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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劉四混3 加帖在 史海鉤沉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2010-08-04 10:29:13 作者：郭道暉 讀者評論 2 條
編者按：北京著名政論月刊《炎黃春秋》不久前發表長篇報導揭露一九八○年中共召開四千高級幹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內幕。許多知名高幹對毛澤東作了激烈尖銳的揭露批判，但是都被鄧小平一手遮天，並以“放棄毛澤東思想要犯大錯誤”為由，不讓公開。該刊七月號有張素華根據檔案對個別問題作出回應，李銳等人還有文章將要發表。這是中共體製內批毛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動向。本刊特摘要轉載，材料極為珍貴，敬希關注。
對毛有嚴厲批評的中共老幹部，右起夏衍(1900-1995)，電影藝術家、文化部副部長；李維漢(1896-1984)統戰部長；張愛萍(1910-2003)，副總理、國防部長、上將。（本刊資料）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三月開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有以胡喬木為首的二十多位參與起草，寫出“草案”後，於一九八○年十月先在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又經四十多位再審議，反複修改後，才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公布。
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謂四千人大討論，據我紀錄的一九八○年十月十三日中央秘書局在懷仁堂召開的幹部會報告，中央機關約一千人，地方、省軍級幹部三千人。中央機關又分中直機關有二百五十六人，國家機關有四百四十六人，軍隊有三百七十三人，共分成三十五個組。其中國家機關分了十六個組。（據事後報導，實際參加的人數還有中央黨校的一千五百四十八名學員。）
我所在的國家機關第一組（即人大與政法口）有三十人：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如譚震林、李井泉、許德珩、蕭勁光以及阿沛．阿旺晉美，還有正副秘書長武新宇、鄭季翹、邢亦民、張加洛、雲北峰、趙伯平；法製委員會的委員有楊秀峰、高克林、劉複之、王漢斌、鄒瑜、項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長江華、王維綱、何蘭階、鄭紹文、黃波、楊化南；高檢的正副檢察長黃火青、張蘇、王甫、李士英、陳養山、關山複。此外，李洪林也參加了我們這個組，他不是作為秘書，而是起草小組的成員下來聽意見。
李維漢列舉毛十大偏見錯誤
關於對毛澤東個人的評價，是這次會議的熱點。據本組和其他組的簡報所載發言，雖然大都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績無大分歧，但對他在建國後掌權以來的曆史實踐，則殊多非議，有的還十分尖銳。
張香山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麵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馬列主義體係中的錯誤隻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或隻是過時的，不是係統的，路線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的片麵性錯誤的十大方麵：
１、熟悉新民主主義，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
２、熟悉農民和地主，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
３、熟悉農業，不熟悉工業；
４、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經濟學教科書，才研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５、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
６、對知識份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
７、搞農民平均主義，一九五八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８、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
９、一九**年提出四個現代化，一九六六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
10.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
討論中涉及建國以來的許多事件，都與毛個人的決策及其為人、行事的思想作風相關。
毛發動文革整人始整人終
李頡伯說，毛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這場浩劫實際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次中央會議上就種下了根。這次會上，周總理講話，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陳雲、富春、先念都講了類似的話。在這之前少奇還組織人寫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會上毛沒有吭聲。後來乘反右鬥爭勝利和自莫斯科參加第一次會議歸來，他很得意。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召開了南寧會議，在會上就發作了，說你們一九五六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說了什麽，陳雲、富春、先念說了什麽，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著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黃敬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後來得腦血栓去世了。
房維中在一次插話中提到，一九五八年富春主持計委工作，經過算帳，認為達不到預定鋼鐵翻番的指標，報告中說了些含糊話。毛很不滿，批評富春是“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薄一波發言中也談到這個會上毛批評劉、周等人說：“你們反冒進，我要反反冒進！”會議氣氛非常緊張。毛拿出柯慶施寫的一篇《乘風破浪，力爭上遊》的文章，問周總理：“總理，你看過沒有？你能寫出來嗎？”總理說：“看過了，我寫不出來。”
李頡伯說，一九五九年上海會議，毛又批評劉、周、朱、彭（德懷），說我是主席，是統帥；副統帥就是總書記｜｜實際上包含了要把劉少奇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以後的曆次黨內鬥爭，就都是通向文革了。
胡克實談毛搞陽謀出爾反爾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份子）。他說：“當時我聽了很吃驚。無產階級領袖怎麽用這種語言呢！主席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誌論，認為個人意誌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曆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誌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毛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議草稿上沒有“機會主義”四字）......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麽變成機會主義者、專製主義者，必然性是什麽？隻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眾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
胡克實還說，毛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如一九五三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麵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我們挨鬥，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又如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本來要批左，卻變成批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他大講民主；沒幾個月，在十中全會上大批翻案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下馬，主席並未反對；但情況剛好轉，他又大批下馬風。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準的，後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一九七二年剛批林，又批“右傾回潮”。他批別人（對他）搞突然襲擊，他自己就搞。剛批了幾天四人幫，轉過來馬上批鄧......他這一張一弛，把全黨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質疑毛打江山有功無過
夏衍發言中對毛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譬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毛本是向蔣介石連續發出三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發指示後，毛立即改變態度，於八月二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即“和平民主新階段”。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在對敵鬥爭中兵不厭詐，用權術麻痹一下敵人未嚐不可。
但後來毛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講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九四九年我（夏衍）和許滌新等從香港到北京，為接管上海，向毛請示，毛又一再講要讓上海的資本主義有一段發展的時期，還講一定要把榮毅仁、劉鴻生留下來，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管工廠。少奇也講了同樣的話，聲明是中央的決策。可是到一九五一年，毛就講過渡時期要消滅資產階級，讓資本主義斷子絕孫。這也就是“興無滅資”的祖本。後來還批判劉少奇講“剝削有功”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王光美晚年為了子女的前途和毛家一笑泯恩仇，在北京引起議論。王光美（中）和毛女（右）毛孫女飯後留影。（本刊資料）
王光美談毛如何整劉少奇
王光美發言中說，四清時我寫的“桃園經驗”主席看過很欣賞，還推薦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他在少奇當選國家主席那天，召開中央擴大會議，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幾天後他提出更“左”的口號。這次會前小平出於好意說，你身體不好可不必參加。但主席參加了。另一次會上他講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時，少奇插話說，是各種矛盾交叉一起很複雜，還是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為好。第二天，毛大發脾氣，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說話！”談到高饒事件，王說事前毛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黨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有的還以為毛支持高崗，他們才跟高崗。
毛在1954年高饒事件中就曾約劉少奇打倒周恩來，被劉拒絕。（本刊資料）
夏衍概括毛的錯誤，是十六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
他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就有人指出，毛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一九五八年毛才六十五歲，就有“老年性多疑症”。
李銳回憶田家英說毛不擇手段
李銳在會上著重回憶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全過程中談到，毛的秘書田家英同他私下議論毛，談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變化太快，易生反複，今天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還喜歡別人寫檢討，有時為達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擇手段。反右前，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來自黨內的阻力。在批發一文件時舉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家英對李銳說：“沒有這回事，我根本沒有反對過鳴放。這是不顧事實，借題發揮。這種例子不是個別的。”
李銳還說，在廬山毛澤東七月十一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較融洽，承認一九五八年有些事他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麵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幹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談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麵，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五七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嚐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
張愛萍說毛言必稱秦始皇
農機部的宋敏之說，毛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麵”。張愛萍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是言必稱秦始皇。孫冶方說，毛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的秘書陳友群長篇發言中談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風問題，主要是他同朱總司令不和的過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陳友群還談及，一九五○年□□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麵親自加上“毛xx萬歲！”一九五六年我曾聽到田家英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百年後如何？”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起初朱老總認為彭德懷意見是善意，還為此做了一首詩：“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並對公社食堂問題提了不少意見。後來毛批彭總時，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就批評朱是“隔靴抓癢”，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總的工作權利。
副委員長許德珩說，梁啟超早年是維新派，後來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凱稱帝，寫了篇《異哉帝製》，聲稱“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即否定其當保皇派的過去。毛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戰！”可是他卻是以今日之錯誤否定昨日之正確。
迫害忠良中國曆史最大暴君
鐵道部的慕純農說，毛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周是累死的、氣死的、整死的。過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總還留下幾個忠良。而跟隨毛幹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給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到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友在麵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宮裏，這是莫大的悲劇。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後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隻是“聖德有虧”。
（摘自《炎黃春秋》雜誌，二○一○年第四期原題：《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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