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19）
荒謬的“五反”
“五反”的另一個特點是荒謬。這個特點首先表現在所謂的“違法”戶比率竟高達百分之八十、九十。據一份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九大城市的不完全統計，在受審查的四十五萬私營工商業戶中，犯有不同程度“違法”行為的工商戶達三十四萬，占了被審查總戶數的百分之七十六。其中上海達百分之八十五，北京達百分之九十。廣州市的情況據網上一篇具名葉曙明的文章說，廣州一地二百二十個行業，共四萬七千八百一十九戶工商戶，被查出有違法行為的達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六戶，占總戶數百分之八十八點七六，介於上海、北京之間。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在“五反”運動中隊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親自規定了劃分各類工商戶的比例：守法戶約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戶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戶約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嚴重違法戶約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違法戶約占百分之一左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55、56。）由此看來，這個高達百分之八、九十的“違法”比率，都是按照毛澤東規定的比例劃出來的。工商戶違法不違法不是根據事實，而是按照領袖定下的比例來定，這樣的事情不能不說荒謬吧？
在這個運動中，絕大多數“違法戶”的“罪行”是所謂的“偷稅”和“漏稅”，“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恐怕百無其一。但是，正如前麵已經說到過的，中共因為財經困難，早在一九五〇初就開始加強稅收工作，並把征稅的重點從過去主要依靠農村的農業稅，轉移到了對城市工商業者征收的工商業稅。為此中共不僅健全了稅務機構，配備了堅強的稅收隊伍，還改革稅法、增加稅種和提高稅率、廣布稅網，連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也不放過，強調要“堵塞漏洞，把偷、漏的稅統統收回來。”我曾見到一篇文章，說當時中共的稅收額比之國民政府時期已經高出了三倍。在這種情況下，若說仍會有少數人作奸犯科偷稅、漏稅，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若說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工商戶仍在不同程度上偷稅、漏稅，做各種違法行為，則實難令人相信。我真不知他們是怎樣查的，依據的又是什麽稅法？是因為以前中共的稅收人員都太無能，還是所有的工商業者都狡猾無比、神通廣大？
我曾問過幾個年長的、親身經曆過“五反”的人，當年查偷稅漏稅是怎樣查的？依據的是什麽法？可是他們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而大致的情形又都差不多：就是運動來了，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大會鬥、小會批，大呼小叫，逼你交代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等問題，有的還要動手動腳打人。反複地鬥，反複地交代，直到工作隊認為你交代得差不多了鬥爭才會暫停。然後就逼你交補稅款、交罰款。至於這偷稅、漏稅是根據什麽查出來的，真也說不清楚。我曾力所能及地找了一些有關的文章、書藉來研究，可惜正規的“學術”文章，竟沒有一篇說到這個問題的。倒是在網上我看到了幾篇作者本人親身經曆的回憶，又綜合了從其他渠道得到的零星消息，才大致上了解了這個“查稅”情形。
當年“五反”查偷稅漏稅，其實根本就不是靠什麽稅法去查賬，而是依據對你資產、營業狀況的評估，預先就定下了要你繳交各種罰款的大概數目，然後發動店員、工人對你亂批亂鬥，靠運動的聲勢、壓力，逼迫你承認各種捕風捉影、甚至根本子虛烏有的罪名；不承認，就加大批鬥的力度，威脅要逮捕、槍斃你，直到你承認為止。下麵是我在網上看到的一篇當年參加“五反”工作隊的人寫的一篇回憶文章。這也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的將“五反”過程說得最詳細的一篇。由於作者說的是親身經曆，而且文筆頗佳，將一些關鍵的地方都說清楚了，所以十分難得。以下是該文的摘要，謹敬獻各位讀者分享：
這篇回憶發表在博訊網站（boxun.com）上，名為《抓“不法資本家”——“五反運動”記實》。作者鐵流，本名黃榮澤，成都茶葉店學徒出身，後改行做記者和作家，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關押勞改二十三年，一九八〇年獲平反。據鐵流說，一九五二年春，他剛參加完土改運動，就被調到成都市節約檢查委員會參加“五反運動”。因為他原是成都茶葉業工會青工委員，就被編入成都市茶葉業的“打虎隊”。隊長哲麗英，是個中共烈士女兒。運動開始後，“按照上級的布置，我們首先將茶葉行業一百三十八家茶葉店，按大、中、小三個不同的等級排隊，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違法戶、嚴重違法戶等五大類。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錢的茶葉店老板，都是違法戶或嚴重違法戶，那些中不溜的茶葉店，大都劃入半違法半守法戶的範圍，那些雇一兩個工人的茶葉店，絕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戶和守法戶。”“開初我不明白，這劃分的標準根據是什麽？我問哲隊長，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說：‘不違法怎麽會做大生意？又怎麽賺上大錢？我們把他們列為違法戶或嚴重違法戶，就是要向他們追索賠款，罰他個精光，罰他個傾家蕩產。’”
他們首先組織青年學工，許以表現好的積極分子將來吸收為國家幹部，再將擬好的劃分五類的工商戶名單交給他們討論，最後選定了最先開刀的“典型”，總府街裕昌榮茶葉店。被選典型的條件是：“一要有油水，賠償的金額大；二要有民憤，在同行業中大家都恨；三易於攻破，怕關押怕逮捕。” 裕昌榮老板姓楊，他生意做得大，一直做到西北、西康一帶，但為人吝嗇，所以人緣不太好，正符合“打虎隊”的要求，於是未經查賬就將他列為“嚴重違法戶”。“打虎隊”找他要他坦白交代犯“五毒”的罪行，楊老板不肯承認有違法行為，說不信可查賬，於是“打虎隊”就開鬥爭會鬥他。
據鐵流描述：“鬥爭會一開始，全場一片怒吼叫他站出來，他想抗拒不站，立即跳出幾個老虎隊員，把他揪上主席台。早布置好的發言的老板們，為了‘爭取立功’都掄著發言。有的揭發他漏稅偷稅，有的檢舉他茶葉中滲假，氣得楊老板破口大罵，說這些揭發檢舉全是捏造，沒良心的瞎編。大家說他不認罪，不低頭，誣蔑攻擊政府，於是拳頭加巴掌，雨點般地打了下去，當場打得他皮青臉腫不像個人樣。有的要求逮捕，有的要求嚴懲，嚇得楊老板一身打抖，咚地跪在地上哭著求鐃：‘我有罪，我有罪！我五毒俱全，不是個東西。我願意賠退，請求政府寬大……’還一邊說，一邊哭，一邊打自已耳光。哲隊長問他賠退多少？他說五千萬。（哲隊長）轉頭問大家：你們說他老實嗎？不老實！會場一遍怒吼。多少合適？五個億！十個億！十五個億！二十個億！（指舊幣，一個億相當於人民幣一萬元，下同）…… 楊老板一聽急得翻眼珠，氣呼呼說：‘你們還講良心不？我一年做多少生意，大不了三兩個億，現解放才兩年，這賠退數目高於我十年生意，道理上也說不過去嘛！’共產黨自來不和人講道理，講道理就不是共產黨。怎麽辦？升溫加熱，最後暫定五個億。自此，打虎隊員日夜跟著他追收髒款。楊老板為了退髒，將家中曆年儲蓄全部交了出來，甚至太太的陪嫁、兒女預留的學費，都獻給國家，還是過不了關，後來吊死在自家廁所梁擔上。”
“在鬥爭楊老板小勝之後，‘五反’運動在茶葉業全麵推開。被鬥的資本家站在工人當中，任工人吼，任工人罵，任工人推過去拉過來，搞得這些被鬥的資本家頭昏眼花，骨頭散架。一天不行兩天，兩天不行三天，直到被鬥的資本家承認交待自已的違法事實為止。如遇上頑固的資本家，不承認自已違法事實，除堅持天天鬥爭外，還罰跪、罰站、頂板凳。再不，幾天幾夜不準睡覺，還在商店周圍主要街道的電線杆上，安裝了高音喇叭，每天從早到晚不間斷地呼喊口號，或是指名道姓地點他名字，並叫工人宣讀揭發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問題。除此，就是宣讀中央和省市委文件，一再交待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抗拒交代，死路一條’。這些軟硬兼施的手段，不停地攻擊發炮，使空氣中充滿濃濃的火藥味，每個氧氣分子都是致人於死地的子彈。”“ 楊老板自殺後，接著春熙路陸羽春茶葉店鄒老板，因不滿打虎隊員的凶橫，全家六口服毒自殺，經搶救活下四人，鄒老板和他老伴死了。不幾天，全市其它行業也出現資本家自殺事件，有的跳樓、有的抹喉、有的投水……”。
鐵流學徒的茶葉店叫“雨前春”，老板張叔奇是鐵流的三師傅，也被定為“嚴重違法戶”。“打虎隊”要他賠退十多個億人民幣（舊幣），因交不出又怕逮捕，嚇得打算全家自殺。哲隊長知道後要鐵流去做思想工作。鐵流說：“我當然義不容辭，立即趕到店裏。師婆一見到我嚇得語無倫次，羅羅嗦嗦說：‘黃，黃，師兄，不，黃政府，嗬，嗬……黃，工作隊，過去有什麽對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錯，你是知道的，我們做生意從沒有偷過工，減過料，更沒有偷過稅，你和我們師徒一場，要說說公道話啊！’我感到十分驕傲，過去在我麵前她是何等傲慢，今日卻恨不得給我磕頭。唉！時代變了，地位變了，我真成了國家主人！但師傅總是師傅，師婆總是師婆，不能太過分，現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難別人。於是態度十分和靄，語調十分柔和，說： ‘師婆，你要相信黨，相信政府政策，我們工作隊不會寃枉一個好人，隻要賠退了就沒有事。’ 師婆抹著眼淚道：‘怎麽賠退得出十多億啊！’我隻好坦露心曲道：‘師婆，到這個時候了，你是保錢還是保人？’在一旁的三師傅，明白我話中意思，急忙說：‘媽，黃師兄說了，隻要賠退，就不會逮捕。錢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退，砸鍋賣鉄都退！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在我離開時，三師傅一再感謝說：‘隻要不鬥爭，不逮捕，什麽事都好辦。’ 這時，我才真的明白，‘賠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麽？就是要資本家把錢拿出，拿得越多越好！”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一天，成都市節檢會召開全市各行各業不法資本家賠退大會，地點在成都軍區北較場的大操場壩子裏。那天，中共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親臨大會。大會主席台前放了幾十張長條桌，桌上擺滿金條、金磚、金元寶，銀元、銀錠、銀撬寶，以及各種珍珠、瑪堖、玉器之類的財物，黃燦燦，白晃晃，在陽光下耀得人睜不開眼眼。這是我平生以來看見這麽多的金子、銀子、珠寶玉器，值多少錢啊！共產黨真厲害，斂財搞錢有的是辦法！另外，那些被定為違法戶、嚴重違法戶的不法資本家，排著一列長隊，人人手中抱著人民幣、美鈔、金銀財寶、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請罪，向政府認罪，然後低頭彎腰把手中錢財，畢恭畢敬地放在桌上，然後退著身子走下來。那天，三師傅張叔奇也在這個行列裏，我十分高興，他終於‘幡然悔悟’，走了‘坦白從寬’的‘光明大道’。”
網上還有一篇署名高天民的文章《一個民間商人的血淚史——三反五反紀實》，說的也是自己的親身經曆。據高天民說：一九四九年前，他在上海與另兩人合夥開了一個汽車材料店。當時國民黨敗退台灣，留下很多美國汽車被中共第三野戰軍接受，需要修理的車很多。因為是與軍隊打交道，他們很小心，不敢多賺軍隊的錢；又因知道共產黨“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警告，也不敢對這些客戶請客送禮。他們去解放軍的辦事處聯係工作，見到他們雖然住在國民黨高官留下的高級公寓裏，但生活簡樸，所以也肅然起敬。“三反”運動開始，各地部隊到店裏來找老板要求交代賄賂幹部的人絡繹不斷，有時還被押到淮海路一處地方隔離審查，弄得幾乎精神崩潰。有一家與他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兩個老板，因為受不了折磨，服氰化鉀自殺了。他親眼目睹了兩人的死相，因臨死前的掙紮連腳上的皮鞋也踢到了牆角，顯然死得十分痛苦。
“五反”開始後，高天明自思：中共說的資本家“五毒”，他們平時對來店裏的幹部連香煙也不敢敬一支，怎敢行賄？店裏做的生意都有發票，稅務局又查的緊，不可能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他們店裏經營的汽車零件都不是自己製造的，也沒有以次充好賣給客人；盜竊情報，他們這種商店與情報根本搭不上界；如果說有賺錢沒有虧本就是盜竊國家財產，那最多把盈利全都交出去好了。唯有一件事，即他們經營的汽車零件都是從國外來的。進貨款要外匯，而政府從不供應外匯，他們的做法是通過廣州的地下錢莊與進口商套匯。他們隻要匯錢給廣州的地下錢莊，由地下錢莊安排就可以在香港取得外匯，然後在香港辦貨運回內地。這是一貫的做法。當時共產黨需要美國汽車零件修汽車，並不管這等事，現在“五反”了就將這事拿出來跟他們算賬。
“五反”工作隊威脅高天民說：“就憑你私套外匯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給你一個從寬處理的大好機會。老實對你說，我已具體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高天民說：“此時我隻好說：‘一定坦白。’他們說什麽，我全認，行賄、偷稅、漏稅都按他們掌握的材料辦；至於盜竊國家資財，我正在和他們討價還價，我說至多不過二、三萬元（按：此處所說的是新幣，在當時應為二、三億元），話還沒說完，就馬上遭到斥責。我想再加些吧，如果總數在十萬元之內，還可以勉強應付，若要再加碼，那就不堪設想了。我陸續往上加，但堅持不超出十萬元。隊長冒火了，指責說：‘說了半天還是雞毛蒜皮，差得太遠太遠……’。隊長所以如此說，自是按五反對我店的要求而來，同時也聽了店中職工的檢舉揭發。當時老板既無解雇職工之權，職工對老板的態度也大大的改變，工會指示什麽，他們就去做什麽，比過去對老板還巴結。這次他們奉命對老板檢舉揭發，各人都有一套本賬，誰對老板財產檢舉得多，誰在五反運動中立功就最高。但盡管胡說亂道，他們所說的數字與我堅持的十萬元之內的數字比較起來竟是雞毛蒜皮。雖然如此，我們總歸是完了！但共產黨就是這樣來搜刮工商界的嗎？我越想越不對頭，又堅持了幾天。可連續的謾罵、威嚇、疲勞、審問，終於使我垮了下來。我想反正是完蛋了，完就完罷！我被逼得無路可走。這時說老實話根本已行不通，出於過關免死想法，隻好鼓足勇氣，自動加碼十萬，不行就再加二十萬，這樣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萬，隊長才認可了，卻要我說明這一百六十萬的來龍去脈。我隻好再來一個彌天撒謊，胡編亂湊，好不容易才寫了出來。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裏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即使把三個老板的私產都加進去，也還差得遠，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高天民說：“工作隊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們三人獲釋。此時另二人還不知道怎麽突然會被釋放的？我說：‘這筆大生意，隊長和你們都談不成，逼到我頭上來了。我們誰也受不了這樣無限期地關在這裏日夜批鬥，隻有求釋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隻好胡說以迎合他們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們一聽一百六十萬的數目時，驚叫說：‘這怎麽了得！’我說：‘眼前我們過關保命要緊，也隻好作繭自縛，總比關在這兒挨鬥、等死強些。’於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關了三周之後，已被鬥得七顛八倒，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五反工作隊隊長來店裏召開職工大會，宣布本店老板已經‘徹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從寬處理降為第三檔‘半守法半違法戶’。如果是第一檔，就要送法院去坐牢。又過了一些日子，對他們店的處理通知也來了，各種罰款、補稅，總計是二十八億元（二十八萬元），還說這是經過核實後的‘寬大處理’。因為我們沒有那麽多錢繳清罰款，從此稅務局的人就每天來店裏坐等，有錢就拿走。這樣情形共持續了二年多才把這筆‘巨債’繳清，而店裏也空空如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