的真相到目前為止揭露的仍不多；至於中共官方自己透露的，更是鳳毛麟角，難得一見。不過，我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陳雲傳》中卻發現了一些，雖是一鱗半爪，卻因是出於中共官方之口，那就彌足珍貴了。現也將這些轉錄於下：
“五反”中，一次陳雲這樣責詰有關幹部說：“現在我們算資本家的‘五毒’帳，是不是算多了一點，是否有點像在農村曾經有過的那種苛刻算法：一隻老母雞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雞，雞裏麵又有多少公雞多少母雞，母雞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雞……我看是有的。”他又舉例：“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戶，資本隻有一萬五千億元，要退補的就達三萬億。浙江省有幾個工廠，‘五毒’帳超過了加工訂貨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腳。”（《陳雲傳》P800。）雖然，《陳雲傳》中沒有更多這方麵的批評，但即此也已夠了。那種“雞生蛋、蛋生雞”的算法，以及資本隻有一萬五千億，卻要退補三萬億，“五毒”賬超過全部加工訂貨收入，是“五反”中普遍發生的事情。對此，不能僅僅以運動中出現的“過火”現象或“矯枉過正”來解釋。如果“五反”真是為了反對資本家的“五毒”而不是為了斂財、劫財，那末首先要遵守的一條就是實事求是，說理也好，鬥爭也好，要有真憑實據。這樣，對資本家、對廣大群眾的教育效果也更大。所以，若運動的目的不是為了斂錢，又怎會普遍發生“雞生蛋，蛋生雞”那種算法呢！
陳雲的批評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九五一年中共發起增產節約運動時，陳雲作為中央財政工作最高領導人做過一個增產節約的動員報告。可是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發動“三反”、“五反”運動時，中共成立了一個增產節約委員會專管“三反”“五反”運動，毛澤東就委任做事一向心狠手辣的薄一波做了主任。在這場運動中我基本上看不到陳雲做過什麽，好像成了旁觀者。這中間什麽原因我雖不清楚，但當初我讀《陳雲傳》時，感覺陳雲在增產節約報告中所提各項措施還算中規中矩，是比較實在的、也是傳統的增產和節約的方法；但同時也感覺他這些辦法恐怕對解決財政困難起不了大作用。而再看薄一波在“三反”“五反”中積極配合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就令人不能不感歎毛澤東的“知人善任”了。不敢“刺刀見紅”，怎能克“敵”製勝？宜乎毛澤東在這場運動中要讓陳雲坐冷板凳了。
工商戶這麽高比率的“違法”，有人以此為據，說毛澤東發動的“五反”運動非常及時、非常必要，好得很！這種論調至今還在盛行。然而說這種話的人，據我看若非無知，就是故意拍馬，而且還不算真正拍到了點子上。因為這樣高的“犯罪”比例，畢竟也是在貽執政者之醜。人們不禁要問：第一，工商業者幾乎統統“違法”，則你的“法”是什麽法？俗話說“法不責眾”，這麽多人違法，你又如何執法？第二，有這麽多人違法，說明絕大多數人們還不知法或法律觀念不強。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執政者首要的工作不是一味的責罰人，而是教育人。不教而誅恰恰是執政者的失政，是暴政的典型特征，對此我想通今博古的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但當時恐怕因是“火燒眉毛”，毛澤東也顧不得這些了。
總之，如此這般，經過一輪操作，中共終於如願以償。等到大小工商業者紛紛“坦白交代”，承認自己的“五毒”罪行以後，要勒索的錢財已篤定逃不掉，毛澤東就又故示大方，將一些按其承認違法數額本應劃為嚴重違法戶或完全違法戶的大戶，改劃為“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以體現他的“皇恩浩蕩”，體現中共的“恢弘大度”。如榮毅仁，他是全上海乃至全國最大的資本家，運動中被逼迫交代違法所得金額，從最初坦白違法所得三百億元（舊幣）後來逐次增加到二千四百億元，工作隊才算放他過關。按中共所定的劃分工商戶類型標準，（各地標準不盡相同，在上海市）偷稅、漏稅金額在一千萬元以下的可劃為基本守法戶，達到一千五百萬元的就要劃為半守法半違法戶。至於像榮毅仁承認的這樣大的數額，恐怕不是完全違法戶也是嚴重違法戶了。但是，中共因為他的影響巨大，將他劃為完全違法戶或嚴重違法戶畢竟名聲不好聽，有損國內外“觀瞻”，說共產黨建政伊始就已容不下民族資產階級了，因此主持上海“五反”運動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長陳毅經反複商議，暫且定了他一個基本守法戶。但他們也不敢自專，而是上報周恩來征求中央意見。周恩來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聽了說：“何必那麽小氣！再大方一點，劃為完全守法戶。”（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頁。）此例一開，全國各級領導無不心領神會。後來全國各大城市一些有頭有臉的大資本家，特別是掛有“政協代表”、“工商聯委員”等職銜的，在運動正式開始前就已內定從輕發落，此時就更加“高高提起，輕輕放下”，給足麵子。如前麵提到過的工業巨子劉鴻生，盡管他在運動中被迫承認的“違法所得”金額也很高，比起一般的中小資本家大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但他竟然也劃了個基本守法戶。毛澤東的這個做法自以為可以博得一個施政寬大的美名，其實是露了“五反”的底。什麽劃分等級，在運動初期的宣傳中似乎是一件嚴肅得不得了的事情，工商業者的生死榮辱在此一舉。其實這些在毛澤東眼中不過是兒戲一樁。什麽違法、守法，還不都是他一句話嗎？所以，若論“五反”運動的荒謬，這也是一個具體的表現。
當然，中共給足大資本家“麵子”，除了考慮輿論影響，更是出於今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繼續利用。原因正如薄一波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的那樣：如果將上層資本家大部列入嚴重違法戶或完全違法戶的話，“以後繼續團結使用將發生困難，應根據其政治態度及其企業的設備、技術、產量、工人等情況，從輕處理，一般給以守法戶、基本守法戶或半守法半違法戶的通知書”。對劉鴻生就是因為中共上海市委認為劉家經營的企業主要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主要工業，工廠大、工人多、設備佳、技術好、生產豐、納稅多、作用大”，於是就將劉家定了“基本守法戶”。究其實質，還是因為劉氏所經營的企業對中共而言還有利用價值，經濟上既已狠狠地敲了一筆，名譽上稍留餘地又有何妨？
因此之故，現在我們在看到的一些地方“五反”後期定性分類的數字，比起運動高潮期的數字，守法戶的比例都要高。有的地方還不止是高一點點，而是高好幾倍。如江蘇省誌記載南京市的“五反”：一九五二年五月中旬運動基本結束時，全市二萬五千四百零六戶工商戶中，劃為守法戶的比例高達五十一點四，其餘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占百分之四十八點六。比起毛澤東三月定的標準，守法戶的比率高達五倍。《常州市誌》說：當年全市參加“五反”受審查的工商戶共六千九百九十一家，運動最後劃為守法戶的有二千七百十六戶，占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八，也差不多高達四倍。各位看官須知，運動初期的守法戶是絕對沒有那麽多的，其中有不少所謂的“守法戶”在運動初期也都經曆過煉獄般的煎熬。福建省“五反”運動，有一篇《建國初期曆史：爭取財政經濟好轉與“三反”、“五反”運動》的文章，大約是怕詳細分列五類數字會露出破綻，幹脆換了一種說法，把第一、二、三類的數字混在一起說，說：“經過調查核實，福州、廈門兩市參加‘五反’運動的工商戶共計二萬零八百零六戶，確定為第一、二、三類的占絕大多數，為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七。完全違法戶為極少數， 福州有五十二戶，占全市參加運動總戶數的百分之零點三；廈門有八戶，占全市參加運動總戶數的百分之零點四”。這樣取巧的敘述法，也算是另樹一幟，別開生麵。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工商業戶的“違法”所得，運動後期經過所謂“甄別”、“核實”，往往由中共主動將金額降低。但降低退補金額不是由於中共的仁慈，也不完全是因為中共實事求是，而是這樣大的數額工商業者根本拿不出來。而且中共還不想即刻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還想繼續利用資產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發生了所謂的“甄別”和“核實”，自己找下台階，將退補數額降下來。如上海市最初運動中打出工商業者“違法所得”高達十萬億元（舊幣）（一九五二年國家財政總收入也僅一百八十三點七萬億元，由此可知這個“違法所得”數額的巨大。）這樣高的違法金額，工商業者根本退補不出來，除非如“土改”那樣沒收他們所有的資產。但若是如此做法，就好比殺雞取卵，今後再也沒有蛋可吃了。後來市委經過第一次 “核定”，將退補總額降到八點四七萬億。但這仍是上海工商業者無法負擔的。當時由於上海“五反”是薄一波親自坐鎮的，上海市委不太好講話，於是由華東局代理書記譚震林向中央代言。譚向中央算了一筆賬：一九五一年上海資本家賺了大約八萬億元，交掉政府各種稅款和抗美援朝的捐獻三萬億，剩下五萬億，還要付出紅利、獎金等各種開支，顯然八點四七萬億的數額太大了。他建議中央應將退補款控製在八萬億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為宜。如果要上海退補十萬億是不妥當的。幾經周折，最後定為實退三點七五萬億。
其實，譚震林說上海資本家在一九五一年賺了八萬億利潤，那也是大大高估了的數字，實際沒有那麽多。如前述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海市委根據十八家典型戶的調查，發現一九五一年他們的實際盈利隻有二千零六億元，而當年政府的所得稅就高達一千一百二十七億二千九百萬元，占去了盈利的百分之五十六，再加上捐獻飛機大炮和支付紅利、獎金等開支，很多上海的工商業者不僅一九五一年白忙了一年還要倒賠。所以，這因為譚震林上言而最後定下的三點七五萬億元退賠款，實際上還需要工商業者們拿出過去積蓄或變賣家產，才能繳清這筆“飛來橫禍”的罰款。
需要提一下的是在具體執行退補的政策時，中共對各種不同等級的工商業者還有不同的政策。對一些頭麵人物和親共的大資本家，中共一般會給足麵子，但在罰款方麵則不會放鬆。雖然，中共對資產階級的罰款確實有所降低，但一般多掌握在“再多抽一點血就會喪命”臨界線上。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讓民族資產階級不致就此一命嗚呼，而是能苟延殘喘繼續供他們利用。一句話，對他們搜刮錢財的手不會軟多少。然而對於也被卷入運動的那些小本經營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雖然運動初期工作隊對他們一樣粗暴凶狠，但到了運動後期具體執行退補款時，與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還是有所不同的。此時中共基本上將他們統統劃為守法戶，罰款數額上也有所放鬆，以體現他們對待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態度。由此證明他們同情勞苦群眾的階級路線。除此之外，中共這樣做還有一個算計，第一是這些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本身“油水不大”，不是這次運動的重點對象，即使要他們全額繳交“偷漏“稅款，數額也微不足道。而放過這些人，中共不但凸顯他們是為”窮人“服務的政黨，也可以落一個實事求是的好名聲。第二，藉此可降低違法戶的比率，起到掩蓋重罰資產較多工商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