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論“中庸之道”
張 洞 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10/20/2010
【前言】。恩格斯：“沒有哲學的民族，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
“中庸之道”作為一種哲學思想，一種道德觀，倫理觀和立身處世，治國安邦之道，首先被中國先秦時代的孔子提出。中庸作為中國認識史上的一個古老的概念，不僅是孔子哲學思想的重要範疇，也是中華儒家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要人們貫徹孔門相傳的“忠恕之道”，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正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的發揮。“中庸”在字麵上的解釋即是“執中”之意，而執中又當求“中和”。
孔子曾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見，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是要人們以“至誠之心堅守和力行中、庸、和、恕”的正道，即“忠恕之道”、仁道、天道，也就是“君子之道”。 而不是要人作“隨大流，見風轉舵，作牆頭草，見利忘義”等這些“小人之道”。
老子的“守中”，強調“去甚、去奢、去大”，“少私寡欲”，“清靜無為”，“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唯不爭，故無尤”等與孔子主張“中庸之道” 是“道”與“儒”的相通之處，二者相輔相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的“守中”源於他的“物極必反”和“陰盛陽衰，陽盛陰衰”的“道”觀念，認為處於陰陽調和的中間狀態最為穩定和持久。其思想實質就是反對走極端，一切應順其自然。
而稍後於孔子的古希臘著名哲學家亞裏士多德也提出了同樣的學說。在亞裏士多德的倫理思想裏，中庸也居於核心的位置，是最高的善。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道德”以“善”字來論是指人的情感和行為的中庸狀態，亦即至善。中庸不是折衷主義，它隻在德性的意義上使用。中庸以適度為原則，它不容易達到，必須依靠人的理性不斷地去追求。亞裏士多德還提出了過度－適中－不及的模式來分析說明了各種品德。比如勇敢，亞裏士多德認為，其過度是魯莽，其不及是怯懦。唯有勇敢，既有所懼，也有所不懼，且事事處處以理性為指導，故最符中道原則。
現在電視上常有各種競賽，有許多評委給參賽者打分，在最後計算評分時，就要先去掉兩個偏激評委的最高分和最低分，用中間評委的給分取其平均值，這合乎中庸之道。
孔子中庸思想與亞裏士多德中庸觀作為為人處事處世之道，在中西倫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什麽這些古之聖賢都主張“中庸之道”呢？因為他們生活在亂世，經曆了“無義的戰亂”，使他們自己（當時的知識分子）和民眾遭受“無辜殺戮和顛沛流離”之苦，而這些都是在上位者和富貴豪強們的貪欲和在下位的“犯上作亂”的極端行為所引起的。
【關鍵詞】。中庸之道；孔子；老子；亞裏士多德；小人之道；“一分為二”觀點；
【一】。宇宙中任何獨立存在的事物都是對立統一體（矛盾體），即各矛盾麵與中間體共同組成的“三位一體”的統一體。“中庸之道”反映了中間體在任何事物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也反映了該事物在變化中的中間態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曾在《對立統一規律(矛盾論)的科學依據和結構類型》[1]一文中指出，由於構成現今宇宙中最簡單最普遍最眾多最長壽命的基本物質粒子是氫原子H，即帶一個負電e- 的質子p, ‘由一個質子p和一個負電子(e-)所組成的氫原子H是構成我們宇宙中的任何物質、物體和事物的元件和基石 ’。 ‘現今宇宙中任何複雜的物體都是由最簡單的許多氫原子所結合成的元素和化合物等層層結合而成，所以複雜來源於簡單 ’[1]。最簡單的氫原子H的結構是一對e- 和e+ 所組成的對立統一體依附在巨大的“中心體”質子p上，構成“三位一體”，才能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事物，而僅僅e- 和e+碰在一起隻能湮滅為能量。宇宙中任何獨立存在的事物，都是由其內部諸多對立麵的雙方(即矛盾雙方)統一和依附於其“中間體.”而組成。“中間體”將矛盾的既分隔又結合、既排斥又吸引的雙方共同組成一個“三位一體” 的獨立事物，使內部各部分達到靜態和動態的平衡和穩定。“中間體”比矛盾的雙方愈強大，該事物就愈能保持長期的穩定，而有較長的壽命。 [1]
宇宙中任何獨立存在的事物的結構，大至星係、星體、人類社會和社會中的各個團體，小至一個人、原子分子，以至個人道德、性格、喜好、優缺點等等，都是由一對或多對兩極的矛盾體圍繞其中心體有機地組合成的“三位一體”的統一體。
哲學思想，道德觀，倫理觀和立身處世思想，治國安邦之道等都是上層建築，是事物的內部各部分結構的互相作用和運動的表現，這是內因（因）。當一事物與外界互相作用時，也會影響其內部各部分結構和互相作用的變化，這是外因（緣）。當事物內部因為內因和外緣的綜合作用而變化時，該事物的外在表現和內部的結構狀態也會隨著改變。這就是上層建築（外在表現）隨著其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原由。就是“存在決定意識”。所以“中庸之道”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倫理觀”是經濟基礎、政治體製、人的社會活動等在運動中，在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內的表現和反映。
可見，任何事物保持穩定的必要條件是：1。各矛盾雙方在中間體的聯係下組成“三位一體”的獨立穩定的事物。2。中間體是事物的主體，它愈強大，該事物與穩定。中間體本身也是由諸多矛盾體結合而成。3.。該事物在外界的作用下，各部分平衡穩定地生長，不平衡不穩定的畸形發展會走向衰亡。
在一個社會中，君子處於和代表著中間階層，小人相當於被統治者，大人是統治者。“中庸之道”適用於中間階層的為人處事處世之道，是符合其所處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需要的，是存在決定意識的表現。在上位的“富貴而驕”的大人和在下位的“自暴自棄和犯上作亂”的小人的為人處事的“小人之道”，也是由其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需要所決定的。
【二】。孔子的“中庸之道”----君子、小人、大人。
《2-1》。孔子論述君子和小人的思想行為的本質區別和君子為人處事處世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起源於君子（當時知識分子）和他自己處於亂世時的“安身立命之道”、“為人處事處世之道”。他既害怕因“犯上”和“僭越”而獲罪於大人，也瞧不起小人的地位和思想行為，害怕因過失和犯罪而淪落為小人。
1*。孔子要求君子立誌，“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學而優則仕”，“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不應與小人一樣，貪圖小利，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亂。
2*。孔子也不要君子和“大人”（王侯公卿）同流合汙，富貴而驕，貪圖享樂，驕奢淫逸而“肆無忌憚”，要“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道不同，不相與謀”。
3*。給君子嚴格定位。孔子要君子嚴格地遵守封建等級製度，守禮，君君臣臣，忠孝；言行要合乎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要“僭越”，以免獲罪招災。孔子對天子王侯（大人）既敬且畏，從不敢妄加評論，隻是以回答弟子問政的形式予以規勸，用堯舜禹湯向天子諸侯作正麵示範教育。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大概這些泛指的話有暗地規勸他們的意思。孔子對公卿（權貴也是大人）也不過多加指責，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這就是勸導他們都要施仁政，守本分，也是對君子要守禮作教育。
4*。孔子要君子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要君子“畏大人”，不要“狎大人”，就是說，君子對天子王侯要看時勢，惹不起時，要躲得起。孔子自己以身作則的說：“道不行，乘浮桴於海”。孔子的世故圓滑，處處為君主著想，是後世封建王朝利用孔子思想維護統治的重要原因。可能由於後來子路的死和晚年對“易經”的研究，使孔子的晚年思想轉變得剛毅起來，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隻有在孔子死後107年出生的孟子才敢於當麵批評王侯，並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民本思想。難怪朱元璋要將孟子列為禁書。
《2-2》。君子和小人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其所使用的手段，這也是“義”和“不義”的主要區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權、財、色、名等作為動機和目的，對君子與小人而言，沒有太大的區別。而如何取得的手段，就大不相同了。君子取的的手段要合乎“道、仁、義、禮”，而小人則可以“肆無忌憚”，不擇手段，而“無所不用其極”。孟子後來特別將“義”發揚光大，提出：君子應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3》。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否僅適用於君子（士），即像孔子那樣的知識分子呢？我想不是，君子應該是特指當時士農工商等的整個中產階級（階層）中的有道德的士。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這其中的“民”當然不隻有“士”，而泛指應包括所有各階層中行“中庸之道”的人。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這“誌士仁人” “小人儒”“ 子產等大人”應是包括上層和下層的人在內。可見，不管上層、中層、下層之人，隻要有君子之德的人應該都是君子。然而孔子卻特別看不起下層的“小人儒”。
《2-4》。孔子為什麽如此恨小人？到處罵小人？孔子一生最耿耿於懷的是“不得誌”和“道不行”。這是魯國和齊國的王公大夫（大人）們搞陰謀詭計將他從魯定公身邊排擠出去的。這跟底層民眾的小人毫無關係。但是孔子不敢明言罵王公大夫，畏大人。而為了自保，隻能拿小人出氣，指桑罵槐。因此，在孔子心中，那些行小人之道的王公大夫等都是與小人無異的。他們都是行的“小人之道”，不忠恕，不仁道，走極端，肆無忌憚，貪得無厭，無所不用其極。當然二者也有不同之處。大人是位高權重的王侯公卿，他們富貴而驕，驕奢淫逸，橫征暴斂。小人是貧民奴婢等：他們窮斯濫矣，自暴自棄，犯上作亂。但是，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可見孔子這些話裏的君子和小人應該是以道德來區分，而不是以身份地位來區分的。
【三】。君子所代表的中間階層和大人所代表王侯的公卿官僚、小人所代表的平（貧）民大眾是組成整個社會的“三位一體”，三者是對立統一體（矛盾體）。
以君子為代表的中間階層組成了社會的主體，即中間體。所以在一個較穩定的社會裏，多數人應該是奉行“中庸之道”的。上麵是王侯公卿官僚等大人組成的統治階級，下麵是以小人為代表的平（貧）民大眾，應包括貧民、雇工、三教九流、無業遊民、奴婢和流氓痞子等。大人與小人之間是統治、剝削、壓迫與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關係。隻有大人和小人與龐大而富裕的中間階層結合在一起，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
一端是富貴而驕者—驕奢淫逸，一端是犯上作亂者—流氓痞子。二者的共同點都是“肆無忌憚”。孔子說小人的話是否適用於大人？君子與小人能互相轉變嗎？
《3-1》在任何一個社會裏，守中庸講仁義道德的“君子” 和肆無忌憚的 “小人”總是同時並存的。二者是“相反相成”和“相輔相成”的，是矛盾的統一體。“無君子，無以治小人。無小人，無以養君子”，無大人，無以統治整個社會 。君子和大人--小人的矛盾和統一、大人--小人之間的矛盾和統一以及各中間階層內部的矛盾和統一，推動著社會經濟文明的發展，但中產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和主力。在每一個社會裏，君子所代表的中產階層總是多數，當然君子也有許多種類型。大人和小人總是少數，同樣，大人和小人也有多種類型。然而統治者（大人）幾乎全是小人，就是說，是小人在統治者君子，小人得誌和得勢更猖狂。所以說：“子係中山狼，得誌更猖狂”。這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悲哀。除了原始社會的堯舜禹湯之外，施行仁政的君子是無法成為統治者的。這就是孔子的複古思想、將堯舜禹湯當作聖人君子的原因。孔子的悲哀在於不了解自己的失敗是社會曆史的進步所造成的，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們剩餘財富的增多所造成的。
《3-2》。孔子是“性善論”者。他的“天命之謂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孔子三歲喪父，孤兒寡母，離家出走，被社會冷落和遺棄，曆盡艱辛，激起了“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的感慨。隻是他從15歲起，而誌於學，30而立，所以才成為君子。孔子是從自身的心善經曆得出“人性本善”的結論的。所以孔子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他認為一個人在成人定型後之所以成為君子，或者小人，取決於他在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製度）和經曆中，如何修煉自己，養成什麽樣的習性而定，而習性，即一個人所形成的思想行為方式是難以改變的性格。他認為一個人一旦在社會中定型成為君子或者小人後，就無法再改變了。孔子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後來演變為俗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孔子的這種見解可能源於他自身的經曆和老年對易經八卦的推斷，認為事物的變化都是不可逆過程。所以孔子認為有缺陷的君子仍然是君子。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這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小人，但孔子還不願意為其摘掉其君子的桂冠），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隻承識君子有非主流的小人的一麵，而否認識或者不願看到，作為小人，也可能有非主流的君子的一麵。
《3-3》。1*。孔子否認君子與小人的個人之間實際上是有可能轉變的。在“邦無道”時，無權勢的君子可能變成有權勢的大人，或沒落為底層的小人。所以君子和小人是會隨地位和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君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到窮途末路時，靠什麽生活？在曆史上，伯夷叔齊才有幾人？
2*。孔子沒有認識到人性中有“善”和“惡”的兩麵性，即每個人都有“君子”和“小人”的兩麵，隻不過性質和分量不相同而已。所以法國哲學家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曾說：“人是什麽？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誠然，由君子變為小人是容易的。而由小人變為君子就難上難。雖然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但是回頭者畢竟是稀有動物。正如俗語所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因為在宇宙中存在著場、勢、熵、時間箭頭等，有許多突變和不可逆過程，即使在可逆過程中，順勢和逆勢也是大不相同的。孔子的學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就是說，君子的功過、成敗、得失是可變的、可逆的過程，而君子的本質不會變。一旦為君子，永為君子。正如他自己一樣。同理，小人的本質也不會變。實際上，在任何社會裏，完全的君子（聖人）和完全的小人（驕奢淫逸的權貴和無惡不作的地痞流氓惡霸）都是少數，大多數是有缺點的君子和有某些優點和成就的小人。這是由人的兩麵性的本質決定的。
3*。在實際上，作為個人，君子與小人之間是有可轉變性的。但是不可能整個君子階層轉變為小人階層。也不可能產生相反的轉變。比如，在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和奴隸，封建社會的地主和貧雇農，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與工人，他們個人之間的轉變，由上往下變，是容易的，如順水行舟，比如洪承疇汪精衛等由君子變成賣國賊。由下往上變，是困難的，如逆水行舟，但並非完全不可能。俗語說：“將相本無種”，“事在人為”，“時勢造英雄”等，都說明在特定條件下，小人有可能變為君子。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家講善惡一念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孔子也沒有認識到事物的突變。[3]
《3-4》。大人和小人處在君子的兩端，或者說兩極。大人和小人從道德的觀點來看，“過”與“不及”並沒有本質的區別。然而，從二者所處的地位來看。區別就太大了。大人是統治者，有錢有勢，飽暖思淫欲，可以驕奢淫逸，呼風喚雨，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可以無惡不作，肆無忌憚。但是，他們最大的軟肋幾乎都是“貪生怕死”。而小人被壓製在社會的最低層，苟延殘喘，幾乎一無所有，饑寒起盜心，我是流氓我怕誰，亡命徒是大大的有的。他們中一些人為了活命，或者為了被迫反抗，可以真正做到肆無忌憚、舍身為己為民而亡命。比如，斯巴達克斯，陳勝吳廣，黃巢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們中的佼佼者，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概可以“氣衝鬥牛”，堪稱英雄豪傑。可惜，當他們中有的人造反成功、位居高位後，權財色欲望就達到爆發式井噴，往往迅速墮落。老子：“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看透了人性惡的一麵，就沒有什麽可以大驚小怪的了。
【四】。亞裏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和孔子的“中庸之道”。理和禮、
《4-1》。亞裏士多德（384~322B.C.）認為，中道有絕對與相對之分。他在《倫理學》中對中道作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為絕對中道即事物的中道，是數學上而言的。“例如十較大，二較小，那麽六就是事物本身的中道。”相對中道即對人而言的中道，它“不太多，也不太少，這是因人而異的。”比如吃飯，吃十磅太多，兩磅太少，我們就不能因此叫他吃六磅；因為六磅對於這個人來說，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亞裏士多德所說的“德性或美德”的中道，就是這種對人而言的相對的中道。[2]
在亞裏士多德看來，人的欲望、情感和行為都存在著三種可能，即過度、不及和適中，而德性的目的就是在於根據理性的原則來處理欲望、情感和行為。人人都有欲望，個個皆具情感，如果處理不當，或者不及，或者過度，這都是惡的表現，唯有適中（適度），才是德性的特征。而中道，即德性。[2]
其它例如節製是縱欲放蕩與麻木不仁的中道；樂施是揮霍與吝嗇的中道；慷慨是粗俗與卑鄙的中道……問題已經很清楚了，“凡行為共有三種傾向；其中兩種是惡，即過度和不及；另一種是德性，即遵守中道。”[2]
過度和不及屬於惡，中道屬於善。”“德性就在兩個邪惡之間：一端是過度，一端是不及。德性就在於發現和選擇中間，而邪惡則是在情感和行為中超過或不及所應得的。所以，就其本質以及它是什麽的原理而言，德性就是中道。”正如福庫利德斯（Phokulides）所祈禱的：“那些處於中間的東西是最美好的，但願中道存在於我們的惡城邦吧。” 這一基本觀點可以概述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於煩累的善德善行；善德就在行於中庸。亞氏所謂的“中庸”，指的是無過不及，自製溫和，調和適中，中道平衡，不走極端，以中間境界為最佳，因為這種境界最能夠順從理性，是適宜於大多數人、且也是大多數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2]
《4-2》。我們再來看一下孔子“中庸之道”的內容。究竟什麽是中庸？宋代朱熹對“中庸”也作了闡述，他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者；庸，平常也。”朱對“中庸”的解釋可以看出，“中”是求證“中庸”概念內涵的關鍵。隻要弄清“中”的意謂，就能通達“中庸”之義理。而要把握“中”的精義，必須要揭示孔子說的“過”和“不及”的要義。
《4-3》。孔子與亞裏士多德一樣，都提出了所謂的“過度”和“不及”。著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問答：“子貢曰：‘師（子張）與商（子夏）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孔子認為，“過”和“不及”都是同樣不好的，因為它們都背離了“中”。朱熹所說的“不偏不倚”似乎是一個靜態量的判定，而孔子所謂的“中”是一個動態範疇，是在事物運動中人們所要把握的增加或減少的量的界限。“過”破壞了事物存在的界限，“不及”又妨礙了事物前進應具有的量的積累，所以，它們都違反了“中”。在孔子看來，子張性急冒進，過度地增加量的積累，違反了“中”，走向極端；子夏則性格沉穩，顧慮千重，無意進取，不敢作量的積累，也違背了“中”。所以，子張的“過”和子夏的“不及”，既與“中庸”背道而馳，又與哲學上的“度”不相容。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我們可以明白，孔子“中庸”的“中”是一個哲學範疇。孔子反對“過”和“不及”，認為人們的行動既不能盲目急迫破壞事物的同一性，也不能觸及事物的同一性，“過”和“不及”都偏離了維護同一性的正常狀態，而與事物的變化和穩定是不相容的。
《4-4》。孔子處於大陸平原地理環境，相對穩定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天子諸侯的政權相對穩定，而認為諸侯兼並的戰亂殺戮是由於違反周禮的結果，是不尊天命的結果。所以他主張“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認為恢複和遵守周初的禮製，就天下太平了。所以主張“禮”。而亞裏士多德是處在島嶼和海洋的地理環境，小政權和城邦的興滅轉瞬即逝，亞曆山大帝國15年的興亡和蘇格拉底的死亡使他記憶難忘。他認為都是人們失去理性的結果，所以主張“理”。
《4-5》。結論：1*。亞裏士多德是要使人們的思想行為合乎理性，不要衝動、偏激、感情用事，也不要不動腦筋、無所事事。人們應該在行動前，想清楚為什麽而行動、什麽目的、是否合理。孔子是要使人們的行為合乎“禮”，要循規蹈矩，遵紀守法，不要感情用事，忘乎所以，更不可以犯上作亂，其目的是要使人們避危避亂，保護自己，不要作無意義的犧牲。二者都是身處亂世，即當過官有當過民，對“禍福無常，動輒得咎”有切身的體驗，認識到人性中的“偏激、衝動、得意忘形、無所忌憚”的危害性。
2*。亞裏士多德繼承和大大的發揚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思想, 柏拉圖把蘇格拉底關於理性和善的觀念推廣到最高的境界而成為 “真,善,美”.。而亞裏士多德更進而將“理性”運用於規範現實的社會政治和人的行為，他認為隻有運用理性才能達到“善”。
3*。孔子的“禮”來源於他的“天道”和“天人合一”思想，他從夏商周禮，特別是從周禮得出結論，認為“守禮”就相當於“尊天命”，這從孔子上朝時的“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的恭敬和謹小慎微的態度就可知道。所以孔子說：“吾從周”。
4*。孔子將“禮”看成為“天命、天理”的體現，這是孔子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當然是不對的，是孔子思想消極的一麵。所以，自秦漢之後，“禮”就成為為帝王和王朝的統治工具，離“天命、天理”和亞裏士多德的“理性”愈來愈遠了。歐洲15世紀以後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技萌芽和發展、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政權的建立，都是和亞裏士多德的“理性”思想的一脈相承和發揚光大的結果。而孔子“尊天命”的“禮”的思想卻被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加以利用，所以帝王一登上皇位就是“奉天承運”。中國所有帝王都害怕和不許商人發大財，所以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使中國過去的工商業和科學技術長期得不到發展，這就是造成中國近5~6百年來落後的重要原因。毛澤東不就是害怕別人發財、害怕資本主義而搞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嗎？“喪失理性”的人是可怕而瘋狂的。掌權的小人“喪失理性”會造成絕對的腐敗，而掌權的大人“喪失理性”就可能禍國殃民。
【五】。亞裏士多德的中庸政治觀集中表現在其精辟的中庸的政體觀。社會的穩定、進步、發展有賴於中產階層的穩定和壯大。
下麵引自亞氏《政治學》。但是其精辟的中庸的政體觀完全適合於現代任何國家。
《5-1》。1*。亞氏的中庸政治觀集中表現在其中庸的政體觀。就政體來說，階級基礎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就必須以中產階級及其利益為主導。 “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簡言之，亞氏主張把統治權賦予中產階級，由此組成的政體，也就是中產政體。這是因為中產階級具有其自身的優勢。首先，相比富人和窮人來說，中產階級趨於理性。“處在這種境界的人們最能順從理性。趨向這一端是過美、過強、過貴、過富，而那一端是太醜、太弱、太賤、太窮，他們都是不願順從理性的引導的。第一類人們常常逞強放肆，致犯重罪，第二類則往往懶散無賴，易犯小罪：大多數的禍患就起源於放肆和無賴。” [2]
2*。中產階級很少野心。過多過富過貴的人由於從小沒有養成循規蹈矩的品性而不願也不能受人統治；缺乏善業和過賤過窮的人又太卑賤而甘於自暴自棄。前者隻能治人而不能治於人，後者謹守服從而不堪為政。不利於形成階級之間的友愛的情誼。“這樣的一個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隸所合成的城邦了；這裏一方暴露著藐視的姿態，另一方則懷抱著妒恨的心理。一個城邦應有的友誼和交情這裏就見不到了。”[2]
3*。相對來說，中產階級比較穩定，也利於政治安定。“中產階級（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財產也不像富人那麽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他們過著無所憂懼的平安生活。”[2]
4*。這一點還可從現實予以佐證。“有這樣的證據清楚表明，那些最優秀的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這在他的詩文中說得很清楚），盧庫爾格斯（Lukourgos）、卡隆達斯（Kharondas）等幾乎所有的其他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並非出身於王族。”[2]其實質是，相比其他的貧者和富者而言，中產階級具有人數多，力量強的優勢，因此，“ 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中產階級組成的，在這樣的城邦，立憲政體得到良好的發揮”[2]。
《5-2》。就建構優良政體的階級基礎而言，亞氏力主最優良的政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如果中產階級足夠強大，就可以抗衡極富者和極弱者。這樣就不容易形成絕對的平民政體（暴民政治）或者單純的寡頭政體。而這兩種政體都是導致僭政的根源。掌權的中產階級行於中道或者是近乎中道，中間形式的政體可以免除黨派之爭。
《5-3》。亞氏認為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各自有其不同的維持方法：為維持平民政體，平民們應“隨時出而為富戶辯護”；為維持寡頭政體，“寡頭們應隨時為窮人的利益辯護”。易言之，在貧民政體中應該保護富人的利益；在寡頭政體中，應該注意窮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戶和窮人，這兩種政體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繼續存在。”
一言以蔽之，政體必須保持平衡。政體的不平衡如果經由量變之後跟著質變，就會發生政體的變革。“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擴張也可引起政體的變革。這可以身體為喻：身體由各個部分組成，各部分間必須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時生長，才能維持全身的勻稱。否則，身體終必衰亡……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發育。基於此，共和政體的維持就必須同時兼顧富人和窮人的利益，以保持平衡。[2]
《5-4》。但是。亞氏沒有認識到人性是可變的，人的理性和思想行為，是會隨著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改變而改變。這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其思想意識的表現。當一個中產階層的人爬到上層成為統治者後，他就變成為統治者，他此時的利益就與統治階級的利益一致，他不會願意再為代表中產階層的利益而得罪統治階級，使自己可能失去更大的利益和特權。
《5-5》。反觀中國的現狀，在經濟上，有500~1000個太子太妹們極富的權貴既得利益家族集團，他們貪婪的暴富的掠奪國家社會和廣大（貧）平民的財富。他們的財富超過70%的GDP，他們貪汙腐化、驕奢淫逸、肆無忌憚。中產階級弱小而貧困。廣大民工、失業者、低低入者是無權的被剝削壓迫的底層民眾。在政治上，這些權貴家族集團占據中國黨政軍經高層，官員和政府的公權力成為保護權貴權益的工具和代言人。因此，中國今後發展的方向和出路隻能是，有效而適當的抑製和削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加速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壯大中產階級。政府應實行“中庸之道”，即符合社會公正的、有利於中產階級和平民的政治改革，改變“劫貧濟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六】。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上看，任何時候，推動社會進步和轉型的先進力量和主力都來自各個社會的中間（產）階層，它才是積極地發明、利用、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力。在資本主義社會，推動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的先進力量不是工人階級或者資本家，而是中產階級中的知識分子、科技人員、技工和管理人員等。
《6-1》。從社會發展的曆史來看，從奴隸社會發展轉變到封建社會，不是奴隸主和奴隸這對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主要是中間階層中的自由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結果。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地主階級的財富大量增加，社會生產力大大的提高，地主—貧雇農的生產關係大大的擴張，而奴隸主—奴隸的生產關係因生產力低下而逐漸萎縮，他們擁有的社會財富也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當地主--貧雇農的生產關係和社會財富擴大到成為社會的主力時，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王朝於是建立起來，從而使上升的地主--貧雇農的生產關係取代落後的奴隸主—奴隸生產關係。社會於是從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由此可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和轉型完全是先進的、高生產率的生產方式發展壯大而取代落後的、低生產率的生產方式的結果。而先進的生產方式是從舊生產方式的社會中“和平長入”的，是從中間階層發展出來的。在奴隸社會，奴隸的暴動改變不了奴隸製，他帶來不了新的生產關係，它是保持原有的舊的生產關係的保守、落後的力量。隻有處於奴隸社會中的中間階層中的地主—農民才是推動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轉變的先進的、主要的力量。[4][5]
《6-2》。再來看封建社會是如何發展轉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據作者新的社會發展觀和新的對立統一規律（矛盾律）觀點[1][3][4][5]，比如，以封建專製社會為例，其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組成是地主階級與貧雇農，這一對“反質型”矛盾[1][3]是不棄不離、同生共死的存在的，它們共同的依附在龐大的中間階層（手工業，商人，小生產者和職員雇工，販夫走卒，三教九流等）上，才能“三位一體” 的組成一個橄欖形的穩定的封建社會。農民不可能打倒地主階級而組成一個穩定的隻有農民沒有地主的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是在封建社會中“和平長入”的，是由中間階層（工商業）的發展來進行的，他們才是發展生產力和推動封建社會發展和轉型的先進的主要的力量。待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裏發展到足夠強大後，資本家和工人階級這對矛盾體就會取代封建王朝政權成立資產階級政府。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壯大發展到統治地位，使落後的地主—農民的生產方式逐漸萎縮縮小，最終退出社會曆史的舞台。同樣，在封建社會，農民反抗封建王朝的無數次暴動，並不能改變地主—農民的生產方式，而帶來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他們是舊生產方式的維護者和保守力量。當農民暴動成功推翻舊王朝之後，暴動成功的領袖就會迫不及待地建立新式封建王朝。於是曆史在封建社會裏開始一個新的輪回。因為農民暴動後，農業生產還是原來的牲畜配合人力的耕作方式和耕作工具。[4][5]生產力既不能因農民暴動而改變，生產方式也隻能維持原樣。暴動後的新王朝隻可能暫時減輕對農民的壓迫剝削。
《6-3》。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有龐大的中間階層（小業主，廣大的管理和科學技術人員，各種職員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隻有與這龐大的中間階層上相結合，才能形成“三位一體”的橄欖形的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列寧說：“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是由純粹的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兩極”所組成。因此，實際上，每一種社會都存在著3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和3種不同的生產關係（即過去殘存的，現在為主的，正萌芽發展的），其中有一種是現在的主要生產關係。比如，在封建社會，主要經濟產業是農業，主要生產關係就是地主和貧雇農，但是也存在有奴隸社會的殘餘，比如地主貴族家庭中的家奴等。也有正在進化中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小手工業和工商業。因此，每一種社會在其縱向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三位一體”的生產關係—過去的殘餘體、現在的主體、和未來社會的萌芽，主體生產關係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當弱小的先進的新生的生產關係發展壯大成為社會的主要生產關係時，舊的落後的生產關係就會逐漸被取代，萎縮退化成為次要的生產關係，而逐漸縮小並最終消失，退出社會曆史舞台。這就是社會發展和繼承的規律。正如人的家庭中的父、子、孫的“三代同堂”。這不是兒子消滅父母後才能存在的過程，而是兒子壯大以取代衰老的父輩的過程。
《6-4》。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社會的主要產業是工商業。因此，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本家與工人階級。除了軍事工業外，大資本家與壟斷資本家所最關心的是超額利潤和擴張市場，他們較少關心發展新技術，在政治上厭惡民主法治。於是自由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逐漸在20世紀初走向了壟斷資本主義。但是同時，由於社會財富的增加、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社會文明的進步，推動經濟政治發展和轉型的主要力量來源於廣大的中產階層，即中小資本家、科學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中層管理人員等。他們為了保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隻能以提高生產率和改善經營管理，才能與壟斷資本競爭，在政治上爭取民主法治以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快速發展，消除了城鄉、工農、地區3大差別後，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會福利保障體製。這就是社會主義成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萌芽（和平長入）。前資本主義社會在20世紀90年代後轉變為“後資本主義社會”，即信息網絡社會時代的發達國家。在這些發達國家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農業的產值一般都占其國民總產值的25%以下，而服務業、知識經濟、金融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產業。這時社會的主要矛盾變成為管理階層與雇員和投資者的矛盾。在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經濟危機中，美國的最大騙子麥道夫（Medoff）騙取了幾百億美元，而他沒有投資1美元，他不是資本家，而是經紀人CEO[5][6].
《6-5》。社會和生產力是如何進步和發展的呢？不是社會中所有的矛盾雙方互相激烈鬥爭或者社會中主要矛盾雙方激烈鬥爭的結果。而是社會中‖小矛盾（小不平衡）Þ 小統一（小平衡）‖， 這種多次的量變而最後達到質變的結果。矛盾雙方激烈無休止的鬥爭隻會使社會衰弱、分裂、甚至崩潰解體，而不可能使社會和生產力進步和發展。矛盾雙方最激烈的鬥爭形式莫過於戰爭，在人類社會曆史上，那一次戰爭讓社會和生產力進步和發展了呢？戰爭本身就是破壞、毀滅、死亡。有人胡亂鼓吹，不破不立，多難興邦，亂而後能治。把破後之立、亂後之治歸功於之前的破和亂，這是完全錯誤的。破後能否立、亂後能否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中國在1958年大躍進失敗後，59年廬山會議應該糾左，卻變成繼續反右。文化大革命亂了3年之後，69年中共9大就應該停止文革內亂而恢複生產，然而文革動亂卻繼續搞到76.10月毛澤東逝世之後才停止。可見，從破到立、從亂到治之間，如果沒有某種機製、力量去推動、糾偏和改正錯誤，這個進步的“立”的過程是不會自動、必然實現的。更荒謬的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的提法和理論，說文化大革命要每7~8年搞一次。果如此，“不斷革命論”就是不斷破壞、動亂直到社會崩潰為止的謬論。
那麽，社會和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是如何實現的呢？在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情況下，中間（產）階層中的矛盾某方麵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或發展，然後帶動社會各個方麵在不破壞社會基本穩定的條件下平衡協調的發展。於是社會在 [不平衡↔平衡]的微小震蕩中發展前進。任何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統治階級總是懶得化力氣發展生產力的，而被剝削壓迫的階級又無力發展生產力。所以，隻有社會的中間（產）階層才是改進、發明、利用、推廣生產力的先進的、主要的力量。
《6-6》。革命、戰爭、農民暴動等對社會曆史的發展究竟起到什麽作用呢？總地來說，就可能是起一種減壓閥的作用。有人鼓吹說，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這是錯誤的。無論是戰爭，或者廣泛的農民暴動本身，有時是社會矛盾激化到對抗性的結果，有時是民眾為戰爭發動者的信仰、口號所煽動的結果。所以戰爭本身就是破壞生產和減少人口。在農業社會，戰爭的一個重要起因就是人口大發展後在大天災時引起的饑荒。如果某次戰爭後的統治者能夠緩和社會矛盾和發展生產，該次戰爭就起到了發展生產的一些輔助作用。
《6-7》。結論：可見，在任何時候，任何社會裏，推動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主要成分和先進積極的力量是該社會的中間（產）階層。中間階層在人數上占社會總人數中的多數，在經濟上也是全社會經濟中的主體。這就是人們在思想行為上實行“中庸之道”的社會經濟基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一係列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念和結論之所以產生偏激和錯誤，是因為將社會兩極的次要力量當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和主體。可見，馬克思提出的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等觀點都是錯誤的，不符合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的。
1*。在人類社會曆史上，任何一種舊的生產關係都不可能被新的生產關係所消滅，而隻能逐漸被頂替。所以，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不可能的。
2*。在資本主義社會，所謂，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力量也是錯誤的觀點。而由此推論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錯誤更大。所以掌權後的共產黨並不是推進生產力進步發展的先進力量，最終會成為阻力。這就是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倒台，和中國社會轉型的根本原因。
3*。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拙墓人，這結論更為謬誤。作者在《“對立統一規律”(矛盾論)的科學依據和結構類型 》[1]一文中指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是一對反質型矛盾，同生共死，誰也離不開誰。正如奴隸不能成為奴隸主的拙墓人、農民不能成為地主階級的拙墓人，其道理是同樣的。.[5][6]所以各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其上層就變成新統治階級。
4*。社會曆史上還沒有階級整體被直接消滅的現象發生，而隻能逐漸被取代而衰亡。因為舊的生產關係是被新的生產關係逐漸取代而衰亡的。但是，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的個人地位在特定的條件下是可能轉變的。
5*。2002年，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在16次黨代表大會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即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問題在於，共產黨作為一個長期的“專政黨”或者說“執政黨”，如果不將“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為合乎“中庸之道”；即經濟上發展壯大中產階層的經濟，使其成為主體；政治體製不能代表、保護、壯大中產階層的利益；那就沒有什麽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可被代表，就隻能代表少數落後的買辦、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為他們服務；中國現實完全證實了此處的觀點；而“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隻能成為忽悠人們的假大空話、
【七】。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鬥爭哲學是違反“中庸之道”的，這是毛澤東犯一係列重大政治錯誤的思想根源
孔子主張“中庸之道”。也就是老子的“守中”。這是“道”與“儒”的相通之處。所以孔子認為君子應該處於中間地位和中間狀態，不偏不倚，不走極端。而大人和小人的本性就是不守本分，不安於位，走極端。許多大人是“貪得無厭”，權名利色各種欲壑難填，利用權勢，“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肆無忌憚。許多小人是“一無所有”，“我是流氓我怕誰”，“我失去的隻有鎖鏈，而得到的可能是整個世界”。所以小則“偷雞摸狗”，“雞鳴狗盜”，大則犯上作亂，也同樣是肆無忌憚。
《7-1》。這裏 必須著重指出的是：老子的“守中”、孔子的以及亞裏士多德的“中庸之道”與毛澤東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8] 的觀念是有原則性的區別的。在老子、孔子和亞裏士多德的思想觀念中認為：“中間體”是最穩固的最持久的最適宜的最中正的。其“中庸之道”的思想是最道德的最理性的，所以兩極應以“中間體”為依附，共存共榮，不應損害中間體。就是說，大人和小人都不應該損害以君子為代表的中間體。兩極的變化發展應符合“中間體”的發展的需要和走向，不應各自畸形發展。“中間體”的發展走向決定了事物總體的發展方向和性質。所以三老（聖）都主張走中間路線。因此可以說，“中庸之道”就是聖人之道。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不無道理的。
《7-2》。而毛澤東所說的的“左中右”觀點是服從於他的“一分為二”[9] 的“鬥爭哲學”觀點的，他的“鬥爭哲學”[10] 是以不擇手段地戰勝和消滅其對立麵為目的的。所以他不是要使矛盾的兩極依從和符合於中間體的現狀和變化發展，而是要不斷地將中間體分割，即不斷地對中間體“一分為二”，不斷地使中間體向左右兩極分化，特別是要迫使中間體投靠自己的（左的）一方。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削弱和消滅他的對立麵，從而擴大他自己的勢力和威權。所以他認為走“中間路線”是右傾投降，是尾巴主義。所以他要將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等提拔到最高層成為自己的打手和應聲蟲。請注意，毛澤東講的是要爭取中間派，就是要把中間派拉到和控製在自己的一邊，是要使中間階層的利益服從於自己狹隘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應向中間派靠攏，以中間派利益和發展方向作為整體的利益和發展方向。這就是毛澤東掌權時期社會的批判鬥爭打倒等運動不斷的原因。雖然他也高呼的“團絕95%大多數”，但因幾乎每年都搞打倒、批判運動，其累積效果是使大多數中間派都被打倒批臭，而不斷地“一分為二”的最終結果，就是他將除自己身邊的幾個人之外，將所有其他的人視為異己或敵人逐個打倒清除，最後落到自己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毛澤東時代曆年所搞的鬥爭會、批判會、遊街示眾、戴帽子、群眾監督勞動等等所謂的反麵教育，以及運動中的打擊一大片，其目的都是恐嚇威脅分裂廣大中間群眾，逼迫他們向左轉，都聽毛澤東的話，跟著他的指揮棒轉，以便使他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怎麽折騰就怎麽折騰，以他劃線。凡是追隨他、擁護他的人就是左派、革命派，凡是懷疑他、反對他的就是右派、反革命派，就要被打倒。這就是他的“一分為二”觀點的實質。
《7-3》。據說，毛澤東看得最多的書是商君書>，他對商鞅 “以弱去強、以奸馭良”的主張運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從湖南農民運動的“痞子運動”到以後的各種運動，都是發動和利用壞人整好人，劣幣逐良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死前，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手法。在文革10年中，關閉了所有大學，他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讓工農兵進入上層建築，領導一切。物以類聚，隻要看他的親信，康生、柯慶施、謝富治、四人幫、波爾布特就可知道毛的為人。毛澤東當政26年帶給中國最大的災亂和後遺症，不僅是將國民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而是摧毀了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正義感”和“良心”。“造反有理”變成了“以革命的民義鬥人、侮辱人、打人、殺人”有理。錯了也無人有內疚道歉悔過之意，他才是死不悔改的獨裁者。傅紀輝說：文化大革命把中國人改造成了"七無"，即無產、無知、無情、無法、無德、無賴、無美。毛時代的夾邊溝、北京大興縣的屠殺、湖南道縣的屠殺、全國各地對5類分子的專政、3年困難時期餓死千萬人等，這些血淋淋的慘劇，摧毀了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良知和良心。結果演變成現在的黑煤窯、黑磚廠、艾滋村、癌症村、血汗工廠、毒奶粉、假疫苗等。中國現在的這種道德的危機和轉型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的巨大阻力。而道德危機更難解決，可能要花費2代人以上的時間，隻要看看現在權貴富二代的“富貴而驕”的道德水平就可見一斑了。這就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為了除去他自己的“政敵”，而對人民內部也長期實行“鬥爭”、“專政”、“小人之道”的惡果。
《7-4》。所謂“亂世之梟雄”其實就是“小人之道”的高手。所以，在奪權、打天下、除政敵的鬥爭中，如果講“仁政”，實行“君子之道”，就難免自取滅亡。但是，如果對自己人、對朋友不實行“仁政”和“君子之道”，同樣，也會走向失敗。作為“治世之能臣”，主要應用“君子之道”，才能達到政通人和，國泰民安。在有爭權奪利，特別是能導致生死存亡的鬥爭中，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是各有用途的，前者用於對自己人和朋友，後者用於對敵人。在“破”和“立”的過程中，一般“破”較適用於“小人之道”，而“立”一般適用於“君子之道”。“鬥爭分化瓦解”用“小人之道”，“團結合作統一”則用“君子之道”。隻有自己是小人，才會將所有不願作自己奴婢的同僚和戰友，統統作為敵人趕盡殺絕。勾踐、朱元璋、斯大林均如此，毛是他們中的集大成者。毛澤東一生都在尋找敵人、打倒敵人，所以一生都在鬥爭，都在應用“小人之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跟自己周圍同誌的關係，實質是君臣關係、主仆關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跟“親密戰友”林彪的關係，也是如此。毛跟林彪搞“陰謀詭計”，玩“請君入甕”的把戲，林彪不願走劉少奇的“君子之道”老路，用破釜沉舟的辦法拚死一搏，造成“一死一重傷”的結果。這才打亂了毛澤東家傳天下給江青毛遠新的步驟，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能提前結束。世界上沒有天下無敵的高手，總有克星，一物降一物。商鞅秦始皇都是死於小人之手。君子之道也多有“道不行”的時候。所以二者是對立統一的。聖人在於有君子之心，而慎用小人之道。能人在於善用二者。
《7-5》。“中庸之道”不是搞調和、折中，而是要維持事物本質的和主體的穩定平衡協調的發展。中庸之道反對“過”與“不及” 兩極的片麵畸形發展，這會造成事物整體不平衡的發展，長此發展下去，該事物就會因發展不平衡超過限度而破壞或衰亡。隻有兩極和中間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均衡發展時，才能平穩的由量變發展的質變。“中庸之道”既說明中間階層是社會的主體；也說明中間階層是推動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先進的、主要的力量；還說明社會的發展要維持相對平衡協調地共同發展，而不可偏廢或者偏重一方或某幾方。
《7-6》。 現在發達國家社會穩定的基礎在於存在著廣大的中產階級。這些國家的利益和發展趨向，最終會取決於廣大中產階級的利益和選票。這樣，貧富兩極的矛盾就取決於中產階級的傾向和利益。而從前和現在的共產黨的國家則強調先鋒隊和工人（或工農）代表的作用，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損害打擊中間階層的利益和地位。這就是從前各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難得穩定和諧的原因。也是該社會無法持續發展的原因。[3]
【八】。人性的各種類型與“中庸之道”和“小人之道”的關係
《8-1》。不管人的性格有多少種類和差別，但每個人的為人處事處世的態度、觀點、手段都會通過其思想和言行表現出來，這都是人性從動機到社會效果的實現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許許多多的抉擇，一個人作如何抉擇，主要取決於其性格。作者在《對人性一些看法》[5] 一文中，將人的思想行為的動機和效果分列為8種原生型，而任一動機和任一效果的配合可以結合成64種類型，正如八卦中的64卦。這64種類型中，那些類型合乎“中庸之道”，即“君子之道”呢？那些類型合乎“大人之道”和“小人之道”呢？對人性的動機和效果的各種原生型分列如下：[7]
A--動機組：A 1--利己; A2--利人; A3--損己; A4--損人;
A5--利己利人; A6--利人損己; A7--損人利己; A8--損己損人;
B--效果組： B1--利己; B2--利人; B3--損己; B4--損人;
B5--利己利人; B6--利人損己 B7--損人利己; B8--損己損人;
1*。“中庸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忠恕之道、仁道，也是亞裏士多德所提倡的“理性之道”。君子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群體。其中最完善的君子就是極少數的聖賢，如孔子、老子、耶穌、佛祖等，這相當於A6B6類型。在一般情況下，A2，A3，A5, A6,配合下麵的B2，B3，B5，B6等16種配合符合“中庸之道”，即“君子之道”。其中A3B3型應屬於自殺、自殘、憂鬱症等解脫性思想行為。
2*。“有德少才” 者的“君子之道”。孔子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而從效果來看，君子也會犯錯誤。又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所以君子隻要改了過，就像“日月蝕”一樣，蝕後仍然光明，君子改過之後，仍是君子。這種情況相當於A2,A3,A5,A6,配合下麵的B1，B4，B7，B8而能得出16種類型。這是君子中的大多數。
3*。“無德有才”者的“小人之道”。能不能有不好的動機行為而能在合乎某種時勢下得到好的效果呢？這些情況是大有機會出現的。恩格斯說：“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可見一些“大人”或“小人”對某些欲望的高度追求，通過其本身的“才智”與外界形勢很好的配合，有可能對社會產生有利的效果。這種情況相當於A1，A4, A7，A8與下麵的B2，B3，B5，B6等16種配合的類型。“亂世之梟雄”就屬於這種類型。這也是小人可變君子的一種途徑。
4*。“無德無才”者“小人之道”，即道道地地的“小人之道”。而A1，A4，A7，A8與下麵的B1，B4，B7，B8等的16種配合符合“大人之道”和“小人之道”。前麵已經說過，“大人之道”與“小人之道”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隻是“大人”和“小人”在社會政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一般“大人”為上層社會的人和統治者。一般“小人”為下 層社會的人和被統治者。其中A7 B7的配合是最地道的“小人之道”。
在任何社會中，君子總是多數，小人總是少數。所以上麵前二者的總數多於後二者。
當然，以上隻是粗略的分法，其實可以對以上64種中的每一種類型進行評估、解釋和定性，正如對64卦中每一卦進行定位和解釋一樣。但作者既無此能力，也太繁瑣。
《8-2》。性格是人性中的骨幹，性格在從A到B過程中的作用。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思維、行為和生活方式。一個人的動機與效果之間之所以出現差異或者截然相反，主要取決於他的性格，即其為人處事處世所形成的的態度、手段、經驗、價值觀、是否感情用事和理性，是否合乎中庸之道等等。因為一件事在長期的實施過程中，需要一個人作許許多多的抉擇，而性格在抉擇時起主導作用。據說，一個人的性格的40%源自基因，60%源自生活環境。環境因素包括家庭環境、經濟條件、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性格有穩定性而不易改，原因在於它和人們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態度混為一體。許多人的行為不易改掉，不是因為人們不知道它不好，而是因為他在人的潛意識裏已經成為條件反射，成為一種難以自控的習性。
對人的態度是性格中的重要部分。總地來說，一個人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就怎樣對待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佛教講：“吃虧是福”，這些當然都是“中庸之道”。佛教對小人作壞事應得的報應講到的最多，什麽“地獄”、“六道輪回”、“因果報應”等等。然而小人仍是“無所忌憚”。為什麽？因為小人作壞事都有“僥幸心理”，即賭徒心理。再有一種就是亡命徒心理，“活著幹。死了算”，根本不在乎任何後果和死後、來世的報應。
如果一個人的性格近乎“理性”和“中庸之道”，他行為的動機和效果的差距就會減小，因為其對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抉擇不會輕易走極端。
君子“中庸之道”的性格是，比如，子絕四 --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怨天，不尤人。再比如，成功不驕失敗不餒；知足而不無為無求；思路能夠適應環境；堅定而不固執隨便；自信而不自亢自卑；勇敢而不魯莽懦怯；失意而不自暴自棄；施恩而濟急不圖報；剛強而不霸道懦弱；挫折而不怨天尤人；慷慨而不揮霍吝嗇，等等。
《8-3》。為什麽隨著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和的進步，人們的道德水平和精神不是提高，反而降低了呢？在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達之前，因為人類大多數人都是靠小農經濟過著自給自足和與世無爭的生活。大多數人較易於成為“無爭無求無憂無怨”的君子。老子：“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孔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而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工商業社會，社會分工愈來愈細，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物質完全靠交易，不可能在長期的工作和生活做到“無爭無求”。而商場如戰場，在交易中作君子就等於做“冤大頭”，人隻能在“小事情”或者個別事情上做到“吃虧是福”。因此，在現代的“你爭我奪”的社會裏，按古代要求的真正的君子實際上已是絕種了，但是正如孔子所說的，一個能夠做到對社會親友和旁人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和不做“損人利己”的人，或許就可以算得上是現代的君子了。但是，在任何社會，好人和君子總還是占大多數的，壞人和小人總是少數，也許古代和近代社會中的君子和小人的比例上和程度上有所差別吧。
【九】。在至今為止的人類社會曆史上，政壇和財壇以及各種鬥爭的場合，得勢的總是“小人”，失勢的總是“君子”，大人統治君子，小人欺侮君子。
在人類社會曆史上，從奴隸社會開始，自從人們有剩餘財產可被掠奪後，凡是在有爭奪鬥爭的場合，比如，戰場，官場，商場，名場，情場，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小人得勢。
《9-1》。在人類社會裏，在無財利可供爭奪的原始社會，堯舜禹湯都可以實行“仁政”，即“君子之道”。為什麽從開始有剩餘財產的奴隸社會起，湯就傳位給兒子，統治者就不實行中庸之道，而民眾中的小人就不奉行中庸之道呢？當權者和富人都由大人變成為小人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帝王公卿都實行中庸之道，他們隻有不當帝王，而當老百姓，或者被其有野心的大臣廢棄或殺掉。臣子和官僚（公卿）如要實行仁政，奉行中庸之道，就不能壓迫掠奪老百姓，以為自己和政府或朝廷聚財了。人類社會自從有剩餘財產起，就使有權力的人產生不勞而獲掠奪他人財富的強烈欲望和行為。社會財富愈多，有權勢的大人的掠奪聚財的欲望愈大，手段計謀愈多。孔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說明君子和小人的為人之道是決然不同的，許多君子因“為仁”，所以貧窮，隻能像顏回一樣，“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 而要發大財的富人和有權勢的大人們，就能夠“依仗權勢使計謀，巧取豪奪，或與官方勾結壓迫剝削” 他人。另一方麵是“肉食者謀，肉食者鄙。” 就是說，官員、學者、富豪們成天“吃飽了，沒事幹”，琢磨著算計別人。小人則雞鳴狗盜，作奸犯科。但是曆史是個不可逆過程，時光無法倒轉。所以，老子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退回到無財可爭的原始公社。
《9-2》。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後，就有君子和小人之間的鬥爭。如是，凡是在有爭奪鬥爭的場合，比如，在戰場、政場、商場、情場、功名場等等，都是小人得勢（誌），因為小人會使用卑劣的手段：欺詐狡猾，陰謀詭計，兩麵三刀，口蜜腹劍，出爾反爾，當麵是人背後是鬼，陽奉陰違，傷天害理，陰險毒辣，肆無忌憚。而君子又不齒於使用這些卑劣手段，所以君子總是鬥不過小人，或者不願與小人鬥，敬鬼神而遠之。而那些“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得勝者的小人們，在心理上也與君子完全不同，他們往往美其名曰：“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大丈夫能屈能伸，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等。君子卻恪守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者“寧為玉粹，不為瓦全”。所以君子隻會作悲壯的英雄，作得勢的梟雄是極少的。
也許成為君子或者小人，還與其DNA的遺傳有關，與其出身和經曆也有關。因為遺傳、出身和經曆的綜合作用決定著一個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幾乎左右著人的命運。但是性格本身也是很複雜的。一方麵，一個人的性格中，往往有剛柔、勤奮與懶惰、慷慨與小氣等優劣兩方麵共存。另一方麵，一個人的優點對處理某些事情是優點，而對處理另外的事情卻成為缺點。因此，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就是他能否運用好自己的才智和經驗，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去為人處事處世、順勢順時和把握時機，以克服困難和解決問題。
《9-3》。從奴隸社會開始，當掌權者可用權勢壓迫別人和掠奪別人的財富時，為權勢出謀劃策的“小人之道”就愈來愈多，使君子愈來愈難為。毫無禮義廉恥的騙人坑人害人欺人整人控製人的旁門左道，如孫子兵法、鬥爭哲學、厚黑學、計謀學、博弈學、36計等為大人小人們提供了作奸犯科和僥幸冒險的動機和手法。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盜亦有道；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針鋒相對等等手法不計其數。就是告訴人們如何在鬥爭的場合，利用外界的形勢和己方的條件，使用何種（非正常的）手段，以達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目的。這些當然都是些非“中庸之道”。老子：“智慧出，有大偽”。所以老子主張“絕聖棄智”。因此，凡在爭名、奪利、爭權等鬥爭場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君子，自然鬥不過不擇手段的小人，隻能失敗和吃虧。
而在小人與小人的爭奪中，愈是詭計多端和心狠手辣的小人愈能擊敗軟弱無能、優柔寡斷、有點君子氣的小人。宋襄公要用 “仁義”來戰勝楚國的刀槍，結果一敗塗地。孔子、老子、佛祖、耶穌等聖人君子隻能落得到處流浪、奔走呼號、勸導平民百姓忍受苦難、寬恕惡人，讓惡人自會有惡報。激勵好人死後能進極樂世界或者天國。孫臏與龐涓的故事告訴人們，當孫臏最初以君子之心對待惡毒的小人龐涓時，孫臏慘遭龐涓陷害幾乎死在牢中。孫臏隻有變得比龐涓更為狡詐和陰險毒辣時，才能打敗龐涓。因此，對付小人隻能比小人更為小人，才能戰而勝之，或者取而代之。而不能用君子之道對付小人。另外，有權的小人比少權和無權的小人當然有更大的優勢，範蠡懂得“功成、名就、身退，天之道也”的大智慧，所以免遭殺身之禍，文種貪圖富貴，隻能成為勾結的刀下鬼。有人說，君子對小人“惹不起，還能躲不起”？在現代人多、財多為患的社會裏，小人、偽君子、有缺陷的君子的總和比真君子多得多，幾乎到處有小人。現在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過自給自足的生活，已經不是“邦無道，則隱”的時代。特別是在像過去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朝鮮這樣的封閉專製獨裁的社會裏，想作古代的君子是無法生存的，隻有死路一條。
《9-4》。中國古代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和對人的要求分為3方麵：即立功、立德、立言，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成功是靠時勢和手段的有機配合，靠權術和陰謀詭計，而不是靠動機，小人和君子的區別主要在於“手段”，“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是指小人對使用各種惡劣手段沒有心理負擔和壓力。
1*。立德者當然都是完全的君子，最優秀的君子，而且必有經典的立言以傳後世。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有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比如，孔子，老子，孟子，蘇格拉底，柏拉圖，釋迦摩尼，耶穌等，他們都是萬世師表，後世楷模，對人類精神思想文化的影響曆經數千年仍存。
2*。立言者在曆史上就數不勝數，人類社會的文化曆史都是立言者的言論寫成的。聖賢、帝王將相、文人學士、三教九流等都可以立言。所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理論、文學藝術的有價值而存留於後世的文獻，也可以說都屬於立言。君子可以立言論述“中庸之道”，“天道”。大人和小人也可以立言論述“王道”、“霸道”、“兵道”、“商道”、“鬥爭哲學”、詭道、甚至“邪門歪道”等等。
3*。立功者可以分為兩方麵。A。一方麵是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理論和實踐（驗）方麵所取得的成就。雖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們中不乏小人和小人行為，但是他們各自在學問上取得的成就都是靠自我奮鬥、靈感與創造性，他們與同行的競爭不是靠用不正當的手段貶低、損害和打敗別人而取得的。他們隻能腳踏實地的踐行“君子之道”。他們的功績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的不斷發展和前進。B。另一方麵是在各國社會曆史進程中，在王位、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內政等的鬥爭中，人們在取得成就和立功的過程中，需要與人鬥爭，特別是在戰爭、王位爭奪戰和爭權奪利鬥爭中，這種鬥爭往往是很殘酷的、你死我活鬥爭，真正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在古代宮廷的情場鬥爭中，有時也很殘酷。在這些鬥爭或戰爭中，取得勝利是第一位的。因此，爭鬥的雙方都隻能實行“詭道”，“兵不厭詐”，“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一句話，就是實行“小人之道”，在所有小人與小人的爭奪中，往往是最詭詐、最“不擇手段”者取得勝利。
《9-5》。其實，立功者的最重要的功績應該是建立好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麵的好製度。中國自漢朝以來，就奉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宗旨，奉行人治，每朝的開國帝王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隻為延續封建的“家天下”王朝的統治作一些政策上的小的修補。這是為中國大陸平原的自給自足的、相對穩定的小農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歐洲自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時代起，由於受海洋和山城的特殊地理環境所限製，隻能建立小的分散的城邦政權，為了保衛城邦或者發動掠奪的戰爭，需要龐大的城市自由民的參與，因此不得不就實行某種民主製，這就需要注重建立製度和製定法典。特別是文藝複興和資本主義發展之後，由於封建王朝的式微。1688年，英國的君主立憲製是現代資產階級代議製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們所確立的“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權”基本原則，其實質是資產階級通過議會掌握立法權。這使以後歐洲各國的掌權者認識到隻有建立一些好的政治製度才是一個政治家的豐功偉績。這就是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傑弗遜等雖然算不上雄才大略的霸王偉人，但他們為美國建立了一套好政治製度和法律,成為他們永久的紀念碑，而為後世永久敬仰。
毛澤東深知統治者建立製度的重要性，他說，“百代都行秦政法”，這是他對秦始皇的推崇。他建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創立一個什麽樣的，百代都實行的新製度呢？消滅地主，建立集體農莊，消滅資產階級
，搞國有化，那時斯大林已經作到了。而且已經“東風壓倒西風”。於是毛想通過建立“人民公社”製度
直接走向共產主義。1958年並親口向赫魯曉夫炫耀說：“我們糧食吃不完了，你看怎麽辦？”大牛皮半
年就破了。羞愧難忍的毛澤東在蟄伏了3年之後，當人民有幾口飯吃時，他開始反攻倒算了。正好1964年
10月赫魯曉夫倒台、以清除身旁的赫魯曉夫為名，作為發動文革的借口，毛澤東想通過文革家傳天下於
江青和毛遠新，殺盡身邊所有之前“同城一鍋飯”的戰友和秘書。並自演自唱10條路線鬥爭以標榜自己
是一貫正確的偉大領袖，他隨意篡改曆史，將一切功勞歸於自己，將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妄想成為十全
十美的千古一帝。林彪的死徹底地粉碎了他的美夢。文革也徹底的失敗了。因此，毛澤東一生行“小人
之道”的唯一功績，用他自己死前的話說，是將蔣介石趕到了台灣，統一了中國大陸。毛澤東想將文化
大革命的鬥爭形式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基本的、典型的形式也破產了。這是必然的結果，因為毛的想法
作法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基本原理。而所謂“抓革
命，促生產”，“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等，都是錯誤的政治口號和觀點。生產關係
對生產力隻有是否適應、是否阻礙的問題。
《9-6》。結論：1*。從古至今，在任何社會裏，真正完美的君子，即聖賢，總是極少數。真正“唯利（權名色）是圖”到“肆無忌憚”的小人也是少數。而中間的大多數人即是君子與小人的多方麵的對立統一體。所以說，一個君子隻能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和在對待和處理大多數重大事情時實行“君子之道”，重要的是心存“君子之道”。而在某些情況下和小節上實行“小人之道”，而要“過則無憚改”。而小人則是本質上、大體上都心存和使用“小人之道”。小人也可能因某種目的和需要實行“君子之道”，也可能因某種成功或“頓悟”之後實行“君子之道”。佛教特別規勸小人變為君子，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君子立德、立言，君子坦蕩蕩，所以較容易得壽。小人立功、立言，絞盡腦汁算計別人，少數人
可能得權、財、色，滿足短暫的勝利的快樂和欲望。但是小人長戚戚，多數人要麵對和忍受失敗的痛苦
和悲慘的結局。世界上沒有始終不失敗的小人。
3*。有才的君子必須深知小人之道，隻是不恥於作小人。第一；君子與小人是同處在社會中相對立相對比而存在的。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代表著先進與落後力量的矛盾和鬥爭，是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力量。第二；君子為自保，為防止受小人暗算，為警惕自己不至淪落為小人，必須深知小人之道。第三；君子為了正確地對待小人和幫助小人，必須深知小人之道。第四；君子在受小人損害時，為了反擊小人，保護自己，應適當而有效地的用小人之道反製小人，也要深知小人之道。所以，不懂小人之道的君子就是“腐儒”。
【十】。以“一切人生而平等，即人權”為核心的的普世價值觀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內容，是所有古聖先賢的理想，是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以普世價值為內容的民主法製是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體製進步的體現。但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現有的民主法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本內容隻能仍是以“一切人生而平等，即人權”為核心的的普世價值觀，但它應比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層次應更完善更高級。
《10-1》。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快速和高度的發展，使勞動生產率大大的提高。一方麵使社會財富、民眾的教育水平、社會文明和社會福利大大的提高。另一方麵也給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周期性的經濟金融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為了克服資本主義危機以挽救資本主義，在一些傑出的、開明的政治家的帶領下，和廣大民眾的參與、配合和鬥爭下，現在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都實行了普遍的、不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製度，它們是以普世價值觀（即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法治、人權等）為內容的政治製度，該價值觀的核心是“一切人生而平等” 。人權就是普世價值。這些國家的政治決策體製的“權力製衡”功能，由於占多數的社會中產階級的參與，大體上符合優化決策原理，即“中庸之道”的運行特性。例如，美國立國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 在絕對平等或是極端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它是用法治（憲政）來限製極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製度限製極端自由主義之害，造成一種萬變不離其“中”（中庸）的優化決策機製。即便決策人物壓根兒沒有領教過“中庸之道”經典理論，甚至當事人思想失之偏激，這種體製仍然有可能提供大體上決策趨向於“中”的必然性。
《10-2》。由於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上，在全國範圍裏基本上消除了“工農、城鄉、地區三大差別”，形成了以中產階級為主體，這是成功地實行民主製度的經濟基礎。許多國家實行民主所造成的社會混亂、動亂或分離主義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這些國家內部存在這3大差別。其次是有些國家還參雜著宗教、種族、語言的差別，使國家動亂不止。比如，加拿大，泰國，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
《10-3》。中國古代也早有“均貧富，等貴賤”、“劫富濟貧” 等追求平等的說道，例如孔子的“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老子：“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孟子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
佛祖也主張“眾生平等”。
美國《獨立宣言》中大聲宣稱：我們認為‘一切人生而平等’這一真理完全符合基督教的“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柏拉圖所著《理想國》；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裏說：“全體公民都天賦具有平等的地位”，“平民政治惟一的基本原則就是以個人的價值為根據，讓所有人幸福生活的平等原則”。
列寧斬釘截鐵地指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 。民主已成為人類的共同價值和世界的曆史潮流。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自由、平等、公正、博愛是人類普遍的政治價值。恩格斯曾經評價說，平等觀念“特別是通過盧梭起了一種理論作用，在大革命的時刻以及在大革命之後起了一種實際的政治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中自然起著很大的鼓勵作用。” 所以社會文明的進步發展實際上就是人權的進步發展、人人平等權利的進步發展、人人個性自由和全麵發展的進步發展。
《10-4》。以“平等為核心內容”的普世價值觀是合乎現在各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意願的，是反對少數人對“權力”和對“財富”的壟斷和掠奪的，是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一方麵，現有的民主製度是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展的產物，民主法製的每一項的發展進步都是廣大民眾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成果。實際上，沒有一個資本主義政府和老板會喜歡民主自由製度。另一方麵，資本主義民主雖然解決了“權利私有”的大問題，但是沒有完善的解決“權力私用”的問題，就是“以權謀私”的問題，不能將政府首腦和官員的執法行政的權力完全鎖在規定的籠子裏，更不能將“壟斷財富”者非法掠奪國家社會和民眾財富的權力完全鎖在規定的籠子裏。因為這些製度都是在他們的強力影響和幹預下製定出來的，他們一有機會，就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亂用權力，結果往往能夠給國家社會和民眾造成巨大的災亂。這也是國家間產生戰爭的根源。美國這次金融經濟危機就是華爾街的經紀人CEO們，如麥道夫（Medoff）之流貪婪的掠奪社會財富超萬億美元的結果。
《10-5》。隨著民主製度愈趨完善，“掌權者”和“掌財者”以權謀私的機會就愈少。但是製度不可能堵塞所有漏洞。因此，隻有當他們中的多數的道德水平提高到君子的層次，在思想行為上都能自覺地踐行“中庸之道”時，才有可能基本上解決“以權謀私”的問題。就是說，完善的民主製度隻能在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級的、基本上克服了道德危機的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實行。[5][6] 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應該是發展和完善現有的‘一切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為核心民主製度，而不是廢除它和不采用它，因為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又返回到反動的落後的封建專製和法西斯獨裁。現在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而無可避免地采用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因此，民主製度就成為現代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不可阻擋的潮流。
《10-6》中國現在尖銳的“貧富對立”，就是有約500~1000個以太子太妹為首的官僚買辦權貴集團，他們的權力是因為沒有為民主法製所約束，以使他們能夠輕易地掠奪國家社會和民眾財富的結果。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口號，應該說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但是，其現實社會是連民眾的“基本人權”和社會福利都得不到保障，中產階級弱小而貧困化。現在共產黨連用龐大的武力也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越維穩越不穩，甚至 “買菜刀”也要用實名製，並由北京傳到上海，再傳到廣州，似乎將成為代代相傳的“國寶”。在這種現況下，何來“和諧社會”？因此，中國的問題恰恰是拒絕采用以普世價值觀為核心的“法治民主”製度，和極力維持“一黨專政”的結果；是無法保護和擴大中產階層及其利益的結果；即是違反“理性”和“中庸之道”的結果。
《10-7》。現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家族集團之所以極力反對“人生而平等” 為核心內容“普世價值”，是因為中國目前的社會還是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正如李澤厚所說，中國現在還是處在“封建資本主義”階段，人們的富貴等級基本上是由封建特權的地位來決定的，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尚有非常大的距離。就是說，封建特權勢力還很強大，比自由資本主義的力量強大的多。這些家族集團所聚集的巨額財富不是通過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而艱難取得的，而是依仗其家族的特權優勢地位輕易地、非法地掠奪而取得的。因此，他們必然會反對以“平等”觀念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而極力維護現有的“一黨專政”，以保證他們的特權地位代代相傳。
不管“人權、平等”是否為普世價值，中國的權貴操控政府，長期對內鎮壓維權、武力維穩，對外到處樹敵，這就是中國的“以人為本”和“和諧世界”？這能維持多久？
《10-8》。但是，由於每個人及其所處的環境的千差萬別，要求每個人之間的“絕對平等”是毫無意義的。因此，社會和文明的發展和進步會使每人逐漸得到生存、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的平等權利，這是應該和必須做到的。社會主義者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社會應是每個人能夠自由、全麵地的發展”，不就是“人生而平等”價值觀的更高級體現嗎？不就是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普世價值更完善更高級嗎？所以反對“平等、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的中國官僚買辦集團，實質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特權的既得利益集團。
【十一】。人類社會中的掌權者和掌財者何時才能實行“中庸之道”？
《11-1》。人類社會的悲哀在於：是直到現在為止，社會文明尚未達到由有“中庸之道”的君子來領導社會，也就是說，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還都無法實行“仁政”。孟子在2500年前見梁惠王時，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孔孟之道植根於大陸平原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所以2千多年來，重“義”輕“利”，要求統治者實行中庸之道的“仁政”，要求老百姓（小人）無“犯上作亂”，要求每個人都應遵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道原則。並極力讚美宣揚堯舜禹湯實行“仁政”的典範。但堯舜禹處在原始社會，老百姓沒有剩餘財產可以被掠奪，所以他們隻能“與民同樂”，實行仁政。傳到湯時，由於生產有發展，有了剩餘物品。掌權者者就成為有權力掠奪壓迫民眾的統治者，奴隸製也開始興起，所以湯開始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而成為家族統治的王朝，堯舜禹湯的“仁政”，即“中庸之道”就成為不合時的宜破爛扔進曆史的垃圾堆裏去了。以後再無“施仁政”的皇帝和統治者了。
《11-2》。再看西方文化起源於2500年前的古希臘，植根於海洋的海盜搶劫掠奪生活。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信奉“叢林法則”和重“利”輕“義”的文化和思想行為方式。耶穌看透了富人的貪婪，也隻能無可奈何地告誡富人說：“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但是人們還是為了掠奪財富而不懼怕進不來天堂。從上到下，主導人們的生活準則就是“強權即是公理”和“弱肉強食”。由於從15世紀起，新大陸的發現、科學的萌芽和人們財富的增加，導致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為反對羅馬教皇的黑暗統治，耶穌的“平等、自由、博愛”的人生信條逐漸為愈來愈多的人所接受和信奉。它即是資本主義初期生產發展和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而人們的接受和信奉它們也有利於抑製資本主義的惡性膨脹，再加上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剝削和生產過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所激起的民眾的反抗，迫使資本主義社會逐步向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政治製度的方向發展前進，也就是社會在向“理性”、“人人平等”和“中庸之道”的方向前進。這裏，19世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20世紀羅斯福的新政和4大自由；和鄧小平的初級社會主義將推動整個世界上的各國以不同的方式從資本主義社會緩慢地逐步地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而使人類社會文明和人類的思想行為也會逐漸走向“中庸之道”。
《11-3》。然而，社會發展到今天，即使現在發達國家的“後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權力和財富權力仍然為少數人所掌控。他們不願意跟平民大眾講“平等公正”，否則，他們隻有放棄他們所擁有一切。現在危害各國社會民眾和世界和平的根源在於各國都有少數人在政治上對“權力的壟斷”，和少數人在經濟上對“財富的壟斷”，但是，沒有一個政府和一個壟斷資本家喜歡“民主法治”製度，他們都是被迫接受和陽奉陰違的，一有機會，就發泄自己的貪欲，千方百計地詐騙掠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而各國現在的法治和民主，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尚無法將“權力壟斷者”和“財富壟斷者”們馴服，將他們的權力牢牢地鎖在規定的籠子裏。隨著世界各國的民主政治製度在進步的過程中，一麵完善“民主法治”製度，以便能將鎖二者的籠子縮小。一麵人們的道德水平也會隨著提高，就表示廣大民眾掌握的實權在增加。隻有使大多數政治和財富的“掌權者”都難以做到“以權謀私”；而可能作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的君子時，社會隻有發展到這種境界和高度，在上位者才有可能較普遍地實行“中庸之道”。這其實就是全世界都開始走向世界大同的社會主義社會。[6] 作者在《發達國家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將走向何處？》[6] 一文中指出，隻有當現在的發達國家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在克服了“能源危機”和“道德危機”之後，才有可能逐漸走向真正的民主法治完善的、生產率非常高的、個人能夠全麵自由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十二】。“中庸之道”是現代人的生活快樂幸福之道，也是事業成功之道
前麵說過，君子立德、立言，君子坦蕩蕩，與世無爭，所以較容易得壽。小人立功、立言，為獲取功名利祿，絞盡腦汁算計別人，少數人可能得權、財、色，滿足短暫的勝利的快樂和欲望。但是小人長戚戚，多數人要麵對和忍受失敗的痛苦和悲慘的結局。而在現代發達國家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人的基本物質生活有保障和無生命威脅的條件下，踐行“中庸之道”是現代人的生活快樂幸福之道，也是事業成功之道。
《12-1》。不僅每個人的生活態度和目標不一樣，而且一個人的生活態度和目標也會隨著環境、經曆、學識、年齡和對生活的體念的改變而改變。人在年輕氣盛時，往往想成就一番大事業。而在年老氣衰、事業無成時，往往淡泊名利。孔子年輕時想做官，也做了官。在道不行時，想“乘浮桴於海”。最後，孔子對他的弟子談到自己的誌向時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就是說，一個人的興趣、愛好和誌向不是一生不變的。
《12-2》。現代君子必須深知小人之道。對一個現代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作君子，因為在這“君子謀道而不為謀食所累”的時代，隻要不作“權、財、名、色”等欲望惡性膨脹的奴隸，幾乎可以做到無需作“損人利己、貪贓枉法、驕奢淫逸”的小人，將為自己的理性、幸福快樂和為社會謀福利統一起來，可以作一個堂堂正正、坦蕩蕩的君子。但是在這一切都靠交換的市場經濟發達的時代，也要會防小人暗算，以保護自己。所以君子也必須深知小人之道。必要時，還要以小人之道還擊小人，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在現今時代的君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12-3》。人們都敬仰世間的許多超人，他們是改變曆史進化的曠世奇才、探索家，政治家，大發明家，大總統，英雄豪傑、文學藝術大師等。這是許多年輕人和胸懷大誌者們的人生追求目標。現在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一個人從生到死，都有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隻要想讀書，基本上人人都有上大學的機會。而且，社會已進入知識經濟和網絡時代。這是一個可供每個人更多選擇和機會的時代。智能也可以創造財富，不需要比力氣，也不需要大量的金錢作資本去買機器、設備、原材料。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個人在事業上的奮鬥成功幾乎可以完全用“君子之道”，而不需要用損害他人或者使用欺詐手段的“小人之道”。隻要一個人的創業有好的開端和發展前途，還可上市集資，將事業做大做強。
比爾•蓋茨的成功就是明顯的例子。蓋茨不但是編程天才，發明了世界最快的排序算法。在高中時就創立了盈利的Traf-O-Data公司，也是商業天才，而且，他不是一個人創業，而是和保羅•艾倫一塊兒創業。拿破倫曾說過，“我的所有戰績可以被遺忘，但這個(拿破倫法典)一定不會”。可見拿破侖還是大有功於法國和現代社會的，算得上是幹了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英雄人物。但是拿破侖好像說過，他一生真正快樂的日子隻有7天。52歲時死在聖海倫納島。
《12-4》。對人一生中的最首要的、也是最低的要求是要知道保護自己和愛護自己。不能犯那種低級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錯。1*。比如，有些心理不平衡的人，特別是青少年，他們為了炫富、炫酷、炫勇、充老大、意氣用事、打抱不平等而出車禍、搶劫、鬥毆傷人，造成大錯（罪），或者因情和某種失意失敗而輕生。 2*。前麵已經說過，在現代社會，一個人一生的道路選擇可以有多樣性和可變性。人一生下來時，不會是壞人。而最主要的一條，是防止一個人，特別是在其青少年時期由君子變成小人。因為由君子變成小人容易，而由小人再變回為君子就難上加難了。 3*。任何一個社會中的犯罪問題是與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社會環境和政治製度有密切的關係的。社會文明的進步發展會逐漸走向更加“公平正義”，更廣泛的實行“中庸之道”，定會減少犯罪問題。但是，犯罪心理與性格和DNA有某種關聯，是毫無疑問的。而這種關聯有多大，未來能否用DNA療法予以減弱或者消除，或者將犯罪心理弱化為犯錯心理，就不得而知了。
《12-5》。孔子提出了人生在3個時期的三戒，值得每個人注意。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罪莫大於可欲。過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這裏，孔子和老子看透了人性的弱點，對人生在三個階段中容易犯的罪過咎的看法，真是“君子所見略同”，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人在30歲以下的少年時，血氣未定，精力過剩，偏激衝動而又不考慮成敗得失，意氣用事，易為外界聲色犬馬所誘惑而犯罪。在中年時，血氣方剛，總喜歡跟別人攀比，事業成功時想勝過別人，壓倒別人。失敗時怨恨別人跟自己過不去，要報仇雪恨，使自己起死回生。這就容易犯過錯。老年時，血氣既衰，老想多得到別人的尊重關懷和孝敬，自己又常以過來人自居，擺老資格，不知後生可畏，看不慣年輕人的所作所為，引起別人的反感和厭惡。用現代的觀念來講。就是“代溝”。所以孔子說，老而不死是為賊。這都是違反“中庸之道”的結果。可見，人的性格與其荷爾蒙的變化也有關係。
《12-6》。一個現代人，特別是年輕人，如何過好自己的一生，不管是想過平淡幸福的生活，還是要追求某些精彩的自我表現，或者決心成就一番大事業，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在為人處事處世上，應修煉自己的言行盡量符合“中庸之道”。但是絕對不能不深懂小人之道，否則，就會吃虧上當，賠了夫人又折兵，為他人作嫁衣裳。無論他是從事科學技術、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藝術等，都需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不可能靠一時的衝動、僥幸就取得成功。成功都是多次失敗後改正錯誤的結果。
當然，在現代的戰場、商場、官場上，“縱橫捭闔”、“虛虛實實”、“出奇製勝”、損人利己也可能有用武之地，但不可能長久廣泛地運用而不失敗。因為在現代社會，你所麵臨的不是一個敵人，而往往是有許多的競爭者，而且需要廣泛的合作夥伴和團隊，你或者可用“陰謀詭計”擊敗一個敵對者，但你同時會“犯眾怒”而陷入孤立的境地。這就迫使一個要想走向成功的人實行“中庸之道”，與大家能夠共存共榮。當然，這道理對壟斷資本家、詐騙犯和依仗特權的人來說，算是例外。
因此，任何人事業的成功之道都沒有捷徑可走，機會隻給那些準備了充分條件的人。對於如何創業，想成就大事業者，應該理性地去規劃，在實行過程中要善於及時的調整計劃和實施方案，所謂“多謀善斷”，就是要用理性作抉擇，堅持奮鬥到最後。下麵簡要地談幾個重點。
1*。首先，知己知彼，選對目標，抓住機遇。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要確定你所選定的目標是你的愛好、興趣和追求某種有益於社會事業的理想呢？還是為了滿足你對權、名、才、色等的個人欲望？如果是後者，將很容易變成為自私自利和不擇手段的小人，就會頻繁的與他人的利害發生衝突，難成大事，人生也難以快樂幸福。
2*，如果是為了追求某種理想，就應全麵了解認識自己、對手和環境。揚長避短，以發揮自己的優勢。楊振寧初到美國時，決心主攻實驗物理學。在導師的啟發下，和自己的研究過程中，認識到美國同行的實驗能力遠超自己，而抽象思維能力遠不如自己。後來改為主攻理論物理學，而與李政道一起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世界上沒有目標的人在為有目標的人達到目標提供條件。弄清自己需要得到什麽，會失去什麽。作任何事，總是“禍福相倚，得失相隨”的。
3*。一個人在完成事業的過程中，要經得起失敗和成功地考驗。學會自我調控。最適應於改變生存環境的物種，才能“適者生存”。要樂於幫助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4*。最後要堅持：丘吉爾：“成功地秘訣就是堅持、堅持、再堅持”。拿破侖說過：“我成功，是因為我誌在成功”。北京青年劉偉，自幼失去雙臂，從19歲開始追逐自己的夢想，現在已經成了能用雙腳趾演奏鋼琴的音樂家，使“中國達人秀”的現場觀眾留下了感動的淚水，得到了中外無數網友們的讚賞和敬佩。劉偉能做到的，有誌者，事定成。
《12-7》。下麵，介紹一下林語堂大師的生活態度作為參考。
林語堂從來不掩飾他對儒家思想的推崇，但他同時又喜歡道家的練達和超脫。在“中庸哲學“一節中，他這樣說道：“我們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義，一半儒家主義”。 在他看來，人生最佳的狀態莫過於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之間的“半半狀態”。他認為最快樂的人生是“恰到好處”的努力工作和享受生活相結合，對於“為工作 而工作”和過於慵懶閑適的生活，他認為都是過於走極端，不符合中庸的原則，因此是不可取的。
他自己就是這個生活原則身體力行的榜樣。他一方麵勤奮寫作，一直到70 多歲高齡還堅持筆耕；在高產的年代裏幾乎每年一本著作。那本著名的 “生活的藝術”，隻用了三個月就寫成初稿(700 多頁)； 但在另一方麵，他又非常善於享受生活，對自然充滿了天然的興趣。可以說，他是一個具有詩意情懷的中國人。生活對於他，是“七十年的快樂旅途”。林語堂的“半半哲學”，不是鼓勵人們無休止地與命運抗爭，也不是讓人盡情享樂，它告訴人們真正的快樂，是來自和自然與環境的和諧共存，順之天道，在自然的狀態和過程中體會深刻的人生意義。這是怎樣一種詩意的人生?
清代學人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 裏把這種生活狀態描繪得很美妙：
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半中歲月盡悠閑，半裏乾坤寬展。 半郭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半耕半讀半經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華半實庭軒。衾裳半素半輕鮮，肴饌半豐半儉。 童仆半能半拙，妻兒半樸半賢。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讓將一半人間。半思後代與滄田，半想閻羅怎見。 飲酒半酣正好，花開半時正妍。半帆張扇免翻顛，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繞滋味，半多反厭糾纏。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隻半。
人生本來就是苦樂參半，絕無完美。「半半」哲學就是指這一種中庸的精神境界。
《12-8》。 民間流傳的《不知足歌》，深刻地描繪了非“中庸之道”的人的生活態度。
“終日茫茫隻為饑，方得飽來便思衣。衣食兩班俱豐足，房子又少美貌妻。娶下嬌妻並美妾，出入無轎少馬騎。騾馬成群轎已備，田地不廣用難支。買得田園千萬頃，又無官職被人欺。七品五品猶嫌小，四品三品猶嫌低。一品當朝為宰相，又想神仙對局棋。種種妄想無止息，一棺長蓋念方灰。”
《12-9》。結論：1*。一個人的一生無非就是隨時隨地在“禍福、成敗、進退、得失、取舍”之間作選擇或抉擇。對於日常芝麻小事的抉擇，靠其習慣思維。對於大事，就要經過縝密的思考分析，或許還要請別人參謀後，才能最後作出抉擇。如何抉擇，主要地取決於其性格。所以性格決定命運。性格是過去是否踐行“中庸之道”所累積的習慣思想行為。
2*。“禍福、成敗、進退、得失、取舍”是相對的，對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但要警惕“禍福無常，動輒得咎”，“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物極必反”等突變。
3*。社會在發展，文明在進步。在現代國家和社會，已經基本達到了“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時代”。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生活工作事業都可能有幾種選擇。現在即使搞政治，像華盛頓、傑弗遜、小羅斯福等，也可以實行“中庸之道”。當富豪，像比爾•蓋茨一樣，將所有財富死後捐贈給社會，這也是“中庸之道”。
4*。因此，每個人在作為人處事處世的抉擇時，應該牢牢地記住許多合乎“中庸之道”的為人處世處事的古訓。如，“禍福相依、成敗相伴、得失相隨、天道無私”，“天道酬勤”，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退一步海闊天空”，“施比受更有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等；無為“欲望、不知足、貪便宜、舍不得”等情感所左右，領悟“知足常樂”的真諦。
作為現代社會的君子，應該有兩手。一方麵心中應長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庸之道”，在為人處事處事作抉擇時，應用理性盡可能作到“不偏不倚，去其兩端而執中”的各種選擇。另一方麵，也要深知“小人之道”。在維護和擴大社會和自己的正當權益時，要善於和慎重地運用“小人之道”，比如投資生財避險之道等。將這兩手適當的統一結合起來，善於從“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中作抉擇。當然，對不同的人來說，利害輕重的意義是不相同的。因此，善於做抉擇的人也就易於走向人生快樂幸福和事業成功之道。
====全文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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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澤東：”1957年在《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中明確指出：“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
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98頁）以後又多次加以論述和應用，並肯定：
“一分為二”是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提出來的。
[10]。毛澤東在中 共七大上針對國民黨人鄧寶珊所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指出
“他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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