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誌願軍受到重創後，杜魯門與艾奇遜認為以談判結束戰爭的時機終於到來，試圖將局勢恢複到戰前的樣子。3月20日，聯參會告訴麥克阿瑟“國務院即將準備由總統宣布，在侵略者已被從韓國大部分地區趕出去的情況下，聯合國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296]”然而麥克阿瑟卻特意在3月24日發表一篇措辭帶有挑釁與威脅性的聲明：[296]
作戰行動在根據時間表和計劃繼續進行著。實際上，我們已從韓國清除了有組織的共產黨軍隊。事情變得越來越明顯，由我們海軍實施的24小時的大規模轟炸給敵補給線以毀滅性打擊，使在前方作戰地區的敵部隊缺乏必要的作戰物資來維持作戰行動。這一弱點被我們地麵部隊利用的非常巧妙。在我軍適應敵人的作戰方式後，其戰術便徹底失敗了，敵人的滲透戰術隻是使其小股小股的被消滅。在惡劣的天氣、地形和作戰條件下，敵人的持久作戰能力要低於我軍。
比我們在戰術上的成功具有更大意義的是，事實清楚地表明紅色中國這個新的敵人，缺乏工業能力，無法提供進行現代化戰爭所需要的足夠多的重要物資。敵人缺乏生產基地，缺乏建立、維持以至使之投入作戰的那怕是中等規模的空海軍所需要的原材料。敵人也無法提供成功進行地麵作戰行動所必須的武器，如坦克、重型大炮以及科學技術為進行軍事戰役所創造的其他精巧的武器裝備。起初，敵人數量上潛在的巨大力量大大彌補了這一差距，但隨著現代化大規模毀滅手段的發展，單靠數量已無法抵銷這些缺陷本身固有的危險性了。控製海洋和空中，進而也意味著控製補給、交通和運輸，其重要和所起到的決定性作戰在現在並不亞於過去。
我們現在擁有這種控製權，加上敵人在地麵火力的劣勢，其作用更加倍增。這些軍事上的弱點，在紅色中國進入朝鮮戰爭時就已清楚無疑地表現了出來……這樣，敵人現在一定認識到，如果聯合國決定放棄將戰爭限製在朝鮮的容忍程度，把軍事作戰行動擴大到它的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的話，那必將會使紅色中國麵臨極大的危險。這些基本事實確定之後，假使這些問題是根據其本身的性質加以解決，而不是受到諸如台灣或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等與朝鮮無直接關係的題外問題的幹擾，就不應再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難妨礙做出有關朝鮮問題的決定。
杜魯門見狀大為光火，麥克阿瑟此舉直接違反12月6日發布的命令，也直接使他無法推動和平談判，杜魯門寫道：“麥克阿瑟的這一舉動逼的我無可選擇，我再也無法容忍他的抗上行為了。[296]”麥克阿瑟則在指責之下辯稱自己隻是在發布例行新聞[297]。杜魯門已決定撤換麥克阿瑟，但他也認為此時麥克阿瑟強硬的措辭有助於撫慰美國大眾對軍事上曆經一個冬天的失敗與撤退的作用，不適合立刻將其辭退[297]。
4月6日，杜魯門召集國防部長馬歇爾、聯參會主席布萊德雷、國務卿艾奇遜與商務部長威廉·埃夫裏爾·哈裏曼討論應如何處理麥克阿瑟[298]，四人“同意”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表示“從軍事角度”有必要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但也意識到需考量政治因素[299]，杜魯門和艾奇遜認為麥克阿瑟不服從命令，而聯參會成員對此則不表意見[298]。不服從命令實為軍事罪行，麥克阿瑟可像米切爾一樣要求進行公開軍事審判，而結果將難以預料，也可能最終裁定罪名不成立，並恢複原職[300]。聯參會成員認為“基本沒有證據表明麥克阿瑟曾經未能執行聯參會的直接命令，或以行動反對命令。”布萊德雷則稱：“從法律角度來看，麥克阿瑟從未違抗聯參會的命令，隻是選擇從寬解讀命令。他的確違反總統12月6日下達、由聯參會轉達的命令，但這不屬於違反聯參會的命令。[301]”1951年4月11日，杜魯門起草向麥克阿瑟下達的命令，由布萊德雷簽名發布：[302]
身為合眾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我非常遺憾地解除你作為盟軍最高統帥、聯合國軍總司令、遠東總司令和遠東美軍司令的職務。你需立即將指揮權移交馬修·李奇威中將，同時授權你下達必要的命令，以順利前往想去的地方。我的撤換原因會在你收到上述命令的同時公之於眾，並納入下一條訊息。
由於通信技術上的問題，消息首先透過商業無線電廣播到東京，而麥克阿瑟收到此消息時正在與大使館招待客人午餐，麥克阿瑟聞訊後麵無表情，僅向身旁的妻子表示“兩人終於可以回家了”[303][304]。包括麥克阿瑟在內的許多人被杜魯門以此種方式解職而感到憤怒，由於是即時生效的命令，麥克阿瑟既不能舉行交接儀式，也不能對部隊發表常規的告別演講，李奇威指出這種“粗暴”的處理方式是“對將軍自尊心不必要的冒犯”[303]。而在另一方麵，杜魯門的行動對外公布後，美國爆發憲政危機和公關風暴[305]，民調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反對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決定[306]，寄到白宮的信件中認同與指責杜魯門的內容達一比二十[304]。時至1952年2月（事件後9個月），杜魯門的支持率降至22％，截至2014年為蓋洛普民意調查中的最低現任總統支持度[307][308]，之後又因朝鮮戰爭泥沼化，政府被一係列腐敗醜聞所困，最終令杜魯門選擇放棄競選連任[309]。
1951年4月12日，麥克阿瑟離開美國駐日使館，驅車前去搭乘已改名為“巴丹號”星座式座機，約有25萬日本人在通往機場的沿路夾道向麥克阿瑟道別[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