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口述，米鶴都編撰〕
北京市革委會的副主任吳忠有一次表現很壞，他造謠說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進行了串聯。我雖然是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但當時我是被押送著去開會的。吳忠自然要向上麵匯報我的情況了。
會議安排上，可能是因為女同誌少，也可能是誰都不願和我住在一起，所以讓我一個人住一間房，而參加會的李××、張××、劉××，他們三個人住在一個房間。
會議期間，因為林彪的事吧，突然通知說休會。他們三人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也不知情。可他們認為我可能知道點什麽，想從我這探聽一點風聲，就讓我到他們房間裏去坐一會兒。我開始不想去。他們說，沒關係啊，來坐一會兒。我去了之後，他們就問我這到底怎麽回事？我說：我不知道。第二天他們又拉我去坐一坐。我去了後，又問這件事。我說：這麽大的重要政治問題，我們別在私下談。我想，我是被押送來參加會的，傻子也不會在這個會上說什麽呀。我和別人串聯，能起什麽作用啊。而吳忠就根據我的一句問話，編造說，誰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就打倒誰，如何如何的話。然後發了簡報，在政治局傳閱。
總理看到了，說要開會批評我。我莫名其妙，因為我和林彪、葉群沒有說過一句話，和林彪黨羽、部隊的人一概沒有什麽聯係，在會上也一句話也沒說。說我串聯，都是吳德、吳忠他們強加的。他們的目的就是獻媚，踏著別人肩膀向上爬。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為我看透了。那些那麽高地位的領導人，都在為自己立點功、向上爬，而說瞎話、整別人。在黨內高層，這還真不是個別人，好多人都這樣。
毛澤東從一開始時就搞AB團，一直到延安整風，再到文化大革命，不斷地搞這些運動。不知整了多少人。這些運動把黨內的許多幹部都整成畸形了。在這些運動中，這些人也都在表演。很多人在那裏說瞎話，不要臉，沒有一點人格。
十年文革，我失去人身自由八年，就是因為以前我太傻，跟著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走。對這個《五·一六通知》實際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目的。毛澤東有毛澤東的目的，我們有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就是曆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怨要解決，但是這些積怨還沒有解決就鬧翻天了，大亂了一場，結果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增加了災難。
我對自己在文革這段的評價，有幾件具體事情：
我的一個直接的錯誤是，文革開始時一些學生來告狀，說一個姓韓的學生包庇了他被劃為階級敵人的父親。學生們要把他抓到學校裏來審查，我聽信了並且同意了。這是非常錯誤的。但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錯了，當麵向他道了歉，又在全校群眾大會上做了檢討。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學生們寫了一張批判鄧小平是走資派的大字報，即所謂的第二張大字報。他們事先沒有跟我打招呼，寫好之後叫我簽名，說毛主席都講了劉鄧司令部的問題。我當時心裏不想簽，但不簽好像態度又不對，沒有理由回拒。簽這個名，是我的錯誤，我得承擔責任。
關於陸平和彭佩雲的案子我始終沒接手。工作組在的時候沒有交給我，工作組離開時也沒交給我，安排原來的學生繼續看守陸平。那些學生多次找我，但我不接手，我不管。他們對我說，陸平的夫人在煙盒裏給他夾紙條，我一笑了之，說人家不能見麵寫個紙條還不行啊？但是，我心裏覺得總把他們關在那裏是不行的。陸平的問題不解決，一大批幹部的問題就不好辦。但是我確實為此事轉托李訥請示了毛澤東，他避而不答，我更不敢自作主張了。如果我應該檢討的話，那就是我不該過多考慮個人的利益，怕擔責任。
除了一次比較文明地批鬥陸平等人外，我沒有主動指示任何一個人去批鬥、去抓、去打別人。但是，在我當時的位置上，也有錯誤，沒有管好那些批鬥人的人，也沒有保那些被批鬥的人。在會議上，在廣播裏，我隻講不要隨便抓人打人，這是違反政策的。可是我沒管住，我也應負責任。特別是學校武鬥的事，雖然大型武鬥被製止了，但校內小的武鬥還有。
當時寫那張大字報，是在氣頭上，後來冷靜後覺得，根本不應該去響應什麽中央號召，寫什麽大字報。因為一提了意見，就上當了，就進了是非窩了。打個比喻，在客觀上，我們的大字報被毛澤東當成了點燃全國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火柴。現在追查著火的原因，不追放火的人，而是追火柴是哪個工廠、什麽人生產的。拿大字報當火柴點燃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鬧出了十年災難，可當初做火柴的人怎知道會搞成十年的災難啊？古今中外追查失火的原因，都是追究誰點的火，沒人追究誰造的火柴。而中國就是追究火柴是誰造的。放火的人是四個偉大的毛澤東，他自己已經承認文化大革命之火是他點起來的，但沒人追究，一直沒完沒了追究火柴是哪個廠子做的。
在監獄審訊時，預審員對我說：你上了江青的當了。我說：不是，是上了毛澤東的當。他說：你不能這麽說話呀。到今天，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文革這個火形成一個大災難，怎麽起來的，這個火是誰放的？而且，其餘做火柴的人，有的早早退出，有的被吸收加入了梁效的寫作班子，都沒有事。隻有我一個人還在這裏麵折騰，折騰了快半個世紀了，還沒完。
在今天來看，我認為那張大字報在當時的環境下並沒有錯。這是從我們當時的目的來說的，大字報本身隻是想解決北大內部的問題，而且是要反左的那套壓製不同意見、整人的做法。從我們對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理解來說，從組織觀念來說，我們寫這張大字報也沒錯。所以我寫的回憶錄裏，沒有檢討這個大字報，現在我也沒檢討過。
另一方麵，它的客觀效果當然是不好的。我們使用的文字，上綱上線都是不對的。因為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利用了，對文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沒有想到中央要派工作組來解決北大的問題，更沒有想到毛澤東要在全國發動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大字報直接給陸平、宋碩、彭佩雲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對此我願意表達我深深的歉意。
我對毛澤東的基本看法，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絕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自己說的很對，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但是這個加馬克思到底加多少還依然是個問題。我是在文革中看透他的，他的那個“五七指示”一出來，我就覺得，這就是他所要奮鬥的那個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藍圖。有帝王式的東西，又不完全是帝王式的，但也不是社會主義，什麽都不是，就是烏托邦。
再有就是他那個“吐故納新”的最高指示，我也非常反感。這正符合他開展文化大革命和奪權的目的。他當時就是要打倒一切，整個奪權，換成新一代擁護他思想意識的那些人，或是些弄不明白而傻跟著偉大領袖的人。在北大奪權這一天開始，我就看出來這個問題了。毛澤東要打倒一切，要整個的奪權。如果要奪走資派的權，是奪某個人的權，整個國家都奪權是要搞什麽呀？那隻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當皇帝！
江青任何時候都要出風頭。她在當演員的時候就要出風頭，然後她跑到延安，找上毛澤東。現在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要把“四人幫”和毛澤東區分開。我認為江青說的一句話很準確，符合實際。她說：我是毛澤東放出來的一條狗，叫我咬誰我咬誰。江青自己也願意當這條狗，她願意出風頭。她和毛澤東都認為，將來的天下是毛澤東的。就是毛澤東死了，再換人也是毛澤東的天下，他們堅守的就是這個。
江青想自己當女皇。說透了，毛澤東也是想讓江青當皇帝的。但她這個人，沒有水平也不懂事。可她一衝上去，就不會掉下來了。江青本來做不成大事，毛澤東卻寄希望她能做成大事。我認為毛澤東為保證執行他的指示，他也願意叫江青出來。但是，毛澤東後來看到她不能成大事，才啟用了侄子毛遠新。總之，毛澤東的態度就是讓他的家人世襲他的位置。
江青這個人是想當女皇，但她沒有當女皇的素質，不僅沒有那個能力和水平，也沒有那個氣度。通過和她近距離的接觸，可以感覺在細節上，什麽都得她說了算，什麽都得聽她的。別人不能有一點不同意的表示。我們這些學生、群眾組織的領袖開會的時候，我沒有見過有人敢頂撞江青的。
對於她的胡說八道，你可以心裏不同意，在實際行動中可以不按她說的做，但是不能當她的麵表示不同意。當你不讚同時，就別吭聲，就不會被她抓住把柄、被她利用了。大概是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記不清楚時間了。她批評我們隻反王、關、戚。她說：你們不要老揪住王、關、戚了，他們是劉少奇的小爬蟲，你們要反大個的。讓我反“大人物”，意思就是反周恩來。那我就裝糊塗，不表示什麽態度。
相反的是，文革早期，江青叫陶鑄去支持盧正義，支持吳傳啟〔注〕，說他們的大字報是革命的大字報，要陶鑄去表態。陶鑄耿直，就說：吳傳啟是國民黨，不能去支持他。江青說陶鑄：那你還是國民黨呢。陶鑄就頂了一句說：那毛主席還是國民黨呢。兩人當時就吵起來了，這是我聽說的，他們可能是在中央文革吵的架。從那以後，陶鑄就從第四位掉下去了，而且被迫害致死。
謝富治這個人在文革中是緊跟的。有人說他生活儉樸，生活儉樸不儉樸我不清楚，我沒有跟他參加過什麽活動，也沒有到過他家裏，不知道這方麵的事。但他這個人是向上爬的，想升官，不問是非。隻要是領導說的，對他有利，他就照辦。他對江青那簡直就是肉麻的吹捧。
〔注〕吳傳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所的幹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寫了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哲學所的負責人。同月２５日，教育部幹部盧正義也針對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長和教育出版社的領導貼出大字報。這兩份早期的大字報與聶元梓的大字報，前後都曾上報給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編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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