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0）
以上是“五反”中的兩個例子，或者說是兩隻“麻雀”。把這兩隻“麻雀”解剖開來一看，“五反”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也就基本上清楚了。不過，這兩個例子中被查的商戶還隻是屬於中等的，至於一些大的工商戶，他們的遭遇怎樣，以下幾個例子就提供了這方麵的訊息。
廣州商人陳祖沛，廣東江門人，香港南北行學徒出身，一九三八年以小洋六百元在廣州創辦大成行發家，生意遍及東南亞。據網上一篇署名黃曦暉的文章《陳祖沛與大成行在抗美援朝中捐獻三架戰鬥機》說：早在解放戰爭時期，陳祖沛因受共產黨人許滌新、劉思慕等人影響，思想左傾，常在經濟上接濟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十月，平津戰役正臨決戰階段。為支援解放軍作戰，陳祖沛應中共要求組織大批緊缺物資，包租了一艘三千噸英國輪船，不顧危險親自押運到天津港。一九五一年，陳又將香港大成行一千七百萬港元資金轉回大陸，在天津、上海、青島、廣州、重慶等地開辦各種工廠，以實業支援國家建設。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他和大成行職工帶頭捐獻相等於三架戰鬥機價值的人民幣四十五億元（舊幣），帶動了整個廣州市的“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因此，陳祖沛可說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親共的商人。但是，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一來，廣州大成行在未經查賬核實的情況下即被指為犯有偷稅漏稅等罪行，勒令“補交稅”二百億元（舊幣，即新幣二百萬元）。因陳祖沛國內資金不足此數，交不出來，廣州公安局就將他逮捕關押了一個月多。最後，是陳祖沛寫信到香港求救，由大成行香港分行匯來一百萬元港幣湊足二百億元人民幣，陳才被放回家。一九五七年陳祖沛又被劃為右派，說他是廣州“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數次被批鬥，逼得跳樓自殺，結果雖未跌死但跌斷了一條腿。在此過程中，陳祖沛在國內的數以千萬計的財產全部煙消雲散。
濟南馬伯聲，出身貧寒，白手起家，其所創立的“仁豐紗廠”、“仁德學校”、“仁德麵粉”、“惠魯工商學校”、“泰山林場”等都名噪一時，是全省乃至全國都有名的實業家。其中尤以馬伯聲與崔景三、穆伯仁三人合辦的仁豐紗廠最為成功，出產的“蜘蛛美人牌”原白紗物美價廉，可與日本人在青島出產的“大五福”布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然亦因此之故引人覬覦。先是有國民政府官辦的中國銀行和有軍閥背景的金城銀行，硬以投資名義入股仁豐，並委派一個名叫殷同、後來淪為漢奸的人當了仁豐的總經理。馬伯聲僅保住經理一職。“七七事變”後，馬伯聲主張遷廠西安，因殷同反對而作罷。一九三八年一月，日軍軍管了仁豐紗廠，隨即委托青島日人紗廠派人來接管廠務。馬伯聲雖避居到天津也遭日本憲兵隊逮捕，後經人保釋才出獄。此後，仁豐一直在日人控製下。一九四二年，日方以天津公大紗廠名義注資仁豐二百萬元。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敵偽產業處理局接管仁豐紗廠，委托馬伯聲為仁豐經理。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山東省政府敵偽產業處理局在厘清了仁豐的資產後，宣布將仁豐發還原主。按此，仁豐資產的歸屬已經明確。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中共卻以“侵吞日偽資產罪”將馬伯聲拘留審查。一九五三年二月和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兩次宣判：沒收仁豐紗廠中的官僚資本、漢奸股權和日本投資，其金額共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八十六點五，馬伯聲等股東僅得百分之十三點五的股權。
“五反”中有反資本家侵吞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官僚資本一條。這個例子就涉及到私營廠商資產中包含有敵偽資產的問題。反對資本家侵吞敵偽資產固然是對的，但是計算方法要合理。仁豐一九二九年初創時的資金額就超過一百萬元，後部分股東相繼離去，經馬伯聲多年辛勞經營，紗廠不斷發展，規模不斷擴大，一九三四年時即有紗錠一千二百六十錠，工人五百七十名。一九三五年四月又新增織布機二百四十台，染色機二十八台，資本額早已數倍、數十倍地增加。而後來官僚資本和日方投資總共三百萬元，在當時的仁豐資本額中僅占很小一部分。即以馬伯聲最初辦廠的一百萬資本算，官僚資本和日方資本也隻占總資本額的百分之七十五，何來的百分之八十六點五？所以，中共在“五反” 中以官僚資本和敵偽資本問題重翻舊案，不過是想侵吞馬伯聲等股東的資產而已。“五反”以後，馬伯聲定居天津，僅以微薄定息為生，一九六六年春病故。
四川康心如，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業畢業。一九二二年，康心如與上海美豐銀行總經理美國人雷文合作開辦美豐銀行重慶分行。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發生英國軍艦炮轟萬縣的“九五事件”，激起四川人民排外風潮。一九二七年二月，美豐銀行美國經理奉命撤離重慶，並打算停止銀行營業。經康心如洽商，由四川軍閥劉湘集資三十幾萬元收購了美國人股份。從此美豐銀行成為中國人全資銀行。銀行在康心如經營下不斷得到發展。抗戰時期，美豐已成為西南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銀行，資產豐厚，投資的企業有八九十家，涉及工廠、礦山、交通、運輸、電力、金融、保險、文化、新聞等很多行業。一九三七年美豐的資產值已達三百萬元。其中康心如及其家族擁有的資產不下一百萬元。但是，到了內戰後期和中共執政後，康心如和美豐都遇到了很大的劫難。
內戰後期的劫難首先是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發行金元券。國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徐伯園親找康心如談話，要康把黃金、美鈔統統拿出來換成金圓券以支持政府的金融改革。結果沒幾天金圓券就大貶值，康心如和美豐共損失了近百萬美元。接著，康又在銀元券風波中上當，損失了四十一萬三千多銀元。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戰敗撤離大陸前，重慶市長楊森有一批美豐的股票，想換成現金好跑路。於是由重慶衛戌副司令夏鬥樞出麵，以槍威逼康心如拿出二百根金條“吃下”這些股票。此例一開，引發一係列退股事件，最後美豐銀行拿出十四萬四千多銀元才把事情應付過去。這幾件事，把美豐的流動資金基本上掏光。
重慶解放以後，美豐銀行雖搖搖欲墜，缺乏流動資金，但還有大量實業投資和不動產。康心如為救活美豐銀行，動員全家幾個兄弟，把家裏所有黃金、珠寶拿出來，湊了二十二億現金（舊幣）。但光這些錢還不夠。於是康心如以私人擁有的重慶最好地段的一幢市值二十億元的商業大樓作抵押，想從中共的人民銀行貸款十億元。但是人民銀行根本不予理睬（可能此時人民銀行自己也沒有錢）。沒有資金周轉，銀行開不了門，美豐不得不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下午停業。
雖然，美豐銀行是停業了，但是“五反”一來，共產黨又找上了康心如的麻煩。由於楊森是國民黨戰犯，中共說康心如買下楊森的股票是屬於“轉移敵偽財產”，現在要賠給政府；楊森拿走多少，你康心如也得交出多少。除了楊森，西北軍閥馬步芳曾在美豐銀行租了一個保險箱，存放過一批黃金，後來取走了。這客戶存放在銀行保險箱的東西，不屬銀行所有，更不屬中共所有，客戶要取走銀行總不能不準取吧？可是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在中共那裏竟講不通，說這也是“轉移敵偽財產”，也得由康心如賠。康心如有個女婿叫楊錫琪，當時也辦了一個小銀行，也從馬步芳那裏拉了一點黃金存在他的銀行裏。解放後銀行不辦了，但“五反”一來，也叫他賠。沒有錢就從他工資裏扣。原來一百多塊錢的工資隻給十八元生活費。美豐初辦時，是屬於美國人的銀行，曾發行貨幣叫美豐券，在市麵上很流通。鈔票使用多了總會有損壞的、丟失的。後來美豐券不流通了，點算下來發行出去的貨幣有三萬元沒有收回來。這件事在國民政府時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向政府報告了就完事了。可是解放後這件事中共也要重算，說這是人民的財產，不能由你私吞，要美豐股東把這三萬元錢補交出來。總之，中共是千方百計地要從美豐撈錢，把美豐殘剩的一點資產吞噬幹淨。
在四十年代，康心如利用他的地位給過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幫助，包括金錢上的資助。一九五七年二月周恩來出訪歐亞十一國回國途徑重慶，還特地去看康心如，並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可是幾個月後的反右派鬥爭中，康家包括康心如在內有六個人被打成右派，成了重慶市的“右派大戶”。
劉鴻生，浙江定海人，民國實業巨頭，有中國“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紡大王”、“水泥大王”之稱，經營領域涉及輕重工業、運輸業、商業、金融業，是上海工商界的頭麵人物。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劉鴻生跑到香港觀望，在周恩來統戰術籠絡下，十月又回到上海。一九五〇年十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劉鴻生帶頭捐獻飛機大炮，其中僅上海水泥公司董事會和全廠職工就捐獻人民幣二十點一七億元（舊幣，合新幣二十萬一千七百元）。但是，“五反”運動一來，劉家就受到了各種衝擊。
據網上一篇署名趙晉的文章《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前後的私營工商業——以上海劉鴻生家族及其章華毛紡公司為中心》稱：劉家首先遭到運動衝擊的是劉鴻生次子劉念義。他所掌管的大中華火柴公司部分工人乘機鬧事要求加工資，勞方代表“拍案擊桌鬥得很凶”，聲稱：“我們工資比別廠低，被資方剝削了三十年，現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難，也要你們資方去想辦法。”當時公司資金周轉困難，百貨公司又要減少收購量，對於工人們的要求，劉念義無法滿足。當他親自去周浦分廠調解勞資糾紛時，竟被數百名工人扣留了整整兩天，強迫他承諾加薪。被關押期間，劉念義一度想要自殺。
劉鴻生第三子、時任上海水泥公司總經理的劉念禮境遇更慘。“三反”運動中許多機關幹部因與上海的廠商有過工作上的關係，此時多被逼承認受過賄。於是這些機關紛紛派人來求證並追贓。劉念禮因此被水利局傳訊了十七小時，期間不僅被傳訊員用各種髒話痛罵，而且還被強迫脫衣服遊街，一度成為上海工商界爭相批鬥的對象。
劉鴻生另一個兒子劉念智被逼交代“五毒”罪行，坦白交代了二十多次不能過關。最初他隻承認“盜竊”了二隻麻袋和二扇破鐵門，後來承認偷稅漏稅的數目達到數百億元。他甚至把抗戰勝利後申請到的官價外匯、向善後救濟總署申請配給的物資，與當時市價的差額都算作“隱匿偽產”。工作隊要他交代章華毛紡廠生產中所謂“偷工減料”的問題。其實這是因為當時政府給的“加工訂貨”的工繳費遠遠低於成本，企業要想不虧本，隻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降低成本。所以如果將此一做法算作“偷工減料”，那麽政府也是難辭其咎的。但政府根本不承認自己的過錯，將責任統統推在私方廠家頭上。
“五反”運動開始時，劉鴻生因心髒病已臥床很長一段時間，但中共也不放過他。先是華東紡織管理局要追究他賄賂紡管局幹部陸高誼的罪責。過去，劉鴻生曾送過陸高誼一塊呢服料。當時這件事在劉鴻生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為呢子是自家工廠的產品，偌大工廠送人一塊衣料實在也不是什麽大禮，隻是攀個普通交情而已。但紡管局卻要深挖個中的不法關係。劉被逼不過隻得承認：“我送呢料給陸高誼是有的，但是除此以外絕對沒有什麽問題。”有同業指責劉氏的章華廠一九五〇年加工軍毯粗製濫造。此事涉及軍隊，也是一件可大可小、凶險莫測的事情。因為就在當時一個名叫王康年的商人被人揭發說他賣假藥給誌願軍被抓了起來，報上登了一大版一大版的聲討文章，後來被判了死刑。劉隻得辯解說：這個問題當初在加工生產前他就提醒過紡管局，說用精紡機器做粗紡產品是不行的，但紡管局專家卻說可以，他隻好執行。還有人指責他逃避外匯九十萬美元不坦白。劉堅不承認並一度想自殺。他曾這樣對兒子們說：“我自己有錯誤就應該承認，假如為了避一避風頭而勉強承認，我是不幹的。”又說：“人家總認為我劉鴻生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試問五反之後，我要不要出來呢？那時我怎樣麵對群眾呢？我情願死在五反的鬥爭中，不願意躲避五反，藉此多活幾個醜年。”
其時，很多人也看清了中共發動“五反”的目的。但現實很無奈，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看看地主階級的下場，就知抗拒是沒有用的。劉鴻生的幾個兒子都認為：劉家企業“反正是完了，早點送掉豈不更好”。因此，“口頭承認心裏怨”，積極配合政府坦白“罪行”，甚至誇大盜竊和偷漏數字，隻求早日過關。劉念禮最初的坦白總被認為不具體、不老實。後來想穿了，凡人檢舉的一概承認，甚至把解放前廉價向國民政府救濟總署購買的器材也算作盜竊國家資財做了交代。僅此一項金額就達二百二十四億元（舊幣）。
在整個“五反”運動中劉鴻生父子交代的“五毒”金額總數高達八百二十九億元（舊幣）。除此之外，劉家還得繳交一九五一年的營業所得稅二十五億元。征這麽多的所得稅，是因為中共總認為上海資本家在一九五一年的政府加工訂貨中撈了一大把。薄一波一度估計在政府加工訂貨二十萬億元中資本家賺的錢和盜竊國家的錢至少有九萬億元。因此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表示，除了要上海資本家交出“偷稅、漏稅”的錢，還至少要征收一點八萬億所得稅。但事實上上海的資本家並沒有賺那麽多。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海市委根據十八家典型戶的調查，發現他們的實際盈利隻有二千零六億元，而政府的所得稅就達一千一百二十七億二千九百萬元，占去了盈利的百分之五十六。也有的廠商如章華毛紡廠，一九五一年不僅沒有盈利而是虧本。章華因為一時繳不出所得稅，中共就要劉家將藏於海外的資產拿回來繳稅。以中共的想法，像劉家那樣的大資本家海外也一定藏有大筆金錢。麵對中共敲骨吸髓、機關算盡的做法，劉鴻生冷冷地告訴稅收人員說：海外的錢“詳數也不知，不過幾千港幣罷了。”當然，劉鴻生的說法中共是絕對不信的。因此催逼繳稅變本加厲。劉鴻生被逼無奈，隻得寫信到香港向朋友求救：“本公司在此生死萬急之秋，深信我公定能惠予援助，決不致聽其危急而不顧，特函懇商務祈迅速匯港幣十五萬元，千萬勿遲。”
最後，中共也認識到若要按照上海“五反”中打出的“違法金”十萬億元逼迫工商業者交款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中共還不想一下搞死民族資產階級，於是主動將金額降到四萬億元。但就是這樣，許多工商業者也是無力繳清的。章華毛紡廠直到一九五四年公私合營前還欠繳“五反”應退款九十二億元。而這九十二億元“欠款”在公私合營時又都以“國家投資”名義算作了中共擁有的公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